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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官要不定期参加“大考”。大考翰詹，就是朝廷组织翰林院的翰林、詹事府的詹事们进行考试。大考对翰林们来说非同小可，俗称“翰林出痘”。“出痘”就是出天花，在那个时代纯属听天由命之症，许多人过不了“出痘”这一关，一命呜呼。人们将翰林、詹事们参加大考喻作“出痘”，十分准确形象。这一关过得好，往往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即便将来当不上总督、巡抚、大学士，也能弄个尚书、侍郎什么的干干，成为一二品大员；这一关过得孬，前程可就悬了，大凡会沦为“黑翰林”、“穷翰林”，原地踏步，升官无门，一辈子穷困潦倒，郁郁乎不得其志。
扶倾定危（3）
高冕
曾国藩有突击应试的高超本领。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大考翰詹突然降临，大出曾国藩意外。大考通常六年一次，这次考试距上次仅四年，突然提前两年，曾国藩猝然不防。三月初六日他获悉，本月初十日要举行大考。如此重要的考试，准备时间竟然只有四天。曾国藩在日记中感叹，“闻之甚觉惊皇（惶）”。初十日，他到正大光明殿参加考试。当日应试者一百二十四人。试题为“如石投水赋”。刚出考场，他拿出赋稿与同人看，就发觉有一大错，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他痛责自己：“粗心至此，何以忝厕词垣哉！”当场有怀挟资料作弊的，被当场逮住交刑部治罪。曾国藩觉得自己考得很糟糕，中午回家后与欧阳夫人相对无言，心中患得患失，憧憧靡己。尽管强行控制自己的情绪，但还是觉得纷扰不安，当晚辗转反侧，一夜无眠。第二日起来，“中心焦急，四处打探，行坐不安”，他自己也觉得所作所为非常丑陋。十四日，成绩终于揭晓，喜出望外，他竟考得二等第一名的好成绩，被擢升为翰林院侍讲。翰林院检讨是从七品官，翰林院侍讲为从五品官，曾国藩因这次出乎意料的好成绩，连升四级。为此，他一改常态，沾沾自喜。当月二十三日，他在致祖父信中说：“湖南以大考升官者，从前惟陈文肃公（名大受，湖南祁阳人，乾隆朝历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署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之职，谥“文肃”）一等第一，以编修升侍读，近来胡云阁（胡林翼之父）先生二等第四，以学士升少詹，并孙三人而已。孙名次不如陈文肃之高，而升官与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湖南是个大省，因大考而升官的湖南籍京官，算上曾国藩仅三人而已，而这三人中，论考试名次，曾国藩仅次于陈大受，高于胡林翼之父胡云阁，他确有理得意一番。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九月，道光帝御门特擢，曾国藩连升两级，晋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官至从四品。这年底，补日讲起居注官，充文渊阁直阁事。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他大考成绩列二等，当年六月再度“蒙皇上破格天恩”，连升四级，破格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当上正二品高官。近三十七虚岁的曾国藩，在致祖父信中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他还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曾国藩升官速度之快，一举打破湖南籍官员二百年记录。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正月，清廷实授曾国藩礼部侍郎。当上礼部副长官的曾国藩，年富力强，年仅三十七周岁。
曾国藩读书应试、步步高升，其能耐远远超过众多先祖同辈。
曾氏一门六百年来，在曾国藩出息前，科场上最替祖宗长脸的是曾国藩之父曾麟书。曾麟书先后应试十七次，道光十二年（1832）才考中秀才，时已四十三岁。曾麟书中秀才时间，只比儿子曾国藩早一年。曾麟书开设家塾二十四年，边课徒教子，自己边温习备考，“积苦力学”，坚忍不拔，年过不惑终于攻入科场第一个堡垒。这一晚迟迟到手的功名，其意义远远超过事情本身。这一成绩，改写了曾氏入湘五六百年间一直没有科场功名的历史，并用鲜活的事实，向白杨坪及项其附近山村证明一个道理，山村农家子弟只要不懈读书，照样可以走上功名之路。曾国藩连续六次向秀才功名发起冲击均告失败，仍然没有气馁，这与身边有一个活榜样大有关系。
