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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答他：“我的确没有什么临床经验，但勤能补拙，所以专业方面我会胜任。我进入您的实验室学习，并无名利之图，而是为了有一天能救我心爱的人，她有白血病，所以心理上我更能胜任。我学东西快，身强体健，忍耐力强，而且我是中国人。”
他看我良久，然后说：“我给你三个月试用。”
两个月以后，我成了Rubinstein的研究生和他实验室里的正式研究助理。我和他一起辗转在北美和欧洲的各大血液病研究中心和实验室。我们的目标是要完善骨髓移植技术，延长白血病人的术后存活时间。我根据他的构想去做血象，骨髓，染色体分析，动物活体测试，然后在重症病人身上做临床试验和观察。
慢慢地，我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他便放手让我自己去做，只在我遇到瓶颈时给我一些建议。Rubinstein常开玩笑说：“这是靖平的实验室，不是我的。”
我每天睡得很少，也没有休息日。我以疯狂地工作来和时间赛跑。我要在死亡触到你之前，找出抑制你体内白细胞恶性增殖的方法。
和你的通信是支持我以这种近乎自虐的方式来学习的唯一力量。我曾经在实验室里连续工作了四十八个小时，被Rubinstein发现后，他不由分说地把我拖出去，一边大声说：“你这个小疯子比我这老疯子还疯得厉害！我要是也谈恋爱的话，说不定会得Nobel奖！”
我已经三年没有回过家，尽管对你的思念已经快要让我崩溃。我在和命运赌博，我拿不出这一点时间。父母和玮姨每年都会来学校看我两次，而我却只能和你相见在梦里。
但渐渐地，你写给我的信少了，即便有也是平淡匆忙的只言片语。终于我按捺不住，向Rubinstein请假回国。
我迫不及待地回到家里，看到你的第一眼，你正偎依在卓正怀里。
我浑身发抖地问你为什么。你只轻描淡写地说：“我也喜欢他，只是以前你在时，我没发现。你走得太久，我对你也就淡了。”我双目赤红地注视你良久，抛下一句：“那我恭喜你们了。”然后提起还没有解开的行囊，回了学校。
我一如既往地学习和做试验。工作是我唯一的发泄和转移注意的方式。若不如此，我怕是要被痛苦逼得神志不清。我试图要把你从我的情感和记忆里抹去，但只是徒劳。更可怕的是，我发现自己仍然爱你，哪怕你已不再是我的。
此后在与父母和玮姨联系时，大家都避免提到你。只是从他们偶尔的闪烁其辞里，我听出你病情稳定，卓正也很爱你。我酸楚，但也安心。
我执着地在这条长路上艰难前行，尽管这路上我已是孤身一人。我依然想留住你的生命。
在我第四学年的一天，玮姨在电话里哭着让我回家见你最后一面。事实上，在我赴美第二年，你的病情就开始恶化，但你要所有人对我隐瞒消息。你最近接受了一次作为晚期治疗的骨髓移植，但却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排异，而你自身的骨髓又因为在移植手术前被长期的化疗严重损伤而失去了造血功能。
你的生命，即将到终点。
我还是迟了。从我十岁起，我就开始了这场赌博。我用与你的朝夕相处和卿卿我我作赌注，去赌我们的偕老百头。但我却输掉了自己的爱情，也输掉了你的生命。
我已记不清是怎样从巴尔蒂莫一路回到北京。哀戚的父母在门口迎我。他们虽阻止我和你的爱情，但却为了你的病不惜重金与心力，我不能埋怨他们。你的姐姐成碧早已哭倒在她丈夫的怀里，无法言语。
双目红肿的玮姨拥抱着疲倦的我，在我耳边说：“人生的支点不仅仅是爱情，还有亲情和责任。你是你父母和我一生的珍爱和心血，是你导师和同事的倚重，也是今后无数患者治愈的希望。无论你即将要看到，听到些什么，你都要坚强。”
在你的房间外，我看到了已哭得手脚虚软的卓正。他红着眼，把住我的双臂：“她要我和她一起骗你。我便和她在你和众人面前演戏。她要我和她一起骗你一辈子，我做不到。这对她太苦，太不公平。你去看她吧。”
你能想象我无比的震惊，和还未升起就已被肝肠寸断的悲凉所代替的欣喜。
