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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60年年初，全国的发生断粮的情况都差不多。农村人口因饥饿开始“大逃亡”似的迁移。中原地区的方向是大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的方向是“北大荒”，沿海地区的方向是南洋。反正人们各找出路。也就在这个时候，张老师不告而别出走了。到底去了何方，谁也不知道。
阿Q当然觉得这不是一件光荣的事。对外说是“张老师调到保密单位去了”。
有一天，阿Q正在吃晚饭，突然闯进来一个男孩子，一进屋就倒在地上起不来了。阿Q把他扶起来，细看这孩子不过四五岁，瘦得皮包骨头，是饿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阿Q动了善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把这个孩子收留下来当作自己的儿子养活下来。取名叫阿善。
八 级别问题
从1963年到1965年，在中国的大地上还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所谓“四清运动”主要是：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而“清”的对象又主要是基层干部，上级没有抓未庄这个典型，阿Q就没有创造什么经验。在“四清”中也有一件事，未庄清出一个小偷，偷了食堂两斤稻糠，阿Q把他游街示众一次，“四清运动”算了事。
但也有一股暗流涌动了一番：有人写匿名信给上面，揭发阿Q“四不清”的问题。一是政治不清，土改时收留地主婆娘，以后关系不断；二是经济不清，在三年困难时期多吃多占；三是组织不清，任用过赵太爷狗腿子当民兵；四是思想不清，生活作风不正。如果阿Q是“四不清”干部，倒台的不止是一个阿Q和未庄的这面“红旗”，各级领导的“政绩”也就泡了汤。揭发信层层往下转，最后转到阿Q手里，阿Q一查，查出是一个小学教员写的，给他定了个“流氓分子”，送去劳动教养，从此再也没有人说话了。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如果不和“阶级敌人”斗，就和自己人斗。鲁镇的领导班子就没有平静过。
未庄是省里张部长树的典型，阿Q得过多面红旗，一来运动必出经验，“上报率”极高。这不仅是县里的光荣，也是地区的光荣。阿Q在未庄西头跺跺脚，村东头就感到颤抖，这种威严就不必说了，现在又是鲁镇的副镇长，他到上级机关办事，只要一撂赵阿魁的牌子，无不一路顺风。可是唯独在鲁镇镇政府他吃不开。第一个原因是本乡本土的人，谁不知道这个典型是假的，是被吹糖的人吹出来的呀。“墙里开花墙外红”。第二，人们虽然称他为“赵镇长”，却是个副的。况且他又很少到镇政府上班。第三是他在镇里的人缘不好，大家都不待见他，无论什么事，他在镇里说的话，不顶正镇长放一个响屁。第四，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正镇长兼镇党委书记：此人姓张，叫张鲁，是大军南下时留在地方工作的一位营长。原籍是山东人，直性。在各级领导树立和保护未庄这个“典型”时，张镇长就常提出不同意见。可是县里和地区领导，屡屡开导他：张镇长呀，你要紧跟潮流，不要搞保守主义。张镇长私下和这些领导争论过，没有结果。因为碍着张部长和诸多领导的面子，张镇长只好睁一眼闭一眼了。偶尔阿Q到镇政府办什么事，镇长兼党委书记的张鲁就不爱搭理他，正副领导之间的不团结是尽人皆知的事。
1960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上级给鲁镇拨下来一笔五万元的“扶贫款”。对于这笔款项，阿Q提出要求：拨给未庄三万元。
张镇长一听就火了说：“咱们鲁镇下属十三个自然村，你们未庄又不是最困难的，凭什么你们要三万元？别人还活不活了？”
阿Q提出的理由是：未庄是我县的一面红旗，常常有人参观取经，一村贫穷相，对外影响不好。
张镇长不同意，说：“你这个未庄叫什么‘典型’？什么运动，上边都照顾你们未庄，你们总是吃‘小灶’。工作还没有开始，就有‘笔杆子’给你们写出‘经验’了，你的这面‘红旗’算个球！”
