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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时年24岁的陈逸和所有生活在南洋的华侨一样，时刻关注着国内局势的变化。1939年初，他报名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第三批回国。回国后，他被编入西南运输处十二大队任司机，并任分队长。1942年滇缅公路运输中断，所在大队的机工被遣散，陈逸只好到下关以帮朋友驾车为生；之后，还曾到缅甸帮人驾车以维持生活。机工复员起程时，他没有及时得知消息而未能再回南洋。1949年底，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云南省军区司令部为军区副司令员庄田驾车。当时的云南省军区司令员为陈赓将军。陈逸在云南省军区司令部驾车两年后，因他熟知缅语、马来语，被调云南省军区司令部二处任情报员。
母亲曾回忆说，五十年代初，陈逸时常来我们家。问及他具体工作，他只是微笑。
在省军区情报处工作时，他被派往缅甸收集情报。到达畹町后，他住进“粤渝饭店”。该饭店的主人是一海南人，其妹夫是重庆人。当时在畹町的南侨机工还有王亚文、陈家佩、林猷汉、李极荣、符云山等。几个同乡通过消息及时告知陈逸不能过去，说缅甸有国民党的部队，怀疑他是共产党，过去就有危险。陈逸听从了同乡的忠告，转回了昆明。
1954年，陈逸从部队复员回到海南。
带着军队复转军人的介绍信，陈逸回海南后被分配到海南岛自治州党委做驾驶工作；期间，结婚娶妻。1962年，已是两个孩子父亲的陈逸在“四清”运动中被遣返回原乡务农。
在我找到陈逸家人之前；未曾有人过问陈逸南侨机工身份一事，我是多年来过问其南侨机工家属的第一人；悲哉！就连陈逸的档案，其单位也已经找不到了。
陈逸家人面对千里迢迢来寻问其父的我，很是激动，不知如何是好。还是跟随陈逸一起回原籍生活十多年的次子陈立志，在沉默一阵后向我慢慢道来：“小时候同父亲在农村，吃饭是没问题，但菜是没有的，一个月能吃上一块肉那是相当不错了。长年都是酱油、豆腐块，有时摘几个椰子扒开，把椰肉挖出，用盐或红糖拌在一起就是菜，但更多的时候是酱油之类。常被不明真相的村民斥责。特别是小孩打架之类的小事，常被他人欺负。‘坏分子’、‘特务、反革命’，屡被唾骂。父亲常对我说，人家看不起咱们，不要与他们计较，就当没发生过。在村里、村外，有良心的村民都说他是个大老实人，是个书呆子。说来也怪，父亲从1962年到1980年的18年在家乡接受思想改造期间，从未有什么大病，就连感冒之类的小病也很少，若当时有什么大病，必死无疑。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许多从南洋归来的华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这是事实。幸好有了邓小平同志，做出英明决策给予平反，才了结了中国这一历史时期的冤假错案。今天，政府重新重视华侨的历史功绩，肯定华侨在抗日时期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我们这些华侨机工的后代也会感到无比荣耀。父亲临终前曾经对我说，他一直想找机会回云南，到滇缅路上寻找、拜祭战友（阵亡机工），给他们烧些纸钱，或烧些香。他们像‘海外孤儿’，没有人记得他们，更没有人给他们烧香拜祭，让阵亡的机工也记得有父亲这个战友。现在看来，父亲的这个愿望只能由我这个做儿子的来完成了……回想起父亲在农村的那些日子，有时讲起他的过去，他就非常起劲，久久难以收拢他那高兴的笑脸，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满足模样，仿佛是有一种‘精神’在支撑着他。从他老人家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我隐隐约约地觉察到父亲的确有一种莫大的欣慰，也许是他对自己的那一段经历感到骄傲吧，或是他对所做的事情感到问心无愧，我至今不得其解……”
岁暮时才认识他们（6）
南侨机工；中国抗日史上一个悲壮的群体，被尘封、被遗忘、被歪曲，他们沉寂，默默不语；那一段深深烙在他们记忆中的不可磨灭的历史，他们也不敢讲、不敢说，其家人也不得其解……
这是摘自陈逸1940年5月所写的《一篇感想》：
为了适应祖国抗战的需要，争取祖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去年的今天，我们华侨机工，便一批一批地回国来了。因为前方、后方都需要运输工作人员，所以，我们刚刚踏上国土，只受了短短两个月的军事训练，就出发到滇缅路担任运输工作，到现在已经足足10个多月了。现在虽然奉命回所训练，但在那里的生活情况，会给我们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的。