相隔一年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重逢，你躺在自己的房间里，带着一顶绒线织的帽子，盖住你因为化疗而落光了的头发，整个人苍白消瘦得脱了形。你完全不复我记忆中的美丽，但你看着我笑的时候，那双眼睛依然波光流转，晶亮澈明，一如往昔。
我抱着你轻得没有份量的身体，向你忏悔我愚蠢的骄傲和轻狂，自责为什么要那样轻易地离开，放弃你。我日夜守着你，想要追回那些分离的岁月。我愿用自己十年的生命来换你多一分钟的停留。
你昏睡时，我读了你的日记。你用笔宣泄着你对我的思念与渴望，倾吐着你对我佯装的淡漠下，火热的感情。
你写着：“我用我全部的意志去隐藏自己爱你的心。我渴望你爱我，为着我这不多的生命，但我却怕你爱我，也为着我这不多的生命。我知道你是个怎样长情的人，一旦爱了，便是一世。而你的生命还那样长，我不想你孤寂地走完。我今生最大的愿望是做你的妻子，但这只是个会被我带入来世的愿望。”
当晚，在你的病榻上，你成了我的妻子。那是一种怎样绝望的，没有明天的，痛苦的欢愉。那抵死的缠绵让我终身铭记。
然而四个星期后，该来的还是无法逃避。
你走的时候平静地对我说：“靖平，答应我三件事。”
我跪在你床前，俯身向着你，说：“好的。”
你深深地看我，像是要把我的印像带入你不灭的永恒，然后慢慢地开口：“第一，烧了所有有关我的东西，包括照片，信，和日记。第二，我们之间的秘密就让它永远是个秘密，除了玮姨，和谁都不要提起。这最后一件是……”
你的手静静地抚上我的脸，细致地画过我的每一个轮廓，然后微笑着说：“你要幸福。”
在你的灵前，卓正悲痛欲绝，哭得昏厥过去。原来他也是真地爱你，并不是和你做戏。而我从头到尾没有一滴眼泪，只是双目空洞地看着远处。
众人都以为卓正是你的情侣，而我和你只是手足情深。
除了卓正和玮姨，再无人知道你与我铭心刻骨的过往。他们也已经答应你，守住这个秘密。
而除了我自己，再无人知道，我对你的爱情，生死不移。
之后我病了整整一个月。这十年来，我无暇去感受的悲伤，沮丧，挫折，和疲惫，一时间齐齐地向我涌了来。我再无力支撑。
犹太人 （靖平）
回到霍普金斯医学院，我木然地面对着和我朝夕四年的各种实验仪器，突然产生了那样的恨和反感。如果这四年，我是在你身边陪着你，那么你走时便不会只带了与我苦涩爱情的微薄记忆。我悔恨得想杀了我自己。
我不再去实验室，终日在公寓里呆坐。
直到有一天，Rubinstein 教授把我拖出来，开车带我到学院附属的Sidney Kimmel癌症中心。这里是美国建立最早，和世界最顶尖的癌症肿瘤学研究和治疗中心，也是我以往常来做临床试验和观察的地方。
我们来到白血病晚期患者区，穿行在我往日里无比熟悉的病房和走廊里。
Rubinstein没有跟我说话，我只站在他身旁看他询问病人的情况，和他们聊天，开玩笑。
他们都是白血病晚期的患者，也是唯一被FDA（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批准，在患者本人同意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把最新试验出的药物和疗法，用在他们身上做人体实验的对象。他们都在等待死亡，或者奇迹。
在过去的那些岁月里，我经常长时间地守在他们身旁，协助他们接受新疗法的试验，观察他们的反应，提取他们的血样和骨髓作分析。
可是今天站在这里，我有了别样的感受。我看着患者或平静或颓丧的脸，和他们的亲友在他们面前强装的欢颜，以及背对他们时的哀戚。这一切从未如此强烈而真实地让我感同身受。你去世前后我的苦痛和煎熬，又一次翻腾出来，让我几乎无法站立。
我们回到Rubinstein在医院的办公室，他把脚步微颤的我按在座椅上，然后自己坐在我对面：“刚才那些患者的亲友和你有一样的处境。你以前心里只有一个你的疏影，所以面对患者时，你想的只是试验和数据。他们的悲喜能进入你眼里，却进不到你心里。爱情很重要，但却不能成为一个人生命全部的支点。救治每一个需要帮助的病人，才是一个真正医生的胸怀。”