阿Q火了，说：“怎么是我的‘未庄’？未庄这个典型，这面红旗是鲁镇的，是全县的，你这个一把手不是也跟着沾光吗？”
张镇长说：“这样下去，我不想沾你这个光了。这批‘扶贫款’拨给未庄五千元就是特殊待遇了。你要三万元，更穷的村子怎么办？”
阿Q说：“未庄享受特殊待遇，是上面定的，你不给就是不行！”
两人争吵了很久，张镇长就是一百个“不行！”
阿Q说：“未庄的‘扶贫款’，咱先不说，我个人生活困难要求发一百元救济，不算过分吧？”
张镇长又是不同意，说：“你困难？比你困难的人多着呢！哼，你困难！你的脸上吃得流油了！”
两人又吵了半天。一直吵到“在鲁镇谁说了算”的地步。张镇长说阿Q自私，阿Q说张镇长独裁！因为按会计制度是“一支笔”批款，这“一支笔”在张镇长手里，张镇长不批条子，阿Q就是领不到“救济”，气得他直拍桌子。他觉得自己如果是一把手，根本用不着费这么多口舌，他必须当一把手！
两人面对面喘了一顿粗气，张镇长笑着说：“赵阿魁，我的好同志呀。你什么都要，级别要，工资要，名誉要，地位要。你如果什么都要，我给你一个宝葫芦，你想要什么里面就有什么，不信你试一试。”
说着把条几上放着的一个一尺多高的大葫芦交给阿Q，上面落满灰尘。阿Q用衣袖擦了擦，打开盖儿，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晃了晃，没有响声，阿Q不知张镇长是在调理他，问：“这里面什么也没有呀。”
张镇长说：“你往里面吹口气试试。”
阿Q对着葫芦口使劲吹了口气，“噗”的一声冒出来一股黑灰，弄了阿Q一脸黑。张镇长笑了，说：“赵阿魁同志，你什么都要，就是不要脸。你就黑着脸到处要吧，什么都会有的！”
气得阿Q拂袖而去，好多天没有到鲁镇政府去。
阿Q想来想去，关键是个级别问题！他早就从发工资的字条上发现，张镇长是22级，工资是48。75元，而他是23级，是干部最低的一级，工资是46。74元，相差两元零一分。论革命资格，论对党的贡献，他老张凭什么级别比我高呀！
阿Q便去找县妇联的李主任，说：“李主任，你是我的老领导了，我的资格比张镇长老，革命资历比老张长，凭什么他的工资比我高一级？为什么他当正的，我总是戴顶‘副’帽子？这公平吗？”
李主任劝阿Q说：“一个同志的级别待遇是各种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你们两人的条件不同，级别待遇也不同。”
阿Q说：“我革命最早，资历最长，为什么我反而比他低！”
李主任又给他讲了许多道理，阿Q还是不服。李主任说：“这事不归我管，我也管不了，你可以去找县委组织部问问。”
阿Q便去找组织部，组织部长也和他讲了许多道理，阿Q还是不服。于是他去找县长，找县委书记，接着是找地委专员、地委书记。找了三遭六磨，级别待遇还是得不到解决。于是阿Q以歪歪扭扭的字迹从县到地，到省写了不少上告信。一方面告张镇长保守，专断，一方面为自己鸣冤叫屈。这些信摞起来足有半尺厚。
有人劝他说：“你赵阿魁为二元零一分钱花了那么多时间，写了那么多上告信去争，值得吗？放在学文化上多好！”
阿Q说：“我不是为了几元钱，我是求一个公正！”
他的级别待遇得不到解决，就继续去找各级领导，白天找，晚上找，在人家吃饭时找，在人家午休时找，在人家开会时找，一谈就是几个小时，闹得大家都既烦他，又怕他。大家一见他都躲着说：“瘟神来了，快跑！”
在地方解决不了，阿Q便写信给党中央和国务院。这些信又转回县里。国务院信访办有批语云：认真查证赵阿魁同志的历史，以便落实干部政策。
县委领导在研究赵阿魁的问题时，组织部长说：“赵阿魁总是说他是老革命，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派几个人去查一查他的历史吧，看看他是不是老革命？”
于是组织部组织了四个人，分为两组，行走数千里，找了许多人，带回半尺高的外调证明，组织部的结论是：
一、阿Q同志真名赵阿魁，当年鲁迅先生为他作传时，因为找不到相应资料，故名阿Q；赵阿魁同志在民国年间，曾经参加过团伙抢劫，并被判过死刑，后来因为亲戚搭救得以逃生，当时算不得参加革命；当时他向往的革命，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二、阿Q同志说他在国民党部队是打死他的长官起义的，并在98765当过一段连长。据部队同志证明，我国根本没有什么“98765”部队这一番号，他是在被打散的国民党部队，因为看不到出路，而携械投诚的，经过几天教育，释放回乡，也不能算是起义战士。
