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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裂变
盖丽莉为求稳妥，写了两封匿名信，分送长沙晚报社和每日新闻报社，心想总会有一家报社重视的。她的估计没错。
长沙晚报的社长和主编讨论了一番，觉得信上所写之事不足信，认为多半是哪个人心理变态，嫉妒湘狐，捏造这种事陷害她。但在每日新闻报社，这封信的命运大不一样。湘狐刚出道时跟雷大之吵过架，他对她始终心存介蒂，动辄嘲笑讥讽，只因高上升势头太猛太快，他实在挡不住，后来虽骂得少了，仍不释怀，一直憋着劲要找机会整治她。现在他已当了主编，这封来信恰恰落在他手里，原以为是哪个吃饱了撑着没事干的读者写的意见信，漫不经心打开一看，慢慢严肃起来，最后一阵狞笑，湘狐啊湘狐，你的好日子到头了。尽管暂时没有任何证据，他直觉此信绝非空穴来风，人名和事情写得如此详细，不可能有假，再说这种事别人干不出，那个婊子绝对干得出，单凭演技她根本出不了名，能有今天，如果不使用非常手段绝对不可能。怎么办，把信公布出来显然不妥，谁写的都不知道，万一弄错了，一吃官司，必输无疑，赔一大笔钱，这个主编就别想再做了。把信交给公安局，更不妥，因那样势必每一步都跟在公安局后面，弄不到任何具有爆炸性的新闻材料，等于看着银子变成水。此事急不得，一步步来，先把那死者的情况透给大众，就说是有人打电话报告的，让警察先去查一查，如情况属实，死者确系姊归人，就说明这封信已真了八九成，再一点点透露消息，争取每次都造成重大的社会影响，利用这个珍贵的情报尽可能的提高报纸销量。
当晚果然公安局有人找到他家问情况，他说是真是假他也不知道，反正有人打电话来这样说，他出于社会责任感，觉得应该公诸于众。公安局的人表示他们已经派人前去姊归核实情况，希望今后他如再有这类消息，不要急于透露，先跟公安局通气，以免搞得他们很背动。他就讲了一通他必须这样做的道理，东拉西扯，反正意思就是说有些情况他不好跟公安局通气，只能如此。公安局知道报社要第一手材料以便炒作，也不好多说什么，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口头协议。
第二天去姊归的人传回消息，那具无名男尸确系姊归青年，名吴彪，身负多宗案件在逃。雷大之便愈发相信了那封匿名信，对高青莲不仅反感，还很憎恨了，这么一个人，居然当了明星，简直是对大众的侮辱。过了几天，姊归警方和吴彪家属来认尸，他又发了一篇消息，说有人检举这吴彪曾伙同当地几个流氓在北京袭击了原本出任电影《我的祖父祖母》里女主角的张之颐，据说原因是一些女孩子为争角一事而起的内讧。他以非常隐讳的语句提到了幕后指使者，谁干的呢，从道理上分析似应是获利之人，谁获了利呢，稍动脑筋便可知晓。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晚整座省城都被这则消息搞得沸沸扬扬，有人怀疑，有人相信，更多的人是半信半疑。怀疑者大多是高青莲的影迷歌迷，他们完全不问为什么会这样，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得保护自己心中的偶像。相信者大多是中老年人，因为对这个社会越来越看不惯，更容易接受负面报道。至于半信半疑者，一般介于上述两者之间，既不迷明星，也不对社会失望，比较冷静，强调事实，不轻易说“是”或“不”。第二天每日新闻报社的电话就响个不停，绝大部分是高青莲的影迷歌迷打来的，以严厉口气问他们有什么证据没有，武断地认为报社肯定捕风捉影、凭空捏造。公安局也对报社不满，一个副局长亲自来电话，口气非常强硬，谴责雷大之乱发消息，影响破案。