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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公里价只有一块二呢。
在北大，我一直住在勺园，直到今天，对勺园的感情已经根深蒂固，变成难以割舍了，我想这会是一辈子的感情了。
北大的勺园非常有名，在北大留学的外国学生都住在那里。我许多日本同胞，有在日本驻华使馆担任公使的，有在著名商社当部长的，有在著名大学当教授的，当初留学时都曾在勺园住过，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青春时光。跟那些老北大团聚时，聊天时一定提到勺园，说到勺园，一定有很多话说，言语间都流露出很深的感情。
勺园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我在勺园认识了很多牛人，有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公子”们，有驻华大使的女儿，首相的儿子，其他的显贵子弟不一而足。我也在勺园建立了许多宝贵的人脉，交了许多朋友。勺园对我来说，就是幼年时代向往过的“联合国”。无论我将来会到哪里，也无论我做什么，我都会珍惜住在勺园的时光，珍惜在这里结识的友人，并会永远为自己北大人的身份而骄傲。
离别祖国（7）
我被安排在勺园一号楼，后来知道，1— 4号楼是最旧、最破的。每一层只有一个卫生间和洗澡处，每间房两个人合住，面积大概十多平方米，两张床，两张带着书架的桌子，几乎没有什么空地。许多有钱人住在6号楼到10号楼，那里条件好，很像酒店。但像我这样公费的人基本都住在1—4号楼，后来我了解到，从留学生的质量和水平看，住在1—4号楼里的人明显是占优势的。在这里，我结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包括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牛津、剑桥、东京等世界名牌大学的交换生基本上都住在1—4号楼。勺园里的通用语言主要是汉语和英语，此外，韩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语、日语等也到处都能听到。
我的第一个同屋来自巴勒斯坦（后来是蒙古国防部干部的儿子和马来西亚的名作家），这个巴勒斯坦室友据说是阿拉法特的亲戚，牛逼吧？
刚到勺园的第一天晚上，室友不在，房间里很乱，几乎没有放行李的空间，我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到楼下的食堂吃饭了。食堂空荡荡的，我点了两个菜，一碗米饭。那顿饭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米饭特别不好吃，也许因为我是从“大米大国”日本来的，对米饭本身比较挑剔，也许因为食堂的米饭的确不好吃。炒菜很油腻，不合我口味。从离开成田机场，到空中旅行，到下飞机，拿行李，打出租，到北大，收拾行李，一直都处于紧张不安当中，也没什么胃口，忽然又想念起祖国了。心中不免想：如果是在日本，米饭很好吃，菜也很清淡，还有父母和弟弟妹妹在旁边，什么问题都可以沟通，但我又突然意识到：“这里已不是日本，我是个背井离乡的游子了。”我劝自己：不要拿着日本的标准去看现实，要入乡随俗。
饭剩了很多。我离开食堂，回房间去。
天已经黑下来，到了房间，好不容易找到灯的开关，却发现灯不亮，我反复试了几次，结果都一样。屋子里黑漆漆的，心里开始紧张起来，晚上没有灯，该怎么办呢？我想到楼下去找传达室的叔叔帮忙，但我不会说中文，用写字的办法交流？传达室的叔叔会拒绝我吗？唉，真是出门万事难啊！
总算还好，传达室的叔叔很帮忙，帮我换了一盏灯。当看到满屋注满亮堂堂的灯光，心里顿时有了安顿的感觉。接着收拾东西，然后靠在床头看了几遍母亲给我的长信，眼泪不听话地流了下来。
这一天过得很漫长，这里是异国，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每一瞬间，做每一动作都处于神经相当绷紧的状态。到23点左右，才躺下来准备睡觉，被子有点味道，还有点潮湿，大概很长时间没有在阳光下面晒了吧。明天自己一定要拿出去晒一晒。心里想的事情很多，最主要的还是想家。真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我理解这种难，主要还是心理适应方面的。睡不着，但我要强制自己睡着。这里已经不是日本，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告诉自己：在这里，只能靠自己，是你选择的道路，你要坚强，不能往回看，只能向前走。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慢慢儿地，我终于睡着了。
