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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宣，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许多人怀疑中国有没有家庭暴力。采录妇女受暴口述，以第一手资料的形式把家庭暴力的本来面目展现出来，人们不仅可以从中看到家庭暴力发生发展的过程，还可以从中分析了解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看到家庭暴力中多重的、复杂的性别权力结构；它可以帮助公众真实地了解家庭暴力，理解暴力是对妇女人权的侵害等有关家庭暴力的基本概念，并唤起公众反对家庭暴力的社会责任感。
二、本书的研究方法
采录口述是西方史学最古老的研究方法之一，据记载，西方的历史撰写始于口述。后来，口述方法广泛地应用于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之中，它不仅是研究者获取研究资料的手段，也是学者认识客观世界的一种方法。口述也服务于文学，如人物传记中常用口述实录的方法。20世纪90年代，口述又大量地被运用到纪实文学之中，这种方法有利于洞悉人物的内心世界，它比新闻采访有更可信的真实感。本书将口述访谈运用到家庭暴力的研究之中，是一次新的尝试。妇女口述在家庭暴力研究中有着独特价值。首先，家庭暴力发生在私人空间里，尤其是发生在夫妻两个人之间，许多事件有很强的私秘性，受害者受“家丑不可外传”观念的束缚，一般不向外人诉说。这种情况下，采录当事人的口述是获取真实材料的惟一可靠来源。国外有研究认为：“受虐妇女对自己受到的人身伤害的陈述，通常是关于犯罪人暴力行为严重程度的最可靠和最准确的消息来源。通过谨慎的程序获得此类信息，是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受害者需要克服相当程度的胁迫才能吐露真情。”其次，暴力事件是如何发生的，暴力对受暴妇女内心造成的伤害是怎样的，受暴妇女如何评价自己所遭受的暴力，她们在遭受暴力之后有什么行为来应对等等，口述访谈是获得这些信息最有效的方法。
本书在口述访谈这一质的研究方法中，注入了女性主义的实质。因此，女性主义的口述访谈方法，应当是本书的特有研究方法。对家庭暴力的研究有一个基本的理论支持点，那就是社会性别意识。家庭暴力是两性权力结构不平等的结果，在口述访谈中，不同的性别理论观念得出的访谈结果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研究方法贯穿研究行为的始终，不同的性别理论导致不同的研究行为。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妇女口述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手段，而且是一种政治手段，即通过对妇女经历的肯定，增强妇女的信心，从而赋权于妇女。女性主义注重通过重现一向被忽视的妇女的声音和视角，以及她们在历史上一贯的主观能动性，来揭示形成社会性别的历史过程。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口述史发展初探”，《浙江学刊》1996年第6期。在家庭暴力事件中，妇女是事件的主体，是暴力的承受者，依照女性主义口述访谈的观点，访谈不仅要了解客观上发生了什么，访谈对象做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对方对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看法如何，感受如何。而且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它能反映男女价值观的不同。
遵循女性主义口述访谈的原则，作为访谈对象的受暴妇女是被尊重的主体，每一次访谈之前，我们都要将本项目的目的、意义向她们一一介绍清楚。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得到她们的同意，更是为了让叙述人知晓她们为什么要讲述自己受暴的经历，讲述的意义是什么。通过这些细致的工作，访谈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在访谈中建立起平等互动的关系，受暴妇女不是被动地被访问，而是积极主动的参与者，是她们和我们一起共同完成每一次访谈。
三、28例个案的总体情况
28位叙述人中，年龄最小的27岁，最大的62岁，以40岁左右的为多。她们的职业有：工人、农民、教师、医生、护士、警察、编辑、公司职员等。