三、赵阿魁同志也不是地下党员，他的“重新入党”是在刚刚解放的混乱时期，个别同志不慎介绍他入党的。
四、因为赵阿魁同志在自己的历史问题上弄虚作假，自私自利，极端个人主义，应给于党内严重警告和工资降一级处分。考虑到赵阿魁同志工作表现积极，是我县一面红旗，可以保留党籍。保留副镇长职务。
五、赵阿魁同志必须就自己的问题进行深刻反省，并写出检讨材料，改过自新，做一个合格的好党员。
对于第四条的“处分”问题，会上有了争论：有同志提出，未庄是我县的典型，是远近闻名的一面红旗。如果给予处分，这面红旗就倒了。从我们县里说，对外影响不好。为了保住这面红旗，给赵阿魁一个“党内劝告”处分就行了。但是要对赵阿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让他到此为止，不要再闹了。
还有一点是赵阿魁的年龄问题，他在填什么表时，有时填四十四岁，有时填四十八岁，过了一年，反而退到四十七岁了。隐瞒年龄伪造历史是违犯党纪的。
这事县委也进行了研究。大家还是通情达理的。同志们认为：鲁迅先生给他作传时，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那时他该是二十来岁，现在算来他该有六十岁了。此事根据未庄的老人证实，他那时只有十八九岁，那么现在是近五十岁。他因自小就是个流浪儿，不知道自己的年龄也合乎情理。这事就不要深究了。
根据县委讨论的精神，县委组织部长找赵阿魁做了一次长时间谈话，给他讲了许多道理，说是给他个“党内劝告”处分是轻的，再闹下去，要加重处分。他才不再言语了。
偷鸡不成反而蚀了一把米，阿Q好不丧气！可是过了不久，阿Q迎来了再翻身的机会，文化大革命开始，又提倡“造反”了。“造反”对阿Q来说，不是如鱼得水吗？
九 再度造反的成果
没有真正成为阿Q妻子的张老师，一直没有音信，可是阿Q领养的孩子阿善却一天一天长大成人了。
对于阿Q来说，暂时有没有老婆不要紧。现在他一门心思放在两件事上：一件事是他自己的前程。他想自己现在才是一个副镇长，将来怎么也得弄个县太爷当当。可是在鲁镇的领导班子中，他的人际关系不好，特别是那个姓张的镇长，总是和他过不去。有内部知情人告诉他：他得了那么多荣誉，县里多次要把张镇长（兼镇党委书记）调走，而把阿Q“扶正”，可是那家伙就是赖着不走。阿Q毫无办法。
第二件事是要培养孩子，他自己大小是个官，儿子也不能当老百姓。可是这孩子可能因为先天营养不良，又有点弱智，学习成绩总是名列榜末。
有一天，小学老师找到家里对阿Q说：“赵镇长呀，你不能一心只扑在工作上，得管管孩子的学习呀！他的作业总是完不成。都四年级了，我给他出个算术题，一个人买四双鞋子，每双两元五角，问他买四双共多少钱，他都算不出来。”
于是阿Q就抓阿善在家里的作业。阿Q自己的文化不高，抓了一段也没有多大效果。可是这孩子虽然学习成绩不佳，要让他干个什么活计，却是很有力气，手也不笨。
阿Q又想：这些年社会上总是“刮风”，东南西北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刮什么风。人应该多学几种本事。比如这行船吧，什么风都会遇到，学一学行船，不仅多一门技术，这种本事在社会上也用得上的。再比如这摔跤，小个儿怎么摔倒大个儿，怎么下绊子，也是一门技术。于是阿Q让阿善在假期跟一个船工出了两次海，同时让一个在省运动会上得过冠军的摔跤能手教阿善摔跤。
有一次，阿Q正在县里开三级干部会议，忽然见大街上人们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打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旗帜，一队一队地游行。再看报纸，绝大部分篇幅是号召“造反”，鼓动“革命”的！阿Q想：老子可是造反的行家的，在年轻时候就造反，可是那时是“时不济来运不通”，差一点掉了脑袋。现在是毛主席号召造反！没错！况且最近报纸报道：某个以工人为首的“造反兵团”，夺了市委的权，一下当了该市的“司令”，某村的一个农民，成立了“造反指挥部”，一下当了该地区的高官。