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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猜中了。奥格勒比·诺顿一拿到起诉书，就和联盟一起开会协商。公司这么快就与之谈判，这让联盟很高兴，但谈判却一直悬而不决，因为公司想讨价还价，而斯坦·丹尼尔斯也需要尽可能的争取时间。如果当地六千八百六十位矿工不同意将薪水降低百分之八的话，诺顿就有将矿厂关闭的危险。自1982年以来，铁矿山和整个国家一样，也进入了经济衰退期。在价格方面，本国生产的矿石与从国外进口的廉价矿石相比，根本没有竞争力，而且本国萧条的经济也大大降低了对钢铁的需求。1979年是钢铁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矿山的铁矿石产量为五千六百万吨；但1982年，矿石产量就降至两千三百万吨；七十年代末，在矿山任何一个城市，站在人行道上的行人都能判断什么时候换班，因为这时街上到处是拥堵的车辆；但1984年，矿山七个铁矿的工人总数已经由1979年的一万四千零二十二人降至五千九百三十五人；八十年代中期，即使在换班时间，街上也空空如也。
埃弗莱斯矿的裁员幅度也很大。1980年，矿上共有雇员一千四百二十五名；但1982年，矿上关闭了一整条生产线并裁员一半；1983年秋天，埃弗莱斯矿关闭了整整八个星期；到1983年年底，就只剩下七百二十三名矿工七百零二名矿工仿佛都消失到大坑里。此外，埃弗莱斯矿还面临一个问题：它是矿山所有铁矿中最没有效率的，其劳动力和铁路花费最高，生产每吨矿石的能量消耗也高居第二。
工作岗位的减少却增加了矿上男矿工对女矿工的怨恨，因为现在她们已有足够的资历来保住目前的工作。当时埃弗莱斯地区选举的州议员乔·贝吉奇记得八十年代中期经济开始走下坡路时，〃人们都抱怨如果矿上没有那么多女矿工，就会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在埃弗莱斯矿，鲍勃·莱茨因为裁员而变得更加易怒，他不断向秘书凯茜·泰瑟抱怨说女矿工把工作都抢走了，但她们工作时并不能全力投入。泰瑟总能听到莱茨重复一句咒语一般的话，〃女人属于家庭，赤着脚，怀孕。〃三个月后，泰瑟被解雇了，莱茨说她被解雇的原因是她丈夫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她不需要退休金。
莱茨看到洛伊斯的诉状后对同事米兰·劳力士说，〃洛伊斯就要得到她想要的了。〃
安全和培训部主管劳力士说，〃女人们到矿上工作是想得到什么呢？〃
第一部分 走进远离法律的矿山第六章 抗争的开始（3）
在克利夫兰，奥格勒比·诺顿依然毫不让步。洛伊斯向联盟递交控诉状已经两年半了，但公司对此根本不加理会，同时它也不去理会人权部于1985年11月提出的歧视指控。当联盟在会议上提及洛伊斯的诉状时，公司总是提出相同的疑问：〃这件事究竟与联盟章程有什么关系？〃联盟章程没有对性骚扰做出规定，因此没有一个既定的标准可以适用。联盟对这个质疑也没做什么辩解，联盟和公司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就像是橄榄球赛的参赛双方，〃赛场上双方都很尽力，但晚上可以一起出去喝啤酒，〃矿上劳动关系部主管杰伊·亨宁斯加德说，〃只要你能付出额外的时间或精力，联盟的大多数控诉都很容易解决，没什么原则可言。〃
但洛伊斯的控诉却是原则问题。当杰伊把问题交给工业关系部主管尤金·吉尔摩解决时，吉尔摩答复说他认为洛伊斯的请求根本没什么理由，他认为既然洛伊斯的工作还保留着，就无权请求解决性骚扰问题，因此公司一定要坚持立场。
