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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起来，换到播放《军事外科医院》的频道。我把盘子拿进厨房，把吃剩的烤面饼扔进了垃圾桶。我从冰箱里取出一罐啤酒。我想喝得晕乎乎的，寻找一种良好的感觉。
我把啤酒拿进起居室里，开始看电视，想注意力集中地看上一集《军事外科医院》，不再考虑自己的事。
我发现观众笑得最厉害的正是我最喜欢的那些台词。
我关掉了电视机。
简在9点左右回到了家。我已经灌了8罐啤酒，即使感觉不是最好，起码不再关心我的那些糟心事儿了。她看着我，皱了皱眉，然后走过我身边，把笔记本放在厨房的桌上。队桌上拿起我放在那里的奖券，“这是什么？”她问我。
我已经忘记我赢得了一顿晚餐。我看了看她，把手里的啤酒一饮而尽，“祝贺我吧，”我说，“今天上班时我抽中了一张奖券。”
她念出了奖券上的名称，“爱丽斯饭店？”
“对。”我说道。
“太棒了！”
“没错。棒极了。”
她皱着眉头又看了我一眼，“见鬼，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我说，“什么事都没有。”我喝光了啤酒，把空罐放在桌上，跟其他空罐放在一起，歪歪扭扭地走进卧室，把自己扔到了床上。
3个星期之后，我们去爱丽斯饭店吃饭。
我是在郊区长大的男孩，除了快餐连锁店以外，从不记得进过任何一家饭店。从麦当劳到乐芙，从黑色安格斯到唐乔斯，我经常光顾的这些餐馆都不是私人拥有的正式餐馆企业，而是干篇一律的供应便餐的合作式饮食店，在那里就餐因为它们整齐划一的服务质量让人感到格外舒适。当我们从饭店的入口处走进去时，看见了幽雅的室内装潢，气度非凡的老主顾们，我意识到我不知道在这里应该有怎样的举止，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为了跟饭店的老主顾们从外表上相一致，我们两人穿得十分正规，简穿着她的长礼服，我穿着面试时穿过的那身套装，但是当我们坐在其他就餐者中间时却感到了一种不和谐的气氛。我们似乎比其他就餐者年轻了十几岁。不仅如此，我们不会正常付账，而是将那张愚蠢透顶的礼券交给他们。我把手伸进裤兜，摸着那张有些变皱的奖券的边沿，我很想知道自己是否带够了付小费的钱。我突然希望我们根本就没有来。
我们提前两个星期预定了座位，所以一进来就有座位，他们还向我们提供了一张手写的当日特色菜单。从我的判断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的选择。只有一种饭是现成的，还有一种多道程序的菜式。我向男招待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把菜单还给了他。
简也跟我一样。
“先生，你们想喝些什么？”男招待问我。
开始，我看了看放在我面前的酒类目录，不想暴露出自己是外行的样子，我研究了一会儿图录，然后用目光向简求助，可是她只是耸了耸肩膀，目光转向了别处，我只好指了一下目录中间的一种酒名。
“非常好，先生。”
过了几分钟，我们要的酒和第一道菜，一种用熏娃鱼制作的开胃菜端上来了。我的杯子里倒上了酒，我用电影里的学来的方式抿了一小口，然后对男招待点了点头。他在我们的酒杯中又添上了酒，之后便留下我们自己就餐了。
我的目光越过餐桌注视着简。这是我们两人这个星期以来第一次一起吃饭。有许多合理的原因——她得去看她的妈妈，我得去西尔斯检查一下我的刹车；她得去图书馆学习，不过，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在互相避开对方。现在我看着她，我意识到我不知道对她说什么好。任何话题都会显得十分勉强和尴尬。我们曾经拥有的和谐、自然的关系似乎已经不翼而飞了。以前轻松而信口开河的谈话现在变得异常艰难、忸怩和不自然。我知道，我跟她正在日益疏远起来，就像我跟所有人那样。
简往餐厅周围看了看，“这个地方很不错。”她说。
“是的，不错，”我同意她的看法，“真的很不错。”我在说完这句话之后再也想不出该说什么好了，因此便又重复了一遍，“真的很不错。”
这里的服务真叫绝。我们餐桌的男招待无形地分成了两班，他们并没有走来走去，使我们感到任何不舒服。每当一道菜用完之后，便会有一名招待无声无息地、敏捷地拿走空盘，换上下一道菜。
