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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物医院的停车场里，我帮助马利下了车，他停下来去嗅一棵树——其他的狗都在那儿撒了尿的——不管感到有多么不舒服，他仍然保持着高度的好奇心。我给了他一分钟时间，知道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待在他所热爱的户外了，然后，我便温柔地拖拉着他的贴颈铁链，带着他进到了大厅里。一进到前门里面，他就断定自己已经走得足够远了，于是便小心翼翼地躺倒在了瓷砖铺成的地上。当工作人员和我都无法让他重新站起身来的时候，他们便抬来了一个担架，将他的身体滑到了担架上面，然后与他一道消失在了柜台后面，进到检查区去了。
几分钟之后，一位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年轻的女兽医走了出来，领着我进到了一间检查室里，她在那儿将几张X光片放在了识别灯控制箱上。她指给我看说，马利的胃部已经浮肿为了正常大小的两倍。X光片显示，在他的胃与肠相连的地方附近，有两个拳头大小的黑点，她告诉我这些黑点表明胃肠扭结。作为最后一次，她说她将给他服用镇静剂，并且将一个导管插入他的胃部，从而将导致浮肿的气体释放出来。然后她会凭借手感将导管引向胃部的反面。“这是一针很长的注射，”她说道，“不过我将会尽力去使用导管来按摩他的胃部，使其重新回到原来位置的。”这与去年夏天霍普金森医生做出只有百分之一成功几率的诊断时的情形，简直一模一样。这种情况曾经出现过，这一次，马利应该能够再一次逃过一劫的。我心里默默地抱存着一丝乐观。
“好吧，”我说道，“请您尽力试试吧。”
半个小时之后，她的脸上露出了悲伤的表情。她已经试了三次，但是仍然无法打开他的阻塞物。她给他服用下了更多的止痛药，希望可以使他的胃部肌肉得到放松。当这些无一奏效的时候，她又从他的肋骨中间插入了一根导管，这是最后的一招了，尝试着去清除堵塞物，但同样以失败告终。“情况到了这一步，”她说道，“我们唯一所能做的真正的选择，便是去进行手术。”她停顿了一会儿，仿佛揣测着我是否准备与她讨论那件不可避免的事情，然后说道：“或者，最为人道的方法或许是让他安乐死。”
其实，早在五个月之前，詹妮和我便已经面临过必须要迅速做出决定的时刻，而且，在经过了一番内心的痛苦挣扎之后，我们也已经作出了艰难的选择。我对莎士威勒的拜访，只是坚定了我不要让马利再承受任何更多痛苦的决心。然而现在，当再一次面临抉择的时候，我却呆呆地站在了等候室里。医生能够察觉到此刻我的内心所承受的巨大痛苦，于是安慰我说，对于一只到了马利这种年纪的狗来说，手术后出现并发症的几率非常高。另一件使她感到棘手的事情便是，她说，导管上的血样表明，马利的胃壁上也有问题。“谁知道我们会在那儿发现什么呢？”她说道。
我告诉她说我想出去给我的妻子打个电话。在停车场的电话亭里，我告诉詹妮他们已经尝试除了手术之外的各种方法，但却没有任何效果。我们在电话里静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她打破了沉默：“我爱你，约翰。”
“我也爱你，詹妮。”我说道。
我走回了
医院里面，问医生我是否可以单独与马利待上一会儿。她提醒我说他注射了大量的镇静剂，所以无法同我进行交流了。“你愿意待多久都可以，不必着急。”她说道。我发现躺在放于地板上的担架里的马利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他的前臂上还打着静脉注射的点滴。我跪了下来，用手指抚摸着他的皮毛，这是他喜欢的方式。我把手放在他的背上。我的两只手分别捧起了他那两只松软的耳朵——那两只导致他在这些年里制造了如此多的麻烦，从而使我们花费了巨额美金的疯狂的耳朵——感受着它们的重量。我抬起了他的嘴唇，注视着他那脏兮兮的、磨损了的牙齿。我拾起了他的一个前爪，将它捧在了我的手里。然后，我垂下额头，抵在了他的额头上，就这样坐了许久，仿佛我可以通过我们的头骨发送一条信息，从我的大脑传递给他的大脑。我希望使他理解一些事情。
