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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第一章 巴黎的冬天
2003年，巴黎，车被盗
巴黎，一个平常的冬日早晨。
不到9点我已经赶到区警局了，等着为被偷的车报案。流感、假日加上法定缩减工时，搞得本来人手就不够的警队乱糟糟的。索尼娅——这位负责接待我的年轻女警是个新面孔——
不得不同时兼顾着接待、电话总机和接受报案的活儿。一个看来老资格的女警呆在旁边，在自认为必要的时候指点着她。
索尼娅的面容显得开朗活泼，还挺聪明的。她拿过我的身份证件，向我笑笑，和善地请我坐到毗邻的小间里。老女警立刻接过话去，告诉她不能这样处理，说应该更仔细地检查证件，并通过中心数据库来确认没有疑点——看证件是我本人的还是偷来的。
为这，索尼娅得到楼中央的办公室去上另一台电脑，因为只有那台机能做查询。可这接待室和总机也得有人看管，至少十分钟的时间里离不开，她只好用了查问卡片库的法子。到该向保险公司和车辆提领处做补充核实的时候，同样的问题来了：我是地中海沿岸的人，可接待室的电话只能拨巴黎地区。她得到另一间办公室去打长途。
索尼娅采用了最省事的办法：她决定不再理会什么查证了。我们坐进一个小间，她开始记录我的陈词。无意识地，我盯着她电脑背面的那些连接线看，它们正对着我。我注意到电脑没有联网。我很惊奇地问：
“瞧，你没和局域网连通吗？”
“没有……”她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
我瞥了一眼隔壁小间的电脑：也没有连。这样的话，这两台电脑录入的信息和数据库之间就是完全分离的，通过输入诸如登陆名一类的东西便能侵入。
记录我这份报案花了近一个小时，因为索尼娅老得中途停下，去打理电话和新的来访者。当我们终于弄完这些，进入打印和签字程序的时候，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为了接上打印机连接线，得先把旁边那台电脑的连接线拔掉。我禁不住想，一个解决问题的盒子也不过五欧元而已。眼下自然要等她的同事答应让我们。“读取文件的时候索尼娅不会弄砸了吧”，这念头让人惴惴不安。果不其然，她小心翼翼却白费劲，什么也没印出来。徒劳地努力了几次后，她试图用软盘把刚才录入的东西转到隔壁机器上去，还是不成。她居然准备重录一遍报案陈词，这可是再搭上半个小时的活儿。
我决定介入。我自作主张地从操作台另一端走了过去，着手运行他们那套录证程序。用过这台电脑的警察姓名及其编码一排排从我眼下滑过，此外还有报案人的名字、地址、电话……想改动什么按一下键就够了。自然我什么也没做。我只不过找到录入和输出功能，然后示范他们怎么用。他们拒绝跟我学，害怕把资料搞丢或者弄混了。于是我把第一台电脑的打印连接重装一遍完事。
为这份耐心，我该好好感谢自己。
就是这么一个平常的冬日早晨，在欧洲的法国巴黎，一个技术先进、人员完备的现代化警局里。七年前在叙利亚也不见得比这复杂，那时一切刚刚开了个头。
第二章 后遗症
难受。
就是一阵子微微的昏眩。
紧接着又是一阵。我感到自己被一股旋风击中。对这种症状我并不陌生。
我的眼睛受不了照在脸上和身上的强光。我只有一个念头，逃离！逃离这些毫无含义的图景和嘈杂，它们侵扰、折磨着我的脑子和我的神经。我聚集起气力和最后一点行动能力，想走出训练场，到旁边办公室去。外面的声音变远了……我觉得渐渐和它们拉开距离随即被一个阴森冰冷的世界攫住，在那里我被迫面对过去的影子。我够不着身边的人，倏忽间他们在我眼前身影浅到不能再浅，模糊成一片。
一丝越来越尖利的哨鸣灌满我双耳，涨大，而后将其他所有声音淹过。白色的披风慢慢张开到最大。疼痛减轻，变成了极度无力。这样的景像缓缓被雪覆盖，四周的声音都屏息了，伪装的身形消失在厚厚的浓雾之中。
膝盖有点疼，石板地面的冰冷传到脸上，我很清楚自己是摔倒了。身体几乎没了知觉，刚有一点，也立刻在一次次袭来的昏迷中消散了。
