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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看着，原来是街道居委会的张妈。张妈原是她父亲家的佣人，解放后离开赵家参加了居委会工作，虽说是受苦人出身，却一直对旧主人怀有感情。赵品书离婚以后，深居简出，张妈是能够进入后花园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在没人的时候，张妈仍然称呼赵品书为三太太，义务为赵品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不是像有些翻了身的人那样必欲置主人于死地而后快。她的这种“恋主情结”赢得了赵品书的好感，赵品书甚至能够像对待朋友那样同她一起聊天。赵离记得，母亲如果生病，一定会让她请张妈来为她熬药、做饭。张妈孩子很多，丈夫是个残废，赵品书也常常接济她。“文革”开始后，张妈也像所有的人那样忙于参加运动，一边却不忘暗暗呵护着赵品书不受冲击。但是她毕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她没有能力去保护旧日的女主人。惟一能做的就是在旧日的女主人死去以后，适时地火化了她，使她的灵魂得到安息。她给自己的另一个任务是看好女主人的女儿。在火葬场，她已经留意到赵离的不正常的神情，所以就一直远远地在后面监视着她。正是有了她的细心，赵离才没有失去生命。
“孩子，你傻呀，你为啥要走这条路呢？”“张妈，我没法活了。”赵离没有一滴眼泪。
“孩子，别说傻话，你的日子还长着呢。”张妈弯下腰拂打着赵离身上的灰尘，自己倒哭了起来。
“我为什么要生在这样的家庭里？”赵离说，“爸爸是个反动资本家，妈妈是反动资本家的小老婆，又是那样古怪，人家都说她是特务。她是不是特务？如果她不是，她为什么要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他们是我永远的污点。”
张妈搂着赵离的肩头，久久才说：“不，孩子，别怪他们，你爸除了比别人有钱，没啥更不好的东西。你妈她也不是你说的那种人，谁让她长得那样漂亮，又是一个才女呢？自古红颜多薄命，她心里苦埃”“可是赵妈，我以后还怎么活呢？”赵离说，“妈死了，房子也让红卫兵封了，我往后住在哪儿呢？”张妈拍着赵离的脊背，说：“你就到我们家去住吧。我们家三代贫农，我又是佣人出身，没有人会对我怎么样。也没人会对你怎么样，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在以后的日子里，赵离就生活在张妈家里，当起了当时人们习惯说的逍遥派。一直到1969年，城市的知识青年兴起了上山下乡运动。街道按规定把赵离列入了第一批下乡名单。张妈是大别山区的人，她早年曾在老家跟一个男人生了一个孩子，后来离家到省城给王德利当佣人，又嫁了人。解放后，她老家的孩子参加了工作，在邮局当巡线工，张妈一是怕赵离同别的知青一起受歧视，二是想让自己的儿子能对赵离有所照顾，就托知青办的关系把赵离送到大别山区老城县，从此赵离开始了她的知青生涯，并把自己的一生同大别山联系到一起。
人的一生就是由这样的一些机缘组成的，它就叫命运。
1967年的春天，包公湖还是一个臭水坑，城市的污水不经处理全部排放到这里，所以此地的人们习惯叫它为包府坑。
包府坑在历史上曾同一个有名的官吏联系着，这个官吏的事迹近千年来一直在民间传颂。五十年代省政府从开封迁走以后，开封这个六朝古都就开始重复历史上曾走过的道路而日益衰落，包府坑的存在只是提醒人们它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就像没落贵族老宅角落的一只缺嘴少盖的破茶壶一样，除了表示它曾经泡过价值不赀的好茶外，其实毫无用处。破茶壶在文物商眼里没准儿还能换几个小钱，而包公湖既然由一个湖而堕落为坑，又处在否定一切的“文革”时期，那就连破茶壶的价值也不如了。
三
