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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他们觉得没有失去什么。我说的“太自私的人其实会失去很多”，他们根本听不懂。在区区的一点既得利益面临最后分配的时候，他们巴不得我能离开这个利益圈；这不但省去了公正的“麻烦”，也找到了不公正的口实。
“笑骂任人笑骂，好事我自为之。”正是他们的心态。
今日的“人间蒸发”与他们六十年前的“出奔”何其相似。
历史又回到了起点。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弟弟们都具备了“外交官”的风度——谨慎地“保持沉默”。
弟弟们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已沉默了几十年，他们已习惯于沉默。对他们的失语，我不想深责；但我要说的是，沉默就是自欺，而自欺是对良心的压迫。
对于我的父亲和继母来说，这可能是他们良心复活的最后一次机会；因为除我以外，已没有别人能够唤醒他们蛰伏的良心。
或许，我是徒劳的，他们的良心已死。
尾声
母亲八十三岁仙逝。
按照母亲的遗愿，姐姐将母亲的骨灰移至重庆娘家的祖坟安葬。
2005年清明，南京。我与妻子及姐姐的一家人，遥望重庆，祭拜母亲之灵。
母亲一生两次不幸：十九岁逼嫁，遇人不祥，夫死家无。二十五岁再嫁，未承想遇人不淑，二十九岁又遭变故。可以想见，母亲携年幼的姐姐回川之时，心情是何等的凄凉悲苦。彼苍者天，为何如此不公！彼匹夫匹妇，为何用心太忍！
此后含辛茹苦五十多年，自强自立，为女儿牺牲，也是为自己牺牲；向女儿证明，也是向命运证明：她不愧为“人”意义上的母亲，是真正的“人之母”。
好人多难，小人易逞。这是天道，抑非天道？
达尔文的最早鼓吹者赫胥黎，在其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中就认识到“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规则所遭遇的尴尬：在植物界，最适于生存的是一些越来越矮小，越来越低等的苔藓和硅藻之类（动物界的蚊子和苍蝇也比老虎和熊猫更适于生存）。古往今来，许多大人物和小人物的悲喜剧也证明，最适于生存的不一定是优秀者（‘乞丐村’的洋楼主人无疑是找到了生存的适应之道）。所以他希望，社会的进化，“并不是那些碰巧适应于已有的全部环境的人得以生存，而是那些伦理上最优秀的人得以继续生存。”
这其实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因为“小人”总是多一些生存之道——作伪作贱和作恶，而且与时俱进地进化着；虽然这有时也是取败之道，但苟有成功，便奈何他不得，更何况我们的凡尘俗世是以成败论优劣的。
并不是取得“最适”生存之道的人都值得羡慕。
我倒是敬慕许多不幸者，他们以自身的不幸，揭示了人性的高贵。
《诗经》《小雅。蓼莪》中歌道：
无父何怙，
无母何恃！
翻成白话是：
没有爹，哪儿有依靠；
没有娘，哪儿有依赖！
我从小没爹没娘，后来到了北京，有名义上的父母，仍是无怙无恃。靠着奶奶的爱，靠着外公、张老师、丛老师那样的好人的关爱，靠着精神上的师友——书籍，我成长了起来，没有如嫉恨我的人所期望的那样沉沦下去，我是幸运的。
我的姐姐也是失怙而强，如今，作为教授的姐姐和姐夫退休之后仍在学院里发挥余热，一儿一女均为研究生，勤奋而有朝气。
爸爸和继母至今不懂得他们这一辈子失去了什么。
的确，有些事，有些道理，如果自己搞不懂，谁也帮不上忙。
有一句大家熟悉的名言：
一位好母亲抵得上一百个教师。（注）
（注）： A good mother is worth a hundred schoolmaster。 —George Herbert（1593—1633） （乔治。赫伯特，英国诗人）
母亲，教师——多么美好的称谓！
在师范教书时，我时常对学生说，也是在提醒自己：职业不能美化一个人，一个人应当美化自己的职业。
