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诟鞯厍拇砣朔锤锩跄钡某沟灼撇曛咀耪鲈硕呀肓硕贰⑴⒏牡慕锥巍�
徐昌县革命委员会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庄严宣告成立。组织机构成员如下：
驻徐昌县解放军代表：刘文华
徐昌县革命委员会主任：马向东
徐昌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学林（男，三十六岁，徐昌县发电厂工人）；易志雄（男，二十五岁，徐昌县石陂公社岭塘村民兵营长）；刘丽英（女，三十岁，徐昌县花纱布公司干部）；黄文强（男，四十岁，文教战线干部）。
徐昌县革命委员会成员共七人：
…………
希望全县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牢记毛主席的的教导：“抓革命，促生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最后，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
这革委的组成有男有女，工农商学兵各行有代表，并且，按照毛主席“一碗水端平”的最新指示，各派革命群众组织也有代表。李学林是联派工人的头头，易志雄是旗派农民组织的头目，其余也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也有知识分子代表；也有年纪大的，也有年轻一些的。经过了两年多改朝换代的天下大乱，徐昌县终于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
正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没想到在一个星期前还亡命出逃的易志雄，摇身一变，这一刻，竟当上了徐昌县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成了县的领导干部哩！
原来，易志雄飞车出逃后，直奔马向东的家里。原先在两派总部解散之后，他早就想与马向东取得联系，但当时情况未明，又没想到形势发展得竟如此的迅猛，故几乎吃了大亏。因为联派写的黑名单上有他，但他们却不知道他和马向东的关系。假如他被捉，待说得清楚来，却已是烂米煮成糊了；幸好他及时逃出。其时，马向东已是心中有数。他已经知道自己将出任县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同时，根据“一碗水端平”的指示，他已向军管会推荐易志雄当革委会副主任。这一方面是报救命之恩；另方面又是培植知己，日后有利于工作。这时，因旗派的头头刘超远干的坏事实在太多，军管会正在对他作隔离审查，所以，易志雄便是旗派群众组织代表的合适人选。当易志雄亡命逃来的时候，马向东就立即把他保护起来。这正是世道中救人救己的回报，也是易志雄做人机灵，遇事果断的结果。
易志雄获救之后，立即着手营救妻弟张开达。第二天，马向东经过查询，知道张开达被逮捕后，已送到城镇的革命群众组织里去了，并且正押赴棍毙的刑场。当一个彪悍大汉正举起丧命棍向张开达的头颅劈去的时候，有人奔来忙叫：
“棍下留人！”
但是，迟了点儿。只见手起棍落，“嘣”的一声，棍子还是劈下来了。不过，当棍棒劈下来的瞬间，大汉听到呼叫，这支棍便在空中略顿了一下。这一顿，便使得棍子没有劈正张开达的头颅，却偏侧横落在耳颈边上，侥幸留下了他的半条性命。
几天后，刘春英被通知到县人民医院去带人。当她踏进神经科住院部的时候，只见张开达的头颅剃光，扎着一圈纱布，纱布渗出些血迹。他木然的坐在病床上，口角流涎，眼睛直视，也不认识母亲，正一个劲的在喃喃自语。
“他患的是精神分裂症，必须转到专门的医院去治疗。”医生对她说。
她走近前去。儿子忽然圆睁着双眼望着她，喊道：
“你是谁？”
“打倒地主婆！造反有理！”
他先是举着手高呼，接着又嘿嘿嘿的傻笑，最后便口口声声的吼叫着“造反有理”的语录歌儿。
望着表情木讷的儿子，千呼万唤他也茫然不知，她再也忍不住辛酸的眼泪，失声痛哭起来：
“天呀，我造的什么孽啊！”