第二天起床，我发现枕头是湿的，哦，我在梦里又哭了，但心里已经踏实了很多，在全新的一天，我感到信心又抬起了头，我的精神状态不错，对新的生活，新的人生又跃跃欲试了。
从此开始，这里，就是我的家了。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1）
我来北京时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中文基础。来中国前，也没有去突击一下，一方面因为刚刚结束高考，又为办理各种手续而手忙脚乱，时间和精力上都顾不过来，另一方面是出于我对语言的认识上的问题。
什么意思呢？坦率说，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应该说是全世界最高的。我不是说汉学家，而是说大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和亲切感。这本身是好事，却也有利有弊。弊端在哪里呢？在于日本人往往会觉得，“我了解中国，学中文应该很简单，去中国应该很适应”，这是固定成见或者说是偏见，自以为有经验有基础。我也大受这种偏见的影响，因为根据这一心理逻辑，我自然得出了“我能很快学会中文”这一结论。
其实学中文并不这么简单。不管怎么说，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是通过本国的教育和媒体来实现的，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国古代史、历朝历代的风云人物确实很了解，甚至可以说，在有些领域比中国人自己还了解，但这种了解是有局限的，是不全面的，总体说来，是对过去的中国了解比较多，而对开始走向现代化的现实中国，了解还是很有限的。
我也自以为是地想，与其在日本装着半瓶子醋的中文来中国，还不如一张白纸地来，到了中国一定会碰壁，碰了壁对自己的打击一定很大，那么在这种打击下，一定会有很强的危机感，也一定会激发出超常的能量，因此，我来北京之前一个字都没有背，带着彻底的一块白脑子，抱着对未来充满好奇的心态来到了中国。来到中国后的学习经历表明，我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一个18岁的少年，能有这样的战略眼光，现在回望也觉得那时的加藤少年还真是挺聪明的，至少比现在具备直觉判断力。表扬一下。
由于我来北京的时候著名的“非典”已经发生，那段时间天天都是“非典”和伊拉克战争的新闻，每天都会上网去了解北京“非典”的最新情况，也了解美国在伊拉克打得怎么样了，同时也思考，美国人的行动合理吗？符合道义吗？日本驻华使馆在官方网站上公开要求住在北京的日本人立刻回国，并声称继续居留在北京或许难免有生命的危险。我毫无犹豫地选择留下来。我从小就不大受这类官方指令的影响，人家也是走形式嘛，要规避责任嘛，我凭什么要被动地配合人家？我抓住主导权得了。我给家里打电话，跟父母商量，父亲说：“你千万不要回来！一是机票很贵，浪费钱；二是应该亲自经历一下‘非典’形势下的北京，这将成为人生中很宝贵的经验。”母亲有些担心，但我安慰她说：“没事，别担心。”我的第一判断跟父亲一样，能够亲历“非典”是人生中一次重要经历，为何要避开呢？我病了，后果自负呗，人生本来就是充满不确定性和突发性的嘛。我不怕什么。周围几乎所有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人都回家了，中国人也尽量不外出，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我每天坚持在北大未名湖畔跑步，也不带什么口罩，就像北京根本没发生什么事情一样。
“非典”阴云笼罩北京后，北大的课程几乎都停了。记得当时流传一个消息，说经济学院教授的家人感染了，那位教授被隔离了，气氛十分紧张，但我的任务却始终不变，就是全力以赴学好中文。在那种大家集体处于恐惧和焦虑的情况下，我也做不了什么对外交往，除了参加一些北大对外汉语教育学院的老师部分开放的汉语课程，我基本都是自学汉语。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用半年时间把汉语提高到与中国人交流、讨论没问题的水平。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2）