实际上，吉尔摩对性骚扰立法的理解早就过时了。1980年平等就业委员会（EEOC）的纲领颁布后，法院就采纳了一个更广义的性骚扰定义。198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了一个案件，一位银行职员米歇尔·文森诉称，她的老板经常要求与他发生性关系，并以此作为她能继续在那里工作的条件。刚开始，她拒绝了老板的要求，但当他威胁她要将其解雇时，她屈服了。后来，当她试图结束这种关系时，他又强奸了她好几次。她将其上司的行为向一位高级管理人员汇报，但他没有理会。作为被告的银行否认知悉此事，并争辩说银行对此不承担责任，因为这不属于经理的工作范围。法院支持了银行的意见，认为文森是自愿与其上司发生关系，因为她有辞职的自由。
文森诉梅里特储蓄银行案到了最高法院，1986年6月19日，法院做出判决认为，根据等价的或恶意的工作环境理论，性骚扰可以构成性别歧视；法院还认为如果雇主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或具体的措施来阻止性骚扰，如制定性骚扰政策或教育骚扰他人的雇员等，无论性骚扰为何种形式，他们都应对此负责。法院没有明确界定雇主免责的条件，但却说如果公司只制定政策和确立执行政策的程序，而不积极地执行政策，这是远远不够的。
法院对梅里特一案的判决在很大程度上确认了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纲领，进一步明确了雇主在性骚扰方面的责任，但仍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证据可以用来证明某种行为不受〃欢迎〃。最高法院认为，如果主审法官认为性骚扰关涉到原告的衣着或其性幻想，这些也可以被认定为证据。那时，一些妇女权利的支持者说，如强奸案一样，尽管这类案件使妇女承受巨大的压力，它们对社会不会产生什么影响。然而，梅里特一案仍被普遍视为劳动妇女取得的一大胜利。
杰伊·亨宁斯加德认为公司既没有处理洛伊斯向联盟的控讼，也没有理会政府的指控，更没有采取措施防止更多的性骚扰事件的发生，其短见已使之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杰伊以前在德卢斯四家公司的人力资源部工作的经验使他对性骚扰的基本政策有所了解，他认为，鉴于公司的状况，应当在劳动合同中加入两句话：性骚扰是一种歧视行为，对此公司将采取〃正确而恰当的措施〃。杰伊说他们必须制定书面的性骚扰政策，但其内容可以含糊、空洞无物，这和莱茨及公司老板对该话题的回避其实并无两样。
与其说杰伊在合同中增加了些东西，还不如说排除了什么。新合同没有界定什么是性骚扰，没有对培训作出规定，没有任命一个人来解决纠纷，更没有规定对实施性骚扰者的惩罚措施。它的意义仅在于，它在矿上的历史上首次表明性骚扰违反了公司政策。
到1987年3月，洛伊斯已经在中央处理室的第四工作队工作两年了。此时，她也已和同事们相处得非常融洽，也第一次感觉到周围男矿工对她的支持，这种感觉以前从未有过。史蒂夫离开矿上已两年有余，洛伊斯的感情和身体状况也已趋于稳定，她的体重，这个能反映她身体状况的晴雨表，也已经降到一百一十二磅。
1985年7月，洛伊斯和格雷格把家从矿山向东搬到距其二十五分钟车程的吉尔伯特。这栋新公寓每月的租金比原来少三百美元，由于经常裁员，这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好消息。除此之外，促使他们搬家的原因还有两个：其一，格雷格在吉尔伯特有一个非常认真的女朋友；其二，在他们原来位于矿山的公寓里住着一个名叫鲁思·约翰逊的女人，她是史蒂夫·波弗罗兹尼克母亲的好朋友。1985年5月，当洛伊斯和一个朋友站在走廊里时，她说了很多从史蒂夫母亲那里听到的关于洛伊斯的坏话。此后，当她们在路上碰面时，洛伊斯总觉得非常不舒服，她感到周围都是敌人，于是决定搬家，而格雷格也不得不在上高二时转学。