从此，张开达便成了一个废人。想他自参加造反派的两年来，从带头斗村里的地富反坏右开始，到斗学校里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到斗社会上的牛鬼蛇神，除了斗还是斗，除了打倒还是打倒，且又独出心裁，做了不少损阴德的事情。他的头脑中“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直到后来被一支猛棍打疯了，头脑的神经虽然乱了，可在神经细胞里却还残留着“造反”和“打倒”这两个词儿，正是可悲可叹！可怜刘春英在十六年前也是那么热情的参加土改复查工作，当上贫农组长。按照上级“反土改右倾”的精神，她在搜查地主材料时画影捉风，使得同村的四户在土改时中农和贫农成分的，复查时也被划为“地主”，分了他们的促襟见肘的家产。十六年前她面对着被划为地主成分的亲嫂子，带头高呼“打倒××地主婆”的口号，没想到十六年后，儿子疯了，竟也对着她高呼“打倒地主婆”的口号！难道当时自己竟也是疯了的么？
哭声撕心裂肺！
二十八回 听传言盲流西北；莫须有捕风捉影
且说张开达疯了之后，徐昌中学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便由工宣队任命了一个女同学来担任。这个女同学原是学生红太阳革命造反兵团的头目，热心搞宣传活动，喜欢唱歌跳舞，对斗批改的兴趣不大，所以，她当了副主任后，学校的文艺活动活跃起来了，学生斗老师的事情就少了许多。学校复课闹革命后，上午，老师和学生要上课；下午进行军训和各种活动。上的数理化课虽然没有人听，但老师还是要照本宣科；文科的课都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背毛主席语录。工宣队每天干的事情就是调查和审查每个老师的履历，密切注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时，只要毛主席有最新指示，立即敲锣打鼓，以工宣队长何敬东为首，带领全体队员和部分红卫兵，举着新指示的牌子，巡游全校园。
经过两个月来的审查，被清除出队的“牛鬼蛇神”有十多个，他们都不宜再做教师的工作，被安排到学校的农场里去劳动。他们中，有的是解放时期已年上十八岁的地富家庭出身的，被作为地富分子对待；有的在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或三青团的，或任过伪职的或帮国民党政府做过坏事的，被作为历史反革命或坏分子对待；有的曾经是右派分子的，有的对三面红旗不满曾经作为右倾思想来批判过的，均经过工宣队的调查审核后一一定案。张滔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叛徒。他住了一个星期的医院。医院里，由于几个有经验的医生被划为“反动的学术权威”，靠边站，便没有动手术的能干医生，所以，他没有开刀割阑尾，只是打针吃药，到勉强止住了疼时就出院了。出院后，他的工作是与陈兰英一起负责打扫厕所。学校里有男女厕所十多个，男厕所由张滔负责，女厕所由陈兰英负责。每天，他们一铲一铲的把大便铲到桶里去，然后，夫妻俩一前一后的抬起粪桶，把它们倒到桃林的地上去晒。晒干了后再由“牛鬼蛇神”们挑到不远的学校农场去做肥料。
陈兰英被定为地主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开除出队，等待处理。她是个性格温顺而感情脆弱却意志坚强的女人，虽然蒙受着极大的委曲，但从不说一句怨恨的话语。对她来说，只要能跟张滔在一起，看到张滔健康地生活，没有再拉去批斗，就觉得心满意足了，再苦再累再臭也不怕。她知道张滔的身体不好，所以，在生活上细心地照料着他，劳动的时候也尽量呵护他。两人抬粪的时候，她尽量把粪桶的绳子往自己这边靠，使张滔的那一头轻一些。幸得在农村劳动时已学会挑担，百儿八十的担子压在肩上她也能面不改色。但张滔的盲肠部位始终会隐隐作疼，有时疼得紧一点，便只能抬一抬，停一停。好在十多个厕所的用水方便，每天工作八个小时也能清扫完毕，星期天没有学生屙屎，还有休息的份儿。
这天上午，正在抬粪的时候，陈兰英被叫到工宣队去。工宣队里坐着两个外边来的干部。一个穿着褪了色的军衣的红眼睛的人对她说道：
“陈兰英，我们是新风公社专案组的，问你一些事，你老实回答：你最近什么时候见过你儿子？”