满腹才学不一定科场得意。魏源是当时的大学者，清代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著有《圣武记》、《海国图志》，编有《皇朝经世文编》，才高八斗，满腹经纶，名闻遐迩。他生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二十八岁才考中秀才，之后一次次向进士发起冲击，一次狼狈而归，到了五十一岁那年，夕阳晚照，才考中进士。他比曾国藩大十七岁，却比曾国藩晚两届考中进士。
左宗棠也是大志大才之人，但在科场上非常落魄。他生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比曾国藩小一岁。虽有一肚子经世致用之学，科场上却倒不出来。他考了多次，始终没有考中秀才，为取得参加举人考试资格，十九岁那年花银子捐了一个监生。道光十二年（1832年）参加乡试，又一次被淘汰，但幸运地被主考官“搜遗”而出，录取为湖南第十八名举人。随后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十五年（1835年）、十八年（1838年）赴京参加会试，连续三次都名落孙山，考官不是嫌他八股文做得太差劲，就是嫌他小楷写得太糟糕。左宗棠虽应试乏术、科场不济，但了解他的士子都知道他有雄才大略。胡林翼在给湖南巡抚张亮基的信中这样推荐他：“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通事务。”左宗棠一生，科场灰暗，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曾国藩当上正二品朝官时，左宗棠还在湖南安化两江总督陶澍家当家庭教师。
刘蓉天分很高，他与曾国藩意气相投，也攻程朱理学，同时讲求经世致用。曾国藩认为他“识力过人”，对他很是敬佩。但他在科场上也很窝囊，与挚友曾国藩相比，简直黯然无光。他生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比曾国藩小五岁，也是湘乡人，与曾国藩同一年考中举人，两人在赴京参加会试途中相识，结为密友。刘蓉才华横溢，被曾国藩称为才华盖世的“卧龙”。可在曾国藩点翰林乃至当上二品大员后，刘蓉仍是一介布衣，后来一直没有考中进士。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奉命兴办团练，刘蓉挡不住挚友软硬兼施的邀请，出山到曾军幕中当高参，后转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当高参，因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及击败入川太平军石达开部有功，才出人头地，当上四川布政使，同治二年（1863年）升任陕西巡抚。如果不是生逢乱世，刘蓉一肚子才华可能就被埋没了。
扶倾定危（4）
高冕
罗泽南才华出众、闻名湘乡，但科场窘迫。他生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比曾国藩大三岁。他锲而不舍参加科举考试，一次次名落孙山，只好做教书匠混饭吃。但此公确有学问，后来云贵总督贺长龄聘请他做家庭教师，将儿子交给他教育培养。他的学问、名声因此更令人敬仰，被誉为“湘乡第一教书先生”。罗泽南一生连秀才都没考中，后来投到曾国藩军中成为一员战将，在武昌城下与太平军激战时重伤毙命，时年五十岁。他一生大半时间从事读书教书，在科场上始终没有获得他所渴望的功名，倒是统兵打仗使他功成名就，成为湘军著名将领。
曾国藩从翰林院从七品芝麻官，飞快晋升为正二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七年零二个月时间连升六品十一级，主要是用笔头子考出来的。“曾国藩在翰林七年……历次考试成绩都很好，因此屡蒙超擢”。
当然，曾国藩升官如此之快，除了他不懈钻研学问外，还与他工于心计、善走上层路线有关。他到京师后，东跑西颠扯了不少关系，尽管他在日记中屡骂自己不安心做学问，但这些关系对他日后升官发迹颇起作用。尤其是穆彰阿、唐鉴、倭仁三人，对他官场隆升起了重要作用。穆彰阿是满洲镶蓝旗人，曾任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兵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等职，担任军机大臣二十余年，其中十四年为领班军机大臣，是晚年道光帝的心腹宠臣。曾国藩寒士出身，与位列宰辅的穆彰阿素不相识，但因他考中进士的戊戌科，穆彰阿为钦命正总裁，拉扯起来，穆彰阿便是他的座师，他就成了穆相的门生。曾国藩很重视这层关系，从其日记可以看出，两人交往较频。穆彰阿位高权重，曾国藩有心攀他做靠山；曾国藩有才有识，穆相乐于提携、引为私党，两人互为欣赏又各有所图。但从后来穆彰阿倒台曾国藩未受牵连的情况看，曾国藩与穆彰阿保持着一定距离。曾国藩不是光靠依附某个人升官发迹的，也不是那种不学无术的小混混，他拉关系但不唯关系，工学问不唯学问，是一个典型的“官场学者”。