简吃完沙拉之后喝光了杯里的酒。我向她的杯子里添了一些，“我跟你讲过博比。特塞登的母亲吗？”她说。我摇了摇头，她便开始讲述今天下午在日托中心同一位过度保护孩子的家长发生的激烈争执。
我听着她说话。也许谁也没有错，我想。也许一切只是发生在我的头脑中。简的举止让我感到一切都很正常，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也许我们之间日益疏远的感觉只是出自于我的想象。
不。
真有事情发生。我们之间真的有问题了。以前我们总是共同分担各自遇到的麻烦，共同讨论学校和工作单位的困扰。我在日托中心从来没有见过她的同事，但是她总是不停地讲给我听，在我面前展现出一副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我知道他们的名字，我关心她的办公室里发生的一切。
但是当她向我复述今天所遭到的不公正待遇之系列政事时，我发现我的头脑在开小差。
我不关心她今天的时间是怎么度过的。
我的心里已经容不下她了。我已经听不进去她的声音了。
以前我们一直保持着均衡的、现代化的关系，我总是把她的工作、事业、社交看成跟我自己的一样重要。这决不是表面文章，我也不是出于责任感而强迫自己，而是诚心诚意地感觉到我需要这样做。她的生命跟我的生命一样重要。我们两个人是平等的。
但是现在我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
活见鬼，她的问题跟我的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
她在唠叨有关孩子们的问题，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真令我烦恼，而且它很快变成了愤怒。我没有告诉她我遭到了所有人的冷落，告诉她我发现自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平庸之辈……这岂不怪异，但是，该死，她早就应该注意到我出事儿了，她应该问问我的事情。她应该试着跟我谈一谈，找一找是什么东西在困扰我，使我振奋起来。她不应该装做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这些家长既然把孩子们委托给我们日托中心，”她正在唠唠叨叨地说着，“他们就不该试图告诉我们应该怎样——”
“我不关心这个。”我说。
她眨了眨眼，“什么？”
“我不关心你那该死的日托中心。”
她的嘴紧紧地闭上了，抿成了一条线。她点了点头，好像这正是她所期望的，“一切终于开始了，”她说，“现在真相终于大白了。”
“听我说，我们应该好好地享受晚餐。”
“在这一切发生之后吗？”
“在什么发生之后？难道我们就不能一起享受这美妙的晚餐和两人相伴的夜晚吗？”
“你想在沉默中享受这一切吗？这就是你想说的吗？”
“听我说——”
“不，你听我说。我不知道你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最近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为什么不试着问一问我？”
“如果我觉得这样做有用的话，我早就问了。可是过去几个月以来，你一直生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你只是坐在那里消磨掉所有的时光，一句话也不跟我说，什么事情也不做，把我排斥在你的生活之外——…”
“我的生活之外？”
“我们最后一次做爱是哪一天？”她注视着我，“你最后一次想要我是在什么时候？”
我扫视着餐厅，感到有些难为情，“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
我说。
“丢人现眼？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又不认识这些人，我今后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我干吗要在乎他们对我的看法？”
“我在乎。”我说。
“可是他们不在乎。”
她说得对。现在我们的声音已经提高了许多，我们绝对是一副争吵的架势，可是居然没有一个人注意我们，也没有人给予我们哪怕任何一点儿注意。我猜想他们不肯这样做是因为出于礼貌。但是在我的心灵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小声说，他们没有注意到我，因为我在我们两个人的周围创造了一个无形的动力场，在它的包围下没人能够看见我们。