1986年6月，格雷格高中毕业了，他准备当一名海军。尽管工作给洛伊斯带来的伤痛依旧，她却很放松：格雷格终于取得了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成绩他高中毕业了。以前工作压力非常大时，洛伊斯总是告诉自己，格雷格毕业之前她不能放弃在矿上的工作，她认为再在另一个地方找份工作，而中断格雷格的学业会毁了他。格雷格已经长成一个敏感、害羞、善良、对女性非常尊敬的彬彬有礼的年轻人。但是格雷格刚毕业，就遇到了一大挫折：那年的劳动节刚好是周末，格雷格在参军前和舅舅一起到北达科他州法戈的一个农场上伐木，一棵大叔突然倒了，压坏了他的腿。好几个月过后，格雷格才完全恢复，这使他失去了参军的机会，而去了希宾的技术学校学习。实际上，格雷格都一点不喜欢去那里。
随着格雷格的长大和独立，洛伊斯逐渐有更多的时间交朋友。她在第四工作队的〃患难知己〃是肯特·埃里克森和德怀特·戴维斯。肯特·埃里克森不是矿山人，他是在明尼阿波利斯市长大，现在已离婚的他自己带着三个女儿，他很依赖洛伊斯，经常请她提建议，并亲切地叫她〃史卡夫〃。德怀特·戴维斯负责管理控制中央集中室的控制面板室，而洛伊斯则在控制室外面的甲板上工作。戴维斯很高，很健壮，也很粗暴。一天，当洛伊斯要清理一个大盆而不能出来时，戴维斯靠在高高的墙上，一把就把她拉出来。〃他很忠诚，有强烈的正义感，〃洛伊斯说。圣诞节时，在第四工作队上班的洛伊斯加了几次班。〃我们在外面做晚饭，我带来了火鸡，他们带来烧烤，我们甚至还一起在大办公室的厨房做饭。〃
中央处理室的噪音非常大，这个工作队的矿工们必须互相碰一下对方才能使对方意识到自己在和他讲话。〃我并不认为摸别人是我的风格，〃洛伊斯说，〃公司歪曲了事实说我'喜欢对别人动手动脚'。〃而公司的惟一证据是1981年她碰了史蒂夫·波弗罗兹尼克一下。〃此外，〃洛伊斯回忆说，〃做某些工作，如在磨粉机厂做助手时，如果我想让站在前面的维修师让一下路，我可以大声喊，但没有人能听得见一次，我甚至拉了拉前面那个人的裤腿才得以使他让开。我能清楚的记得我每一次碰那些男人的情况，不管是碰他的手还是他的胳膊。但他们总是在玩一些无聊的游戏，如拍你一侧的肩膀却站在另一侧大笑。或者他们会从后面碰你的膝窝使你的腿弯曲，或捏你，或抓你的腰，或摸你的屁股。总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工作队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和洛伊斯有矛盾，〃德怀特·戴维斯说，〃她一点也不轻浮，也不对别人动手动脚。〃
第一部分 走进远离法律的矿山第六章 抗争的开始（4）
那天，洛伊斯收到律所的性骚扰诉状后，把十二页纸都复印了，然后带到班上，给工作队上的每一个人看，目的是请他们放心：他们的名字并没有列入诉状。但她的诉状交上去之后，即便是肯特和德怀特也有八天没和她说话。后来德怀特承认诉状使许多人神经紧张。〃他们不知道他们能说什么或做什么〃才不致于被指控为性骚扰。
帕特·科斯马施非常担心同事们对诉状的反应。她通常给人们带来的都是和平：如果有人去世，她会很关切地送去她的拿手好戏用糖、燕麦、巧克力及松子做成的棕色的巧克力饼。〃帕特意识到把诉状交上去是件大事，她很害怕，〃她的朋友珍妮·阿霍说。帕特变得喜欢胡思乱想，她对珍妮说她会像卡伦·西尔克伍德一样死去晚上从公路上掉下去摔死。〃她总说，'事情会发生的。'〃
矿上的人们都在议论这次诉讼。洛伊斯很快注意到变化：围成堆的人们给她坏脸色看、不跟她讲话；人们也躲着帕特，因为有谣言说，诉状上列了四十个男矿工的名字，而且很多都会被解雇。洛伊斯、米歇尔和帕特确实曾给过海伦一个名单，上面列着的矿工既是性骚扰的目击者也是实施者。矿上很快出现了一个麦卡锡式的场景：当斯坦·丹尼尔斯拿着名单在矿上走时，男矿工都在说，〃你的名字在上面，你的名字在上面，你的名字在上面。〃
洛伊斯她们提起诉讼时，工厂的经济状况正处于最低谷，正在困境中苦苦挣扎，因此起诉很难得到矿工们的支持。〃伙计们都怕因工厂破产而失业，〃埃弗莱斯矿的技师吉姆·莱温尼卡回忆说，〃有一段时间，因为怕被指控为性骚扰，我们不敢跟女矿工说话。〃吉姆承认，洛伊斯起诉时，矿上七百名雇员中，大约有三十位都是〃坏家伙霸道、不正常害怕与妇女共事，并花了很多时间来骚扰她们。〃
