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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更不知道怎样和他们打招呼。有时在校园遇见同学如果是男生，会点个头，笑一笑。如果是女生，一般能逃就逃，逃不了就用眼睛斜视，或者故意停下来，假装自己在观察什么东西，如果恰好在宣传栏不远，我就会立马跑过去，假装认认真真地看报，直到她们走出去好远，才恢复正常，有时实在躲不了，就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步尖走路；有时碰上热情的女生，会主动迎上来打招呼，那时候就会挤出一丝笑来，如果她要和我聊上几句。她问一句我答一句。就像老师学生问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难道是因为R和H？经过了她们，让我对人特别是女性产生了恐惧心里，而且这种恐惧已经渗透到了血液中，因此导致了社交恐惧症和异性恐惧证。不行，我不能这样子，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我告诉自己，我要克服自己恐惧心理，勇敢地自然大方地和别人接触，特别是异性。
大一下学期我开始和同学们频繁接触。每次和异性接触，我都要鼓起了十二万分的勇气，有时没勇气就拿出痞子气。我是痞子我怕谁？我没脸没皮，随你怎么看，你看不起我不要紧，我看得起我自己；你讨厌我也没关系，我不讨厌你就行。我不断地告诉自己，不要把这一切看得太重，没什么大不了。而事实上，我对同学们的看法是很看重的，往往他们的一句话一个表情会深深的刺痛我，给我本来就没自信的心灵带来严重的打击。我知道他们或许是无心的，只是我自己想得太多，但是不管我怎样安慰自己，我还是做不到无所谓。
所谓柿子专拣软的捏。为了克服恐惧心理，我决定找个容易交往比较热情的女生做朋友。这样有利于鼓励自己在这条路上愈挫愈勇。我想到了吴优。在大一上学期，跟她接触并不是很多，阿春和她很熟。而我经常和阿春在一起，我们有时在校园遇见她和烧饼在一起，阿春和她们打招呼，我也跟着和她们打招呼。那情景感觉阿春是我家长，带我去参加社交活动。有时在食堂碰到了，四个人就在一起用餐。那时候，烧饼觉得我好欺负，经常敲诈我，要我请她喝饮料。我这人脸皮有时候很薄，再加上那会儿不会说话，好几次差点被她得逞。阿春那时候还真够义气的，知道我的处境，每次都替我解了围。每当这样的时候，吴优只是笑一笑，从来没有帮过烧饼的腔，即使烧饼把难题推到她身上，她还是笑一笑。那样的笑让我觉得特别的温暖。
后来，我和吴优交换了手机号码，有时会发短信聊上几句，说些无关痛痒的的话。我们选了同一门休育课——乒乓球，而且是同一老师同一时间上，因此，我们经常在一起打球，互为陪球，考试互为搭档。打完球，我们一起去买饮料，有时候我会请她，有时候她会请我，两人请与被请的次数差不多，基本上打和了。那段时间，我们交往得很客气，谁也不欠谁的。在此过程中，我们渐渐越来越熟悉，但这种熟悉永远停留在界线之外。我们只是很普通的朋友，普通得没有引起班上的谣言。至少在我当时看来这样，可能有谣言，但是没传到我的耳朵里。我们只是对彼此一些对外公开的信息很了解，一些很私人的东西则很少谈。比如彼此的兴趣、爱好，喜欢的颜色是什么，喜欢什么样的音乐、电影什么的，甚至连她的生日我都是从班长那儿的个人基本信息表里偷看到的，她也从来没有特地告诉我她什么时候过生日，我也没问过，自然也没送过生日礼物给她。之所以没问，我是有考虑的。我怕问了，凭我们当时的关系，她肯定会告诉我。一旦我知道了，她生日那天要不要送礼物给她？如果我不送，那明摆着对人家不在乎，说得严重一点，是不尊重同学间的友情。如果送，花钱倒是小事，不在考虑之中，怕的是此消息传出去，全班同学都会知道，以为我对她有意思。此种消息是怎么隐瞒也瞒不住的，所谓的纸包不住火，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不但瞒不住，而且传播速度极快传播面积极广，比任何广告的效应都好。有时候我想，如果哪位广告人能把八卦的效应应用到广告上去，那他就是广告大师，而且是开创广告新纪元的一代宗师。再一想，其实这样的广告大师很早就出现了，比如制造明星绯闻的人。