1992年3月初的一个上午，刚敲八点，新城县长吴斯仁早早来到县委招待所，看到几辆小车已经在院子里一字儿摆开，县委、县政府和人大、政协的几个头头在车旁围成一团，看样子是正在神聊什么。他向他们打了招呼，就径直朝总台走去，叫服务员打开了201房间。
这间屋子是给即将到任的县委书记赵离准备的。他是来先看看房间安排得怎样。房间里原来的两张小床换成一张大床，铺着白色床单，两床被子也用白色床罩罩着。卫生间里新换了水龙头，他打开抽水马桶，见水轰隆隆地流了出来，便点了点头。闻讯赶来的所长老瞿跟在后面，一直察颜观色，这时递过来一支香烟，说：“全部都整了一遍，这里还要摆一只文件柜，让人买去了。”
吴斯仁说：“壁橱里再用檀香熏一遍，看看还有没有蟑螂什么的。记着，赵书记可是当医生出生的。”
老瞿说：“这你放心，别说现在还冷，就是到了夏天，蟑螂这类东西也是绝对没有的。”
“狗屁，上星期马司令带着他的千金回来扫墓，就在这屋里看到了那东西，把人家的千金吓得要死，为这我还向老首长作了检查。告诉你，要是再发现了那东西，你给我生吃了它。”
老瞿笑着说：“好好，好。县长，看看这是啥烟。”
吴斯仁瞄了一眼，问：“熊猫？你哪来的？”老瞿道：“还不是马司令的秘书上次撂下的，总设计师爱吸的么，还给你留两盒呢，明天给你送去。”
吴斯仁骂一声“狗屁”后，接着说：“不是我问到你，能想到我！”老瞿嬉皮笑脸地说：“冤枉！实实在在只想到你。”
吴斯仁这才露出笑脸，接过老瞿的香烟。吴斯仁在前任书记调走以后，这几天主持县里的全面工作，市委决定赵离来担任县委书记，是他去参加的组织谈话，按照惯例，如果新调来了干部，班子成员都要去迎接。虽说组织上对干部报到有严格规定，不允许大规模迎送，但实际上谁也没有认真执行。吴斯仁已经连续担任了五六年县长，一直被认为是县委书记的当然人眩这次市里调整干部，人们都说：“头顶小孩儿屙尿，淋也淋到头上了。”没想到半路杀出个赵离，他未免感到丧气，可越是这样，他觉得越是有责任把迎接工作搞得隆重一些，因为这实际是一种姿态，表示自己作为县里的二号人物，不仅愉快地服从市委决定，而且也愿意跟新任书记积极配合。所以，昨天从市里回县以后，他立即通知在家里的几位主要领导，还有县委办公室和组织部的负责人，今天一起上市里去接赵书记201房出来，吴斯仁又对政府办公室主任老叶作了安排，要他在家里处理日常事务。这些天化肥厂附近的群众一直在为土地补偿费问题闹事，弄不好他们今天又要集体上访；还有菩提寺庙会临近，盛市有些部门的人可能来烧香许愿，这些都是不能得罪的大爷，一定要作好接待工作，副处级以上的干部要找在家常委或副县长陪同。说完这些事以后，分管党务的副书记余锋不耐烦地说：“吴县长，你怎么跟要出国似的，又不是十天半月不回来，我们快走吧，让上访的一来，你可就出不去了。”
“要能出国就好了，我还没出过国呢。”吴斯仁说罢心想：赵离来了，今年得找个机会出去见识见识。
吴斯仁这些年任县长期间，书记像走马灯似的调整，六年间竟送走了四任书记，作为二把手，又是一个老同志，像出国这样的机会总不好跟书记去争的，偶尔有出国指标总没他的份，所以有时候难免要为自己的升迁发点牢骚什么的。不过他是本县人，按照有关领导干部回避的原则，他本应调离本县到外地工作，组织上考虑他夫妇都是独子，双方父母都已年迈需要照顾，所以让他在本县长期任职，这已是组织上法外施恩了。何况他是从基层大队支书一点一点提上来的，没有年龄和文化上的优势，有的只是一点儿经验和资历，多的只是一点人缘，麻雀跳到秤盘上，自己把自己称称是知道分量的。赵离来之前，市委书记李天民早向他打了招呼，要他再做一次配角，并许诺适当时候在市直部门为他留一个位置。他还有什么价钱好讲呢？现在摆在他面前的，只有认真配合新任书记做好工作。
他数了数院子里的车，对等在那里的人说：“别超过四辆车，别把人家宣传部吓坏了，余书记和秀英跟我一辆，走吧。”
余锋马上打趣地说：“那我哪儿找呢？一路再不愁寂寞了。”
大家一齐起哄。他们说的秀英姓张，是一个胖而微黑的女同志，三十多岁年纪，前天刚由副县长调整为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听到他们逗乐，眯着小小的眼睛笑着，慢条斯理地说：“余书记，你也跟我开玩笑啊，你可是老弟哟。”