同样，母亲的称谓并不能美化作为母亲的人，作为母亲人应当美化母亲这一称谓。
遗憾的是，一些母亲却不能如此。
有一天早晨，我和妻子去“紫竹院公园”散步，公园里有一个卖早点的地方，人很多；我们找到了一张桌子，桌子边上坐着一个穿着整洁的小男孩，五六岁；我们要坐下时，那个男孩说：
“这里有人。”
我们问：
“有几个人？”
“还有一个人。”那男孩回答。
“那我们坐在这边，好吧？”那男孩点头答应了。
我们刚坐下，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端着买好的早点，大声喊叫着走了过来：
“你是个死人哪！让你占个地方你连个话都不会说，真是个废物！”
“我说了…”那男孩十分的委屈。
“说了还坐上了人？没见你这么窝囊的！”
我们站起来，对这个女人说：
“这孩子说了，你也别喊了，我们上别的地方去。”
我们说完就走了，跟这种人一桌就餐没有胃口。
在散步时我们边走边叹息——这也是一个母亲！
这个男孩要是被这样的“教师”教育成功，那就彻底的毁了。
我知道有一个救助贫困母亲的“幸福工程”，这无疑是在做一件大好事。但还有一种贫困是精神的贫困，而物质富裕下的精神贫困更为可怕。
有谁来救助精神贫困的母亲？
鲁迅所说的“人之父（母）”是有高尚人格精神的父母，鲁迅疾呼“救救孩子”，而且和青年人谈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是希望“孩子”能够成长为新时代的父母，“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可是，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我的见闻告诉我，为了拯救孩子，还应当“救救母亲”。
我在心里千遍万遍地呼唤，呼唤我亲爱的奶奶，呼唤我坚强的母亲。
我能得到她们伟大而善良的母性之真爱——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愿上苍能传达我的呼唤。
愿我的“人之母之歌”能送达她们的耳边，并送去我的告慰：
你，世上为母亲和将为母亲者：
不啻生灵之母，乃为人之母。
不啻爱己之子，乃爱人之子。
你的母爱有人性，
乃给人子以人性。
你给人子以人性，
乃得——人之子。
——人之子
二零零五年八月于北京
正文 第三章 农校生活
（更新时间：2005…9…13 9：03：00 本章字数：15512）
第三章 农校生活
我们难免有时会迷失真理，但永远不要迷失人性。
——作者
一． 失 落
一九六一年秋，我去“北京农业学校”报到。
从广安门外坐郊区车到长辛店，就有学校接新生的拖拉机在等候。十几个人挤坐在一辆拖拉机的拖斗上，在乡间的土路上颠簸行进。第一次坐“敞篷车”，还真有几分兴奋，我们好奇地看着路两旁的稻田农舍，十几里路一会儿就到了。
“北京农业学校”位于与丰台区交界的房山县境内，与“稻田村”相邻。学校的前身是农场，五八年“大跃进”成为学校。我们是这所学校正式成立后的第四届新生，我是农学专业六五○三班的学生。
开学典礼上有令人鼓舞的好消息，由于学校有农场，自产粮食，我们每个月的粮食定量增加到三十七斤，这在困难时期绝对是令人羡慕的。也正因为有农场，我们必须参加农业劳动；每到农忙，还要停课。我们的入学教育就是为期一个月的秋收劳动。
收割水稻对我们这些城里的学生来说，开始还有趣，到后来就有点苦不堪言。现在的年轻人大都不了解人力收割的劳作：赤脚站在松软的水田里，弯下腰作深鞠躬状，左手抓住一把稻子，右手握住镰刀贴近地面把稻子割断，割下的稻子再打成捆运走。用力量小了割不动，用力过猛，又容易伤到自己的腿。双脚要不停地来回移动，因为泥田里有“水蟞”（蚂蝗），停时间长了会叮在腿上吸血；但也不能没章法地乱动，踩到刚割过的稻茬子上，会把脚扎破。起初我们还能保持正确的姿势，刷刷刷地一直割过去；没多久就站不住了，只好蹲着割；再后来蹲也蹲不住了，就单腿轮换跪着割。第一天劳动下来，人人腰酸腿痛，手打泡脚流血，可谓伤痕累累。第二天早上起床铃响时感觉浑身疼痛，不想动弹；但毕竟是年轻，只要咬一咬牙跳下床，胳膊腿活动活动就没事，照样又是一天。
