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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信地看着我。。”时，我哽咽了，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这是我第一次
在观众面前流泪。我深知，最后打动观众的不是我的朗诵，而是这篇散文，
是艺术本身，是那位伟大的继母！而我不过是其中一位被感动者，我从来没
有想要去感染观众，更不敢喧宾夺主，我只是把我对这位继母的尊敬之情和
对肖复兴同志的敬佩之心表达出来。
说实话，准备的过程，我并没有在语言的技巧上下功夫，更多的时间，
是去生活中采访。我先后与六位继母交谈，去感受她们的心灵，所以，当我
站在舞台上朗诵的时候，我脑子中已没有了观众，有的只是我理解的那些母
亲，那些儿女。
仅此一事，观众来信就有上千封之多。
其实，人们善良的心灵是多么容易沟通啊，其中有多少为继母做着儿女
的人来信向我诉说他们心中的痛苦，表达他们向继母忏悔的心灵，又有多少
身为继母的人在信中诉说她们的苦衷与艰辛。这就是文艺作品的力量，这就
是我们这个职业的魅力。
1992年“五一”晚会，“劳动者的歌”总导演是张晓海，由我和英若诚
老师共同主持。晚会中导演决定要以专题片的形式向大家介绍华北油田的一
位全国劳动模范和妻子。我提出一定要去他们家看一看，否则我只能空说，
很难告诉大家一个生动的妻子。
那天，我们坐着吉普车去了河北任丘，去了那位劳模的家。这个其实都
很难称之为屋的临时房子让我看了心酸，真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石油工
人永远是这样，哪里人烟稀少，哪里条件艰苦，哪里自然环境差，哪里就安
上了他们临时的家）。这个家里的女人、孩子真让我看了心疼，劳模的妻子
已经被截断了一条腿，因为骨癌她恨快也要截掉另一条腿。五岁的儿子在灶
台前烧火，她坐在锅台上炒菜，那条空裤管挟进了裤腰里。
人永远是这样，哪里人烟稀少，哪里条件艰苦，哪里自然环境差，哪里就安
上了他们临时的家）。这个家里的女人、孩子真让我看了心疼，劳模的妻子
已经被截断了一条腿，因为骨癌她恨快也要截掉另一条腿。五岁的儿子在灶
台前烧火，她坐在锅台上炒菜，那条空裤管挟进了裤腰里。
直播的那天，他们一家被电视台当做贵宾请到了晚会的现场，丈夫戴着
大红的光荣花端坐在那里，妻子、儿子坐在丈夫的身边，我站在台上可以清
清楚楚地看到他们。晚会将要结束的时候，我本想平静地向大家介绍这位劳
模的事迹，讲述模范妻子的贡献，讲述他们一家的艰辛！当我告诉观众这一
家就坐在我们直播现场的时候，我的眼睛让我看到了，劳模的儿子一直是双
手抓住妈妈那已不复存在的空裤管而且是紧紧靠在上面。。我哭了，劳模的
妻子哭了，儿子哭了，现场的观众也哭了，当杨伟光台长代表中央电视台两
千多职工把一台彩色电视机送到他们面前的时候，观众席上响起了长时间的
掌声。
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晚会的盛况，题目就是《倪萍故事感动
亿万观众》。
在我送他们一家三口离开北京的时候，我问劳模的妻子：“那天晚会上
你为什么先哭了。”
她说：“我这是第一回坐在电视台里，看到这样的场面，我就想，我要
是能活着就好了，再苦再累也比死了强，我真想活着。”
我又哭了。
听说他们回去后，收到了几十份捐款，人们希望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来帮
助这为国家默默地做着贡献的而又不幸的一家。我的心得到了很大安慰，我
感谢我拥有的这份职业。我再次哭了，人间自有真情在！
云南的陈维是个美丽纯净的女孩，当她来到北京参加我们“综艺大观”
的时候，我才听导演黄海涛说：她也是个骨癌患者，为了保住生命，她的腿
也留不住了。最为残酷的是她是一个舞蹈演员，年仅十六岁，一个如花的年
龄，一个诗一样的生命。陈维说她唯一的愿望是在还能走的时候爬一次长城。
我陪她去了，站在长城上，我问她：“还想跳舞吗？”
“想啊！”她高兴地在长城上伸出手臂为我跳起了孔雀舞。
我哭了，多么好的一个舞蹈演员，多么年轻的一条生命。或许，陈维也
