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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萌当上厂长以后，以一个改革家的面孔出现在厂办公楼里，大约忙忙碌碌了半个多月以后，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干部会议。吕萌在会上洋洋洒洒地读了半个多钟头施政报告。罗杰没有听明白他究竟想干什么，一会是说厂里的改革先从改造旧的设备入手，全面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一会又说引进先进设备技术的大方向不能改变，要把厂子建成全国同行业的龙头老大。在报告的后半部分，吕萌提到了管理上的系统工程，当着全体干部的面，吕萌在会上详细布置了一个车间大修的规划，他在规划中详细绘制了工程进度的每个环节的负责人的职责和相互间的配合联系，并给出时间表，让相关责任人按规划图上的说明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以此来证明管理系统化的科学性。
吕萌布置完毕后，告诉大家，他将到北京出差半个月，回来以后进行工程验收，谁不尽责将就地免职。
吕萌出差去了。
这个大修工程由总工程师担任总指挥，大家仔细研究了吕萌的规划图后就各自准备去了。罗杰他们财务科也按规划准备好了大修理项目的资金，并等着相关部门来动用这笔款项。
但是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施，原因是吕萌设计的计划当中所需要的特型钢材正值全国断货，采购部门千方百计也没能找到足够的特型钢，因此，这个规划就这样停下了，没有任何进展，大家静等厂长吕萌的归来。
事情原本应该很简单，特型钢供应紧张，技术人员应该可以通过研究找到替代钢材，这种情况在罗杰看来不应该很复杂，也是技术人员应该做到的，但是大家谁也不说，只是静等厂长的归来，这期间谁也不问工程的进度，因为材料没有备齐，后面的一切都无法进行。所以，大家在心里都明白没有人会担什么失职的责任，供应科也不需要承担责任，因为市场就是这么个形势，他们无能为力，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写好一份书面报告，在厂长回来后第一时间交到他的手上，让他在发脾气之前看到这个东西。
吕萌到北京总局去汇报他的一个改革设想，他想征寻一下有关技术专家的意见，同时他想与杨明见一面，他想从杨明那里拿到一些技术资料。总局负责工业的周澍处长原来也想安排杨明与吕萌见面，但遭到了杨明的断然拒绝。在杨明看来，吕萌使用了个人的阴谋将他推下台，达到了当厂长的目的，尤其让杨明气愤的是，由他一手提拔上来的吕萌居然会做出这种下作之事，让他耿耿于怀。此时，杨明与吕萌之间就不再是纯粹的工作矛盾了，他们之间就这么简单地由工作上的原因产生了个人恩怨。想来也是，自然的人之间哪有那么多接触的机会，大量的接触和交流都发生在工作之中，因此，在交流和工作上产生矛盾的机会在现代人身上发生的频率要远远高于业余生活，所以，个人之间的恩怨和仇恨也相当多地由工作而产生，这并不奇怪，虽然都共产党的干部，但毕竟还都是活生生的人，本性中的一些东西并不会因党性而有所泯灭。
吕萌在北京跑动，他找了总局几个老领导，坚持着要见杨明一面，并说他有话要对杨明讲。
杨明知道后，他给总局领导说，他想到香港去一阵子，去见一个香港投资人，了解一些情况，为自己找个出路，他不能老这么在北京呆着吃老本，他要出来做事。他其实最直接的想法就是避开吕萌，他知道他和吕萌的见面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可能会愤怒，也可能会发泄他对吕萌的蔑视，无论哪种情况他都不可能冷静下来与吕萌谈厂子的事，所以他只好回避。