“我们赶快吃这顿饭吧，”我说，“这个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回家再谈。”
“我想现在就谈。”
“我不想。”
她看着我。她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卡通人物。我在她的脸上能够看到夸张的表情，她一定是有了什么不寻常的想法，或者正在面对某种严酷的现实，“你一点儿也不在乎我们的关系吗？你并不在乎我。你一点儿也不在乎我们的关系。你甚至不愿意为保住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而奋斗。你所关心的只有你自己。”
“你不在乎我。”我反驳她。
“不，我在乎。找一直都在乎你。可是你并不在乎我。”她坐在那里，隔着餐桌注视着我，她看我的眼神使我不仅不舒服，而且还感到了悲哀。她看我的样子好像我是一个陌生人似的，好像她刚刚发现我是一个被克隆的人，坐在这里的是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没有灵魂的冒名顶替者。我从她的脸上看到了一种失落感，看出她受到了很深的伤害，突然感受到了孤独。我真想隔着桌子把她的手握在我的手里，告诉她我仍然是以前的那个我，我是爱她的，假如我说了伤害她的话或者做了伤害她的事情，现在向她表示深深的歉意。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制止了我，使我没能说出这番话来。有什么东西在阻碍着我。我的内心极力渴望着能够抛开那些妨碍我们的东西，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我却低下了头，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我的菜碟子。
我拿起了餐叉，开始吃饭。
“鲍勃？”她疑虑重重地、试探性地问道。
我没有回答，继续吃我的饭。
过了一会儿，她也拿起了叉子，开始吃起来。
一位男招待平静地、默默无闻地拿走了我的盘子，换上了另一盘。
第三部分
第9章 爱情不再
8月份便提早进入了秋季。
一天早上我上班时，在我的办公桌上看到一只内部专用的牛皮纸信封和一只长方形的小木盒。我提前到了一会儿；德里克还没有来，现在我一个人占有这个办公室。我坐下来，拿起了信封，看着上面一行行名字。信封的发信地址上用不同颜色的印油盖着上个月的邮戳，签着不同的名字。它使我意识到我对自己的工作有多么讨厌。当我浏览虚线下面完全应付式的潦草签字名单和部门名称时，我发现没有一个是跟我接近的。
我还意识到我已经来了多长时间了。
3个月了。
一年中的四分之一。
很快便会到半年。然后一年。然后两年。
我连看都没看就放下了信封，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压抑。
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儿，看着我面前既丑陋又空旷的办公室墙壁，然后拿起了小木箱，拉开上面的盖子往里看。
是一些名片。
好几百张名片，装满了小小的木箱。我看见在第一张名片的正面，在自动化界面公司的标志、地址和邮政编码旁边印着我的名字和头衔。
我的第一张业务名片。
我本应感到高兴才对。我应该感到激动。我应该感到某种积极的东西。可是那些像钱夹那么大的巨大名片使我深深地感到畏惧。名片预示着承诺，代表公司向我简单说明了，我将要在这里呆很长一段时间。名片在这～时刻看上去就像是一份合同的约束，持久不变的工作岗位以及责任的调查表。我想尖叫，我想把名片扔掉，我想把它们交回去。
但是我什么也没有做。
我从盒子里又取出了几张名片放进钱夹里，把其余的放进了写字台最上面的抽屉中。
抽屉关上了。金属滑轮不合时宜地响了一下，发出了终成定局的一声。
我发现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抽屉中间永远堵塞着的锁孔上。
就是这么回事。这就是我的生活。在这里我将度过我剩下的功多年或者更长的时间，然后退休，然后死掉。这种情形过于悲观，也许有点儿像悲剧。但是它基本上是正确的。我知道自己是什么样。我知道自己的性格和类型。从理论上说，我可以换一份工作。找甚至还可以回到学校去，再拿一个学位。我有许多选择。但是我知道任何一种也不会实现。我只能调整我的现状，像以往那样去适应它。我不是～个创始人、行动者，或者有进取心的人。我是一个依赖者，一个虽不喜欢却能容忍的人。
