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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
即便如此，我们绝不能认为这种情形和道德是永恒不变的。文化变革一旦发生就会迅速展开，就像当年“文化革命”一样。拿最近的一个例子来说，反吸烟运动就成功地在一夜之间把香烟的形象从充满魅力变得令人厌恶。虽然预言家们认为文化只会无情地走向衰败，但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却提供了相反的例证：在一代明君的支持下，作家、社会改革家、慈善家和牧师等精英分子，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把一个私生子无数、犯罪率高涨、嗜酒如命、城市人口贫穷、沉迷于斗鸡和斗牛之中的国家变成了人人遵纪守法、处事冷静、正直向上、家庭团结和睦、人民富裕安康的国度。在世纪之交的美国，我们文化内部开始出现的变革不仅为下层阶级带来了信心，而且也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几十年来不曾有过的伟大振兴的希望。〖1〗0〖2〗梦想与梦魇〖4〗简介究竟是哪里出错了？
令人瞠目结舌的贫富悬殊难道不是只存在于狄更斯笔下的伦敦吗？它们怎么会在今天的美国城市里死灰复燃甚至根深蒂固了呢？
有些每天我们都能看见的反差现象是如此的奇异；但久而久之也就司空见惯了。在纽约灯火通明的第五大道两旁价值500万美元的公寓的窗户外面有时就睡着无家可归的人。他们蜷缩在公园的长凳上，面容憔悴，病魔缠身，穿着邋遢的破衣烂衫。在城里的一个所谓的上流社区里，来来往往的都是些上层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社区中间有一堵墙，一边是他们眼睛都不眨一下就买下的价值75万美元的公寓，另一边则是他们肮脏破烂的邻居。
在过去几年的圣诞节里，不难看见身穿毛皮大衣的假日休闲族兴高采烈地在高级食品店门前排起长龙，等待购买标价“只有”260美元一磅的鱼子酱。而他们旁边有时会出现另一支沉闷的队伍，那是一群等待教堂施舍菜汤的乞丐。在市中心雅致的后现代大厦里，到处都是健身俱乐部、权贵们专用的午餐厅、自动柜员机和一些大萧条时期留下来的所谓艺术品，所有这一切在大堂里交映生辉。楼里坐着衣冠楚楚、年薪上百万美元的银行家们，他们有的不到40岁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重整产业秩序的大权。城市里的公园和高高在上的轻轨车站曾经一度展现了我们市民的自豪和信心，但现在它们大多充满了粪便的恶臭，到处都是人为破坏的痕迹和信手涂鸦以及南来北往的乞丐。
更糟的例子是，1989年一群“野性十足”的哈莱姆黑人区的青少年在纽约中央公园里野蛮地轮奸了一名28岁的晨练女子。这一案件赤裸裸地反映了贫富之间的巨大反差。受害者是华尔街一家投资银行的职员，野心勃勃地要在所有方面都出人头地；而施暴者们则是旨在提升“穷人”境遇的社会工程死不悔改的受益者。
仿佛是死神降临一样，美国城市里蔓延的贫穷和堕落吓坏了有钱人。他们忧心忡忡地问道，国家出了什么乱子？为什么这样的问题会随处可见？成就了有钱人的制度难道同时也会让穷人堕落吗？有钱人养尊处优的生活难道是建立在掠夺穷人、无家可归者和下层阶级的基础之上吗？有钱人是否应该为穷人的境遇而负责呢？
当有钱人思考他们与穷人之间的关系时，脑子里出现的形象往往只会增加他们的焦虑和罪恶感：他们兄弟家的保姆……上帝恩宠的显贵和他的豪宅前的遭人唾弃的乞丐……援助穷人的宗教义务等等。他们联想到了狄更斯的作品《圣诞曲》和维多利亚家长式道德的楷模、关照子民的好心的文斯拉斯国王。有谁会忘记狄更斯笔下的吝啬鬼斯库奇残酷剥削鲍勃·克拉奇特一家和他最终改过自新、将生命献给了泰尼·提姆的故事？作为善待穷人的楷模，文斯拉斯国王的慈善心肠战胜了大自然的残酷。他在风雪交加的夜晚为需要帮助的子民提供了丰盛的膳食，通过对穷人的恩赐证明了自己没有辜负上帝的恩宠。
令人欣慰的是，现代社会不像维多利亚时代那样等级分明。今天的富人并不是穷人的“主人”或者“高人一等”，今天的穷人也不是被人虐待的仆人或被剥削的雇工。但是，他们同社会的大多数人格格不入，而且他们并不劳动。维多利亚时代的慈善制度并不符合他们的情况。