意识到了这可能是她最后一次跳舞了，她趴在城墙上失声痛哭，那一刻，伟
大的长城和弱小的生命溶进了我的血液。
直播的时候，当我挥手介绍陈维，我又没能控制住感情和陈维一起哭了，
她像个孩子一样偎在我的怀里，我像母亲一样紧紧地搂住了她。
分手时我给陈维买了一件花毛衣。她穿着花毛衣流着泪离开了北京，离
开了我。一年之后，陈维去世了。
如果有人问我，我所主持的节目有什么幕后的故事，我说这些算幕后的
故事吗？我信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当你在体验生活时，你就在
积累情感，面对心与心的碰撞，我的情感无从逃避。
1995年，陈雨露导演的以歌颂残疾人为主题的“综艺大观”，由我做主
持人。那次我有幸在节目中向大家介绍了战斗英雄麦贤德，草原英雄小姐妹
龙梅和玉荣。多年来，无论是谁做嘉宾，只要在我的节目中出现，我都会提
前到他们的住处进行采访，了解一些资料，体验对方那一份感情。这已经是
我这几年做主持人的习惯了。
持人。那次我有幸在节目中向大家介绍了战斗英雄麦贤德，草原英雄小姐妹
龙梅和玉荣。多年来，无论是谁做嘉宾，只要在我的节目中出现，我都会提
前到他们的住处进行采访，了解一些资料，体验对方那一份感情。这已经是
我这几年做主持人的习惯了。
“倪萍，你别见笑，他激动了就这样。。”
“那他平时在家什么样？”我问。
“由于脑子不好，老麦脾气特别急，急了就摔东西，家里的东西全让他
摔坏了，我又怕不给他摔，他心里不舒畅，就把家里所有的怕碎的东西都换
成塑料的了。”
那一夜我们说了很多，她把我当成了普通的姐妹，我把她看成了普通的
女人，我们说着，哭着，笑着。。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女人，几十年她就
是这么做着英雄的妻子，这也是奉献呀！她完全有理由离开他，开始自己的
新生活。她没有，依然对老麦那么好。她一生只在付出啊！我被感动了。
后来在节目中，我介绍麦贤德的同时，介绍了他的妻子，我说：“这是
一位最伟大的妻子！”我害怕自己流下眼泪，于是我背对摄像机。
也是同一期节目，一群聋哑孩子表演舞蹈。结束时我说，“这些孩子们
听不到掌声，但是她们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请观众们把手举高些，告诉孩子
们，我们爱他们。”当森林般的手臂高高举起时，聋哑孩子们高兴地笑了，
我也含泪笑了。
镜头记录了我的哭，也记载着我的笑。
爱笑也是我的本性，妈妈说小时候，谁给我一块糖豆，我也张开那没有
牙的嘴欢笑起来。长大了，邻居们喜欢我，一是因为我嘴甜，爱叫人，再就
是我有一张笑脸。来电视台后，看什么小品相声我都乐，蔡明说：“老倪是
没见过包袱的人，什么样的烂包袱她都笑，有时台上听着她在台下一个人乐，
我们在台上都发慌。”春节晚会一审查小品，导演们就说，最好把倪萍和陈
雨露安排在观众席里当“托儿”，多没劲儿的节目她们看着都乐。
生活中我爱笑，上了电视我也爱笑。这里有一个基本点就是，我希望让
大家看娱乐性节目的时候，心情能快乐起来，我在节目中经常觉得自己像个
家庭主妇，以最大限度的热情欢迎来我家做客的人，即使有时饭菜不那么可
口，但主人的诚意是由衷的，也会让客人在你的家中心情舒畅。
在节目中我很放松自己，高兴了有时会大笑，笑得前仰后合我也不在乎，
只要这是真的，何须掩盖呢。有记者问我：“三百六十五天，你天天都那么
精神饱满？”当然不是，我也是个人，正常人的苦乐我都有，正常人的病灾
忧患我也逃脱不了。这些年我光医院就住了两次，每年冬天的第一场流感我
肯定赶上，已经三年了，春节之前我都是在医院打完点滴再上舞台，对此我
没有任何怨言，因为你的职业就必须这样，除非躺倒不干，要上台就没有权
力把痛苦带给观众，特别是娱乐性的节目，谁愿意看你那不高兴的脸啊！有
一次我发高烧，直播那天还烧到
38度，那时还没有人替我，临上场我觉得脸
都是木的，牙齿发紧，眼皮沉重，于是我绕着楼梯跑了三圈，才恢复了一些
常态。像这样的时刻，每一个从事我们这行的人都会经历过。
都是木的，牙齿发紧，眼皮沉重，于是我绕着楼梯跑了三圈，才恢复了一些
常态。像这样的时刻，每一个从事我们这行的人都会经历过。
我所采访的人物、事件，这些都促成了我今天的主持风格，然而，更有
观众对我的影响。是的，观众在塑造着我这个主持人：我的人格、品质。。