文化程度：文盲4人，小学6人，初中4人，高中（中专）4人，大专4人，大学3人，硕士研究生1人。28例个案的发生地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湖北、湖南、河北、内蒙古自治区8个省市自治区。家庭状况：5个案例的施暴者（丈夫）被判刑，14位叙述人入狱，8人已离婚，1人家庭生活正常。选案的标准主要是，尽可能访谈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的受暴妇女。访谈到不同类型的家庭暴力个案和暴力造成不同后果的个案，意在使访谈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反映出中国家庭暴力现状中的多层面、多角度。选择访谈案例时，我们并不在暴力的严重程度上刻意要求，没有选择大案要案，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样本的选择越是随机的，越具有普遍性。
在实际工作中，选择案源有一定的难度，这是我们工作中必须克服的一个困难。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往往因种种原因不愿意公开自己的受暴经历，有的认为对自己面子不好看，有的害怕丈夫知道了报复，还有的受害人对婚姻抱有期望，怕引起夫妻关系纠纷。如2002年3月，某省发生一起家庭暴力伤害案，受害妇女的鼻子被丈夫割掉，医生诊断已不能缝合。这位40多岁的妇女一直遭受丈夫打骂，我们联系访谈时她拒绝了，她认为丈夫已经认错，她就知足了，不想说以前的事了。不仅是当事人，有些基层组织同样认为家庭暴力是阴暗面，是当地的“隐私”，并不希望外人了解，这样的认识也使我们的案源调查受到一些局限。家庭暴力就是这样在人们的不经意间被层层包裹着。
28个案例中，有14位叙述人是“以暴抗暴”被判刑的妇女，占了所有案例的一半。我们共访问了6所监狱，有北京女监、辽宁女监、天津女监、内蒙古女监、湖南女监和湖南茶陵的男监（访问一位施暴者），另外，还有普兰店公安局拘留大队。访谈中我们发现，这些妇女原本都是善良、勤劳的，她们大多是长期遭受暴力，在受暴的过程中，她们中有些人曾经多方求助，但没有得到有效的救助，面对丈夫的暴力，她们无能为力，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走到犯罪这一步。应该说这些妇女都具有“受虐妇女综合征”的特征，“受虐妇女综合征是指长期受丈夫或男友暴力虐待的妇女表现出的一种特殊的行为模式”陈敏：“关注绝望的抗争”，《中国妇女报》2000年11月2日。。在国外，受虐妇女综合征已经成为一个法律概念用于司法实践中，这些理论与实践，对我们是很好的借鉴。我国的妇女犯罪中，“以暴抗暴”占了相当的比例，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全国性的统计数据，据辽宁省女监、内蒙古自治区女监的不完全统计，那里大约有50％左右，这种现象值得关注。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妇女“以暴抗暴”在所有家庭暴力事件中仅占相当小的比例，绝大多数受暴妇女并没有因保护自己的权益而逾越法律，本书适当增加这种案例，一方面是因为这类暴力案件都有一个暴力发展的完整过程；另一方面，这种案例能够较多地反映出司法介入的情况，为我们今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提供较丰富的资料。
读者会发现，28个案例中婚姻关系存续的很少，这与我们访谈的案源有关。如果叙述人的婚姻关系已经结束，就比较容易接受访谈（婚姻关系结束的方式可以是离婚，也可能是施暴者或受暴者一方入狱），如果妇女还在婚姻关系中，尚无离婚的准备时，她们接受访谈的可能性就比较小。我们分析，不愿影响家庭关系固然是一个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妇女在脱离了家庭暴力之后，会对家庭暴力有重新的评价，她们更有勇气控诉暴力。
四、28例个案告诉了我们什么？
收录本书的28例个案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家庭暴力在当今中国的现状。这个现状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暴力的种类；暴力发生时的一般情形；暴力造成的后果；受害妇女在遭遇暴力时的反应，以及她们如何评价自己所遭受的暴力；施暴者的心态；暴力发生时的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受暴妇女是否求助，求助的过程和结果如何；社会支持系统在面对家庭暴力时的态度和反应，这个支持系统包括受暴妇女的娘家和婆家；公检法部门如何对待受暴妇女的求助，如何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等等。