而且我的生命将会结束。
我回忆起我上小学和中学时的那些梦想，我要当宇航员的理想，后来又想当摇滚歌星，再后来还想过当电影导演。我想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些梦想，我肯定他们都有过。没有一个孩子想当一名官僚或者技术专家，或者中间管理人——或者，内部程序及二级软件协调助理。
这些工作只有当我们的那些梦想死亡的时候再去做。
这就是每个人都有过的东西——梦想。我不去当宇航员了，不去当摇滚歌星了，也不当电影导演了。我就在这里，我就是我，生活的现实剥夺了我心中的欢乐。
德里克准在8点钟前走进了办公室。他像往常一样冷落着我，立即开始打电话。9点钟，班克斯打来了电话，说他想跟我和斯图尔特开一个会，我上楼去了他的办公室，他们两个人已经在那里谈论了半个多小时，告诉我说，我搞的地质商务软件到现在为止多么令人不满意。我花了整个上午和下午重新写原来已经写好的地质商务指令说明。
我想起来，就在5年前的这个月，我开始在加州大学布雷亚分校学习。5年的时间使我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那时我刚刚从高中毕业，我的前途无限。现在我以最快的速度向对岁靠近，锁定在这份可怕的工作上，我的生命等于终止了。
我在个人电脑上用文字编辑软件修改文稿，我偶然敲错了一个键，删掉了10页文件。我看了看钟。已经4点30了。只剩下半小时了。我根本不可能在半小时以内重新打好所有的文件。
见鬼，这活儿不是人干的，我想。不会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
可是跟以往一样，我又错了。
我回家的时候，房子里面一片漆黑，还能闻见早餐的残余气味儿。吐司，鸡蛋，橘汁的气味漂浮在凝固的空气中。我进了门，摸到了电灯开关。
起居室显得很空旷。不是没有人，是没有家具所产生的那种空旷感。长沙发不见了，还有咖啡桌。电视仍在原处，可是录像机却没有了。波士顿家具无影无踪，连墙壁也变得光秃秃的，原来上面所有的镜框都不翼而飞了。
我感到自己走进了另外的空间，进入了交界地区。也许这种反应过于激烈了一些，但是住宅里的景象令我震惊，使我意外，我的心已经不能集中地考虑任何问题了，只能思考目前的现状，这现状让人吃不消，我已经再也无法理清自己的思路了。
但是我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简走了。
我一边匆匆往厨房跑去，一边拉掉了领带。这里同样有很多东西失踪了：平底锅，烹饪罐等等。
餐桌上放着一张纸条。
纸条？
我看了看那张折叠起来并写着我的名字的纸条，惊呆了。
这绝对不像是简的风格。她不是这种性格的人。她不会这样做事。假如她不高兴，假如她有了任何问题，她都会告诉我，我们会共同努力解决困难。她不会就这样打点行李偷偷走掉，只给我留下一张纸条。她不会离开我，也不会离开我们两人的家和我们共同拥有的一切。
我最应该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有什么人带走了她，她被人绑架了，那人同时还洗劫了我们的家。
但是我并不相信这个。
她已经离我而去了。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但是我确实知道。也许我是亲眼看着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却不想说出来。我回忆起她曾经告诉我，交流是两个人的关系中至关重要的。即使两个人相爱，如果他们不能交流的话，他们之间就不存在任何关系。我回忆起在最近几个月中，她曾经努力试着跟我交谈，试着让我跟她谈话，告诉她是什么东西在烦恼着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记起了爱丽斯饭店的那个夜晚。
自从那天晚上起，我们就再也没有真正交谈过。我们为了交谈的问题曾经多次发生争执，她责备我在感情上讳莫如深，对她不够开放，不让她分担我的感觉，我还对她撒谎说我没有苦难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