曾国藩做官还有好几套本事：履行职责很投入，离家十年不省亲；做得一手桐城派好文章，大字小楷都写得有模有样。他思想的形成与学问上的造诣，受唐鉴、倭仁两人影响最大。唐鉴是湖南老乡，嘉庆十四年（1809年）进士，当过翰院官，道光二十年（1840年）任太常寺卿，成为清廷管理祭祀事务机关的长官，官正三品，由于历史原因，这个职位权虚而位隆。曾国藩被他吸引，不是因为他的地位，而是因为此公是晚清大名鼎鼎的理学家。曾国藩师从于他，刻苦研读程朱理学，得以叩开学问殿堂之门。唐鉴告诉曾国藩，通向学问的路有三条：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之中最紧要的首推义理。唐鉴还点拨说：“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不必他求。至于用功着力，应该从读史下手。因为历代治迹，典章昭然俱在；取法前贤以治当世，已经足够矣！”听他这席话，曾国藩觉得自己从前读书确实不得要领，这一下豁然开朗，突然间找到了学问门径。他抑制不住激动，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听之，昭然若发蒙也。”另一位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倭仁，蒙古正红旗人，道光九年（1829年）进士，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升任詹事府詹事，官正三品，后来此公步步高升，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倭仁笃奉程朱理学，认为义理功夫最切要之处，是将自己每天思想行为中不合理义的全部记录下来，以期自省纠正。倭仁日记为格言警句式的语录体，裸载自己修养心得，对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士林都有很大影响。倭仁以身说法，亲教曾国藩写日课，毫不客气地要求曾国藩“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国藩对他敬畏有加，读了他的批语浑身出汗，将它奉为“药石之言”。曾国藩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但要好师、好友、好榜样。”唐鉴与倭仁，当是他心目中的好师、好友、好榜样。
受唐鉴和倭仁影响，曾国藩发誓“新换为人，毋为禽兽”。为此，立下读书做学问自律规矩——“课程十二条”：
一、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粘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徇外为人。每日以十叶（页）为率。
五、读史。丙申购《廿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点十叶（页），间断不孝。
六、谨言。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十月廿二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九、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二则，有求深意是洵人。
十、月无亡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早饭后作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十二、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扶倾定危（5）
高冕
在京做官的岁月里，曾国藩学问渐长、修养渐进，性灵一步步攀升，俯察自己肉欲之体，也就更容易发现问题。从考中进士当上小京官起，在京城欲望的天空下，他经历着灵与肉的痛苦搏杀。
他发现自己很好色。夫人欧阳氏是个药罐子，时常闹病。青春年少的曾国藩对性生活颇不满意。家花不香野花香，曾国藩的贼胆花心，情不自禁猫爪一样伸将出来。他在日记中老老实实记载了自己的好色表现。