其实男人和女人一样，总愿意自己比别人小，尤其是在女人面前。听到张秀英喊他为老弟，余锋嘴上表示反对，心里头却甜滋滋的，弯腰钻进了汽车。
车辆驶出县城所在的小盆地，一头扎进大别山的皱褶里。
大别山区虽然地处中原，却是南方暖湿气候，这一年的春天又来得特别早，阴历还在二月初头，山上的野棠梨花就开了，粉红或粉白的小花一丛一丛，星星点点地缀在漫山遍野之中，使满目葱茏的春天变得生机盎然，富于层次。往远处望去，晨岚还未褪去，高高的山峦显露出一脉淡淡的青灰色，这种青灰色好像有着强大的吸附力，春天明媚的阳光一挨近它，立即被它溶化，也变成灰蒙蒙的，这样视野的远处就成了一副好像是丹青高手信手抹成的一副水墨画。再往近处看，山坡下田地里小麦已经长得齐腿肚深了，杂交油菜刺眼般金黄一片，预示着夏季会有一个好收成。吴斯仁是在农家长大的孩子，对庄稼总是比别人多一份感情，看到眼前的景色，就对余锋说：“今年夏季丰收已成定局，可以预见的是价格问题，国家得想法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问题。”
余锋眯缝着双眼，不置可否地说：“粮食、油料定购是国家政策。”
余锋只有三十多岁年纪，但当副书记已有好几年的历史了，他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在县委班子中文化最高。吴斯仁知道他一直盯着县长的位置，还不止一次地说过：“吴县长，你早该扶正了。你当了书记，我们还是极力维护你，咱一起把新城县搞出一个样子来。”言外之意，应该由他接任县长。从去年以来，他一直在为提升做方方面面的工作，甚至搬出了前任市委书记老刘，新城的土特产没少往市委组织部送。这一次赵离调来工作，其实最失望的就该是他了。传说赵离要来担任县委书记的这几天，吴斯仁一直感觉到余锋情绪不大对劲。暗想，赵离还没来，就先有一个潜在的对立面了。不知怎么的，心中竟有几分得意起来。
吴斯仁问：“宣传部的战斗力怎么样？我们中午能不能对付了他们？”余锋说：“也就是卫文华能闹个七八两吧，剩下的，全都不堪一击，宣传部嘛，不就是嘴上功夫，来实的，差点儿。”
吴斯仁笑了笑，说：“卫文华刚到，在席上不会放开。”
余锋说：“省委这次调整市委班子，我看并不利于工作，卫文华根本不是宣传部长的料子，宣传部长一要懂理论，二要好口才。我以前在他手下干过，对他了解，这两点恰好是卫文华的弱项。”
吴斯仁说：“还不如把赵离一步到位，总是要用的，何必让她下来多吃一道苦。”
余锋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李书记肯定不想让她下来，谁要省委才出台了新规定呢？”吴斯仁说：“不过这规定还是有道理的，有些干部，在省里混了几年，下来就当市长、常委，对基层不了解，还要重新学习。在县委书记位置上干过两年，在上面工作就好开展了。”
余锋叹道：“只是来镀金的人多了，新城的老百姓要受苦口罗，干部都说，一连提走了几个县委书记，新城的地气都拔光了。”
吴斯仁说：“别担心，咱新城地气足得很，光将军就出了一百多，也没拔光地气。”
余锋冷笑一声，不说了。
吴斯仁突然想起一件事，说：“我正要跟你商量件事，跟我的秘书小于已有好几年了，他提出要到基层去，你注意考虑一下。”
“那有什么说的！破格，让他到乡里当党委书记。”
“这样干部会有议论吧，先在副职岗位上锻炼一下再说。”
“有什么议论？为什么总要按部就班，非是把人熬白了头才算数！”余锋似乎有点生气。
吴斯仁知道余锋的脑筋又转到自己的事情上去了，就不再说话了，眯上眼睛，看窗外春色朦朦胧胧在眼前闪过，渐渐地，睡意袭了上来，小车马达的响声在耳边消失了。
不知什么时候，司机捅醒了他，睁开眼睛，看到车子外面站着三道岗乡党委书记张道国等人，乡里新买的桑塔纳也停在路边。
吴斯仁摇下玻璃，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张道国说：“县委办通知我们在这里拦住你，情况有变化了。”
吴斯仁和余锋推开车门，走下车问：“怎么了？”“赵书记的儿子早上得了急病，市委那边说今天不能来了。”