我很庆幸自己能和一位异性保持这样的关系，当然希望更进一步，到达比友情多比爱情少一点的关系。我不知道吴优是否希望如此。但后来发生的事证明我错了，而且错得非常愚蠢。大一下学期快结束，一天傍晚，我们打完球，两人都出了一身的汗，衣服贴在身体上，吴优的整个身体的曲线美一展无遣。我在超市买了两瓶水，她一瓶，我一瓶。记不清当时她说了什么，我当时笑得差点连水都喷出来了。
“你很风趣。”
“比我风趣的人好多。我高中的一个同学一天说到晚，让同学们笑个不停。”
“太风趣了，跟苍蝇一样，嗡嗡嗡——好吵。”
“风趣有什么用，你又不喜欢。”
她说完这句话，扭身就跑了。我当时没反应过来，愣在那里，后来跑出去想追她，她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知道她这是向我表白，但在当时看来，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我不相信像她这样一个条件还可以的女生会喜欢我这样的人——一个家庭不富裕说话又不幽默的傻瓜。在以后和很长的时间里，我都不相信，或许是不愿意相信。当然，我并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只是觉得有人喜欢我心里蛮高兴，说明我并不是一无是处，不是时代的弃儿，还有那么一点可以让一个女生喜欢的东西，尽管我并不知道是哪一点。后来，我们俩谁也没有提起这件事，似乎大家都忘了吧。
在寝室召开关于大力发展爱情事业合理开发性资源的会议之后，我决定靠近吴优，之所以选择吴优，并不是前文里所说的容貌，当然容貌是一个因素。如果够不上标准，我是不可能采取行动的。最主要原因是吴优已经向我表白了，她喜欢我，这是再确定不过的事实。在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之前，我是不会贸然的行动的。
大一上学期，班上的一个男生看上了万姿——我们班最漂亮的女生，也是最会打扮的女生，初看起来，她不像学生，简直就是一位都市女性——前卫、时尚、性感（这一是从衣着上来讲的）。那小子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份量，贸然行动，结果酿成大错，打那以后，他和班上的乃至全系的女生都绝缘了。
事情是这样的。那小子也不赖，制订好作战方略，一步一步按计划行事，本来是一件好事，要怪只能怪他选错了对象。首先，他和万姿混个脸熟，有事没事老往人家身上缠，上课下课老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同学们都看在眼里笑在心里。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追女生嘛，不就是胆大心细脸皮厚吗？然后，他和万姿结为哥妹。第三步，在某一天晚上，他向万姿表白，不料，万姿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他，没给他一丝一毫的机会，直接一句话“我们是不可能的，以后我们还是做同学吧。”那天晚上，那个男生喝了很多酒回来，说了一句话——怪自己没听学长的话不要在大一上学期找女友。当然，这样说不是说那男生怎么样，我和他的关系一般，没任何过节，找不到任何理由和借口对他进行人身攻击。
后来，万姿成了狗熊的女友。那男生见了狗熊像见了陌生人似的，两人很少说话，除非是万不得己的情况。在内心里，我对那男生表示十二万分的同情，但同情归同情，他的所作所为实乃不为明智之人所取。有一只必须提出来，他的事例成了众男生的反面教材，大伙都引以为鉴，避免重蹈他的覆辙。像他这样的，是班上的第一例，可能也是最后一例。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和吴优在一起复习。在同一个教室的同一个位置，甚至在时间上每天的安排都大致相同。我不知道是一种默契还是努力的结果。要知道现在生活中的很多所谓的缘分都是故意安排的，并非纯属巧合。不管怎样，这似乎成了我们彼此的一种习惯，一种相互依赖。但是，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经常跟不上节奏。这倒不是说我患了什么重病，而是我的失眠越来越严重。有时候就那样睁着眼躺了一宿，天亮了，洗把脸，吃完饭，往自习室赶。我是第一个到的，我要去占座位。为了那个我们天天在一起座的位置，牺牲点睡眠也值得。可这样做的后果是我因此经常看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有时竟然还流出了口水，真尴尬！好在吴优善解人意，大多数时候，她都假装没看见，让我自己处理。有时我刚醒，恰巧她转过头来，看见我流了口水，就拿出种手帕纸替我擦干净，从来没有因此笑话过我，让我大受感动。一个多么善解人意的好女孩啊！值得庆幸的是在自习室睡觉，我还从没说过梦话。如果一不小心走漏了风声，引起她的猜忌，我可全完了。