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凭我阿Q的声望，扯起造反大旗，还不是八方响应呀！阿Q回到未庄，立即打起了造反的大旗！干什么都得有“鸡食分子”。真是“插起招军旗，就有入伍的兵”，未庄中学校长和一部分老师，都加入阿Q组织的“红卫兵”造反大军。他们以鲁镇中学为基地，组织了一些农民和不懂事的中小学生们，造了张镇长、镇政府和镇党委的反，说张镇长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阿Q这支号称万人的造反大军，原来想取名为“鲁镇造反大军联合指挥部”，因为鲁迅给阿Q作过传，原来就是世界名人，现在又有诸多荣誉头衔，他的影响大，阿Q又是最早的造反家，便取名为“阿Q造反大军”。在这支造反大军中，有不少镇政府和党委秘书或者干部们，也有教师等知识分子。阿Q借助他们的笔杆子，他们借助阿Q的名声，可以说是“互补作用”。
根据报纸上的号召，第一战役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造反大军把唱过旧戏的，任过伪职的，当过伪兵的，生活作风不正的，有小偷小摸行为的，纷纷给他们化了装。拜过佛的给戴上纸糊的高帽，写一个“佛”字，任过伪职当过伪兵的则给他们穿上伪军装，怀疑某妇女生活作风不正的，则用一串破鞋项链似的挂在胸前，有小偷小摸行为的给他们另装上一支假手（意为“三只手”），游街示众。
游街时，“牛鬼蛇神”们被夹在中间，红卫兵没有枪械，持着演戏用的道具红缨枪和大刀走在两边。被示众对象，敲着铜锣当当当地“自报家门”：
“我是某某某，我有罪，我罪恶滔天（接着数落自己的罪行），我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又是“当当当”的铜锣声。沿街看热闹的人，和当年假阿Q被砍头时差不多。
接着红卫兵们高喊“打倒”和“万岁”的口号。阿Q走在队伍的后面。他这时犯了关节炎，一步一跛地在后面督阵，像个元帅，好不得意！
在“破四旧”时，还焚烧了不少旧书，砸了祠堂的祖宗牌位，信佛人家的金、银、铜铸造的佛像等。接着就开始斗争镇里的当权派了。
为了打倒镇里的“当权派”们，“阿Q造反大军”中的“笔杆子”们，给镇长兼党委书记张鲁写了洋洋万言的大字报，揭发了他的“八大罪状”：
一、土地改革时，执行一条刘少奇的极左路线，打击了广大贫雇农。
二、在工农业建设中，执行“三自一包路线”（“三自”指自留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一包”指包产到户）是典型的修正主义路线，是要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
三、在大跃进中，大搞“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对生产瞎指挥风）。
四、在干部问题上搞任人唯亲，张鲁的老婆当镇纪委书记，他儿子当武装部长，完全是张鲁个人意见，没有组织讨论；鲁镇成了他的“家天下”。
五、在镇党委和镇政府，一个人说了算，搞个人专制主义。
六、和镇妇联主任乱搞男女关系，道德败坏。
七、平常对老婆非打即骂，搞封建家长制……
八、在三年困难年月，专门给他开了一个小食堂，顿顿有酒有肉，三年不给算账，属于贪污行为……
可是，张镇长也不是等闲之辈，在众人的拥戴下，也组织了“鲁迅造反兵团”。镇党委、镇政府造反的干部和红卫兵们，审查了阿Q的历史档案，也写了一张洋洋万言的大字报，题目是“剥开阿Q的画皮”给阿Q定了十大罪状：
一、阿Q的历史是假的，解放军根本没有什么“98765”部队，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国民党军官，在国民党部队中是杀人如麻的刽子手。
二、阿Q所谓是复员军人，早就参加了共产党的事，纯属子虚乌有，是个假党员。
三、红卫兵们查抄了县委组织部的档案，从档案中证明，在1958年，外事部门接到一份海外“寻根”的来信，来信讲：阿Q有一个堂伯，在民国年间，任县太爷，阿Q犯了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