回想起来，当我们编队的时候，每位同志的心里都十二万分的愉快，那朝气蓬勃和精诚团结的精神，真够使人兴奋的。分发工作后，大家都站定岗位，认清目标，以百折不挠的决心，去克服那恶劣的环境带给我们的困难。那时候秋雨连绵，雪花纷飞，有时车驶至中途发生了故障，或因山路崩陷，阻断去路，做了四五天或一星期的“山大王”是常有的事，然而，我们处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里，我们不会埋怨，只会从内心问道：“是谁使我们这样吃苦呢？”很明白，是敌人。
……和我们关系密切，领导我们的各位长官，在很多地方不理解我们；我们自己知道，华侨机工一向在南洋是过着舒适散漫的生活。一半侨生都不晓得祖国文字，其行为和习惯。常有马来民族的表现，“李逵性格”的性情；领导我们的长官，如能够“谆谆善诱”，像孟子说的“以理服人”，说话有理，则人非草木，谁能无感！①
历史有时也会开玩笑。陈逸从南洋归来参加祖国民族独立解放，抗击日本侵略者；共和国成立之际，他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派他出去收集情报，国民党遗部怀疑他是共产党，要抓捕他；后在共和国的政府里工作，非常时期，又认为他是国民党的特务，遭遇迫害。其实，他一样都不是。他只是一热血的海外华侨，一名平凡的中国人。
记得在父亲去世后，曾收到一封海南三亚来信。读后，方知是陈逸所写。遗憾的是父亲未能看到这封分别三十多年后其战友的来信。他在信中写道：“今日云南省委正为我们这批侨工回国抗日胜利树碑，叙功纪念。所以，我们名正言顺，不要怕了。现在昆明的侨工同乡中你是最高龄的，海南有黄守琛他八十二岁，你要保重好身体……”可惜，父亲刚去了天国。我回信告知父亲已过世的消息，他无比伤感地写来回信：“从被流放十多年的岁月里，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敢通信。一直至今，多方打听，才知你父情况。我伤心的是他未接信即去世了。我和你父在新加坡时，各住一方。在云南解放初期，我在省军区情报二处工作，为掩人耳目，假装失业，故与你父同吃一段时间，结下很深情谊。”信末，他写道：“寄语你几句，即是当时侨工的志愿！
三分天下两分亡，全民奋起保家乡。
海外赤子怀故国，踊跃从戎赴战场。
负责后方运输职，供应前线炮弹粮。
今日树碑记事迹，勉励将来大发展。”
陈逸，一颗赤子之心，尽管久经风霜，历经坎坷，但他矢志报国无怨，爱国无悔！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1）
岁月如梭，生命匆匆。在人生的历史长河中，有多少难忘的往事可以回忆，又有多少辛酸的旧事不愿再提。当人们追忆那段决定生死的往事时，脑海的闸门总是那样沉重而谨慎地开启，又艰难地关闭。一些回忆让人思维变得模糊，一些追忆又会使人脑子变得清晰。南侨机工的往事就是这样……
1937年，日寇全面入侵我中华，国土沦陷，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800万南洋华侨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积极投身于抗战热潮之中。远在南洋45埠的168名代表，于1938年10月齐集新加坡开会，宣布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并选举陈嘉庚为主席。大会通过一项庄严的《宣言》，号召800万南洋华侨精诚团结，誓为祖国政府后盾，出钱出力，支援抗战。当时，普通司机、修理工、富家子弟、工程师、大学生纷纷唱着《再见吧，南洋》，奔赴滇缅公路。有的不满20岁却虚报年龄；有的与未婚妻约好胜利后再相会；有的瞒着家人秘密报名，只在临行前留下一封家书。
《新华日报》1941年1月27日的报道说，“几乎每个人回国来参加抗战的经过，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史实！”
南侨总会的成立，标志着南洋华侨在抗日救亡大前提下，实现了空前爱国大团结，标志着陈嘉庚是南洋华侨众望所归的领袖。在南侨总会的领导和号召下，南洋各地筹赈会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支援祖国抗战行动的高潮迭起，捐款所得数额巨大。据统计，华侨从1937年至1945年，八年抗战中捐款共达13亿多元（国币），平均每年16000多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捐献比重最大。以财力支援抗战的另一项是侨汇，是华侨寄回祖国赡养亲属汇款，数额比捐款更大。仅从1937年至1943年通过银行途径的侨汇，据统计共达55亿元（国币），平均每年约8亿元，数额巨大，而其中南洋侨汇居多。