“最少有三个月没见过他了！”她答道。
“你原来婆家的家里在外面的还有哪些人？”红眼睛又问。
“有两个姑姑。”她答。
“她们在哪里，是干什么的？”红眼睛再问。
“大的姑姑在广州的一所大学里教书；第二的姑姑在西北，在国防科研的一个单位。”她感到他问这样的问题有点儿奇怪，心里有点怀疑起来。
“你们平时与她们有联系吗？”
“过去有过联系，但已多年没有通讯了。”陈兰英开始警惕，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与姑姑她们有联系的。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她只能有保留地回答他。
“你把他大姑的地址写出来。”
“我已记不清楚了，原来写在笔记本上，但笔记本在抄家的时候丢了！”说完，她不安地问道：“同志，能不能告诉我知道，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今天找你来是要告诉你，你的儿子易志良是‘里通外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他畏罪潜逃已有十天了，我们正在通缉他。你要是知道到他的下落，则叫他早日投案自首，争取从轻处理；否则，罪加一等！”红眼睛声色俱厉的说道。
专案人员走后，她的心跳到喉咙上去了。她想，怪不得这些天来，每天晚上，都有人在他家门口转来转去，原来是儿子出了问题！红眼睛竟说他是“里通外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这件事情还得从头叙起：
易志良年轻有为，自带头搞水稻高产试验田取得高产被选为回乡知识青年先进代表之后，受到区委书记张滔的器重，当上了区的青年团干部；后来搞农田基本建设时又兼职做了乡长；五八年大跃进时，带头砸锅碎煲大炼钢铁立新功，粮食高产又射卫星，县上和专区都出了名，便被提拔为年青的副社长；从省城开劳模会回来后，一九六一年他入了党，并升任新风公社社长。正是仕途顺利，一路春风。但他知道这些所谓卫星和先进毕竟都是假的，并且，他每天都背着出身的包袱，觉得自己就象一只风筝那样被一阵顺风吹到半空中去了，不知什么时候会跌落来。所以，心里常常感到很空虚，总想踏踏实实地做点儿事情。眼见农村到处饥荒，生产衰退，心知这是“大跃进”上下浮夸所带来的严重恶果。但身为社长，他只能执行上级的政策，继续维护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不过，在张滔的实施农村生产责任制思想影响下，他开始冷静去考虑所面临的农村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凭着年青的一股革命热情，他亲自到一些生产队去抓点，搞调查研究。他发现，集体经济的致命伤是农民没有劳动生产的积极性，没有责任心。虽然队里上工的梆声每天照样在敲，社员听了梆声照样荷锄出工，但土地却一年年变瘦了，人一年年变懒了。世代耕田的农民吃不饱肚子，浑身没有劲，干活不出力，有的便索性不出工；年青的农民肚子饿，人在生产队，心在外面，不安心农业生产。但集体经济和公共食堂象一条无形的绳索捆绑着他们的躯壳，使他们无奈地打发着参加集体劳动的每一天，共同过着集体贫困饥饿的每一日。他想，假如有一天，外出不用经过大队和公社批准，不用开具请假证明的话，恐怕生产队里的青年十有八九都会跑到外面去谋生。世界上，没有比守着长粮食的土地而不去勤耕，却硬是要让肚子每天每日去捱饿更难受的荒唐事情了。他必须想办法扭转这种耕作被动的局面。
正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使他终于下了决心去改变现状。
他所驻的生产队里有一个青年，叫高仕伦，原来竟是他的姑奶奶周惠珍的孙子。周惠珍是他爷爷周伯年的妹妹。她刚嫁去的时候，家里还算殷实。后因丈夫抽大烟，家道中落，故土改时的家庭却是吃大烟吃出来的贫农成分。夫妻都在去年饥荒时病饿死了。虽然土改过后她就没有回过娘家，与娘家的人失去联系，但她家里的人也多少知道舅家的一些情况。易志良小时侯曾经见过姑奶奶周惠珍，却不知道她的家在哪里。没想到世界并不很大，驻队后，他刚好就吃在生产队，住在她家里。他是看到周惠珍的遗像而询问起情况时，才知道原来彼此竟是血脉相连的亲戚关系的，所以，大家心里都感到十分亲切和高兴。
