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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确的思想以答辩的而非宣战的方式体现，更有益于证明其正确性和真理性。二、我们视她为我们亲密的红卫兵战友，仍称她为我们亲密的红卫兵战友，乃因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每一个曾经与我们思想一致的人，对我们都显得异乎寻常的重要。进一步说，当革命处在低潮时期，每一粒革命的种子都是宝贵的。三、亲爱的战友肖冬梅同志这一粒革命的种子，现在而论，显然的，不如她从前那么饱满了。好比一粒麦种或树种浸水了，受湿了，将会有不茁壮的株苗在不适当的节气生长出来了。这不应当成为一件引起我们憎恨的事情。同志们，同志们啊，这首先是一件值得我们痛心的事情啊！心痛而情真。这个情，是红色的情，是革命的情，是治病救人的情，而绝不是其他任何庸俗的情。以上三点，我认为，应是我们对亲密的战友肖冬梅同志的基本立场、基本态度、基本的，继续所持的友爱原则。当然，如果她讳医忌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只要她不公开成为我们思想的敌人，我们还是要只痛心，不憎恨，争取将她重新团结到我们中间来……”
在赵卫东娓娓而谈的时候，他的三名红卫兵战友，都保持着习惯了的静默。并且，都注视着他。他们都曾是特别尊敬他的。而肖冬梅对他的尊敬，更是比肖冬云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可以说她相当崇拜他这位红卫兵兄长。只要他一开口，她就仿佛被催眠着了。他刚刚度过男性的变声阶段，嗓音初定，
青春期的沙哑已完全被年龄的筛子滤去。唱起歌来像圆润的嘹亮的小号，说起话来像萨克斯管，像箫。而她听他唱歌就像欣赏演奏，听他说话就像听他唱歌。爱听得要命。听不够。用当今的讲法是，他的声音很
性感。起码对她如此。
但此时此刻，她恨不得双手严严实实地捂他的嘴；恨不得扼住他脖子；恨不得揪住他的舌头，将他的舌头从口中拽出来，一截截扯断。并且扔在地上踏扁蹍碎。对于她，他说话的声音已不再悦耳动听。恰恰相反，如铁皮一阵阵蹭在玻璃板上，刺激得她脑仁隐隐地颤疼。以前她认为他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代表着一种无比正确的思想，都在真理的不可怀疑的范围以内。现在，她则根本听不明白他究竟在说什么了。尽管他的话一如既往地说得明明白白。却越是明明白白越使她不知所云。她很想大发脾气，因为他将她比作“一粒”种子。“粒”字使她感到他将自己比得轻乎又轻，小而又小。哪怕比作“一颗”种子，她也爱听点儿。又觉得自己实在没来由发脾气。因为他同时还认为她是“宝贵”的。还视她为“亲密的战友”。还对她怀有“红色的”，“革命的”那个“情”。一方面她从他的话听出来，他显然的已将她归于“另册”，也就是不珍惜自己灵魂之革命纯洁性的人一类；另一方面，他又确确实实在用他的话语表明，他对她仍怀着深深的，听来令人感动的，无比高尚的友爱……
是的，他的话仿佛是咒语，使她处在一种特别生气而又特别不能生气的境地。她知道，显然的，她一旦发作，她就使自己变得不可理喻了似的。她比听李建国滚瓜烂熟地背那一段毛主席语录时还尴尬，嘴上像被贴了封条，只有呆瞪着“思想核心”张口结舌不停地眨巴眼睛的份儿……
姐姐肖冬云和李建国都以十分同情近乎可怜的目光瞧着她。仿佛她是一个极端浅薄而又极端不自量的、在老方丈面前斗法，才三言两语就懵里懵懂地彻底被斗败了的小和尚……