我看着他的影像在我眼前从清楚变到模糊，然后，在他面前，自懂事以来第一次，我任自己泪涌如泉。
于是，我的工作开始继续，也还是长时间，大强度，但却不像以往那样玩命。我开始注意休息和健身，开始了适当的社交，重新开始感受生活里那些被我抛在身后的美好事物 – 只除了爱情。
我二十岁时，发现了代替骨髓移植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将受植患者的存活率由骨髓移植的百分之三十提高到了百分之六十。一夜之间，我成了血液病学界的天才和名人。
我的母亲在为儿子的成就骄傲和喜悦之后，安然离世。
在二十二岁那年，我终于合成了能在人体内完成自我复制的免疫球蛋白，从而抑制白细胞的恶性生长。从此，髓细胞和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患者只用通过注射免疫蛋白再配以轻微的化学放射性治疗，便可以治愈。白血病不再被称为绝症。
初时的兴奋激动过去后，我心中便剩了感慨与无奈 – 我终是得偿所愿，但却晚了三年，没能救得了你。
我因此获得了翌年的Nobel医学奖，其它名目众多的荣誉也接踵而来。
同年，我父亲去世。此时成碧早已远嫁去了欧洲，家里就只剩了玮姨和一班佣人。
我婉拒了霍普金斯学院请我留校执教的邀请，也推掉了其它各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聘请，结束了在霍普金斯的最后一点收尾工作后，回到了我北京的家里。
临行前，我去向Rubinstein 教授辞行。我们俩在他那有些乱糟糟的公寓里喝酒聊天，从下午到深夜。聊工作，聊政治，聊我们去过的哪里风景最好，哪家餐馆的菜做得地道，大骂学院里沽名钓誉的小人，嘲笑某部媚俗的垃圾电影。
告辞的时候，他送我到门口。我回过身，看着他，深深一鞠，然后说：“谢谢您，老师。”
他把手放在我臂上轻轻地拍着，低着头过了半晌，说：“我没有妻儿。工作一直是我的一切。但如果我有儿子，我希望他像你。”他上前一步拥抱了我，然后松开，把脸转到一旁：“走吧，走吧。再不走我的饭碗怕是要被你抢去了，我的实验室就真的要改名字啦。”
多少年后，我仍记得那一刻他的身影。昏黄的灯光映着他斑白的头发，平时直挺的背显得有些佝偻。此时，他不再是哪个工作严谨挑剔，行事风风火火，说话直率，好打抱不平，名震学界的Rudolph Rubinstein 教授。他只是位普通的寂寞老人。他灯下的身影会被我牢牢地刻入记忆，因为这身影曾在我研究的瓶颈期给过我重要的指引，曾在静夜里聍听我那狂热苦涩的爱情，并引着我走出狭隘的方寸天地，从而置身瀚海苍穹。
我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实验中心，利用我发明的免疫球蛋白的专利建立了制药厂，又在各地买下了一些营运不善的医院，建成了一家全国连锁性的综合医院 – 慷泽。翌年，我被瑞典医学院吸收为终身院士，并成为该校组委会的委员之一。
我的工作依旧紧张而劳碌。我要督导实验中心里各新药和疗法研究项目的进度和走向；要监控医院和制药厂的商业营运；还要负责瑞典医学院的一部分学术和管理工作。工作的过程和成果让我享受和欣慰，它占去了我大量的时间。
渐渐地，我想你少了，最初失去你时迫得我几近疯狂的痛苦也淡了。但午夜梦回时，我眼前的身影还是你。
眼前莺声燕语的各种殷勤示好，只让我感到疲倦。在我所有工作和应酬后所剩有限的休息时间里，我更愿意待在家里。这里，有我和你爱情的全部记忆。
你临终时的要求是想把你的痕迹从我生命里彻底抹去。信函日记可以烧掉，和你的生死缠绵也可以不提，但你已融入了我骨血的影像，怎么剥离得去？
我不是刻意要为你独身，因为谁都不想孑然一世。但你走后，我怎样拿一颗死了的心再爱？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如此短暂，但你留给我的思念却会绵长一世，生生不息。
看朱成碧思纷纷 （靖平）
前几天接到成碧的电话，说他们全家要来中国度假，想先回家里看看。我自然是很高兴。