吕萌知道杨明去了香港，他觉得再在北京呆到目前为止去也没什么意思，他走访了几个领导之后就打算回去了。
吕萌这次基本上没有达到他的目的，他的改革设想没有引起总局领导的注意力，他同时也没有从杨明那里拿到他想要的外国技术资料。他想，现在就只剩下厂子里的大修工程了，如果那个工程能够如他所想地完成，那他这一段时间的收获还算得上非空，这对他出任厂长以来的自信心有好处。
吕萌有一个比杨明更大的改革计划，这个计划过于庞大与复杂，所以他对自己要求是先要树立强大的自信心，然后克服困难去实现它，算是一个中年人的理想目标吧。
吕萌从一个工人开始，当上车间主任，然后又当上厂长助理，再当上厂长。领导一个不算小的老企业，他的雄心被一点点地激起，他开始想做一番大的事业。做大事业的人得有一些天然的本领，吕萌把自信心看成是第一位，他认为没有自信心将很难在坎坷的改革路上坚持下去，其他的反倒是次要的，有许多事是可以通过上级领导来处理的，具体的事由下级人员去做，他只要能领导好这个厂的改革方向就可以了。
吕萌还是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他没有仔细地研究厂里的现状适合哪种改革方式，再说了，此时此刻还没有什么现成的改革方案可以套用，因为中国人此时正在摸着石头过河，随时都可能失足淹没于滔滔河水之中。好在没有人被追究什么责任，无产者除了人身以外就没有什么可以负担的责任了。
吕萌在火车上想，他没有像传疗的那样给上级领导写过杨明的材料，现在让他背上这份传说中的不光彩的名声，导致杨明对自己有深深的误解，对自己实在有些不公。这个厂长的位置可能多少弥补了一些自身负的委屈，也算有所值了。
火车在华北平原上疾驰，吕萌看到的是一望际的平原，联想到宝鸡的地势，他感叹那个城市太落后了，像是封闭了一般，让人没有开阔的心胸，缺少了开阔的思路，对改革是非常不利的。
吕萌此时满腔的心思还没放在对厂子的改革思路上，他还不知道厂里是以怎样的状况等着他，让他去处理一些繁杂的事，那个大修工程应该结束了，如果圆满的话，他的领导才能就可以立刻彰显出来了，他一想起这件事，他就有一种兴奋的感觉从心中升腾。
吕萌这时想到罗杰，他觉得这个年轻人的思想好像挺开放，一些问题能想的比较透，可惜罗杰不是技术人员，不能派上大用场，同时吕萌也隐约感到，罗杰好像在用一种别的眼光关注着厂里的事，听说他要写小说，对这种人还是要小心一些，说不定自己的形象在他的小说里会怎样，吕萌想要以良好的形象出现在罗杰的眼前，最好在工作中别惹他，这类人的笔杆子只有他们自己可以把握，弄不好得罪了罗杰，那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有小道消息说，市政府内部有一个决议，杨明必须回到宝鸡市，但不得任用，同时，市组织部将严密控制他的组织档案不能离开宝鸡市，也就是说杨明无法到外地继续做官，宝鸡市给他专设一个位子，叫政策研究办公室，他担任副主任。这个办公室上无主任，下无职员，直属市长领导。
杨明原为县团级干部，撤去厂长职务后归市长直辖，原本不算什么降职，但是让一个企业出身的人脱离企业，这大概只有共产党的组织部门才可以堂而皇之地处置。实际上这种任用干部的方式太普遍了。现在杨明被如此这般处置，看似平级调动，直如将此家丈夫调入彼家做家长，实在不伦不类。但组织任命必须服从，杨明可以放弃，但他必须离开工厂，这就是组织的意志，没有什么可商量的。
罗杰非组织人士，但他却听到了这个传闻，并且，造成杨明如此下场的原因是他在选出国目标时得罪了一位副市长，结果这位副市长没有陪同他出国，而另派了其他人。原来这位副市长想去德国而不是英国，但杨明太固执，总以考察的专业性为理由，偏要坚持去英国，为这件事他们吵了一架。不过话又说回来，杨明坚持去英国也好像并不全是为了考察设备，因为他的女儿就在英国上学，人与人的恩怨其实就这样在工作中产生，可惜杨明没有悟透，他以为是吕萌告了他的状，他没在这方面深思。
这是罗杰知道的有关杨明被撤职的第二个传说版本。罗杰知道这个版本同样不可求证，因为这样一个故事实在没有办法用红头文件进行一般性的表述。