海外华侨在物力方面对祖国抗战贡献也甚为可观。截至1940年10月不完全统计，共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车1000辆，大米一万包，以及大量药品、雨衣、胶鞋等用品。自1937年至1940年捐献物资总数达3000批以上，每月平均100批。以上物资多数亦为南洋华侨所捐献。
抗战中，国内机工及汽车奇缺，运输十分困难。1939年1月，陈嘉庚受国内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委托，自1939年至1940年期间，通过南侨总会在南洋等地招募“经验丰富、技术精良、胆量亦大”的南洋机工9批共3193余人，并捐赠汽车310辆及其他物资。这些华侨机工，满怀爱国热情，离别南洋亲友，回到祖国西南边陲，在滇缅公路崎岖艰险的1146公里运输线上，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运送各种国内急需的战略物资。
南侨机工的抗战史，是中国华侨史上一次人数最为集中、组织最为有序、经历最为悲壮、影响最为深远的爱国行动。
……
21世纪初的今天，有多少人知道南洋旧事，知道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上，由3193名南洋华侨组成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奔赴滇缅公路抗战的故事。又有多少人知道，在这一英雄群体中，那八百多名海南籍南洋华侨奔赴国难的壮举！这些海外赤子，在国难当头之际，为中华民族洒下热血甚至牺牲生命，一千八百多名南侨机工长眠于滇缅公路上！他们的赤子功勋，在历史中闪耀光芒，尔后又尘封了六十多年。
那是一段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战的光辉历史。中华民族不分党派，团结一切力量，抗击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1945年抗战胜利了，但由于掌握政权的国民党凭借美国的援助发动对共产党的内战，经受了14年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仍然不得安居乐业。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由于错误路线的影响，各种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开始了。特别是可怕的十年动乱，南侨机工这段历史被篡改了，爱国侨胞和抗日英雄成了“特务”，卫国建国功臣变成“反革命”。那是一个是非颠倒的年代，愚昧的疯狂，无知的残酷，无处不有。
在这一特殊时期，我的父亲和大舅也难逃劫难。庆幸的是，父亲坚强地活了下来，而我的大舅却离开了人间。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拨乱反正。人们终于从被禁锢和被歪曲的意识形态中慢慢地走出。国家开始调整经济方针，中国这一条东方巨龙觉醒过来，开始腾飞！老百姓终于过上了安稳的好日子。
2005年4月29日下午，这是一个特别难忘的时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和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双手紧握。这次握手，是时隔60年两党最高领导人的历史性握手，同时，再次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共谋国家统一的历史序幕。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举行了会谈，这也是两党自1945年重庆谈判后再度举行的最高领导人会谈。这是中华民族的子孙60年来的期待，也是全世界华侨华人的共同心愿，全世界的媒体都记录下了这一历史瞬间。接着，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大量地回顾和报道了抗战的历史，中国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主战场上的历史画面、滇缅公路上南洋华侨抗战的真实故事，一一再现。