我是个对生活极其敏感的人。我经历了许多波折还没有变得冷漠，因为我觉
得生活给我的美好东西很多。做节目不可能总去找英雄，访劳模。即使在每
一期节目的普通人中，我也能发现许多平凡人身上的闪光点。这对我同样有
着净化的作用。我的工作可以使我接触到许多高尚的人，与他们相比，我有
由衷的渺小之感。
我常想：如果我没有做这个工作，我恐怕会比现在境界差很多。
在“综艺大观”100期时，我讲述了北京十六中的一位女中学生的故事。
其实这个故事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女孩子得了癌症，找到我的时候已经
是晚期了，我怀着最后的希望替她求了许多名医，终究没能救活她，在这个
女孩子离开人世之后，每逢周末，她的父母都把女儿的照片摆在椅子上，让
她坐在电视机前和他们一同看“综艺大观”，直到结束。
这就是我的动力所在。我曾说过，主持人只有百分之一是技巧，百分之
九十九是阅历、知识、教养、人格再加上机遇。我将不停息地努力追赶着观
众心中的高度。因为有那么多观众在注视着我，其中也有她们，已在另一个
世界的美丽女孩。她们凝视着我，用我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的清澈目光。我
爱她们，每当想到和说到她们时，眼泪会自己跑出来。
我说节目中的所有眼泪、欢笑都是我自己的，即使不做主持人，我依然
是这个世界上爱哭爱笑的女人。这是改不了的本性。
冬去春来
冬去春来
——自题
1996年的最后一天，我和八十八岁的姥姥、六十四岁的母亲、二十五岁
的表妹、十七岁的小阿姨趴在我们家那宽大的玻璃窗上，惊喜地看着今年的
这头一场雪。雪下得不大，却很均匀，很优雅。这雪仿佛要带走一年的熙攘，
让我静静地回首。
姥姥欢喜地说：“好哇，好哇，明年准有个好收成。”
表妹和小阿姨：“再下大点儿，下大点儿，这点雪一会儿就化了。”
母亲望着远方：“不知青岛咱家那边下雪了没有？”
只有我，什么也没说。置身在亲人中间，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亲情
温暖了我，小雪抚慰了我。
今年的新年年夜饭因为姥姥在，我们吃得很正经，七个碟八个碗的一直
吃到九点钟。表妹买了很多欢乐球，五颜六色的球粘了一屋子，刹时，家里
到处都弥漫着节日的气氛。淘气的表妹和小阿姨，欺负姥姥耳朵背，把一堆
欢乐球都粘在姥姥的后背上，她俩一个在前面引着姥姥说话，另一个在后面
拼命地粘，可怜的姥姥带着一身球满屋子地走，全家人满屋子跟着笑，姥姥
见别人笑，自个也笑。一直闹到快十二点了，才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用甜
美的梦乡迎接。。 1997年。
屋子寂静下来了，可。。 1996年发生的一切都轻压漫拢在我的心头。我翻来
覆去也不能入睡了。望着满屋子的贺年卡，回味着满世界的问候，我的心被
搅动了，我忍不住起身来到书房。书桌上那醒目的台历被我撕下了最后一页。
啊， 1996年，不堪回首的一年，三百六十六天（1996年是闰年），酸甜苦
辣，全涌上了我的喉咙，再也没有比这一年过得这样难了。生活、工作好像
全都倒了个个儿，一直控制着的最后一道心里防线此刻决堤了，我伏在桌子
上大哭了一场，哭我那受伤的心灵，哭我那万千的思绪，哭我被迫接受的百
感交集。。
实在顶不住了就偷偷哭一场，多少年，我已经习惯了用这种最没出息的
办法倾泻自己的情感，抚慰自己的心灵。哭一场能减轻一些痛苦，哭一场能
有些安慰，哭一场能洗刷一些委屈，哭出来心里就好受许多。。
我渐渐地安静下来，起身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帘，窗外的雪还在下着。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要离开“综艺大观”的念头？准确地说是在1994年春
节晚会前，那年郎昆导演在新闻发布会上首先提出：“当今电视荧屏极大地
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这与许多艺术家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但屏幕也急需