不能再这样下去，再也不能这样过，我得寻找解决的方法。我想到安定片，我想吃安眠药，把这段日子熬过去。但是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劝我不要去吃安眠药，说那东西对身体没好处。他们有所不知，他们以为我想吃那东西。对于拥有健康体魄、充足睡眠的他们来讲，是永远无法理解一个失眠患者的痛苦的。朋友劝我医院看看。他们不知道，失眠症是贵族病，普通人患了这种病根本没法治，治不起啊！
我想起高二那年，有一天，我坐在公交车上，看到红十字医院打出一条巨大横幅，说北京某医院来了一位专家，专治失眠、抑郁症、精神分裂症。那专家姓什么名什么，我记不得了。我想那样的医生不记得也罢。
开始，我向爸爸说起这事。他没什么反应。在他的概念里，睡不着觉这哪算得上一种病？我自己一个人跑到医院去看了，一开始，一个护士要我填了一张表，然后，坐在外面的候诊室等。我往里面的门诊室瞅了瞅，见一位母亲带着一个二三十岁的大男孩在那看病。之所以说是大男孩，是因为感觉那人好像没懂事似的。后来，那人出来了，他母亲在里面一边流眼泪，一边说着恳求的话。那个大男孩站在候诊室中央，东瞅瞅西看看，自言自语，说一些不相关的话。我想他大概患的是精神分裂症。轮到我进去了，他们的态度很是热情，那位专家是个老的女同志，看上去面善目良。她看了我所填的表，然后开始提问题。
“这种情况有多久了？”
“很多年前，初三的时候就有了。”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我的一个朋友前不久被人给杀了。”
我说完这句话，她愣了一下，然后转过头对另外一个老头子医生说：“他还蛮正常的。”当时听到这句话，我还没什么反应，后来想想，觉得有点气愤，她把我当什么人了，精神分裂症患者？接下来她说的一句话，验证了我的猜测是对的。
“你比刚才那个人好多了。”
这时，好几个护士和医生跑过来问我那个朋友是怎么死的，我当时显得很可怜，像一只受了伤的小羊羔，顾影自怜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他们听完了故事，满足了好奇心，有的发出一两声感叹，有的摇摇头，就都散开去了。
我没有撒谎，我清楚地记得，也许这一辈子都忘了。高二上学期刚开学那会儿，天气热得很，再加上寝室又没有电风扇，几百号人挤在一座类似监狱的房子里，就差死人。每天晚上，管门的老头子和老妈子把楼下的铁门牢牢地用一把大锁锁上，要是发生火灾，准保要活活烧死不少人。好在上天保佑，照顾我们这些可怜的孩子，从没出现过重大事故，不过小事故还是有的，例如有的同学晚上点蜡烛看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蜡烛被碰倒之后，把被子烧着了。好在这样的事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学校也就一直相安无事。
寝室里没有卫生间，过了十二点，门被锁了，连厕所都上不了。有小便还好。可以就地解决，大便就麻烦了，有的同学就跑到中间层的洗漱间去解决问题。有时，同学跑到那里去发现有同学在那儿，顾不了那么多，大家心照不宣，默默地完事走人，根本谈不上羞耻二字，因为我们比原始人还原始。有时没带照明工具，说不定会踩到大便，我们称这叫“中奖”。住了一年的寝室，我自己也做过那种事，也遇到类似的情景。我感到我们的人格受到了严重扭曲。早晨起来，去洗漱，如果起得够早，会闻到一股恶臭。但是我们这群生活在火热恶臭中的学生，仍然要在那样接水。老头子经常一边处理那里的大便，一边这骂这些学生，骂得很毒，以至于我们都麻木了。也许在他的概念里，我们这群学生过了晚上十二点，就不应该方便了。我们也很同情他，但同情归同情，我们也无能为力，只能怪自己长了这个不该长的屁眼。