曾国藩父亲在京住过一段时间，耳闻目睹儿子言行，回家后立即给儿子来了一封信，告诫他在保护身体方面要遵循三条原则。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日记中写道：“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节欲、节劳、节饮食。……若不敬身，其禽兽矣。”曾父三条告诫，都有很强的针对性。他含蓄地要求儿子改掉纵欲过度的毛病。
这年十一月十五日，他在日记中自省说：“若心中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则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这意味着，那几天里，他痛觉自己好色的猫爪子又伸出来了，赶紧在日记里将自己训斥一通。
第二日日记中，他又告诫自己：“以后余有三戒：一戒吃烟，二戒妄语，三戒房闼不敬。”大概，病蔫蔫的欧阳夫人，近日没有满足曾国藩的房事要求，曾国藩对她很不满意，甚至发了脾气，事后反省，作此告诫。
这年十二月十一日，他记载：“友人纳姬，欲强见之，狎亵，大不敬。”友人娶了一漂亮小妾，曾国藩心中艳羡，强迫友人将深藏金屋的娇妾引出来，一解眼馋。到此仍打不住，竟放纵色欲，调戏人家。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他记载：“眼蒙，甚晏起。内人亦卧病不能起。……是日，目屡邪视，直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夜，心情不畅，又厌闻呻吟声。”该月二十七日，他“请吴竹如来诊内人病”，随后去拜客，“至海秋家赴喜筵，更初方归。同见海秋两姬人，谐谑为虐，绝无闲检，放荡至此，与禽兽何异”！夫人身体有病，床笫之乐行不成，听得声声呻吟，曾国藩心烦意乱。这几日他正闹眼病，但见了人家漂亮女人还是忍不住两眼发直。见友人小妾不止一个，竟有一双，羡慕得直咽口水，忍不住又调戏人家，浪言浪语，纵情戏谑，闹得人家非常难堪。
这年三月初二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日中，闺房之内不敬。去岁誓戒此恶，今又犯之，可耻，可恨！”青天白日，曾国藩又起色心，大概欧阳夫人不乐意，曾国藩恼羞成怒，没有给夫人好脸色看。
……
如此等等，好色的猫爪时不时探将出来，被他自己劈头盖脸痛斥之后收缩回去，没多久又故态复萌，做出禽兽不如的事情来。
他意识到吃烟的坏处，遂立誓戒烟。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九月初一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是日早起，吃烟，口苦舌干，甚觉烟之有损无益，而刻不能离，恶湿居下，深以为恨。誓从今永禁吃烟，将水烟袋捶碎。因念世之吸食烟瘾者，岂不自知其然？不能立地放下屠刀，则终不能自拔耳。”他烟瘾很大，要戒掉谈何容易。一年过去了，吸了戒，戒了吸，还是一个隐君子。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他在日记中再次立誓：“客去后，念每日昏锢，由于多吃烟，因立毁折烟袋，誓永不再吃烟。如再食言，明神殛之！”殛，是“杀死”之意。意思是说，若再不戒烟，就让神明夺去他的性命。尽管立下恶誓，戒烟之事，却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第二日，他写下戒烟的痛苦感觉：“乃以初戒吃烟，如失乳旁（彷）徨。”将戒烟痛苦喻为婴儿断奶，形象准确至极。此后第七日，他再次写下戒烟的痛苦感受并鞭策自己：“自戒烟以来，心神彷徨，几若无主，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次月十六日，他再度立誓，将戒吃烟放在三戒之首。如此这般，一年多时间里，几度立誓，自我痛咒，历经痛苦而漫长的过程，他终于战胜自我，永别烟枪。
他还发现自己有喜欢扯谈、说话刻薄、爱揭人短的毛病。他在日记中反省说：“与同人言多尖颖，故态全未改也。”友人岱云也对他提出忠告，“言予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入，随处不留分忖，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他在日记中时常切责自己与人说话太多、闲扯误事，心气浮嚣，妄语扯谈。“心愈浮，则言愈繁，而神愈倦”，心浮气躁，为修身养性、专心治学之大敌。因此，他又立下恶誓：“以后戒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