吉姆说，公司和联盟不解雇这些霸道的人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这使其他矿工都陷入一种危险境地。那时，吉姆·莱温尼卡的妻子洛里担心性骚扰诉讼又会把她的家庭带回到原来领救济金时的状况。八十年代中期当吉姆被暂时裁员时，洛里回忆说；〃那时，我们靠领粮食券生活，那种生活太可怕了，所以，我怕他再失业。我们还有一个孩子，我不想出去工作。〃洛里听小道消息说，那些妇女起诉仅仅是为了钱。对埃弗莱斯的矿工们来说，这一切使诉讼等同于失业。
帕特一直催促海伦·鲁本斯坦和洛伊斯把这次起诉在报纸上登出来，她认为公开可以为她和洛伊斯提供保护。帕特原本就是一个急性子的人，案子的缓慢进展使她快要发疯了。她知道洛伊斯等了两年半才走到这一步，她不想再等两年才看见什么进展。不仅如此，她也害怕报复，害怕被解雇，案子拖得时间越长，她和她的家庭状况就会越惨。但洛伊斯不同意，她不想声张这件事，而是希望案子能通过法律程序自行解决，并认为公众的注意会使她们在矿上的生活更加艰难。
洛伊斯和帕特找海伦讨论是否需要公开，海伦说明尼苏达州人权部负责公共关系的人拒绝通过新闻公开此事，如果她们想公开的话，惟一的方法就是从飞机上撒传单。3月11日，也就是起诉之前的两个星期，来自矿山的州参议员杜格·约翰逊提议削减预算。〃废除海伦所在的人权部〃一项也赫然出现于长长的项目列表中撤销二十九个职位以节省一百七十五万美金。4月13日，参议员约翰逊和州长鲁迪·勃彼奇，他是一个克罗地亚人的儿子，也是第一位来自矿山的州长，他们和奥格勒比·诺顿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圣保罗集会，讨论降低铁路和电力费率的问题。不管在洛伊斯案件和约翰逊削减预算的提议之间有什么关系，海伦和洛伊斯都很清楚不管是忠诚于联盟的民主党，还是主张合作的共和党都无意涉足此案。
为了不被疏远，洛伊斯鼓足勇气，使出最后一招等着在下一次联盟大会上就诉讼做出解释。洛伊斯对斯坦·丹尼尔斯抱有一些希望，希望能得到他的同情。两年前，斯坦主动为洛伊斯安排了一次与联盟律师的会面，律师建议她要求公司至少赔付她一万五千美元。正是这次会面以及后来她与斯坦的谈话，使她认为联盟可能会支持妇女。
洛伊斯希望联盟同意让男矿工就其联盟兄弟的性骚扰行为作证，而不会受到什么排挤。为此，她必须澄清关于男矿工会因为骚扰而被解雇或受到处罚的谣言。〃你疯了。〃帕特对洛伊斯说。尽管她很坚强很任性，但她承认自己绝对没有勇气站在这么多男人面前谈论性骚扰的问题。〃男矿工们有权知道诉讼不会危及到他们的工作，〃洛伊斯争论说。除了帕特的请求外，洛伊斯身上还有什么东西或许是天真、顽强，又比较执拗使她于1987年4月21日站在了克林顿城市大厅的主席台上。
联盟大会于每月的第三个星期二晚上召开。大多数时候，大厅里只有前两排的座位能坐满。但因为那天的主题是雇佣合同谈判，参加的人空前得多大约一百五十至二百名男矿工涌入那间屋子。帕特和洛伊斯一起坐在大厅中间，富兰克林·盖伊和吉恩·斯卡亚坐在后面。洛伊斯听说这两个人希望联盟对洛伊斯提起反诉。
当有关合同谈判的议题结束之后，洛伊斯请求斯坦·丹尼尔斯同意她用一下讲台。她经过中间的过道来到通常联盟领导人就坐的发言席前，面对着大家。她把带来的起诉书的七份复印件放在桌子上供每个人传阅，然后开始讲话。为了这次讲话，洛伊斯甚至认真的写了草稿，但她紧张得根本无法看它一眼。她惟一另外一次公开讲话是在信用社一年一度的〃儿童计划〃活动上，她向大家介绍小丑。因为害怕，现在她什么都看不清楚，大多数人的脸都模糊了，她担心大家会把她赶下台。洛伊斯把一份起诉书高举过头顶说：〃你们有权利知道起诉书里都写了什么，也有权利知道里面列的四十个人中，有的是目击者，有的人了解情况，而有人则是作恶者。〃她说完这第一句话后，整个房间顿时安静下来。
洛伊斯受到了鼓舞，她继续说，〃现在是澄清谣言的时候了。我并不为起诉书中的内容而向你们道歉，我们没有针对任何人，这不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