“你知道，我们一直都是怎么说你的吗？”我低声说道，“你是一个多么让人头痛的家伙？不要相信它。这一刻，不要相信它。马利。”他需要知道这个，以及更多的事情。有些事情我从来都没有告诉过他，任何人都没有对他说过。我想在他离去之前让他听到。
“马利，”我说道，“你是一只伟大的狗。”
我发现医生正在前台处等待着。“我准备好了。”我说道。我的声音颤抖着，这让我十分吃惊，因为我真的相信自己早在几个月之前便已经准备好了这一时刻的来临。我知道假如我再多说一个字的话，我就会彻底崩溃的。于是，当她将申请安乐死的表格递给我的时候，我只是点头示意。当我填完了文字部分的时候，我便跟着她返回到了已经失去了意识的马利身边。当医生准备了一支注射器，然后将其插入到了他身体的血管之间的通路中时，我再一次在他面前跪了下来，我的手捧着他的头。“你没事吧？”她关切地问道。我点了点头，于是她推动了针管里的活塞。他的下颚极其轻微地颤抖着。她听了听他的心脏，然后说它跳动得十分缓慢，但是并没有停止。他是一只生命力顽强的伟大的狗。她准备了第二支注射器，然后再一次推动了活塞。一分钟之后，她又一次听了听心脏，然后说道：“他已经去了。”她离开了房间，以便我能够有机会单独与他待上一会儿。我轻轻地抬起了他的一只眼皮，她是对的：马利已经去了。
我走出了房间，来到了前台，然后支付了医药费。她问我是要选择75美元的“集体火葬”，还是选择费用为170美元的能够得到骨灰的单独火葬。“不，”我回答说，“我要把他带回家去。”几分钟之后，她与一名助手推着一辆手推车走了出来，推车上面有一个很大的黑色装尸袋，然后她们便帮助我把袋子抬进了汽车里的后座上。医生同我握了握手，告诉我说她感到十分难过。“我已经尽了全力。”她说道。“千万别自责，只是因为他的时候到了。”我说道。然后，在对她表示了感谢之后，我便驾车离去了。
在驱车回家的途中，我在车里痛哭了起来。这是我从来都没有做过的事情，即使是在葬礼上，我都没有哭泣过。哭泣仅仅持续了几分钟。等到我驶进了车道上的时候，我的眼睛已经干了。我把马利留在了车上，然后走进了屋子里。詹妮正站在门口等待着。孩子们都已经上床睡觉了；我们会在早上再将这个噩耗委婉地告诉他们。我们倒在了彼此的怀里，开始哭泣起来。我试图向詹妮描述马利离开的过程，向她保证说，当那一刻来临的时候，马利已经处于沉睡的状态，所以没有恐慌，没有损伤，也没有痛苦。但是我却找不到任何词语来向她描述。因此，我们只是紧紧地拥抱着彼此。之后，我们走出了房子，一起将那个沉重的黑色装尸袋抬出了汽车，放到了我晚上用来托运垃圾的园艺手推车上。
第28章 樱桃树下（1）
那天晚上睡眠时断时续，在天破晓之前的一个小时，我滑下了床，安静地穿好了衣服，这样就不会把詹妮给吵醒了。我到厨房里喝了一杯水——咖啡需要等上一段时间——然后便走进了一片轻柔的、泥泞的细雨之中。我拿了一把铁铲和一把丁字镐，然后走进了一块豌豆地里。这块地环抱着白色的松树，去年冬天马利就是在这儿找到了他的排便庇护所。于是我决定把这儿作为他的安息之地。
尽管挖掘这个洞穴耗费了我大量的体力来——我的心正“怦怦”地剧烈跳动着，就仿佛我刚刚跑完了一场马拉松一样——然而我还是放弃了这个地点。我在院子里面搜寻着，在山脚下草坪与树林相接的地方，我停下了脚步。我站在了两株巨大的野生樱桃树之间，它们的树枝在空中相连、交叉，在我的头顶上方形成了一道拱门，在这黎明时分浅灰色的天际映衬之下，这道由枝叶形成的拱门，就仿佛是教堂的穹顶。我放下了我的铁铲。马利和我的那次永远难忘的疯狂的雪橇之行中，便是在这些樱桃中穿行的。于是我大声地说道：“就是这儿了。”这个地点处于推土机铺设下了页岩（一种由似泥土细粒的沉淀物层组成的易分裂的岩石）下层土壤地基的下面，所以原来的泥土比较松软，已经被排干了水分。这是一个园丁梦想中的土壤质地。由于挖掘起来十分容易，很快我就挖好了一个足有三尺宽、四尺深的椭圆形洞穴。我走回到了房子里面，发现三个孩子都已经起床了，他们正无声地抽泣着。看来詹妮刚刚把马利离去的消息告诉了他们。
