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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正子跟随孟子，从硕士念到博士后，对导师的私生活了解得一清二楚，他马上反问鲁平公：“您说的‘超过’是什么意思？是说我导师先前给他老爸办丧事用士礼，后来给老妈用大夫礼？还是老爸丧事用三个鼎，老妈丧事用五个鼎？”
——乐正子这番话在我们现代人听起来就像听天书一样，但当时的鲁国可是最讲究这些礼呀、乐呀的东西。
鲁平公说：“我指的不是这些，我是说他棺椁和寿衣用的不合规矩。”
——这件事前文没提，看来鲁平公还是详细了解过一些情况的。
乐正子说：“您说的这事倒确实是有，可那不是不合规矩，那是因为我导师前后的家境不一样，穷的时候就只能简单一些，后来有钱了就搞得好一些，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对话记录到此中断，也不知道鲁平公是怎么回答的，推想是没词了，但面子又下不来，所以还是不去见孟子，但他很有可能是把臧仓给卖出去了。
乐正子回去了，见到导师，说：“我本来都和鲁君说好了让他来见您，他本来车都备好了，可是，他的一个宠臣叫臧仓的乱说话，把事给坏了。”
孟子点了点头，面容平和，说了两句非常玄妙的话：“鲁君要来，是因为你乐正子劝他来，他没来，是因为臧仓劝他别来，其实他来与不来，非关人力，而属天命。这是老天爷不让我和鲁君会面啊，臧仓那臭小子哪有这么大本事？”
——说明一下：我对“行或使之，止或尼之”的理解和常见的一些版本不大一样。我正为客异地，手头资料很少（这时候真是很怀念家里的那些书啊），就拿朱熹的解释放过来给大家参考吧：“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
孟子这也算是无奈之言，其实他是不大信什么天命鬼神的，这些东西往往都是被拿来做个说辞罢了。至于臧仓，也是个可怜人啊，办了一件错事，结果成了千古留名的小人。我有时在想，古代拿四书五经当教科书的那些学生们当中，如果有谁姓臧，一定经常被人拿来开玩笑，一口一个“臧氏之子”——你还没辙，因为这是圣贤之言。
这一节里，我觉得首先值得一提的就是：孟子给双亲办个丧事，如此私人的行为怎么会被上纲上线到这样一个高度？
——这就是礼制啊，我们所谓“礼仪之邦”，这正是一个“礼仪”的典型体现。就孟子的思想来说，他讲这个“孝”字还是有人情味儿的，但还是苛刻得可以，像“守孝三年”就是他极力主张的，这在后文当中会有细说。可中国人谈“孝道”，后来就发展到了《二十四孝》那种极端的地步，前面已经讲过郭巨的例子，简直就是变态。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走极端的人自然会有，这本不足为奇，可怕的是，把极端的例子当成典型来推广，以极端的例子作为标准来要求大众。后世所谓“孝道”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这些年还经常有人呼吁什么寻找传统、呼唤孝道之类的，用心虽好，却不知我们传统的孝道实在是可怕得很啊。子女对父母的孝顺，本来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在西方那些从无孝道之说的国家，做子女的也很少有因为缺乏孝道教育就打爹骂娘的吧？一种自然的感情被一大堆形式给框框住，出了这些框框就成了不孝，这就很容易在本来已经泛滥成灾的假仁假义之外再增加一个假孝。——极端的例子本来就没几个人学得来，社会还非要去鼓励这些，导致的结果自然就是作伪成风。
对孝道的批评自古有之，不过这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人确实屈指可数，王充、孔融，这都是时代的大另类，还有过禅师认为母亲之身是寄宿之处（相反，佛家也有宣扬亲恩和孝道的经文，佛学发展成佛教，在思想上是个开放系统，时间越长，论调也就越多越杂，有出入是很正常的），在近代，胡适也为这个话题掀起过论战。“父母于子女无恩论”，口水大战，反对者众。
但是，我又要出来调和了，反对这种观点的人通常都会犯一个逻辑错误，那就是：认为如果承认父母于子女无恩就意味着反对子女对父母尽孝。