雷大之怎服这口气，与之吵了起来，现代社会，言论自由，新闻透明，你管不着。那副局长拿他也没办法，便请宣传部出面说话。电话正好打到马克强那里，马克强答应去跟报社商议。马这几天也很关心此事，从内心深处说他相信传闻，他很了解高青莲的为人秉性，那蹄子为了出人头地什么事都干得出，所以他不希望事情闹大，怕高青莲万一身败名裂，到时疯狗乱咬人，说出当年的丑事，自己得为她陪绑。可这家每日新闻报虽名义在他管辖之下，实际自负盈亏，除了非常重要的政治大事，其他方面社长和主编一向不听招呼，上次高青莲请他去表示了讲和之意，他们就让他碰了个软钉子，他实在不愿再跟他们打交道。不过这是公安局托办的事，又跟自己有些关系，只好硬着头皮再去斡旋。社长跟雷大之一个心眼，只想拿这事赚钱，根本没打算听他的，只是面上尚过得去，没跟他硬顶，说现在不止我们一家报社报道，全国的报纸都在关注这事，想堵已经不可能了，再说以前的几次消息也不能说是我们透露的，好几家报社都获得了消息，我们无非抢先一步而已。马克强吃了这顿不软不硬的抢白，做声不得，悻悻而归。转念一想，没什么值得怕的，我跟她的事已过去好些年，她说出来又能把我怎么样，没有证据，我可以说她血口喷人。
不几天雷大之又接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谈及高青莲以前曾在风月场干过，还得过性病，并随信寄来了当年她在私人医院看病的处方单。其实这单子是盖丽莉自己当年看病的单方，因当时恨高青莲，看病就用了高的名字，私人医院又不回收单方，她便多了个心眼，保存下来，以为将来能做点用处，哪知真留对了。雷大之大喜过望，次日就发了一篇有关高青莲曾是风月场女子的报道，仗着有单方做证，这回不再使用猜测语气，而是指名道姓。可想而知，这篇报道引起的反响之强烈绝对不在先前的反响之下。那些不肯相信高青莲雇流氓毁张之颐容的影迷歌迷们这下似乎有点扛不住了，既然有人敢指名道姓，那显然不会无中生有。他们开始感到自己一向竭力拥戴的偶像也许真有可能是个下贱女人。不过仍有部分迷们，真正的痴情痴心，说什么也不信，竟还有几十个人跑到每日新闻报门前大呼小叫，抗议报社存心诋毁他们高贵的明星。雷大之便又借题发挥，当晚写了一篇议论文，叫做《从青少年对明星的崇拜中看国民的病态心理》，发在次日头版头条，又赢得一片喝彩。这段时间他算是出尽了风头，几乎每天都有他的文章出现，大名已经在全国媒体上传播开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辛辛苦苦10年，从记者、编辑到主编，连个小名都没混到，哪知不经意间却被一个平素最厌恶的明星捧成了名人，世间趣事，真真笑死人。一日，编辑部来了一个律师，代表高青莲郑重地要他登报向高青莲道歉，为她恢复名誉，否则对簿公堂。他直冷笑，真是我不找她，她倒来找我。拿出那张性病单方冲律师扬了扬，认识这个吗，好好看看，回去告诉那个青楼女子，别再以明星自居，她完了，等着别人来收拾她吧。大概因为他在这一系列表演中最卖力最显眼，就连平素根本不打交道的税务局这时也找上他，向他讲述高青莲连续数年偷漏税的事。他问他们为什么以前不要她补税。他们说以前她善于花言巧语，又有后台撑腰，再一个念她是大明星，不好意思逼她，哪知却是这么个货色，现在岂能许她拖欠，还要给她曝光，让大家知道她是一个怎样贪婪的女人。他说她固然不足道，你们也不对，不管是谁只要欠税就得逼其补交，什么道理大明星可以拖，平民百姓就非交不可。虽然他不喜欢高青莲，当年跟她在酒家吵架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但数日之间数次给予她如此沉重打击，老实说他也有些于心不忍了，别说女人，就是一个铁汉，也可能被彻底摧毁。