看到他们如此地悲伤——这是他们与死亡如此贴近的初次体验——我被深深地触动了。是的，马利仅仅只是一只狗，在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中，狗儿们来了又去，有时候仅仅是因为它们变成了一种麻烦。他只是一只狗，然而，每一次当我试图与他们谈起马利的时候，却总是眼眶含泪。我告诉他们，哭泣并不是一件坏事，养一只狗总是会以这种悲伤而结束的，因为狗是无法像人活那么长时间的。我告诉他们，当医生给他注射的时候，马利正在沉睡，所以他不会有痛苦。他只是渐渐离去了。科琳感到十分难过，因为她没有机会去和马利说一声正式的再见；她原以为他会回家来的。我告诉她说，我已经代我们所有人同马利道过别了。克罗，我们家的小作家，给我看了他为马利创作的文字，他希望把这个放进坟墓里面去陪伴他。这是一张卡片，上面画了一颗大大的红色的心，下面写着：“给马利，我希望你能够知道我是多么爱你。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总是在那儿。我将永远爱你，从生到死。你的兄弟，克罗·理查德·杰罗甘。”然后，科琳也画了一幅图画，上面是一个小女孩与一只大黄狗，在她哥哥的帮助下，她在图画的下面歪歪扭扭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附：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
我独自走到了户外，用手推车将马利的遗体推到了山脚下，我在那儿砍了一抱柔软的松树枝，把它们铺在了洞穴的地上。我将那个沉重的带有拉链的装尸袋从手推车上抬了下来，尽可能温柔地放进了洞穴里面。我跳进了洞穴里面，把袋子打开，最后看一眼马利，然后把他摆放成一个舒服的、自然的姿势，就是他躺在壁炉前面的姿势：蜷缩着，脑袋弯在身体的一侧。“Ok，老伙计，就这样了。”我说道。我把袋子的拉链重新拉上，然后回到屋子里去接詹妮和孩子们。
我们一家人走到了坟墓那儿。克罗和科琳将他们的卡片背对背粘了起来，装进了一个塑料袋里，然后，我将它放在了马利的头边。帕特里克用他的折叠刀砍下了五根松树枝，给我们每个人分了一枝。我们一个接一个将树枝扔进了洞穴里面，它们的气味在我们周围升腾了起来。我们暂停了一会儿，然后，就仿佛事先排演好了一样，我们齐声说道：“马利，我们爱你。”我拾起了铁铲，将第一铲土投进了洞穴里。泥土重重地击打在了塑料袋上，发出了难听的声响，然后，詹妮开始抽泣起来。我继续铲着土。孩子们静立着，注视着这一切。
当洞穴填了一半的时候，我停了下来。我们走回了屋子里面，围坐在了厨房的桌子旁，讲了一些有关马利的趣事。我们时而热泪盈眶，时而开怀大笑。詹妮讲起了在拍摄《最后的本垒打》期间，当一个陌生人抱起了当时还是婴儿的克罗时，马利表现得异常疯狂的故事。我谈起了他是如何拉扯着拴在脖颈上的皮带横冲直撞，以及在我们邻居的脚踝上撒尿的故事。我们描绘了他所毁坏的所有物品，以及我们为此所花费的上千元美金。现在，我们可以笑着谈论这一切了。为了让孩子们感到好过些，我向他们说了一些我自己对此都不太相信的话。“马利的灵魂现在已经飞到狗天堂里面了，”我说道，“他正在一片巨大的金色草原上自由地奔跑着。他的骻部又好了。他的听力也恢复了。他的视力重新变得敏锐了。而且他所有的牙齿又都长齐了。他又回到了他那主要的生活内容之中——整天追逐小野兔。”
詹妮补充道：“而且还有无数个屏风可以让他穿来穿去。”一想到他在狗的天堂里面肆意妄为、逍遥自在的画面，我们每个人都不禁放声大笑起来。