赵卫东继续以温和之至的、诲人不倦的口吻说：“下面，请允许我再粗陋地谈一谈我对灵魂问题的一贯看法。同志们，亲爱的红卫兵战友们，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故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是不承认宗教迷信所宣扬的那一种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可以重新转世投生的所谓灵魂的。在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这儿，灵魂即精神。一个人的灵魂状态即一个人的精神境界。我们整个革命队伍的精神境界，是由每一个具体的革命者的精神境界组合成的。红卫兵者，何许人也？革命者队伍的后备军耳。所以，一名红卫兵的灵魂状态的革命纯洁性怎样，绝不仅仅属于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成败与否的大事情。这个事情大得非同小可。所以我们每一名红卫兵，都有着神圣的权力和责任监察另一名以及一切红卫兵战友的灵魂状态。同时自己的灵魂也必须受到任何红卫兵战友的密切关注和监察。这乃是互为的权力、互为的责任。神圣而又天经地义，责无旁贷。靠着互为的权力和责任，我们足以使我们灵魂的革命性像蒸馏水一样纯洁，像水晶一样透明，只要有一点点私心杂念，有一点点享乐主义的细菌，有一点点非革命性的七情六欲的存在，都理应受到严肃的批判和彻底的消毒。试问，不如此，一个崭新的理想的世界，又怎么能由我们去创建？我们红卫兵为了革命二字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袒露我们的灵魂吗？我们应该是没有隐私的人。是的，我们当然有灵魂，但我们需要隐私干什么？对革命我们何隐之有？对主义我们何私以怀？我们要响亮地回答，无隐，无私。因而，我们无隐无私的灵魂，实际上应该是共有的，公有的，你的即我的，我的即你的。我关注你的灵魂，也是在关注我自己的灵魂；我监察你的灵魂，也是在监察我自己的灵魂。我这一种特权不是我强加于你的，而应被理解为你赋予我的。故它在这一特殊的意义上尤其神圣。你的灵魂绝不应因为被我关注被我监察而惴惴不安。恰恰相反，倘我不对你的灵魂时时刻刻事事处处履行神圣又高尚的权力和责任，你才应该有惶惶不可终日的表现，仿佛你的灵魂已变成了不值得别人一瞥的东西。因为那意味着我对你已不负丝毫的责任了。就像农夫不再对一粒种子负任何责任一样。那你就要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了，就要自己问自己一个为什么了。而且，那时，只有那时你的抗议才是积极的抗议。因为你那时只有经过强烈的抗议，才可能重新争取到自己的灵魂共有和公有的资格，才可能重新获得别人关注和监察你自己灵魂的真诚责任。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灵魂这个东西，倘不属于革命的性质，那么，迟早有一天注定了会属于反革命的性质，迟早有一天会被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和反革命所共有和公有，除了这根本对立的二者它别无选择。而这一点是早就被革命的主义、革命的哲学、革命的辩证法所一次次地证明了的……”
赵卫东的语调温柔极了。他的温柔乃是由真情实感产生的。不是伪装的。因为对于他，肖冬梅不但是一名红卫兵战友，还是他所爱的姑娘的亲妹妹。当着他所爱的姑娘的面，他一再提醒自己对肖冬梅的批判帮助应该是循循善诱的，和风细雨的。他很自信，一向特别满意自己分析问题的红色理论的水平和循循善诱的能力……
他语调温柔地喋喋不休着的时候，肖冬梅渐渐地眯起了双眼，渐渐地由眯而闭着了。她的脑仁儿也就是中医所指的“百会”那儿，以及两边的太阳穴是更加疼了。那是一种针扎也似的疼。赵卫东的话语宛如一柄长长的带倒钩的针，蝎尾也似的，一次次扎穿她的耳膜，扎向她脑神经无形的敏感处。她为了减轻那一种无法形容的疼痛感，就暗自做深呼吸。不知什么原因，呼气反比吸气少。而这就使她的头脑开始缺氧。结果她坐得不正了，身子不由自主地轻微地摇晃起来……
姐姐肖冬云望着赵卫东那双明澈的大眼睛里却异彩呈现。那是由于崇拜的缘故。她觉得他对于灵魂问题的阐述何等的精辟何等的好啊！什么问题一旦由他来言说，一下子就变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他头脑中的思想，怎么就总能一贯地正确着，总能与革命的思想红色的真理那么的吻合呢？她又一次暗生自卑了，也又一次暗觉幸福着了。而且又一次在内心里对自己说——被这一位红卫兵兄长所爱是多么的幸运，暗暗地也爱着他又是多么地值得的事！他将来如若不是一位红色的革命理论家才怪了呢！
见妹妹那种心不在焉的样子，她严厉地问：“你注意听了没有？！”