正说话间，后面的几辆车跟了上来，知道是这种情况，都站在路边七嘴八舌地猜测起来。吴斯仁说：“还是应该去看一看，这样吧，余书记和秀英到市委宣传部和赵书记家里看一看，其余的打道回府。”
张道国说：“吴县长，到了我们乡，吃了午饭再回吧。各位领导也别走。”
吴斯仁略一沉吟，说：“好吧，我正想看看你们栽的树。”
其余的人都推说机关有事，开着车走了。
张道国把吴斯仁领到新开辟的林地，说：“这一片是六百亩。是戚家洼村的。去冬今春我们乡一共完成了一万亩整地任务，其中有五千亩板栗，目前已全部栽下了，就是缺少资金。”
吴斯仁说：“这个我清楚，以后考虑从市农行贷款解决。
你们今年打算怎么管好这些树。”
“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办集体林场，一种是承包到人。”
“山场承包是一个大问题，你们要好好地研究一下，要严格按照政策来办。”
“我们倾向办成集体林常”张道国说，“实行责任制以后，不少村没有了集体经济，长期下去，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成什么了？”“好好研究一下。”吴斯仁淡淡地说。他知道实行责任制以后，农村工作出现了新的情况，基层干部有一种怀旧情绪。他也有这种情绪，但他不能在下级面前表露出来。他是大集体时期成长起来的干部，也很怀念那个时候，但是他也清楚，农村只有改革才能有出路。
在回乡的路上，张道国又把农村的苦经念了一遍，并说了不少有关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忧虑。吴斯仁虽说很反感基层干部谈论与基层工作无关的事情，但还是对张道国的牢骚表示了宽容，基层干部工作辛苦，发发牢骚还是应允许的，只要不在背后议论他人，不违背组织原则，听下级发发牢骚，甚至同他们交换一下，不仅无害，反而还能增进感情。正是有他这种善解人意的作风，满县的干部才都和他谈得来。当然也有背后骂他耍滑头、和稀泥的。
“所以党中央最近提出要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要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地位。”吴斯仁说，“不过改革开放还是要肯定的，二者并不矛盾。”
“我认为还是过去好，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农民哪能这样不听话。”
吴斯仁知道他的牛脾气上来了，换了话题说：“三道岗的街道太窄，车都进不去，你们可以把集镇向路两边发展。这几年，三道岗的集镇建设落后了，你张道国应该挨批评。”
张道国说：“我跟县长有点认识不同，要那么大集镇干啥？游手好闲，都坐在街桶子里打牌。”
吴斯仁说：“你张道国就是花岗岩脑袋，斧子劈也不行，只能用炸药炸。”
有了一上午奔波，吴斯仁感到有些累了，本来不想喝酒。
吃饭的时候张道国从裤兜里掏出一瓶茅台，说：“吴县长，你轻易不来，这可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见吴斯仁有不相信的意思，说：“这要是公款，我就是个狗娘养的。我侄子在四川当兵，给我带回来的，就是留着你来喝的。”说得情绪流流的挺动人，吴斯仁不喝也不行了，一不小心就喝了小半斤。于是嘱咐司机同办公室保持联系，自己竟到招待室去睡觉了。
张道国跟了进来，两只小肉泡眼喝得水汪汪的，稀稀的几根头发贴在头皮上。张道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能干，缺点是文化低，有点牛脾气，不过这样的干部可靠，在农村工作，吴斯仁主张多用这样的干部。张道国一坐下来，就说：“吴县长，我们都以为这回你弄个书记干干，没想到又让人插了队，我们想不通！”吴斯仁说：“工作需要，这很正常。有什么想不通的。”
张道国说：“你这人就是这样，该争不争。她赵离有什么本事来领导我们这么大一个县？你干过六七年县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