很多时候我希望学校的寝室出一次大事情，死一两个人，那样才会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我们的住宿条件才有可能得到改善。我知道这样的想法很残忍，也很卑劣，死了谁家的孩子，父母都会万分悲伤，毕竟拉扯这么大了，即使没有感情，也有投资在里面。可那时候，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可是死谁呢？我自己都舍不得去死，又怎么能希望别人呢？
在我们寝室里，有一个比我们高一级的学生，他提出在找个人一起合伙到外面租房子住。经过一番询问、寻找，我们在学校里的一个老师那里租到了一间储藏室。储藏室很矮，只有两米高，通风不好，潮湿的很，尽管这样，我还是喜欢这里，觉得比起寝室来好上万倍都不止。至少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们活得像个人，不像在寝室里，活得简直和动物没什么两样。后来，找阿春加入我的行列，三个人住在一起，月租用100元。日子过得挺自在。
可好景不长，我发现他经常和一伙人聚在另一间别的同学租的储藏室鬼鬼祟祟地搞一些活动。后来，才知道他们一伙人在寻聚众赌博，而且赌得蛮大。当时的我并没有劝阻，只是当他因为赢钱很开心的时候跟着他们一起笑，有时赢得很多。他会请我和阿春吃饭。再后来，他的合伙人赢了他班上同学2500块，不过是欠的。他同学说他有一个2500的存折，可以还他们。赢了钱，他们开始花钱、购物。
我还曾和他一起逛过公园，拍过一些照片。他们把所有的钱都拿去赌了，开学时连学费都凑不起。吃饭的钱是我帮他垫付的。当他和他的合伙人一起向他同学讨债时，悲剧发生了。在一个夏日的夜晚，他被他同学杀死了，一刀捅在心窝上，切断了大动脉，送到医院后没几分钟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据说，他死的时候，眼睛睁开的，而且睁得大大的，眼珠向上翻，特恐怖的那种，后来，是一位医生摸了把他的脸，才使他的眼睛合上了。
悲剧发生在晚自习，他和他的合伙人一起向他同学要钱。他同学说没有。本来，他同学答应那天晚上还钱的，一听没有，众人火了，要知道大伙连学费都没有。众人一起涌上去，把他揍了一顿。他逃跑，跑到操场上，被大伙围住了，大伙继续群殴。当时旁边围了很多同学，有几个老师也在场，保安站在一边无动于衷，但没有一个上前去制止，这些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他那同学寡不敌众，被打得半死，答应马上还钱，众人才暂时放过他。突然，他那同学掏出一把匕首，朝他刺去，他还没来得及反应，已经被刺中了。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快送我去医院”，之后再也没醒过来，也永远不会再醒过来了。
回到寝室，阿春才把这件事告诉我的。我来不及细想，一路狂奔，拖鞋掉了，干脆不穿，打着赤脚奔到县医院。到时，他已经死了，心窝上有一块大大的正方形的白色纱布，满嘴满面都是血。据说是因为送他去医院的同学按住他的伤口，引起血从嘴往外喷。此情此景，惨不忍睹，当时的我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他，心跳停止了。血液也停止了流动，大脑一片混乱，说不出一句话来，就好像患了失语症。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后来，校长叫两个骑三轮车的车夫把他的司尸体抬到一辆五十铃的拖斗上。尸体放上去的时候，我听到“噹”的一声，我知道他的尸体已经僵硬了。汽车开动的时候，我跪了下来，只有我一个人跪下来，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尽管当时有那么多的老师、领导和警察在场，直到汽车消失在夜幕中，我站起了，默默地毫无知觉地走了。
我把兜里所有的家当买了一包金圣烟。买烟的时候，听见有人在谈飞机撞了大楼的事，第二天，我才知道那是9。11事件。我坐在路边的拐角处，头上的路灯垂头丧气地站着，我的影子被拉得老长，老长。不远处有一个花坛，上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