——其实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我就认为父母对子女无恩，但我是一个孝顺孩子。为什么呢？无恩不等于无情啊！一家人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互相关照，感情亲密，所以呢，用不着宣传什么孝道，做孩子的自然就对父母有一份关心。当然，如果父母成天打骂子女，再怎么宣传孝道，孩子也孝不起来。所以说，这本来都是最自然不过的感情，何必非要搞成那么可怕的孝道呢？
再说“无恩”，王充、孔融他们时代太早，所以见解还浅，胡适的说法也嫌不够通透，倒是芥川龙之介有一篇叫做《河童》的小说，我觉得很能给人启发。
先简单介绍一下，河童是日本传说中的一种怪物，具体样子我就不去描述它了，反正是够古怪的。芥川龙之介的这篇小说是说有一个人类踏进了河童的世界，惊异地观察着河童们是怎样生活的。我摘引一小段关于河童生育的文字，这段里提到的“巴咯”是一个河童的名字：
从我们人类看来，确实没有比河童的生育更奇怪的了，不久以后．我曾到巴咯的小屋去参观它老婆的分娩。河童分娩也跟我们人类一样，要请医生和产婆帮忙。但是临产的时候，作父亲的就像打电话似的对著作母亲的下身大声问道：“你好好考虑一下愿意不愿意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再回答我。”巴咯也照例跪下来，反复这样说。然后用放在桌上的消毒药水漱漱口。他老婆肚子里的娃娃大概有些多心，就悄悄地回答说：“我不想生下来。首先光是把我父亲的精神病遗传下来就不得了。再说，我认为河童的存在本身就是罪恶。”
巴咯听罢，怪难为情地挠挠脑袋。在场的产婆马上把一根粗玻璃管插入老婆的下身，注射了一种液体。老婆如释重负般长叹一声。同时，原来挺大的肚子就像泄了氢气的气球似的瘪下去了。原来挺大的肚子就像泄了氢气的气球似的瘪下去了。
——呵呵，很新奇是不是？不过它确实可以给人一些启发。
好吧，有恩无恩就算没有定论好了，可是，复杂的仪式化的东西和极端到变态的表演我还是觉得让它们永远消失掉为好，我也宁愿相信家人之间是由爱来维系着，而不是什么施恩与报恩的关系。
再说孟子，在鲁国看过老天爷的脸色之后，他便回到了老家邹国，从此终于安定下来，和弟子们一起写书去了（也有人说这书全是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写的）。现在呢，“梁惠王”这章算是写完了，他还有很多回忆，很多想法，都会在后面的六章里一一出现。在这一章的结束，让我们回头想想孟子的这一生啊，塞满了一货轮集装箱的理想却连一斤都没有推销出去，这真很像一些大型国企，勤勤恳恳很多年，创造了很多很多的GDP，只可惜全是库存。
附录：人间佛国
引子
佛陀在鹿野苑的时候曾向众比丘们讲过这样一个“阿能诃鼓”的故事。
过去世时，有个名叫陀舍罗诃的人，这个人有一面鼓，叫做阿能诃鼓。
阿能诃鼓的声音非常好听，也非常响亮，能传到四十里之外。
可是，时间久了，鼓也就破旧了，于是，鼓手重新裁割牛皮，修修补补。阿能诃鼓虽然被修好了，可是，它的声音再没有当初那么好听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阿能诃鼓不断损坏，不断被修缮；又不断损坏，又不断被修缮，每个部件都被一次次地更换过了……
——阿能诃鼓还被叫做阿能诃鼓，但是，这还是当初的那面阿能诃鼓么？
这个阿能诃鼓的故事，出自《杂阿含经》，“阿含”一脉的经典是佛门最早期的经典，距离佛陀生活的时间最近，又是在部派分化之前结集完成的，想来该是最接近佛陀的经典了吧？
作为佛陀最知名的几位弟子之一的阿难，在佛陀去世没多久之后便遇上了一件足以验证阿能诃鼓预言的事情。《付法藏因缘传》里这样记载着：
阿难走入一篇竹林，听到有比丘在念诵佛法偈语：
若人生百岁，不见水老鹤。
不如生一日，而得睹见之。
阿难听过之后“惨然而叹”，暗暗叫苦道：怎么佛陀的话这么快就变味了，怎么烦恼诸恶这么快就兴起了，怎么这么快就有人违反佛陀的教导而自生妄想了呢？阿难连忙打断了那位比丘，对他说：“你念诵的不是佛陀的话，不是修行的正道，我来告诉你真正的佛偈是什么吧。”
于是阿难念诵佛偈：
若人生百岁，不解生灭法。
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
这位比丘听了阿难的佛偈，回去以后就说给自己的师父听。师父却说：“阿难老朽，脑子不灵光了，说话总是说错，不要信他的，以前我教你怎么念的你还接着怎么念去！”
这位比丘听了老师的话，又继续念他的“不见水老鹤”去了。
一
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哪个地方，能比天监、普通年间的南京更加香火旺盛了。