肖冬梅以极小极小的声音回答：“姐，我注意听了……”
“听进心里去没有？！”
“听进心里去了……”
“那你复述几句来证明。”
“假如他不对你的灵魂状态密切关注和监察，那么你就要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就要问自己一个为什么了……”
“还有！关于灵魂性质那几句重要的阐述，你一句也没听是不是？！”
“听了……”
“说！”
“灵魂这个东西，灵魂这个东西……”
李建国见肖冬梅分明的说不上来，赶紧从旁提示：“灵魂这个东西，倘不属于革命的性质，那么，迟早有一天注定了……”
“那么，迟早有一天注定了……”
肖冬梅虽经提示也还是复述不上来。
赵卫东微笑了一下，以更加温柔的语调又说：“我的话不是‘最高指示’，只不过是我学用革命哲学的一点点
心得体会。无保留地畅谈出来，他人能听进心里去一两句，对我便是荣幸了。快别逼冬梅复述了。但是我还想强调一点，我所言之‘你’，不是专指谁的。即不仅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咱们四名红卫兵战友中的任何一人，也是针对一切对灵魂问题存在各种各样糊涂观念的人……”
于是肖冬云主动要求重新交代自己两天里的经历。
她说：“听了卫东关于灵魂问题的阐述，我深受教育。我承认我刚才有些地方交代得不明不白，是由于害羞心理在作怪。现在，让我的害羞心理见鬼去吧！”
于是赵卫东为她的态度鼓掌。
于是李建国也鼓掌。
肖冬梅仍闭着双眼，相随鼓了几下掌。其实，赵卫东和姐姐又说了些什么话，她一句都没听入耳。
她的头脑昏晕得只想躺倒身子便睡……
肖冬云既让自己的害羞心理见鬼去了，那重新交代的过程也就不再受到赵卫东、李建国的盘问加逼问了。一个人一旦丝毫也没有了羞耻感，再要将一件原本很害羞讲的事讲清楚，便容易多了。由于她讲得过细，直听得赵卫东、李建国两个一阵阵脸红。他们一阵阵脸红却又都不能低头，也都不能转脸望别处。那样肯定会被认为听得不认真。更可能被认为自己们思想意识不良。否则低头干吗？否则脸红个什么劲儿？所以他俩互相谁也不看谁，四只眼睛全目不转睛地望在肖冬云脸上。好在一旁的肖冬梅闭着眼睛强撑精神坐在那儿，不知他俩一阵阵地脸红。肖冬云自己则望着远处，边交代边告诫自己什么细节都别绕过去，也没太注意他俩脸红不脸红的。在肖冬云方面，逻辑是这样的——只有交代得甚细才证明袒露灵魂的虔诚；只有态度极其虔诚才不致再被怀疑什么；只有不被怀疑什么了，才足以最终证明自己灵魂的丝毫也不曾堕落。两个二十四小时的离散啊，在如此漫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如此一座处处存在着对人的灵魂的诱惑，简直可以用声色犬马、灯红酒绿来形容的城市里，灵魂这东西是完全可能接连地堕落多次的呀！不甚细地交代，自己的灵魂又怎么能真正过得了红卫兵战友的监察关呢？
她说，当这座不可思议的城市里的坏男人打她的坏念头时，她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女儿家的处女贞操。她说，首先想到的竟是这一点是多么惭愧的事呀！相对于自己一名红卫兵的灵魂的纯洁性，她女儿家的处女贞操又算什么呢？身体不过是一己的，正如赵卫东所阐述的，灵魂却是具有共有性和公有性的。即使自己被强奸了，那也不过是自己的身子受到了糟蹋。而身子不过是受灵魂附寄的嘛！她说她首先应当勇敢捍卫的，断不该是什么女儿家的处女贞操，而该是自己那共有且公有的红色的灵魂……
李建国听糊涂了，忍不住要求她将她的意思说得更明白些。于是她举例说，好比谁家失火了，自己的孩子被火困在屋里，自己要冒死冲进火海抢救的。但，在那一刻，倘闪念于头脑的，竟是孩子的生死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养老送终问题，思想境界就未免太低俗了；而如果闪念于头脑的，乃是中国之革命、世界之革命或多或少一个接班人的问题，才见境界之高。看起来都是大人救自己的孩子，但支配行为的动机有高低之区别。此例相对于自己而言，虽然自己面对坏男人勇敢无畏了，但将自己的处女贞操放在第一位去捍卫，而对自己灵魂的是否完好却连想也没想，也是一种境界的高低之分呀。如果首先想到要捍卫的是灵魂，那么即使肉体被强奸了，灵魂也等于被捍卫住了。反之，虽然坏男人们的坏念头并未得逞，但自己将自己的灵魂摆在了肉体之后，甚至根本忽略了灵魂的结果是否完好，也意味着自己降低了自己灵魂的红色等级……