推出新人，一些常在电视中露面的老面孔已经开始被观众所厌倦。”他的话
对我震动很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虽然从时间上勉强还算新人，但是由
于出镜率太高而使我很快成了“老面孔”。从进入电视台开始，所有的大型
节目几乎都有我，做主持人才三个月我就担任了当年春节晚会重要的主持
人，以后每年从“三八”开始，“五一”、“七一”、“十一”、“元旦”、
“教师节”、“老人节”、“元宵节”，直到春节都是我在做主持人，我以
为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主持人，我有多少能力，使自己在同一形式的综艺晚
会上不断出新，永远被观众喜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主持人的职业决定了
他是永远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成功。艺术最大的任务就在于更新和超越。我选
择了这一残酷的职业，也就意味着我不得安宁。要挖空心思地创造非凡，创
造全新。
择了这一残酷的职业，也就意味着我不得安宁。要挖空心思地创造非凡，创
造全新。
了
94年的晚会。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当时我的内心正潜在
着一种突如其来的危机，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从没有过的不自信。为此我还特
意请化妆师徐晶把我的头发高高地梳起散落在脑后，一改我过去的庄重典
雅，我试图变成新面孔。
春节过后，我又像往年一样，开始做“综艺大观”了。
一贯受到好评的这个栏目开始出现了一些批评的意见，主要是呼唤节目
出新，演员出新。我耐不住了，因为我已经感觉到我在节目中开始重复自己
了。首先要出新的应该是我呀！我想超越自己，或者说，打倒自己，重新再
来，哪怕“打倒自己”意味着有一个“沉寂”的阶段，我有这个心理准备。
其实我认为，从更广阔的意义上来说，我的问题也多多少少是综艺节目的问
题，综艺节目同样面临一个必须打倒自己，重头再来的局面。
抱着这样的思想，我诚恳地与“综艺大观”的导演交换意见：希望增加
新的主持人或者让新人取代我。说实话，我的确认为这对“综艺大观”节目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观众如果看腻了我的主持，我的风格，那么一副新的面
孔可以给他们新鲜感，并且，由于新人的出现，有可能使“综艺大观”的面
目焕然一新。
至于我自己，很多人对我说，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这个位置，电视发展这
么快，新人辈出，一放弃，就没有“位置”了。但我在内心深处告诉我自己，
机会固然重要，位置也很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创新。有了这种意识，就可
以去主动抓住机会，哪怕只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栏目，我也能以我的勤奋、刻
苦、敬业从头再来。
我的主持生涯和“综艺大观”联系在一起，我在这里起步，走向辉煌和
思索。无论我在不在“综艺大观”节目，无论我主持不主持这个栏目，我都
记得曾发生的一切，并对组里年年月月帮助我的人们心怀感谢。没有他们的
帮助根本不可能有我在“综艺大观”中多年的顺利，这里每一位导演、每一
位撰稿、每一位工作人员所给予我的，我一辈子是难以忘记的。我的笔记本
上一直记着歌德曾说过的一句话，“世上什么事情都可能持久，唯有成功之
日无法持久。”一得之功而沾沾自喜，一孔之见而踌躇满志，这样的人还有
什么出息。也许我的本性决定了我的自我挑战，尽管后来我为此付出了代价，
而且这种代价是我猝不及防的，也是我不曾经历的，这就是“文化视点——
倪萍访谈录”的出台。
坦率地说，这个栏目的出台，像一个早产的婴儿，在母亲和社会都没有
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