但是罗杰相信，现实中确有这样的事存在。谁碰上就算谁倒霉，仕途本无坦途，无怨无悔。
吕萌回到厂里一看，他临走以前制定的施工规划竟在第一步就搁浅了，而他还无从追究任何人的责任，他坐在办公室里想了许久，尽管十分气恼，但他明白下边的人在看他的笑话，他也无从发作，深思之后，他把这个规划收起来，就像不曾发生过这件事，不再提一个字来涉及这个大修工程，他决定不过问这件事，以后让车间自己从下面提出这个大修计划，亿只要签字批准就行了，绝不现再插手这件事。
吕萌在后来的几次干部会议上绝口不提系统化管理的事，也不再说大修的计划。这让罗杰明白了吕萌这个厂长的管理水平，他在一个困难面前放弃了一些东西，罗杰想，能够放弃一些东西，就势必还会放弃另一些东西，那就没有什么好保留了，作为一个中年领导者，这不是一个好的品质的表达。
罗杰对王财说：“怎么这个吕厂长也这样？太善于放弃也就随波逐流了，看来厂里的改革也没什么盼头了，原指望换手如换刀，还有一些革新的希望，这下好了，心静了，没盼尖也就没欲望了，混吧。”
王财说：“你可别混，年青人多学点，以后还看你们了。”
罗杰：“我不成，我骨子里算一文人，弄不了政治，又特烦当官，中国的官员尽开了会了，会前的动议到会后没有任何改变，浪费青春，没意思透了。”
王财：“现在咱厂里有几个大学生特有想法，你跟他们关系又不错，可以学着点，以后总会有你们施展报负的时候。”
罗杰：“很难，我通过研究发现，平民当官的也有，但总是世代做官的居多，这是人类的遗传和环境的培植，这是科学的真理，所以我不成，我家没有当官的传统，这辈子没指望。”
王财：“你小子又胡说八道，共产党选拔干部不看出身看才干，你要是有能耐，终究会被重用。”
罗杰：“问题的关键是我无从提高我的才能，所以说没指望，也不指望。”
宝鸡市财政局局长关延提前一年离休了，原付局长冯瀚当上了局长，不久，就发生了一件让人百般品评的事。
这是罗杰走上社会以来首次听到的关于大级别领导的生活上的传闻，因而很让他感兴趣。
这俩局长原住在同一单元的对门，平坦关系好像挺不错，据说冯瀚还是由关延推荐上来的，在关延退下来以处不久，他们这两家人同时离了婚，然后又同时结婚了，只不过是把老婆交换了一下，手续是合法的，但这事听上去总有些离奇，所以成为了当时具有轰动效应的一桩耐人寻味的趣事。冯瀚当上局长以后，分了一套大房子搬走了，他们不再住邻居了，可罗杰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后还听说过这两家人的关系不错，好像还有来往。说的也是，这事怎么想都觉得有点趣味，虽然不怎么高雅，也算是大千世界里的寻常事。
罗杰想探究其中的奥秘，他能过工作上的便利，在每次到市上办事的时候，都留心听听别人的传说，听着听着，他大概也知道了一些内幕消息，却让他大倒味口，原来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工作上的交易。
罗杰想，这类生活上的事如果没有工作上的背景，顶多就算生活中的小花絮，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完全是个人的事，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家庭恩怨纠纷也只能在文艺作品中权当佐料而已。
但是这件事中间搀杂进了工作上的交易，就不仅仅是家庭个人的事了，这多少反映了干部的作风问题。后来，冯瀚的局长没当多长时间就被调到其他地方去了，当然是平级调动。
罗杰很快就把这事忘了，过了很久，他还能听到人们对这件事的议论，不过看那俩家庭里再没有闹出些什么新闻来，这种议论的传言就慢慢地少多了，只偶尔被一些人在无聊的时候提一提罢了。
能这样相安无事，那也算是他们那两个家庭的造化。
罗杰最近听到一个关于杨明被撤职的第三个不同版本的传言。