高仕伦初中毕业后，考不上高中，便在队里当记分员。这一日，高仕伦对他说：
“社长，明天开始，队里另外选个人当记分员吧，我要走了。”
“你走到哪儿去？”他忙问。
“表哥面前不说假话，我到新疆去。听说，那边的农场还很需要人。到那儿去干活起码能吃饱肚子，不致于留在家里饿死啊！”高仕伦睁着因饥饿而凹陷失神的眼睛说。
“有具体的目的地吗？跟谁一齐去呢？”他再问道。
“有两个相好的同村同学，一个叫罗山田，一个叫罗翔飞。罗翔飞有个亲戚在新疆石子河生产建设兵团，已经联系好了。”高仕伦说，语气充满着对美好的响往和憧憬吃饱肚子的幸福！
“听传说的不一定真实，我看你们还是谨慎一些好！”易志良劝道。
高仕伦生得高挑，但因为营养不良，显得十分瘦削。由于粮食集体控制，社员每天在食堂只能吃到点命用的半斤米，既没有油，也没有菜，所以，患水肿病的人越来越多。过这样的生活，对一个正在长身体的青年来说，无疑是一种比酷刑还痛苦的折磨。易志良见他走意已决，知道他家里还为他筹足了到新疆去的旅费，觉得现在对他做任何思想工作都是多余的，便没有阻拦他。他从袋里拿出十多块钱和几斤粮票给这个年青的表弟，叮嘱他一路注意安全，心里却充满了无限的悲伤和感叹！
没想到，大约十天过后，一封电报从西安打回来：
“高士流落西安街头，请叫你二姑速救之！”
没有署名是谁打来的电报，但“高士”是高仕伦在家时大家给他起的大名。可想而知，这肯定是表弟高仕伦和同学到了西安时盘费用尽，又没法跟一些有关系的人取得联系，正举目无亲，万般无奈时他或他的同学打来的电报。易志良接到这个电报，觉得一筹莫展。因为既不知道表弟“高士”在西安街头的什么地方，而且，二姑也不认识他，她简直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他担心这事甚至还会给她带来麻烦和误会。他后悔没有问清楚他的详细计划而及时阻拦他，并且也后悔曾经告诉他知道大姑和二姑的通信地址。这一段时间，很多青年逃饥荒都到新疆去了，这其实是盲流。估计这时二姑同样也会接到这种莫名其妙的电报的，她会被弄得满头雾水。想到这里，他的心不安起来了。为了把情况说清楚，他赶忙找来一张纸，匆忙给二姑写了一封信。
果然，高仕伦一行三人，走到西安便没有盘费了，大家心里慌了起来。他找来易志良写的二姑地址看看，却只有信箱的代号，没有具体的地址。问问他人，也没有人知道这个信箱在什么地方。原来，易志良的二姑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现在还在部队里。这个部队在西北担负着国防重点工程的建设工作，是高度保密的单位，对外通讯只有信箱代号。高仕伦仨人走到西安，只剩下几块钱，上不了火车，在街上饿了两天，束手无策，急忙中便向易志良和他的二姑发出电报。他给二姑的电报多写了几个字：
你姑周惠珍的孙子高士流落在西安火车站，请速救之。
人在溺水的时候，那怕是一根稻草也会当作救命的竹子抓在手上。在高仕伦看来，他虽然不认识易志良的二姑，但只要两边都发电报，为人善良热情的易志良就会和二姑取得联系，他在火车站等侯几日也许就会有希望，就会有人来搭救他们。但他不知道，他的这个电报却差点给易志良和二姑周玉碧带来灭顶之灾。
周玉碧是解放军某师部的机要秘书，共产党员。她接到这封莫名其妙的电报之后，想不出所以然来，心里很是疑虑。工作的特殊性质使她警惕起来，甚至想到这里也许可能是一个什么阴谋。为预防万一，她便把电报交给领导，征求主管领导的处理意见。
“你有个姑妈叫周惠珍的么？”领导问道。
“有，还是在小时候见过，听说家里还是贫农。”她说。
“这‘高士’是谁呢？”
“不清楚，也从来没听说过。从电报来看是姑妈的孙子，但是也不是，我就不知道了。我离开家乡已有十多年啦！”
“他怎么知道你的通信地址呢？”主管领导又问。
“这我更不知道了。但我和家乡的侄儿还是有通信的。”周玉碧说道。
“看来，这可能是你家乡到西北去盲流的青年，来到西安遇到了困难。由于与你沾上了亲戚的关系，便想叫你帮助他。现在西安街头上这样盲流的人很多。既然不认识，我看就不要去惹麻烦了！”主管领导向她建议道。
周玉碧终于没有出去见“高士”，但心里总是觉得十分不安。后来，收到了易志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