那时候的南京被称作建康，是中国南方梁帝国的首都。梁朝的开国皇帝，被谥号为梁武帝的萧衍，坐在人间帝王的宝座之上，却几乎以全副精力来弘扬佛法，不多年的时间里，整个梁王朝便已被经营得如同一座人间佛国。唐代诗人杜牧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一点也没有诗人惯常的夸大其辞之处。这座江南佛土，寺庙林立，僧伽遍地，烟雨楼台，钟声香火，若有人远远望去，想来一定会疑非人间了。
对佛法不遗余力的弘扬为梁武帝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而这样的声誉无疑是会使得域外高僧“远者来之”的。后来在中国佛教史上意义重大的达摩大师就是这个时候听说了梁武帝的事迹，于是渡海北上，在普通八年到达建康。
达摩的到来无疑使崇佛的梁武帝兴奋非常，但是，根据《景德传灯录》的记载，梁武帝与达摩的会晤却是话不投机、搞得相当不愉快的：
梁武帝问达摩说：“朕自即位以来，建造寺院，抄写经文，还激励了无数人出家为僧。我为佛教做了这么多贡献，该有多大的功德呢？”
从梁武帝这句问话看来，他一定是认为自己已经做了极大的功德了，之所以这么问，大概是要从达摩的嘴里听到一些赞扬吧？
但是，达摩却冷冷地回答说：“没有功德。”
梁武帝一定是诧异极了，连忙追问：“为什么没有功德呢？”
达摩回答说：“这些都不过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
梁武帝再问：“那怎么才是真正的功德呢？”
达摩回答说：“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梁武帝再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达摩回答说：“廓然无圣。”
梁武帝看来是被搞糊涂了，于是问：“对朕者谁？”
达摩回答说：“不识。”
从这段对话中明显看得出来，梁武帝的崇佛，完全是出于功利目的的，他建造寺院，抄写经文，林林总总的做法，无非都是在“下本钱”，而“本钱”下得如此之大，要赚回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功德”。
“功德”可以换来此生的福报，可以换来来生的福报，可以换来种种让人意想不到、又是人力所不能及的好处。但达摩却直截了当地告诉梁武帝：虽然你下了血本，可一点赚头都不会有！
这真如同一个商场上的投机分子，下了大注，却突然被人告知说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没有赚头，还会血本无归！想来梁武帝是难以接受这样的答案的。
从佛法上来看，梁武帝和达摩的分歧无非是集中在一个“我”字。梁武帝执着在这个“我”字之上——是“我”在做功德，是“我”在期待福报，却完全没搞清楚佛家讲的是“诸法无我”，所以达摩才会说“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此一来，那个“我”字又在哪里呢？
梁武帝一开始就错会了佛法，所以一直都在做着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的事情。其实，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佛陀这个奥妙的“无我”观在佛教刚开始传入中国的时候，就被那些翻译佛经的人给理解错了。
二
佛陀生活的时代，是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那个时代的印度，很多人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探索着宇宙和人生的真谛，所以便有着很多的派别。佛陀的修行过程当中也加入过这些派别中的一些，又分别在一段时间之后认识到他们的修行法门并不足以使自己达到最终的追求，便又一个个地放弃，一个人继续着孤独的探索生涯。
根据地理决定论者的说法，印度地处热带，终年天气炎热，这就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物产相对丰富，人的基本生存容易得到保障，饿了一伸手就可以摘到树上的果子，而不像在亚热带和寒带生活的人们那样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才能够保障最基本的生活；二是天气终年炎热，动一动就会汗流浃背，所以人们便乐于经常处在静坐而非运动的状态。这两种情况的结合便使这个国家的人们普遍地耽于冥想，于是产生了内容和逻辑都极其复杂的哲学思想和宗教思想。