突然，我的脑袋被阵阵剧痛捣动。我感到窒息。我试着挣脱，但呼吸困难，我痛得蜷成一团，绝望地吸着气。似乎没有什么能给我活命的氧气了。肺难受，心像被无数尖针扎中，头痛欲裂。剧痛延展到了极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心跳像是停了，随后又以从未有过的激烈重新搏动。我会活着还是死去？我感觉被一个螺旋裹住，它把我拖进了一个急速的、令人晕眩的坠落。恐惧向我袭来，又立刻被我驱赶。无论如何我要放松点，保持信心并强忍苦头。这种境况下，挣扎只会加重痛苦。
——你哪儿不舒服？
我勉强意识到这声音在向我发问。除了难以承受的痛，身上每一寸地方都别无感觉了。猛然间，痛苦达到顶点，心像在炸裂。在这平静寒冷的夜晚，一切都彻底改变了。
第二部分
第三章 真正的以色列人（1）
1990年 7 月：法国南部。
音乐透过开着的窗户弥漫到巷子里。我呆在外面，聆听轻快的音符在灼热的空气里回响。我的未婚夫达尼埃尔正在朋友借给他的钢琴上练习。那一刻的好天气令人迷醉，我记得我把其中的每一个元素都尽情享受了好一阵子。抬头看看，碧蓝的天空溢满阳光，呼吸一下，旁边棚架上都是紫藤花开的气息，我真渴望能把这份和谐保存一辈子。存下这音乐，花香，
温暖，记忆。存下青春。存下无忧无虑的幸福。我很不情愿地从这心醉神迷中脱出身来，上楼回家。门掩着，看来达尼埃尔希望我不要打扰他。我进房悄悄坐下，痴迷地看着他，就像是在梦中。他完全被音乐所吸引，居然没有意识到我来了。
我们正筹划着移民以色列。法国再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达尼埃尔的父母都过世了，他也没别的亲人。至于我，我和母亲相依为命，但她害怕生活的变化，执意不肯离开。
我们有个朋友，叫马克思。科恩的，早两年就打定主意去以色列上学，这是他在参加了一次招收移民“新闻发布会”之后做的决定，这类集会数不胜数。他的学历没有得到负责人的青睐，他们正为手里握着大把的高中毕业生而忧心忡忡。既然没有更好的选择，他上了一所名叫 〃yeshiva〃 的教会学校——他评价这地方 〃轻松自在〃 ，但怎么说也是宗教性质的。
“每天有一到两个小时犹太法典和摩西五经的课程，不过对自由而言，这代价一点都不高”。
他高高兴兴地挥舞着一本小册子，给我们看即将属于他的“没有中央监视器”的卧室，还有万万不能少的篮球场。至于其他的，什么无边圆帽，黑色衣服，白袍祷告以及法典研习，在他看来都无关紧要了。
我和达尼埃尔商量好，由他先去圣地看看情况。按规定他得入伍服役，这样一来，我便有时间先完成在科技大学的计算机学业，然后再找他去。就这么着，我的音乐家在 1990 年初夏移民回国并开始服役。
1990年 8 月 2 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危机爆发。阿拉法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站在萨达姆一边
战争也在此时爆发并不令人有多么吃惊。运气问题。
达尼埃尔死于 1991 年 9 月 9 日。一个刚服完首期预备役的以色列少年，把整夹 M16步枪子弹都打到了他身上。一桩蠢事，一件恐慌之下发生的事故。这类事情时有发生，据统计有千分之一的概率。
在他下葬的那天，我也埋葬了自己对将来的计划。我随便找了份工作，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心一意赚钱生活，照顾母亲。母亲很开心，如她所愿我们留在了法国。工程师这职位不错。每天要花两个小时在上班的路上，我在车里放上以色列音乐，把音量开到最大。这是我最放松的时候。
但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正在慢慢窒息。那个梦想重新回来敲门了，在清晨的风里，在市场货摊上熟透的水果和照向干裂地面的阳光里，都透着它的味道。于是我以短期旅行的形式，重新开始办理去“圣地”的手续。我认为迟早能说服母亲跟我走。而在她看来，我这次旅行更像是日益明显的离弃。不知不觉我们之间的裂痕变深了。她很难过，因为她发觉不再有力量给予我最大的幸福。