想起来不就是当年一顿架嘛，如此报复人家是不是太过啦？不过马上又觉得自己这想法不对，如果说她是一个完全靠自己实力拚出来的明星，念念不忘报复人家确实不对，但她是靠不正当手段成功的，还很可能犯有命案，如果姑息她那不是纵容犯罪吗，为民除害，何错之有。虽然总这样安慰自己，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安，毕竟是把一个万人景仰的明星从天上打入地下，就好比把一只装满了粪土的玉杯摔在地上，虽然抛了秽物，到底玉杯也碎了，无论怎样劝慰自己，总难免有惋惜之情，也会有轻微的自责。他做为刽子手都有点不忍了，大众自然更是如此，现在常有批评他的电话打来，人们带着沉重的语气说：“一个明星的诞生不容易啊，就算她有什么不对，但她使用的手段也许很多明星都用过，只是她不慎被人发现了而已，为什么她就该为此付代价？同样的手段，同样的努力，千百艺人中又有几个达到了她那样的高度？你们报社是不是过于残忍了点，给予适当批判就可以了嘛，干嘛非得往死里整人家，恳请报社网开一面，不要赶尽杀绝！”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耐心地做解释：“游戏有游戏规则，你必须遵守它，如果都乱来一气，那玩起来还有什么意思！请你们不要因为喜欢一个人而不顾是非曲直，只为犯规者辩护，我们这个社会缺的不是明星，而是良知和道德。”人们骂道：“呸，你们记者有什么资格谈良知和道德，你们报社发稿时想过什么是非曲直？你们只想发什么样的稿子能提高发行量，你们干的事也干净不到哪去。比较而言，我们宁愿喜欢堕落的明星，也不喜欢堕落的记者。”他只能搁下话筒苦笑，既笑世人，也笑自己，确实，有理，谁比谁好多少呢，人们品德的差异并无质的不同，仅是量不同而已。
五十四谁放了他
姊归县城沉浸在一种很古怪的压抑气氛中。人人都知道了湘狐在长沙遇到的麻烦，但九成人不信，死也不信。甚至有人气愤地说这是省城人在对来自小地方的人搞歧视。偏激的他们甚至联名给长沙市府写信，求当地政府对湘狐宽容一点。然而气氛仍然压抑，龙海洋在这种不可缓解的压抑中感到自己开始走向黑暗了。上次去北京办事，几个帮手都是吴彪请的，他和他们互相不认识，吴彪临走说他们都进了局子，那也就是说警方如果怀疑上他，只须把他带到看守所，就会被他们认出。他现在仅存的一点希望是警方不会怀疑他，但这可能性太小了。警方是干什么的，既然他们已知北京毁张之颐容的几个人都是姊归人，跟吴彪有关，迟早查到自己身上。他想跑，也学吴彪浪迹天涯。可吴彪最终客死异乡，这足叫他胆寒，再说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对于像他这种循规蹈矩的人来说还不如老老实实等警察上门，不过行刺张之颐，将她破相而已，什么大不了，顶多坐一两年牢。只是到时进了局子，不得不供出湘狐，这叫他痛苦。湘狐现在好比站在悬崖边上，半个身子已往前倾，只需加点力就能把她推下去，不管别人如何吆喝着要这样做，他绝不能出这一掌。实际上他现在一点不喜欢湘狐，要他为现在的湘狐做一点事他都不愿意，可问题是他没法忘记，她是他的初恋，她曾编织了他无数少年美梦，她曾叫他一个人在寂静无人的旷野对苍天白云痛哭流涕，述说对她的无尽情思和深深的爱恋。无论她现在变成什么样，她在他心里都会保留一个十分完美的形象，那形象绝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逊色或贬值，更不会被岁月的风霜消除。少年的梦，少年的情感，是男人心中永远的慰藉，是男人生命的家园，他也许偶尔会离开它，游荡四方，但不管飘到哪，不管落脚何处，总会时常回首眺望，情系遥远的梦想，使自己的灵魂永远依附在那温馨而浪漫的岁月中。可怜的男人，以前为了她的成功而甘愿干他的道德情操所强烈抵触的事，如今，为了让她少一点麻烦而不惜冒着罪加一等的危险开始做流浪四方的打算。