这个传言说杨明临出国时与市政府的一个副市长吵了一架，好像是那个副市长做好了一切出国的准备，连出国前的防疫针都打过了，后来却被另一个副市长顶替了，没有能成行，结果就在杨明出国期间整理出了杨明当厂长期间的所有不光彩的材料报组织部弹劾杨明，杨明还真没过组织部这一关。其实撤了也就撤了，组织上不让杨明当厂长原本就不需要什么太硬气的理由，倒是一个不允许杨明到外地谋职的内部决定有点太明显地暴露出报复倾向，其目的就是废了杨明。至于那个副市长究竟是谁，罗杰到最后也没弄明白，他只是深深地感觉到，政府官员中出了这样的人，多少也是文革遗毒没有肃清的表现。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很多新的不良倾向和恶习也不一定都能与文革靠上谱，也并不是一切恶的事都是文革造就的。那么，是不是新的时代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也伴生着新的恶之华？
这需要进一步考察和思辨。
厂传达室通知罗杰来领一张汇款单。
罗杰有些纳闷，他想不出有谁会给他寄钱来。
罗杰到传达室，在登记簿上签了字，收发员吴珂按登记号码给罗杰找出了那张汇款单。
吴珂看了汇款单上的字，对罗杰说：“是编辑部来的，稿费。”
罗杰：“让我看看，多少钱？”
吴珂：“七块钱。”
罗杰：“太少了，可能是一首诗的价钱。”
罗杰接过汇款单一看，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小报编辑部寄来的稿费，在汇款单的附言栏里密密麻麻地写了他的诗发表在哪份报纸的哪一期上，并说随后寄出该报请查收。
罗杰实在对那家报纸感到陌生，他敢肯定绝对没有给那家报纸投过稿，但看笔名的确是他的。
罗杰对吴珂说：“我可没给这家报纸投过稿，但这上面写的地址的确没有错，所以这稿费肯定是我的，管它呢，先领出来花了再说。”
吴珂说：“是你的没错，咱厂小青年经常有人收到汇来的稿费，编辑部弄这事一般不会错的。”
罗杰在去邮局取钱的路上还在想，自己只给《诗刊》投过稿，怎么会被登在一家不知名的小报上呢？也许是《诗刊》自己不用，推荐给别家编辑部，也许是这一报纸的编辑在《诗刊》的来稿中有意抽走了自己的作品，也或许是编辑部弄错了，这根本就不是自己的作品，但绝不可能，收款人及地址准确无误，更何况笔名也没弄错。
罗杰决定把这笔稿费领走花掉，这肯定是属于自己的稿费，没错的。
转念一想，罗杰觉得这家报纸的编辑部有点不尊重作者的意愿，我罗杰明明没有给你们报纸投稿，凭什么你们就能登我的作品，事先也不征询本人的意见？也许是觉得业余作者好说话，没有什么可顾忌的？
其实不然，罗杰觉得他的作品只投给他认为合适的刊物，主要还是想检验一下他的功力和水平，要是想把手稿变成铅字印刷出来，他可能早就投稿无数了，何必等现在。
罗杰实际也真是没怎么投稿，他的作品过去是写给茹婷看的，到后来是写给何玲和狄菲她们看的，那时候他没有想着去投稿，他想他要是挑选一些计八和小说手稿去投，未必不会被选出中几篇，但他还就是没有投过稿。到走上工作岗位，他写的作品没有了阅读者，他这才感到应该试着投一些稿出去。毕竟写出来的东西没有人不是一件痛快的事，他现在不能再给茹婷看了，寄给狄菲也不合适，仿佛还有什么企图似的，在厂子里，他虽然表现出一付文人墨客的样子，但周围认识他的人对他写东西不怎么感兴趣，知道他能写东西的人都对他说，好好努力吧，将来一定能出名的。他丝毫觉不出他周围的干部和工人对艺术的崇敬与向往，所以他没有兴趣把他的作品拿给人看。缘于此，罗杰才觉得他应该试着投一些作品出去了。
但他绝不随意乱投，他有很严格的选择标准。首先他选出的作品是他觉得比较得意的富有创新和激情的，其次他选择那些严明的文学刊物，一般他不往报纸上投稿，他觉得报纸上登的差不多都算急就章，经不起太严格的推敲。可现在，他的第一首诗还是登在了报纸上，而且还是不知名的小报，这让罗杰多少感到了不痛快，其码他没能产生兴奋的感觉，他仍然没有一点事业进步的喜悦感受。
更为戏剧化的是，罗杰后来没有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