跟维多利亚时代充满人情味和高尚道德的理念不同，现代理论都是不带个人感情因素的经济理论。它们认为有钱人作为一个阶级，应该为穷人阶级的悲惨境遇负责。就拿杰西·杰克逊大力鼓吹并用以反对里根政府思维的“经济暴力”理论来说，它就认为富人得到解放意味着穷人更加悲惨，因为有钱人获得减税会使国家能够流向穷人的财政收入减少，也就破坏了社会保障体系。还有一种更为复杂的理论提出，80年代有钱人创造的世界经济只是回报了他们自己，却限制了穷人的机会。
序言摆脱贫困线
但是，铁的事实足以推翻杰克逊之流的理论——1980~1987年间，联邦福利支出上升了44％。80年代的经济繁荣不仅造就了富翁，而且还创造了令人吃惊的1840万个新的工作机会。这些工作机会不仅包括技术工种，也包括非技术工种，为所有愿意规规矩矩劳动的穷人开辟了脱贫致富的道路。虽然80年代的经济发展的确增加了贫富差距——这一点我在本书第二章里还会强调，但是发展本身不能解释下层阶级的成因和为什么街头会充满无家可归者。既然有大量的不要求很高技能的工作机会，既然今天的劳动很容易使人们摆脱贫困线，既然机会的大门一直就向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敞开着，美国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的贫穷绝不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人人都可以尝试通过合法而不是犯罪的途径去摆脱自己的困境，成功的机会是很大的。
〖3〗简介究竟是哪里出错了？〖4〗0〖1〗0〖2〗梦想与梦魇〖4〗这样一来，美国根深蒂固的贫穷问题就成了一个谜。如果工作机会确实存在——至少80年代是这样，为什么还会有大量的贫困人口继续贫穷呢？大城市里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意味深长的景象：乞丐打着“我需要帮助”的牌子在麦当劳门口乞讨。
对于为什么在充满机会的情况下最贫穷的人也不去工作这个谜，本书的答案是，他们贫穷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本书第二章到第五章将要讨论的许多案例都说明，穷人缺乏抓住机会的内在动力。他们向子女们传授一整套自暴自弃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加之缺乏智力与情感的培养，通常会导致下一代继续失败。他们往往三四代人都会犯同样的毛病：辍学、不工作、依赖福利、犯罪、吸毒等等。
但是，他们身处的下层阶级文化可不全是他们自己的杰作。一方面，下层阶级文化确实存在明显的不同之处；但是它的特性首先是由整体文化造成的，其次应归咎于下层阶级独特的历史，最后才是内部的个人原因。换言之，下层阶级文化只不过是整体文化下的一种方言。
这才是富人与贫穷问题之间的关联。本书的中心论点是富人之所以与贫穷问题有关联，是因为他们在过去30年里用激进的方式重塑了美国文化——为了完成“文化革命”，他们把美国文化由里向外、上下颠倒地掉了一个个儿，而受害最深的就是穷人。
这一切却是事与愿违的。有钱人以相互联系的两大解放的名义在60年代开始了文化革命。在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的激励下，他们首先寻求的是为穷人和黑人带来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他们的指导理念是民主；他们的光荣目标是完成民主事业，通过把美国社会变得更加开放和更具有包容性来实现民主的价值。这股民主的动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贫穷战役：增加福利、下令学校必须开校车、实施更多的公共住房、职业培训、戒毒、特殊教育等项目、开展对黑人的研究、出版了《另一个美国》和《根》、开设多文化课程、出台新版教科书、为黑人建设校舍、讲授敏感课程、确立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大学里开展政治整改运动等等，不一而足。
主流文化中关于民主社会的本质和穷人地位的理念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对穷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本书后面的章节还会陆续谈到这个问题。除了试图解放穷人、结束他们的边缘化之外，“文化革命”还追求另外一种更加特殊的解放。这种解放虽然只是间接地影响了穷人的命运，其后果却更为深远。