一个月下来，我们已完全是“农民”的形象：头戴草帽，手持镰刀，皮肤黝黑。体力劳动使我们吃得香睡得着，一顿饭能吃三四个馒头，睡觉沉得像条死狗，雷打不动。
班上有的人坚持不住退学了，但多数人可能和我一样，没有退路。
后来我们才体会到，这只是劳动锻炼的第一课，艰苦的考验还在后面。
劳动的苦我不怕，我心里感到苦。
我本应当上高中，上大学。在育才学校，我哪方面也不比班上的革干子第差，为什么就让我上农校，为什么！
我的那些“美好”的理想，都成了永远不能实现的梦，这使我感到非常地沮丧。
我抱怨，我不平，我觉得整个社会都好像是我的后娘，我在不公正的命运面前孤独无助。
这些可怕的想法像毒蛇一样紧紧地缠绕着我。
开始上文化课了。
除了语文，我对所有其它的课程不再感兴趣。我从图书馆借来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书籍，课上课下疯狂地阅读。上课不听讲，迟到旷课也是寻常事；有的课我根本不上，在宿舍泡病号。为了能“治理”我，第一任“队长”（班主任）对我软硬兼施，结果也不起任何作用。我向他扬言：“要不你开除我，我正好不想上呢！”把这位刚参加工作的小伙子气得吹胡子瞪眼，差点要打我。
期末考试八门功课我有六门不及格。补考时我照复习提纲恶补一气，虽说是“平时不用功，临时抱佛脚”，佛脚居然显灵，又全部通过了。
一学年下来，我虽然补考后勉强升级，却因旷课太多，屡教不改，班主任把我的材料总结上报，我受到学校记大过的纪律处分，张榜公布。
我破罐破摔，还是满不在乎。
我成了班上乃至全校的“个别生”。
由于我在学校的恶劣表现，爸爸到学校来过几次，我开始认识爸爸的另一面。在外面，爸爸是一本正经的“国家干部”的形象，当着老师，给我大谈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要我热爱农业。在学生宿舍，对我和同学讲什么：“革命同学要互相帮助，树立远大理想。”他讲那一套大道理很认真，也很投入，同学都戏称他是“革命干部”。
二．浪子回头
因为农校的前身是农场，所以在许多称谓上保留了农场的传统。比如班主任叫“队长”，校长叫“场长”，年级叫“中队”，年级组长叫“中队长”等等。到后来学校逐渐发展走向正规，这些老称谓才慢慢消失。
对于我们这些农校的“元老”来说，老称谓更显亲切。
农校有两位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恩师，一位叫丛选永，一位叫张维安。
二年级时，我们班换了一位队长，他叫丛选永。
他是个特别祥和的人，时常面带微笑，很少激动，说话声音也不大，显然没有前一任队长厉害。
他上任没多久就开始一次又一次地找我谈话，和前一任队长不一样，不是批评指责，而是一种关切：
“我知道你的情况，我觉得你不是坏学生，也不是不明是非的人。我说的对吧？”
还没有人对我这么说过，这话让我心里一动。
“你有理想，喜欢文学，这是好事，你完全不用放弃。俗话说‘艺不压身’，将来工作中都用得着。”
“但你别脱离现实，你现在上了农校，就应当有新的理想。”
“马克思都说人是无法自己选择职业的，我也没想到有一天会留校给你们当老师。”
丛老师说他自己也是农校毕业，比我们大几届。
“别把自己的一辈子荒废了。只要你振作起来，我相信你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学生。”
他看着我的眼睛，微笑着说：
“你知道吗，中国有句老话，‘浪子回头金不换’！我对你抱很大的希望。”
我凝望着他的眼睛，从他的眼光里，我感受到真诚。
我无法把丛老师十几次苦口婆心的谈话内容完全回忆下来。实际上，与其说我是被丛老师讲的道理说服，不如说是被他的真诚所感动的。
在丛老师的帮助下，我重新燃起了上进的希望。
在学校农场劳动的，还有从教育口转来的“右派”和有其他政治问题的人。我们的语文老师张维安就是其中的一个。