（一）暴力的类型我们知道，家庭暴力通常分为3种类型：身体的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现在，有研究者把经济控制也作为暴力的一种类型。从本书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几种暴力的表现形式，每一种暴力的手段都是多种多样的。身体暴力中拳打脚踢只是基础形式，针扎、火烧、刀砍、油烫这些极端的事例也不鲜见；精神暴力中常见的有恶骂、训斥、羞侮、冷漠、过度役使，同时还有各种手法的心理虐待和情感虐待。另外，几乎所有的暴力案件中都伴有恐吓，施暴者威胁要杀死受暴人，杀死她的全家，以此来掌控她的行为。性暴力是一个更加隐秘的话题，即使在访谈中也不便于直接问及，从案例中可以看出，性暴力可能更加普遍，它像是一条潜藏的河，被其他形式的暴力所掩盖。经济控制在许多案例中都有所体现。
对暴力进行分类是理论上认识家庭暴力的需要，但在暴力发生时，很难截然地将几种类型的暴力分开。在本书收录的案例中可以看到，施暴者常常是几种暴力同时并施，殴打时伴有辱骂、恐吓，强迫性生活时又有殴打和谩骂，同时还有经济控制、人身自由控制等等，每一个案例都是多种暴力手段交织在一起。
（二）暴力发生发展的过程统观28例个案，家庭暴力具有如下几个规律性特点：
其一，婚后丈夫是否施暴，与婚姻基础没有明显关系，自由恋爱结婚的丈夫仍然可能施暴。这个发现打破了暴力是发生在婚姻基础不好或关系不和的夫妻之间的习惯认识，不恰当的爱有可能演化为更激烈的暴力。希望这个发现能够提醒未来的青年女性及早识别对方的暴力倾向。
其二，家庭暴力几乎和婚姻关系的建立同时发生。28个案例中，大部分第一次暴力行为在婚后半年之内发生，还有些妇女婚后三四天开始挨打，甚至有婚前就开始受暴的。由此可见，配偶间的权力关系在婚姻初始即已建立。从男性施暴的动机看，施暴者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女性，而不是让她离开自己。所以，一旦妇女表示要离婚，施暴者就会认为是对其权威的挑战，从而施以更严厉的暴力，包括威胁恐吓。但在男方有了婚外恋，以离婚为目的的情况下，暴力发生发展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如本书中“解脱之后我很幸福”和“离了反而好了”）。这时的暴力是以离婚为目的，实质仍是控制受暴人，依照施暴者的意志行事。其三，家庭暴力很难自行结束。28例个案中结束暴力的方式是：14例中的受暴妇女杀死了施暴者而入狱；4例中的施暴者被判刑；8例已离婚；只有1例婚姻还在延续，此案例的受暴妇女外出打工。需要说明的是，在我们所做的访谈中，婚姻继续存续的家庭暴力案例较少，原因有二：第一，如果妇女没有打算离婚，她对自己受暴的事实更加避讳，或是怕丈夫报复，或是顾及面子，她们接受访谈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在访谈中我们逐步了解到，妇女在脱离暴力的控制之后，会对家庭暴力有新的觉悟，她们更有勇气控诉暴力。本书的28例个案中的受暴妇女绝大部分已经脱离了暴力，可是现实生活中大量的家庭暴力还在继续。在这类家庭暴力中，男女权力关系暂时达到了某种平衡，暴力还没有激发出尖锐的冲突，但暴力并没有消失或结束，它只是被掩盖着。观察分析本书的28个案例，可以提供这样的认识：家庭暴力必须干预，妇女一味地忍耐，不可能制止家庭暴力，只会纵容施暴者更加有恃无恐。
（三）家庭暴力对妇女的伤害
28例个案中，14位妇女入狱，最短的刑期是3年，大部分是死缓改判无期徒刑，她们要在监狱里度过漫长的岁月。虽然她们犯了罪，但祸凶是家庭暴力，家庭暴力不仅让她们身心备受摧残，还彻底改变了她们的人生轨迹。其他几位妇女中，7位有程度不同的伤残，如童春花、向敏华是8级伤残，王菊芬脾破裂，杨玲美耳膜穿孔……从她们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暴力对她们躯体的伤害是看得见的，而对她们精神和心灵的伤害更加深刻和久远。在28个案例中，有6位受暴妇女明确表示她们有过自杀的行为或念头，有的曾多次自杀。而且，当你读完这本书的时候，相信会和我们有同样的认识，那就是多数情况下家庭暴力对妇女的伤害将延续至她们的一生。
（四）社会支持系统的现状