这就是有钱人为自己寻求的个人解放。50年代的时弊的确如同先锋派作家和喜剧演员所鞭笞的那样——压抑个性、循规蹈矩。有钱人渴望把自己从焦虑、沉闷和单调中解放出来。他们要求的是比当时颇有影响的小说（如《机构人》、《穿灰色法兰绒西装的人》、《孤独的人群》等）中的主人公们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
这种渴望最终找到了两个划时代的表现形式。
一是性解放运动。通过广告、电影、流行音乐、电视等的传播，性解放彻底改变了各个阶层人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家庭生活，大幅增加了离婚率、非婚生子和单身母亲。
二是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反文化运动认为传统资产阶级文化是病态的、压抑的和破坏性的；资产阶级文化中无论是以原罪、婚姻为基础的性道德，还是认为应该为了将来的成功而牺牲眼前快乐的理念都是错误的，都是一种社会病症；清醒、礼貌都是充满奴性和伪善的陈词滥调；勤勉刻苦代表的是物质主义价值体系；家庭生活只不过是上演高压政治和罪恶的另一个舞台；这种文化在一个天生就不公正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里传了一代又一代；美国对越南发动的法西斯战争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政治秩序杀人成性等等。
与此相反，反文化运动认为“各人管各人、各做各的事”、“表现你自己、做你想做的”、“做呗”——所有这些才代表真正的、自由自在的、健康的和有意义的自我。这些语言能够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反文化运动最珍视的观点，即纯粹的自我是无罪的。这也是反文化运动宗师诺曼·布朗和赫伯特·马尔库塞所传播的带有心理分析性质的观点。
你如果认同上述观点，大可不必遵守工作、家庭、公民的种种纪律和束缚。抛弃它们其中的一项或者全部，塑造你自己的“另类生活方式”。这要比传统的生活更正确、更自我、更共产主义。踢开机械的理性，你就能将真理看得更清楚、更接近真正的自我，并到达一个变幻莫测的意念世界——管它是不是毒品造成的呢！
正如你不需要亲临单身酒吧就可以感受到性解放一样，你也不需要非参与公社生活才能体会反文化运动追求的个人解放。新闻界长篇累牍地宣传的与传统理念格格不入的观点在年轻人中迅速传播开来，很快就打得传统价值观只有招架之功而没有还手之力。而那些继续认同传统价值观的人反倒成了所谓的新的问题人群。
序言典型例子
由于反文化运动是属于当时年轻人的运动，它的影响延续至今。就像第一批太空时代的人今天都已经步入了中年，60年代的年轻人也已到了呼风唤雨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有如此多的硅谷精英都会选择隐居，为什么时至今日好莱坞和华尔街还会充斥着可卡因的原因。一位历史学家曾指出，一个人20岁时形成的信念会终身留在他的世界观里。
“文化革命”将个人解放和政治解放捆绑在一起造成了怪异的影响。它升华了纯粹的自我，使心疼自己看上去并不算自私，反倒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追求个人解放的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不负责任。有时他们制定的社会政策也能反映出这一特点。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的职业生涯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典型例子。用专栏作家乔·克莱茵的话说，肯尼迪参议员的个人生活方式跟他的社会政策一样无可挑剔——都是只有权利而没有责任。