然而妻子和儿子重叠在一起的可爱模样又叫他委决不下。
他陷入了两难境地，既不愿抛妻离子，又不愿自己断送湘狐的前途乃至生命。他好几次做好了逃跑准备，可妻子纯洁无辜的脸和儿子放肆的啼哭拉住了他的心。一连数天他精神萎靡不振，像得了不治之症，灵魂已灭，只等死神的召唤。想来想去，他觉得还是应该逃，因为呆在家并不能真正守着妻儿，警察一来，他将在耻辱中离开她们，一旦判刑，这个污点一辈子也洗刷不净，对他们更不幸，倒不如跑，躲避法律的惩罚，尽管亏负了他们，毕竟算是勉强给了他们一个不算太坏的名声，可使他们今后在本地过正常生活。是的，无论是为妻儿，还是为初恋，最理智的行为就是逃走。你走呀，他听见体内有个声音在不断冲他这样喊叫。但每当决定走时两条腿好像总不听使唤，仿佛它们不是他的。时间在飞快流逝，他知道每过一分钟，自己就丧失了一分主动权。他觉得浑身的肌肉已经完全僵硬了，紧张得常常冒虚汗。工作像丢了魂，走路疲疲杳杳，说话有气无力，睡觉恶梦缠身。提心吊胆的生活似乎已经预支了灾祸给予他的恐惧。
一天黄昏，他闷在家里实在难受，便出门呼吸新鲜空气，信步来到江岸，听江中客轮鸣笛，看浪涛飞溅，渔船于江心穿梭来往。忽然有人轻轻碰了碰他的手臂，回头一看，原来是厂里的一个叫周东明的保卫干部。此人大块头，长得圆头圆脑，两眼炯炯有神，叼着烟，笑眯眯看着他。他吓了一跳，难道抓我来了。再看，周东明身后没人，那副笑容也不藏一点恶意，这才放了心，不过转念又想，现在是非常时刻，与周东明素无来往，他却主动打招呼，恐怕也不会跟抓他一类的事没有一点关系。周东明问他站在这干什么。他说散步，反问周东明在这干什么。周说到江边办点事，路过这碰上了他。周东明开了一支烟给他。他越来越觉得周东明跟他打招呼含有别的意思，烟都敬上来了，正常情况根本不可能。去江边办什么事。周东明就收敛了一点笑意，盯着他，目光不再移开，语气凝重地说：“长沙有报纸说吴彪被杀可能跟他以前在北京干的一件事有关，你应该知道吧，就是袭击一个叫张什么的女孩子，把人家的相破了，好几个人干的，都是我们这的人。现在公安局好像查清楚了，其中有个人是我们厂里的职工，我这就是去这个职工家看看，听说他已经跑了。哼，算他聪明，知道跑，不然至少判5、6年。”
“他是谁？”
“你别问，反正肯定是我们厂的。记住，不要告诉别人。”
“无非把女孩子破了相，不至于判这么重吧！”
“不至于？这还是轻的呢，更重要的是抓住他就能问出究竟是谁指使的，现在只有他知道幕后指使者。好，我说得够多了，你散你的步去吧，再见。”周东明急冲冲往一条繁华热闹的街道走，不过几步，突然站住回头带着一丝奇怪的笑对他说：“别老在这转悠，赶快走人，这几天江岸风声紧，当心别人怀疑你有问题找麻烦。”
他有种如坠云雾的感觉，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姓周的家伙怎么会莫名其妙的跟自己说这么一段话？更叫他奇怪的是那次去北京办事，除了他，厂里没有第二个人，怎么现在冒出一个厂里的职工？是他们搞错了吗？心里的疑问一个接一个，一时也解不开，但有一点他似乎看清了，那就是自己会很快暴露，一旦被捕，将坐5、6年牢，而不是先前一直以为的一两年。一两年他不在乎，5、6年显然太漫长，那也就是说他必须逃走，这已不是一个应该思考的问题，而是一件必须马上做的事。他立刻回了家，悄悄拿了一些盘缠，对妻子说去熟人家打麻将。妻子问他去谁家打，他的人影已飘出房外，远远回她一句：“我会给你打电话的。”腔调里满是凄凉悲惨的气息，但这个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