来到北大后，直到7月，就是放暑假之前，我每天基本上是这样安排的——
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晨跑一个小时，回来洗澡，吃早餐，出去找卖冰棍儿的阿姨，跟她瞎聊，聊上大半天。中午回学校，一边吃饭一边翻字典，这段时间持续两个小时，然后再去不同的小卖部，跟阿姨们瞎聊，聊到下午5点钟说“再见”，回学校。回校后，找校内的保安朋友要一份当天别人看过的《人民日报》，顺便跟他聊一个小时，然后去食堂吃饭。回到宿舍大概7点钟，开始翻翻《人民日报》，也不查词典，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从头到尾翻一遍，大概了解上面说什么就可以了。11点把收音机拿出来，（那是在家乐福花80元钱买的，要插电线的，因为电池的要花电池费，因为住在北大宿舍，用多少电也没有限制，我就选了这种有电线的收音机），我带着耳机入睡，我把这叫做“睡眠学习”。别忘了，人在睡觉的时候，脑子是继续活动的。而且，据说“睡眠学习”能带来特殊的效果，我虽然不清楚它效果究竟如何，也从未看过什么有科学依据的研究成果，但带着耳机边听边睡起码有催眠功能吧。再说，耳朵上戴着耳机已经成为我来北京后的一个生活习惯，除了上课，我几乎所有时间都是戴着耳机听广播的。开始还觉得这样走路妨碍观察周围人的生活——这种观察对我了解中国街头文化很重要，尽管如此，最终我还是决定戴着耳机听广播，只要声音不开得太大，边听广播，边观察生活，感觉真的收获很多，什么都不耽搁，我就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习中文上了。
曾经有许多人问过我学外语有什么“秘诀”。现在可以回答，我的答案是：没有任何秘诀，迷信秘诀的人不适合学语言。学语言就像马拉松一样，是漫长而需要耐心的旅程，所以，急功近利的人也不适合学语言。反过来讲，拥有自我，也就是习惯于自己决定自己的事，不大受外界的干扰，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人比较适合学语言。对于学语言来说，最好的教科书就是你的经验，你的探索欲，你的方法。按照常识，你的经验也好，探索欲也好，方法也好，能一夜之内形成吗？不可能，所以我说学语言需要耐心，需要积累，需要一步一步靠近你想象中的、理想中的自我。
我也从来不认为语言是靠“学习”而掌握的，而是靠“接触”而掌握的。“接触”一词，英文叫“contact”，我说的不是单方面的接触，而是多方面的接触（multi contacts）。语言是通过多方面的不断接触才能在自己心中扎下根来的。因此，看电影、电视剧、动漫，看书、看报、看杂志，聊天，旅游等等，都是学习语言的好途径。因此，我们面对陌生的外语，就需要坚持开放与好奇的心态，不要排除任何的机会。
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经验”：跟学日语的中国学生互相学习语言；跟不会日语的中国大学生讨论时局；跟中文好一点的日本人说中文；跟中文水平马马虎虎的外国人用中文沟通；看中国电影、电视节目；看中国话剧；看与日本有关的中文书籍；看有图片的时尚杂志等等。尝试，在我脑子里就等于折腾，不折腾的人是不会找到答案也不会很快进步的。我每天跟自己折腾，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这不够效率，那不够靠谱……最终摸索出了我学汉语初级阶段的四大支柱：与土生土长的老北京瞎聊、随便而放松地翻翻字典、不查词典阅读《人民日报》；随身带着收音机，听着广播入睡。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3）
首先说说跟阿姨聊天。在普通话相对标准的北京生活，学汉语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要利用好这个条件，就应该尽量跟北京人多接触，但一定要跟普通的、只会中文（最好不识字）的老百姓接触，而今天的大学生基本都懂些英文，我跟他们沟通不畅时，他们就用英文给我解释。中国大学生说英文的积极性相当高，我无法控制他们不跟我说英文。而且，全球大学生所关注的话题都差不多，就是那些时事问题、就业问题、国际交流等，而我真正要了解的是中国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是尽可能原生态的、特别“土”的北京街头文化。