成碧和我虽没有血缘关系，但却极亲厚，亲生姐弟也不过如此。她长我和疏影七岁，对我们非常疼宠维护。她虽和疏影是亲姐妹，但却长相性格各异。疏影清秀灵透，温柔细心，成碧却是妩媚甜美，娇憨迷糊。疏影和我暗地里叫她“书痴”，因为她极爱看书，只要一册在手，就万事不愁。
父母在成碧十七岁时，送她去了佛罗伦萨大学，读她最爱的考古专业。在那里，她遇到了和她同专业的比利时同学，也就是现在的丈夫Philippe。那会儿她总在信里说Philippe有怎样完美的希腊侧影。等她把Philippe带回家见父母时，我们就当着他们的面叫Philippe“希腊侧影”。大家非常喜欢俊美直爽的Philippe，都希望他们能佳偶早成。
但后来成碧从意大利哭着逃回来时，我们才知道，原来Philippe是比利时王储，和成碧交往时隐瞒了自己的身份。Philippe的母亲，比利时皇后Ann…Sophie发现了他们的恋情，便瞒着儿子找到成碧，告诉她王室和议会不能接受一个平民出身的亚裔女子作比利时皇后，如果Philippe跟她结婚，就必须放弃王位继承权。成碧不愿误他前程，就不辞而别，悄悄回到家。
结果Philippe一路追到北京，不管不顾地要和成碧在一起，说他这辈子最爱的就是成碧和考古，当了国王他就一样也要不到，所以放弃王位对他是解脱，不是牺牲。最终成碧被他劝得回心转意，两人共结连理，又一同为国际联合考古协会工作，到世界各地参加文物出土工程，事业爱情两厢如意。而比利时的王位继承权则横传给了Philippe的弟弟Fèlix。
他们的女儿Gisèle公主出生时，已经十三岁的我和全家一起，去了一趟布鲁塞尔皇宫，看望成碧和刚出生的婴儿。
因为父亲已是享誉欧洲的画家，再加上我们的宗室世家出身，比利时国王和皇后，也就是Philippe的父母，对我们礼待有加。特别是当原籍法国的皇后听到我和父亲都能说一口地道的法语时，便对我们更加亲近。
但皇后对疏影却是非常冷淡，后来疏影告诉我，皇后在与她握手时，只伸出了自己三只手指让她握住。这公然的轻蔑只因疏影是成碧的妹妹。自此我便知道，皇后与成碧的婆媳关系是怎样地不协调。
我第一次看到Gisèle公主时，两个月大的她正躺在缀满绸缎花朵的摇篮里，皱着小鼻子大哭。任她的祖母，父母亲，女官，侍女，无论谁都哄不住。
我好奇地走近，她却突然噤了声，一面抽噎，一面也用湿漉漉的大眼睛打量我。大家笑起来说我和她有缘，让我抱抱她。
从未抱过孩子的我僵手僵脚地把她抱在臂中，仔细地端详 – 这是个粉嫩莹白的美丽混血小婴儿，只有几根绒毛的小脑袋上顶着一个粉红色的蝴蝶结，微张着小嘴，用一双乌溜溜的褐色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成碧开口道：“Gisèle这小模样，长得真像疏影小时候。”
疏影淡笑道：“Gisèle长得像天使，我小时候怕是没这样好看。”
这时，Gisèle冲我“咯”地笑了一声，皱起小鼻子，露出粉红的光秃牙床。
我心中一暖，也对她笑起来。心想，婴儿时的疏影必定也是这样可爱的。
她的全名是Gisèle Irène Claire…Josèphine Marie公主殿下，成碧给她起了一个中文名字，云深。
六年后疏影去世时，成碧和Philippe赶回家见她最后一面，却没有带来Gisèle。说是孩子一直跟爷爷奶奶住在布鲁塞尔皇宫里，要带出来一次很难。言语间，她掩饰不住的无奈与辛酸。
而后的几年，我工作忙碌，成碧和Philippe也是奔波于世界各地。就算是见一面也是来去匆匆。而当年的那个小婴儿云深，或者该叫她Gisèle公主，我却是十二年来再未见过。
他们这次回来也算是久别重逢，我和玮姨都很高兴。尤其是玮姨，早早就让人收拾好了他们的房间，又忙着安排他们爱吃的菜品。
他们到家的第二天上午，我才结束了瑞典医学院的年度组委会议，从斯德哥尔摩赶回家。
一进门，Fran？ois便微笑着迎上来，接过我手里的提包：“先生一路还顺利吗？”
Fran？ois是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