母亲日渐显出疲惫，但拒绝去看病。我白天工作，晚上也几乎见不着她的面。我通常深夜才回家。对母亲的病情发展我没有引起重视，直到那天她发了高烧。我没去上班留下陪她。烧一直不退。等送到医院，医生诊断已是淋巴癌晚期。三个小时后，她去了。
我陪着母亲到最后一刻。灰色的发卷散落在她脸上，我不停地摩挲着它们，为她哼唱那首赞美诗： 〃它们垂到脸上，就像加拉德。山上的羊群，〃 ……而她微微笑着！这些场景，连同这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连同她肿胀的脸上每一块青痕，都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
那晚，我最后看了她一眼，安详，平和。看到她不再有痛苦，这给了我些许安慰。我感觉不到母亲的存在了，她身子轻飘飘地一动不动，我明白她是真的离我而去了。
第三章 真正的以色列人（2）
母亲的走令我茫然，我没了继续留在此地生活和工作的理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既是痛苦不堪的孤独，又有完全自由后的兴奋。
我也该动身了。
1993年 11 月间，“回到”以色列的那个晚上给我留下了迷人的记忆。我的目光越过飞
机舷窗落到这片“圣地”，它是被人如此热爱，如此渴望又如此充满理想色彩。它布满点点灯火，被幽暗的海洋包裹在中间。在漫长的飞行之后，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最终伴着降落同时来临，落向这个美好的地方，落向我。大巴上面，“公共”告示是用希伯来语写的：不准吸烟，不准和司机交谈，不准吃带核食物……棕榈树在晚风里摇曳。一面面以色列国旗像是专门在那儿反复向我证实：“你没有做梦，这回是真的！”Eretz Israel；〃以色列圣地〃 。或者，就像这里所称呼的， HaAretz ： “祖国〃 。
一进机场大厅节奏就紧张起来。有三条通道供选择：“以色列公民”，“移民”，还有“其他”。我深夜到达，可是所有人都在热情欢迎我。我说的希伯来语显得年代久远，不好懂。不过我是跟磁带学的……而他们说的，我也觉得有不少糟糕的语法错误。很快就找到了暂时的解决办法：多数时候说英语，夹杂一点简单的希伯来语。一些年轻士兵，有男有女，正忙着办理手续和进行安检。我察觉到一个女兵在“测试”我，她轻轻把我推到后面但又尽量不做得那么明显，意思要我别走得那么快。我明白过来并配合了一下。欢迎来到中东。
走出机场，我便触摸到了热热闹闹的以色列社会。不断有出租车按着喇叭擦身而过，有行人在高声打招呼。一辆警车停在路旁，收音机的声音开得老大，三个半大不大的小伙子正兴高采烈地在车里你推我搡。
我差点没赶上开往特拉维夫的最后一班222 路公车。司机从后视镜里打量着我，样子有点紧张。我不得不承认，他实在是年轻而且讨人喜欢。我的箱子把过道给挡住了，不过车上没什么人所以司机也没说什么。开过几站后，一个新上车的乘客走过来教训我：行李应该放到储藏格里去。他是对的可惜说晚了点，箱子这么沉，如果司机不愿停车帮我安顿，我也无能为力。我无奈地耸耸肩。这人又过去找司机，司机任他讲了一大通，最后很生硬地说了句什么便结束了这次争论，可惜我没听懂。我是最后下车的。司机确认我没有弄错目的地，这才帮我把行李拿下去，然后两眼炯炯地看着我，很郑重地道别。说不出为什么，我有一点留恋……
车站在一个很大的交叉路口，周围都是豪华酒店。虽说车来车往，我还是能在夜色中嗅到一股熟悉的味道，是被挟着咸味的风带来的：大海。
“你就在那，”我寻思，“你肯定在那，老兄……”
我是地中海边长大的孩子，虽然到处游历也见过各种各样的河流，却始终只有大海以他永远野性的殷勤来接纳我。在它身边我就像在家里一样。
循着海的气息，我用不着搞明白那些交通信号灯就径直穿过了两条马路。我一眼便看到海浪，无边无际的暗影扑打在沙滩上，在夜色中显得那么清晰。卷浪一波一波，不时被月光返照着。这波浪的轰鸣声比我常见的更响也更有节奏。连这里的大海也有别样的音调。