要了解这种文化，选择那些在街头无所事事，以聊天为业的阿姨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选择女性没什么特别的理由，要说理由，大概因为自己比较容易亲近女性，而且女性说的普通话比男性说的浅显一些，好理解一些，也标准一些。当然，刚开始时对方会有一些抵触，“这个不会说中国话的老外，这个曾经侵略我们的日本鬼子的后代”。我还有几次被拒绝消费呢。但经常过去，发自内心地真诚地表示与她们交流的愿望，也不断买她们所经销的商品（主要以冰棍儿为主），我逐渐打入到她们中间。我跟无数个阿姨聊过天，有的还成为了很谈得来的好朋友。和她们聊天，最难找的就是话题，天天聊天，哪有那么多话好聊？我的词汇量又特别有限，就只好重复聊同一个话题了。开始，聊天是快乐的，但天天聊天，又聊着类似的话题，还是比较无聊，令人疲倦的。后来，阿姨们越来越看穿我找她们聊天是希望提高中文水平的，就照顾我的词汇量，有时慢慢说，有时另加解释，有时教我生词——她们是我学习中文的老师。没有她们的耐心和包容，我在初期阶段的进步不可能那么快。今天回想起来，我不知道她们都在哪里，在干什么，说实话，连她们的名字都忘了，但感谢之情依然装在我的心中，我衷心祝愿她们能够天天快乐，日子能够越过越好，我还要告诉她们：阿姨，我长大了。
其次说说翻字典。字典对学语言来说是最重要的工具，它是你的兄弟，你的伙伴，你的战友，必须随身带着，要不离不弃。这是我当初开始学习英语时候就确定的座右铭。我从来不用电子词典，那个用起来是方便，但真正做到刻骨铭心，还是要一页一页地翻，一个一个地查，在字典上留下自己学习的印记，留下的记号，所做的笔记，这一切让人感到亲切，在这样的使用过程中，字典逐步变成不可或缺的教科书了。而我对机器不会产生什么特别的感情。每当我翻字典时都准备纸和笔，边翻边写，一边看新的单词，一边发音，一边听自己的声音，一边做标记。这样，翻字典本身满足了语言学习的四大功能：听、说、读、写，可谓一举四得。对学语言来说，效率也是极为重要的。但别忘记，没有最高的效率，只有更高的效率，而且效率也不可能一夜之内得到提高，而是要通过不断的尝试慢慢儿折腾才能渐入佳境。而在字典上不断折腾，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提高学习效率的方法。我要像感谢陪我聊天的阿姨一样，感谢字典！
关于读《人民日报》。我当初每天在报亭买报纸，看了许多报纸，但每天买报，每个月算下来，是笔不小的开支，于是就想办法，读不花钱的报纸。后来发现学校的各个机关处室每天订阅《人民日报》，北大有许多机关处室，我就四处联系，后来跟一个年龄与我差不多做保安的哥们儿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约定每天把大家看过的报纸偷偷地提供给我。这样，我就确保了免费获得报纸的“渠道”。每天下午5点我去保安哥们儿那里拿报纸，顺便聊聊天，也是一举两得啊。其实，找到合适的聊天对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是要不断折腾，才能找到理想的落脚点。那位保安哥们儿就是相当不错的聊友，我们很能谈得来。感谢他对我的照顾！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4）
虽然不少人不太爱看《人民日报》，他们更倾心于专业性更强、更贴近日常生活的报纸，但我总觉得，对于我这样学习汉语的人来讲，《人民日报》还是蛮有意义的一份读物。一是其文字的严格和精确。《人民日报》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大报，所有文字都是经过严格推敲过的，基本上不存在文法上的错误，非常规范，让我从中学到了中文的基本结构、语汇和语法。二是其内容的权威性。因为它是一份名副其实的党报，其功能就是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那么，我阅读它等于了解了一个时期中国的中心工作及国家发生的各种大事。刚开始觉得有些枯燥，但后来越阅读越感到有趣，文字表达的一点点变化往往就能反映出国家政治气候上的变化，或者说，国家改革开放的进程，都能从这份报纸上找到端倪。从这份报纸上，我学会了如何跟中国人打交道，即尽可能不去牵动人们“政治正确”这根神经。其实，我后来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课堂上修学了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等政治课，绝大多数中国同学已经学惯了这些课，不大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