这期间，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专访“二战”老兵，原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将军联络参谋王楚英（原黄埔军校第17期毕业生，中国远征军战史研究专家，现任南京市政协专员、研究员，现年82岁）接受了采访。他口述中国远征军、中国驻印军在滇缅抗战的历史，真切感人，深深地吸引了我。那一段历史就是父亲生前曾经悄悄向母亲提起过的他在印度、缅甸抗战的历史，现在终于可以向国人和世人公开了。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2）
这突如其来的大喜事，如同闪电般触动了我脑海那一根闲置多年的神经，打开了我尘封多年不愿回忆的往事和对父亲、大舅深深的怀念。
让我们一起，走近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触摸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十三岁飘泊南洋，十五年戎马生涯
他，曾经是一位从南洋回国抗战的南侨机工，是中国远征军、中国驻印军的“二战”老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的三野战士，是抗美援朝志愿军功勋。他历经十五年硝烟弥漫的国际、国内战场，是战争的幸存者。国难当头，他同那3193名南侨机工一样，热爱自己的民族胜过自己的生命。文革中所遭受的磨难，他坚强面对，爱国无罪、报国无悔。
因为有了他们这一代无名英雄，中国才有了今天……
3193名南侨机工，是来自南洋不同的地区，都有相似的经历和命运。据父亲的档案、自传和生前的口述记载，他的一生是这样传奇地走过来的：
我的父亲陈邦兴，1912年出生于海南省文昌市东路镇坑尾村一个极其贫困的家庭。父母兄弟姐妹共七口人，父亲8岁时，祖父就已病逝了。
当时正是民国初期，军阀统治琼崖（海南）期间，摊到琼崖人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共有250多种税，连琼崖人民做饭的锅、挑担的扁担都要缴捐纳税。凡是能够剥削的，反动统治者都不放过，其统治的手段是极端黑暗残酷的。百姓难以生活下去了，只好漂洋过海到国外谋生。可想而知，祖父去世后，单靠祖母的劳动来维持家庭其他六口人的生活是十分艰难的。于是，祖母决定让8岁的父亲和10岁的伯父陈邦光替富裕的大户人家养牛为生；五年后，13岁的父亲跟随四叔母到马来亚太平埠，15岁的伯父跟亲戚到泰国北汶浪，开始了他们幼年的漂泊生涯。当时海南岛的文昌和琼海侨乡，穷人家庭为求生存大都选择出洋谋生。
几块光洋（银元），搭乘木帆船海上漂流一周，父亲便踏上了马来亚这块寻梦的土地。在亲戚的帮助下，他开始在马来亚太平埠的济文咖啡茶馆打工。1928年，他在马来亚怡保合力和美国福特汽车修理行学电工、学开车；同年，又在马来亚的怡保汽车站开商车。这一段经历，为父亲后来的回国参战打下了汽车机工技术的基础。一年之后，他又回到太平埠济文茶馆，后到合美咖啡茶室继续打工谋生，一直到1939年5、6月间。这一期间，合美店的海南籍华侨为数不少，谢川周就是其中的一位。十四年下来，父亲省吃俭用，除每年寄钱回家救济母亲生活外，还有了些积蓄。
1939年已27岁的他，按四叔的意图正准备策划和一位福建籍老板的独生女入赘成亲之事。这时，中国国内日军侵华烽火漫天，国家处于危急存亡关头，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号召南洋爱国青年，参加南洋华侨机工服务团回国抗日。父亲目睹热血沸腾的南洋青年一批又一批回国，感到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便不顾家人的劝阻，果断地中断这桩婚事，于7月中旬从马来亚太平埠赶到新加坡，加入了第八批回国机工的队伍。他在得到陈嘉庚先生的接见和鼓励后，在《再会吧，南洋！》的悲壮歌声中告别了亲人，乘“丰祥轮”经三天三夜的海上航行，从安南（越南）的西贡上岸，然后转乘火车经河内，于同年7月27日抵达中国昆明。他被安置在昆明西南运输处潘家湾训练所步汽教练队，经过几个月的步兵和驾驶训练后，被编入西南运输处汽车运输队华侨义勇队第九大队二十六中队第六班当驾驶兵（车牌号：4486；6人为一班，班长：李家春；驾驶兵月工资：36元国币）。第九大队于1939年12月27日启程到达芒市后，接收第十二大队新车，承担军火物资运输任务，驻扎芒市，主要运输路线是腊戍至芒市，遮放军火库至保山。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