在一些发达国家，对受暴妇女的法律救助和社会援助比较全面和及时，我国是最早签署《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国家之一，对全世界做出了保护妇女权利的庄严承诺。’95世妇会之后，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日益受到我国各级政府的重视，1995年8月，作为国家法规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年）》把“有效遏制对妇女的暴力侵害”，“坚决制止家庭暴力”确定为妇女发展的目标之一。继1996年1月10日湖南省长沙市出台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规定》之后，至今已有26个省市自治区颁布了有关反对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
但是，中国毕竟有着长期的封建文化积淀，“丈夫打老婆天经地义”的观念广泛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不仅是普通民众，作为执法机构的公检法部门对于家庭暴力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政策法规要落实到实际生活中也需要有一个过程。从本书妇女受暴的叙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前我国对受暴妇女的社会支持还非常薄弱。首先看公检法机关对待家庭暴力的态度。在传统的认识里，家庭被归为私领域，而政府部门、司法机关主要是为公领域服务的，所以家庭暴力被排除在司法机关服务的范围之外。从本书的28个案例中看，警察仍然认为家庭暴力是个人私事，警察不应该管。如“我要讨回做人的尊严”案中，王菊芬到派出所求救，警察说：“好像你丈夫打你是应该的。”“两口子打架没法管。”甚至她到派出所避难还被赶出来。这种观点在警察中很普遍，其他案例中都有类似的描述。我们知道，有些国家规定，警察对家庭暴力报案的出警要优先于普通的社会案件，因为家庭暴力对人身安全的威胁更大，它发生在家庭里，隐秘性强，受害人往往得不到他人的援助，而且，家庭暴力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施暴人对同一受害人反复施暴，受害人有特殊的恐惧心理，更需要警察的及时救助。在反对家庭暴力的世界潮流中，家庭暴力是公害，对妇女的暴力是对妇女人权的侵犯的理念，已经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的认同。
我们在分析本书的案例时观察到，在中国，不仅警察对家庭暴力比较漠视，有些妇女受暴后也没想到向警察报警，本书将近一半的案例中，妇女从未报警，有些施暴者根本不相信打了自己的老婆警察还会管。
妇女在长期的受暴过程中得不到应有的救助和庇护，而当她们忍无可忍，“以暴抗暴”时，却触犯了法律。本书案例中，法院和检察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基本上没有考虑她们是由于长期受暴才导致的犯罪。如“只把我当做了生育机器”一案中，薛金花想向检察官说说“这十几年是咋过的”，检察官呵斥道：“听你拉家常呢？就说你杀人这一段！”受暴妇女在这个时候极度的孤独、无助，她们在长期受暴之后还要经历监牢的囚禁。如此的现实使我们思考，如何将社会性别视角运用于反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实践之中，给受暴妇女以公平合理的支持，将是留给司法界的一个课题。事实上，随着全社会反对家庭暴力意识的增强，我国的司法机构已经率先有了实际行动，如湖南长沙、辽宁锦州、山东青岛等地的公安机关，已经制定了干预家庭暴力的实施办法和行为规则。此外，“下半生我就是残疾人了”一案中警察接到向敏华的报案后，迅速对施暴者实施拘捕；“现在我很幸福”一案中，周笑音离婚时得到了赔偿。
社会支持系统中，妇联、社区、施暴人和受暴者所在的单位，都是重要的支持和干预体系，“我要讨回做人的尊严”中的王菊芬、“离了反而好了”中的胡凤玲、“解脱之后我很幸福”中的周笑音，她们之所以最终能够摆脱暴力，并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条件，当地政府、妇联功不可没，这些案例鼓励我们，家庭暴力是可以干预的，如果相关部门积极为受暴妇女提供帮助和支持，她们的命运可以改变。但是，统观本书的全部案例，对受暴妇女的社会支持力量表现出明显的缺失和不足。
在分析受暴妇女的社会支持网络时，我们注意到一个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