李建国还是听不大明白，较起真儿来，还要问什么。
赵卫东却似乎早已完全理解了肖冬云的意思，举手示意李建国别再问，赞赏地点头道：“冬云能这么严格地解剖自己，很难能可贵的。革命的哲学有时体现为一种普及的大众化的哲学，有时则体现为一种特别高级的理论，只有随之进入特别高级的革命逻辑中去，才能有所领悟。”
李建国便有几分不悦地嘟哝：“好好，算我理论水平低……”
肖冬云被他的样子逗笑了，思考片刻，又解释道：“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太看重自己的处女贞操了。而这也就意味着我太看重自己的女儿身了。如果有一天革命需要我牺牲它，我会不会怕死舍不得呢？我们不是常讲自我解剖、自我批判，要自己和自己刺刀见红吗？我正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呀！……”
赵卫东终于转脸看了一眼李建国，以评论的口吻说：“冬云讲得还不够明白吗？”
李建国嘟哝：“她早那么讲，我早就明白了！”
肖冬云是被那个自称是画家的男人护送回来的。
赵卫东就这一点又评论道，此点证明着这所院子以外，仍有对红卫兵心怀好感，可以去进行发动的革命群众存在。肖冬云说，“老院长”暗中告诉她，那个自称是画家的男人其实是精神病患者。而且患的是有暴力倾向那一类精神病。她居然没遭到严重伤害，实在是一大幸事也是一种奇迹……
赵卫东问：“他何以知道那个男人是精神病患者？”
这高二的红卫兵，这四人“长征小分队”的“思想核心”，言谈语述之中，每用文言古话。“何以”啦、“试想”啦、“休矣”啦、“然”啦、“否”啦、“哉”啦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它们与三十几年前普遍流行的红色话语体系相结合，形成一种堪称独特的红卫兵语言风格。谁对此种语言风格驾轻就熟，似乎证明着谁的革命理论之修养的层次便不一般。赵卫东自然是“相结合”得挺有水平的。所以在他们的“长征”过程中，他的三名红卫兵战友才唯其马首是瞻。那能使一名无论男性或女性红卫兵平添魅力的语言风格，并不包含有什么真正算得上修养的文化成分，不过是几分妄自尊大加几分意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攻击性再加几分武断和玄谈式的逻辑色彩罢了……
肖冬云听赵卫东那么问，据实相告——这所“囚禁”他们的院子，最先是结核病防治院，后来一个时期内曾是精神病疗养院，将她送回到这里的那个男人，曾在此地住过院。所以他一讲这里的周边情形，他就明白该往哪儿送她了……
赵卫东追问：“难道你的那位‘老院长’，曾和那个男人是精神病病友吗？”
两天以前，他对“老院长”是心怀敬意的。因为那时对方告诉他们这座城市是北京；他们是以毛主席的远方客人的身份住在北京郊区；住地是无比关怀他们的“中央文革”的首长们指定的；而对方自己，是受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首长们之命，专门为他们服务的……而两天中的经历，虽然并未使他明了许多，却起码清楚了一点，那就是——对方骗了他们。故他开始认为，以所谓“老院长”为首的对方们，既不但是根本不值得他们信赖和心怀敬意的人，而且都是目的阴险的人了……
肖冬云被问得一愣。
李建国及时点拨：“卫东他还是在问你，自称是‘老院长’的老头儿，怎么知道送你回来那个男人是精神病患者？”
和赵卫东一样，他对“老院长”们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肖冬云对这所院子对“老院长”们的看法却是与赵卫东和李建国不同的。她两天中的经历虽有惊无险，但仍心有余悸。她觉得，毕竟的，她是回到了一处较为安全的地方，是回到了一些不至于危害她的人中间。“出逃”的经历，甚至使她一回想就后悔后怕，甚至使她感到这所院子及“老院长”们特别亲切了。
她又据实相告——“老院长”乃一位精神病医学专家。在此地精神病疗养院的几年中，确曾任过它的院长。
“送我回来那个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