“文化革命”在它的两大努力方向上都造成了破坏性的结局，部分原因在于混淆了自私与公益的界限。尽管开展了民权运动和反贫穷战役，穷人旧的困苦并未结束。相反，新文化秩序却在下层阶级和无家可归者中造成了一种难以解决的新的贫穷。它使人感到震惊和沮丧；它似乎应该属于破烂不堪、愚昧落后的过去，而不是现代化的美国；它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更是一种社会病症。本书认为，贫穷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顽症，都是因为有钱人发明的新文化——包括他们再造的理念体系、道德规范和相关机制，他们认可的、甚至称颂的行为等等——穷人一旦实行起来必将陷入难以自拔的贫困。比如，我们很难让居住在贫民区里的15岁左右的青少年避免怀孕，因为整个文化——从摇滚乐到时尚的香水广告到阳春白雪——都陶醉在性的快感之中。不要忘了，在艾滋病被发现之前，人们曾把性称为一种“休闲娱乐”。
更糟糕的是，在六七十年代，有钱人那种追求个人自由的新文化摒弃了所有“过时的”资产阶级美德，使得传统上能够带来经济起色的行为和态度，包括享受在后、保持清醒、注重节俭、顽强勤奋等等，都失去了应有的尊重。社会思想家欧文·克里斯托说过：“如果社会嘲笑那些能助你脱困的品德，那么你是很难摆脱贫穷的。”
我将在第六章至第八章里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即新文化使穷人首先丧失了与命运抗争的责任感，从而压制了他们的主动性和能力，最终阻碍了穷人的进步。新文化非但没有告诉穷人应该尽力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反而让他们相信自己正因为是黑人才成为了不公正社会的受害者，因此应该通过推动种族平等而不是个人奋斗来求得补偿。新文化还告诉他们，反文化运动抨击的主流社会的传统标准并不适用于他们，他们所做的坏事可以用叛逆或者合法的“另类生活方式”来加以解释。新文化还对他们说，如果他们感到脑子出了问题，则说明他们已经踩上了新的鼓点，到大街上自由自在地行进吧！很多人正是这样最终变成了无家可归者。
新文化使得穷人的社区变成了无政府状态。新文化使得穷人相信，讲授种族平等、学生权利和多元文化的课程比真正的教学课程更重要，从而毁掉了他们的学校。新文化还向穷人暗示，他们一定要稍有缺陷，否则就不能得到特殊的优待。这些问题在第八章和第九章都会谈到。如果穷人不是被新文化所害，哪怕只给他们一丁点机会都会足以将他们解放。
新文化计划不仅毁了穷人，这一点由下层阶级和无家可归者数目不断增加就足以证明，有钱人创造的新文化秩序也伤害了他们自己。搞新文化的本意是为了使人们的生活更快乐、更有意义、更公正。个人解放为的是使人们活得更真、更充实，使生活拥有更多的乐趣和新意。结果却恰恰相反，有钱人追求的个人自由削弱了家庭和社区，也使他们的生活最终失去了意义。
“文化革命”中解放穷人的一面，实际上也是为了增加有钱人生活的乐趣。因为它赋予了有钱人一种超越自我的、值得为之奋斗的、高尚的事业。有钱人以为，通过纠正历史上对黑人所犯下的错误，他们或许能够帮助美国实现他从未实现的诺言——给穷人以正义，最终建立一个完全公正、完全民主的社会。这种努力当然会让有钱人感到自己的生活具有了道德意义和尊严。
对于整整一代人来说，这些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所具有的强烈的道德意义使得社会政策多多少少成为了事关信仰的问题。旨在实现这些崇高目标的政策往往被注入了崇高的热情。不管可信度有多高，热情本身就让人难以对具体政策的正确性或有效性提出质疑。人们怎么可以反对仁爱和善意呢？如果真有人质问政策的成效，信仰就会被拿来作为抗辩的证据，不管现实情况如何，一概反驳道：它们怎么可能失败？
但是这些政策确实失败了，非但未能改善穷人的境遇，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人们一直难以面对失败，因为除了解放穷人之外，这些政策还有一个额外的、没有明说的目标，那就是确认有钱人的自我价值和高尚道德。
有钱人究竟愿意为成功付出多大代价也是难以面对失败的一个原因。荒谬的是，打着改善民主旗号的“文化革命”实际上践踏了最基本的民主价值。为了取得世人称赞的道德成果，有钱人默许了许多值得怀疑的、破坏性的措施。例如，根据种族来分配奖励（见第九章）；以他们也是受害者为借口为罪犯开脱（见第八章）；向有劳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