一年级时，我们在劳动时看见一个戴眼镜，个子不高，身体瘦弱的男子在猪场挑泔水喂猪，这个文质彬彬的猪倌让我们觉得很好奇。劳动休息时我们和他聊天，他知识渊博，海阔天空地和我们谈古说今，让我们佩服得不得了。但问他为什么在这儿喂猪，他笑而不答。
二年级时，他成了我们的语文老师。他的语文课讲得非常吸引人，上他的课没有纪律问题，人人都聚精会神地听。
我们班有好几个文学爱好者，也都是张老师的崇拜者，我们有时到教师宿舍找张老师
聊天。他没有架子，对我们亲切得像朋友一样。
“知道你们喜欢文学，你们都基础不错。听说有的人想当作家、诗人？”
我脸红了，不知他指的是谁。我们都忙着解释：
“不是，不是，就是有点喜欢。”
“其实作家很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尔基小学没毕业，鲁迅是学医的，也相当于中专。”
他笑着说：
“我就是大学中文系毕业，你们看我，还不是作家吧？”
我们也跟着傻笑。
“作家需要生活，这些你们现在可能还不懂，以后就能体会了。”
“但千万别混日子，我呢，在猪场就好好干活，现在就好好教书。”
他意味深长地说：
“好好念书吧！你们年轻，将来的日子还长着呢。”
丛老师和张老师的话以至诚动人，寓情于理，深深地感动了我。
老一辈教育家陶行之先生说过：
“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惟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到心的深处。”
如果没有二位恩师“从心里发出来”“打到心的深处”的教诲，我或许永远不会消除心中的不平和愤懑，最终成为一个怨天尤人的傻瓜。
压在我心头上的块垒逐渐消融，一度迷失的“浪子”，终于回头了。
张老师也夸奖我的作文。有一回张老师在班上朗读我的一篇回忆江南景色的作文，他那抑扬顿挫富于情感的语调把我带进了一个如梦如幻的境界，我都不敢相信那是我自己写的；如同一支普通的乐曲经由小提琴大师用名琴出色地演绎，展现出神奇的魅力；我们都陶醉在其中。张老师念完后，有好几秒钟，班上静静的。
张老师教导我们写文章要有一种整体的内在的美，不能仅注意辞藻的修饰，他引用“文心雕龙”里的一句话：“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我一直铭记在心。
他还给我们讲过清代学者王国维的立志成功“三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张老师讲解这几句词时的音容笑貌至今依稀可辩。
六十年代初有一股翻案风，给曹操翻案，给潘金莲翻案。我们在图书馆的报刊上看到有关内容，很感兴趣。在给潘金莲翻案的问题上同学们看法不一，成了宿舍熄灯后 “卧谈会”讨论的热点。有的说她反封建，追求爱情自由；有的说她是淫妇，伤风败俗。我们争论不下，去找张老师评判，张老师说得很干脆：
“我觉得潘金莲再追求自由也不应该毒死无辜的武大郎。没这一条，他爱谁都行；有这一条，我看她永远翻不了案。”
张老师的话一针见血，说得我们心服口服。
的确，如果某种男女之情“自由”到了泯灭人性的地步，人性为什么还要包容它？
“文化大革命”中，张维安老师受到冲击。“文革”后，他的历史问题被平反，张老师也成了中国作家协会的成员，在报刊上发表过数篇大块头的文学评论。他的文章论述精到，行笔流畅，文采飞扬，在当时颇具影响。正当张老师由逆境转入坦途之时，他被诊断得了肺癌。
在他生病期间，我回北京看望过他几次。他的表情很平静，平静中透出一种悲怆，每次离开他时我都几乎要落泪。他的追悼会我没能参加，我远在密云，是事后才知道的。
他去世时还不到五十岁，凡认识他的人无不为之惋惜。
惜乎痛哉！
诲人不倦、才华横溢的张老师！
三． 刘校长的仁政
农校还有一位好校长，他的名字叫刘宗藩。
刘校长差不多每周要给我们作一次“报告”，报告的内容通常是国内外形势和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其中重要的是热爱农业的“专业思想教育”。别的领导的报告大抵枯燥无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