一阵轻风吹得棕榈树簌簌作响。天空繁星一片。城市的明亮令星星只是隐约能辨，但没关系，我知道它们在那里就足够了，和迷人的月亮呆在一起。
我在沙滩上逗留了很长时间，看会儿海，又看会儿车流和灯火，听那些无忧无虑的年轻人在酒吧角落里窃窃私语，任凭咸咸的小浪珠在我的肺里充盈起来。哦，真是一个迷人的夜晚！
我没有像别人那样住到“移民中心”去，在那可以把一切交给他们，走移民的惯例程序。我更喜欢独自打理一切，最终也这样做了。
我径直跑到特拉维夫一个朋友家住下。公寓很小，位于大海和广场——那会儿还不叫“拉宾广场”——之间一条安安静静的小街上面。艾尔戴德很开心能参与拯救一个落难的法国姑娘，这姑娘在她的国家正被不断扩张的排犹势头所威胁。所以他什么都自作主张。最开始我很不习惯，随后也就习以为常了。我把这种姿态归结为男人们出于自我保护而表现的骑士风度。以色列男人虽说属于东方，但也免不了大男子主义。有一阵子，我心甘情愿地扮演弱女子的角色，听凭他指导我去了解新祖国以及他本人日常生活里七七八八的事情。
第三章 真正的以色列人（3）
俗话说，要想认识以色列就得从南到北把这块土地走个遍。我当时并不知道，以后我会有机会在做徒步训练的时候横穿南北。我搭乘大巴到处旅行。第一目的地自然是耶路撒冷。我不是第一次拜访它，但依然充满激情。经那里我去了马萨德，一座兀立在朱迪亚沙漠里的城堡。那是一支犹太部落英勇抗击罗马军队的地方，在我看来有着比圣城更重要的象征意义。穿过内格夫沙漠我往南面走了一段，但没到埃拉特港就折回了，那地方我觉得旅游气息过重。然后我重又折回北边，横穿儒尔丹山谷。我爱上了那里的基尼烈湖，属Tiberiade城地界
。我还花了大约一个星期横跨Jizreel平原，它从加利利山脉脚下一直延伸到山的另一面。匆匆看了看海法港后，我回到特拉维夫。
很明显，民众在很多事情上是各不相同且四分五裂的。被反犹分子想出来的所谓犹太复国主义联盟是个大笑话，毫无根据的幻影。事实上有的只是无休止的争斗：右派和左派斗，反战派和主战派斗，宗教和世俗斗，西班牙系犹太人和日尔曼系及斯拉夫系的犹太人斗，这两种犹太人又合起来对付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或者俄罗斯犹太人，也门人则和所有人针锋相对。所有这些都以调和的方式存在着，值得探究。尽管存在这些矛盾，甚至正是因了这些矛盾，以色列社会才在不断向前。
而阿拉伯人很清楚可以从这些争执中得到什么好处。他们大量进行恐怖行动，挑起争端和分歧，好让以色列政府陷入危机，经济停滞而且移民中断。他们一股脑地跑到反战组织和极左派团体那边去哭诉悲惨处境。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成功了，得以在同情巴勒斯坦人团体和早将他们集体宣判有罪的团体之间，添加了一个新的中间阵营。
以色列民众倒是理解那些一心希望掌握话语权的政治强人。这里设有很多民主机构，每派都能各抒己见而不至于把国家弄得一团糟。效果真的相当不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言论自由，一个在邻国压根儿不存在的概念。以色列算得上中东地区的一个政治特例：议会式民主将三权分立。四年一选的议会，在每一次政治危机中都能遵照选举结果更迭。这一制度的特殊性还在于，得票率只要达到1。5％党派就可在议会获一席之地。这样一来议会多党化，其中一些党派在政治生活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其影响和他们左右的选民数量相比却并不成比例。
以色列的重要政党有12个之多，其中有些在国际上也很有名，比如两个大的派别：左派方面有Avodah，即由梅尔、佩雷斯、拉宾等人成立的工党，曾在1992年5月——我到达此地的前一年——赢得大选；右派方面有Likoud，代表人物为沙米尔、内塔尼亚胡、沙龙等。
这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