那天早上就这样过去了，我仍然需要去报社上班。我独自走到了他的坟墓旁，把洞穴填满了，然后用我的靴子轻轻地、满怀尊敬地把松软的泥土填塞进了洞中。当洞穴与地面齐平的时候，我便把从树林里搬来的两块大石头立在了坟墓上面，然后，我回到了屋里，洗了个热水澡，驱车前往办公室去了。
在我们埋葬完马利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整个家庭都安静了下来。这只许多年来一直都是我们谈话和故事的取乐对象的动物，如今却变成了一个忌讳的话题。我们试图让生活恢复正常，而谈论马利只会让日子变得更加难过。科琳尤其无法忍受听到马利的名字或者看到他的照片。她的眼泪总是会夺眶而出，然后，她便会握紧她的小拳头，生气地说道：“我不想谈马利！”
“我知道，”我说道，“我也很想他。”
我想为马利写一篇道别的专栏文章，但是我担心，我的全部感情都会倾泻而出，最后成为一种脆弱的、情感过度的自我放纵，这样只会让我感到羞愧。所以我继续撰写着与我此刻的心情并不是最为贴近的话题。然而，我随身携带着一个录音机，当头脑中一有想法的时候，我便会记录下来。我知道我想按照他本来的样子去描绘他，并不打算将他的形象进行一番美化。许多人都会在他们的宠物临时的时候对其进行重新塑造，把它们变成了不可思议的、高贵的动物，为它们的主人做所有的事情，就差没有煎好早餐的鸡蛋了。我希望自己能够诚实一些。马利是一只从来都无法理解与服从军事管理系统的动物。诚恳地说，他或许是世界上表现得最为糟糕的一只狗了。然而，他从一开始就领会了什么才是人类最好的朋友的要领。
在他死后的一个星期里，我好几次都走到了山脚下，站在了他的坟墓旁。一部分原因是我想去确定没有任何野兽在夜里来过这儿。坟墓保持着没有被打扰的状态，可是，我已经能够预见到，在春天的时候我需要加上两辆手推车的泥土量，来把正出现下陷的凹陷处给填满。大多数时候，我只是希望能够与他谈谈心。我站在那儿，发现自己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出他生活的点滴片段。对于马利的离开，我的悲伤程度居然超过了我对于某些认识的人去世之后的难过程度，这让我感到非常窘迫。这并不是说我将一只狗的生命与一个人的生命等同视之，而是因为，在我的家庭之外，很少有人曾经那么无私地为我付出过。我从车里把马利的贴颈铁链拿了出来。自从马利最后一次乘车前往医院之后，这条链子就一直留在了汽车里面，我把它藏在了我的衣柜里的内衣裤中，每天早上，当我将手伸进衣柜里面拿衣物的时候，便会触摸到这条链子。
这一周我过得有些浑浑噩噩，身体里面有一种钝钝的疼痛感。这实际上是身体上的，有点像是一种胃痛。我昏昏欲睡，没有生气。我甚至无法集中精力投入到我的兴趣爱好——弹吉他、做木工活、读书中去。我感到很不开心，不知道应该拿自己怎么办才好。大多数晚上，我都早早地上床睡觉去了，有时候是九点半，有时候是十点钟。
在新年前夕，我们被邀请到一位邻居家里去参加聚会。朋友们都静静地表达着他们的哀悼之情，可是我们却试图使谈话轻快一些。毕竟，这是新年前夕。在晚餐时，萨拉和戴夫·潘德尔，一对从加里福利亚搬回到宾夕法尼亚的造园技师，我们最亲近的朋友，与我一起坐在桌子的拐角处，我们交谈了很长时间，有关狗、爱以及失落。五年前，戴夫和萨拉将他们钟爱的博得牧羊犬（具有拳曲的、通常为黑色带白斑毛皮的英国牧羊犬，用于放牧）内尔，埋葬在了他们农舍旁边的山上。戴夫是我所见过的最不轻易流露感情的人之一，一个安静的、有高度自制力的、沉默寡言的宾夕法尼亚的荷兰人。可是，当提到内尔的时候，他也流露出了内心深深的悲伤。他告诉我说，他曾经花了好几天在那片布满岩石的树林里摸索，直到他找到了一块用于立在她的坟墓之上的完美的石头。这块石头的形状几乎就像是一颗心。于是他把石头交给了一位石头雕刻家，让他将“内尔”刻在了石头的表面。尽管过去了这么多年，那只狗的死仍然会深深地触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