这种说法虽然有它很大的局限性，却也并非毫无道理。至少，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确实存在着大量的哲学、宗教的思潮与派别。佛陀处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之下，自己的思想自然受到了外界各种思想的启发和丰富，比如，六道轮回的说法其实就是源于当时在印度占主导地位的婆罗门的思想，这一点在《五十奥义书》中清晰可见。这种情况所反映出的另外一面是，佛陀后来在针对同样有着印度式的思想基础的本土人士宣教的时候，他的思想还算比较容易让人理解（其实也不算很容易），可他的思想一旦传播出印度本土之外的时候，比如传入中国，所面对的就突然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其中一些复杂而深奥的观念和理论自然也就非常容易受到误解。
因为语境的不同而造成的误解，例子多到数不胜数，即便在现代社会依然如此。比如，林达讲过的中、美两国对“政府”一词的不同理解就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所谓的“政府”其实对应的英文说法是government，而美国“政府”，比如克林顿“政府”，用词却是administration。Government和administration，两个单词到我们这里全都叫做“政府”，可其间的意思却相差极大，根本不能互相混用。而我们对“政府”行为的理解却经常因为不清楚Government和administration的区别而产生了极大的误解。
——要知道，这个例子是现代社会的情况，而“政府”这个词又属于一个普通词汇，尚且能够在不同语境中产生极大的误解，更何况古代佛陀思想中那些复杂非常的术语和理论了。
所以，梁武帝错误领会了佛陀的思想，并且一直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这并非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情，况且，佛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中，就连那些纯粹的正统的僧侣们也完全错会了很多概念，并且还一直在宣扬与捍卫着这些错误的概念达多年之久，其中，对“无我”观念的误解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三
佛陀的思想当中有几个概念是属于核心概念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基本概念对后人的意义就如同一把标准的尺子，可以用来衡量和判断某一种“佛家思想”到底是不是符合佛陀思想的基本原则的。
“四法印”就是这样的一把尺子。
“印”的本意就是印章、印玺，比喻着这些基本原理是被加盖了最权威的印玺的。这“四法印”分别是：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有漏皆苦。
而这“四法印”之中，又以前两点“诸行无常”和“诸法无我”最为根本，从这两点再追溯起来，就牵扯出了佛陀思想中一个最最根本的概念——因缘，佛法种种，大都是附着在这个“因缘”概念之上的。
何谓因缘？一切事物、一切现像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纠缠在因果关系的链条里，受着因果规律的制约，此生而彼生，此灭而彼灭。
于是，宇宙万物，既然“此生而彼生，此灭而彼灭”，哪里还有什么事物是恒常存在的呢？刹那之间生灭相续，是谓“无常”。万事万物，成住异灭不出此理，是谓“诸行无常”，此即“四法印”中的第一法印。那么，如果认识不到万事万物的无常本质而错认为有些事物是恒常不变的这类见解，佛家谓之为“常见”，因而主张人们要屏弃“常见”来认识佛法。另一方面，虽然万事无常，它们却无一不是按照因果规律在生生灭灭着，这是绵延无尽的，如果只看到“灭”却看不到“生”，或者只看到“生”却看不到“灭”，这都是因为没有认识清楚因果链条的绵延无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