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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酒厂的职工光顾，另外，六点半钟以后，附近的小学生会来买茶鸡蛋和油条、豆浆，吃完了去上早自习。
一般，十点来钟就收摊了，我不做午餐，也不雇会炒菜的厨师炒菜。
很多小饭馆赔钱，就是认为做了早点，应该供应午餐，然后是晚餐，一直到深夜，有生意做就多做，多做多赚钱。
最后结账，月月赔钱，开不出人家厨师和服务员的工资，或者支付不起房费。
这地方购买力不行，午餐和晚餐都不能翻台，租很大的屋子摆上桌子，大厨小工、服务员一雇，每月死赔不赚。
我就做早点，屋里除了支锅，连一张桌子都摆不下，桌子摆在屋前便道上，只要收摊打扫干净，没人跟我过不去，看在我交管理费的面子上，居委会的大妈挺照顾我。
收了摊，老两口回家歇了，我也回去补一觉，睡到下午三四点钟才起来，随便吃点东西，然后就去一里地外的海滩，在杳无人烟的海滩上一坐就是一晚上，快十点钟才回去睡觉。
我不看电视，从来不看，没兴趣。
我除了在海滩上弹吉他唱歌，就是静静地躺在那里听CD，音乐，是我毕生的喜好。
也许，有一天我坐了牢房，失去了听音乐的权利，我会发疯的。
我怕坐牢，只要就是不能抽烟和听音乐，当然，在那里，也将与女人无缘。
没有女人的日子我是可以过的，认识温柔以前，我一直耍光棍，靠手淫打发日子。人都说，你开荤了就不一样了，有过性生活的人，是和童蛋子不一样的。别虚伪，成熟的男人没有性生活，一定会变态的。
正常人是这样的，但是我目前的处境，基本是苟且偷生，能够保住自己的小命就算不错了，哪里敢有什么奢求呢？
人在什么处境说什么话。
我每天坐在海滩上，就是想两个人，想活着的牢里的温柔，和死去的海底的吴媛。
当然，有的时候，我也会想爸爸，甚至吴姨，但是，我不怎么想温情。
我甚至有的时候很怀念被留在北京的宝贝混混。
看起来，我当初是很功利的，甚至有点虚伪，那么卖力气地拼命去赚钱，给温情治病，主要是我爱温柔，我所有的付出都是为了她，恐怕，没有温柔，就算我认识温情也不大会管她的事情。
温情是个很正直的姑娘，但是，正值的姑娘不一定可爱，对吗？
你在生活中会碰到很多这种正值、单纯的小姑娘，不过，通常她们不会引起你的注意，如果有的话，最好不是烦躁。
我突然想到，天呐，虽然这个大姨子说话不招人待及，但是她毕竟是温柔的亲姐姐啊，两个月下来，她现在到底是死是活呀？
正文
119．
我买车票坐北上的列车，在天津换车去大连。
我不会回北京，那等于自投罗网。
车轮滚滚，我看着窗外闪过的树木，感到一种孤单，心中十分伤感。
曾几何时，我和温柔、温情去北京的时候，尽管这两个唠哩唠叨很烦人，但是毕竟结伴而行。
如今，就算你渴望别人在旁边唠叨几句，谁又认得你呢？
吴媛呢，永远留在了那无垠的大海的深处。
算起来，我几乎没有什么朋友，这几年生活在一起的伙伴，只有温柔姐妹和吴媛这三个人。
如今，吴媛永远地去了；温柔深陷囹圄；只有温情，孤单地守着我们那个小家，也许……整夜哭泣，彷徨不知所措……
在天津换车的时候，我看了看去往北京的牌子，咬了咬牙，坚决买了去大连的车票，踏上了东去的列车。
大连，是否是我的归宿？
在去大连的火车上，我对今后的生活有个盘算。
首先，我手里就有六千多块钱，这是我从北京飞到青岛前，温柔给我的五千，加上吴媛最后一笔结保姆的帐和买小船剩下的一千多块钱。
钱太少了。
这比我当初认识温柔的时候，自己唱歌攒下的钱还少了一半。
今非昔比，那个时候，我虽然挣扎在社会最底层，但是，我无忧无虑，每天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钻进酒吧唱红了，再参加个青年歌手大奖赛什么的，能够一夜成名。
很幼稚。
也很执著。
但是，我有机会。
有微乎其微的机会。
现在，没有了，我怕出名，怕人认出来。
因为我是通缉在案的逃犯。
虽然我花两百块钱做了个假身份证，虽然东北这地方我举目无亲，远离同学朋友，但我还是要万分慎重。
如果，我不犯任何错误，哪怕是交通警察我都不去和他打交道，警方很难抓到我。
因为我没有命案，在贩毒案中既不是首犯，恐怕说是主犯都很勉强，货不经我手出入，都是小狐狸一手安排，最多，我就是她的情人加马仔，负案在逃。
警方不会把我列为很高级别通缉犯的。
重要的是，我不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再与警方打交道，哪怕别人认错了人一板砖把我脑袋开了瓢，最先要逃离现场的是我，而不是别人。
要想活下去，就得真忪，而不是装忪。
我会不会再回到地下通道去唱歌赚钱呢，绝对不会。
我手头的钱虽然比那个时候少了一半，那个时候我有一万多块钱都不敢投资做买卖，怕被人坑，怕被人骗，但是，我手里现在只有六千块钱却可以做生意，因为这两年的摸打滚爬，不是白白浪费光阴的，我积累了一定的生活经验，也使自己心里有了谱。
在酒楼、药房、百脑汇，大小生意我都做了一段时间，这经商的经验是不会作废的。
我在百脑汇就见过有人做无摊位的小本生意，交了一定的押金，可以拿到CPU、光驱和其他硬件，挨个摊位问，有要的就留货打收条，过些日子挨家结账，没有什么风险，也能够赚钱，比打工赚钱多是真的。
我手里有六千块钱资本，还不能投资？
积累的经商经验不多，但还是比这六千块钱价值高得多。
我不怀疑自己的生存能力。
120．
我在车到大连之前下了车，我不会选择大连这样的大都市去冒险，因为那个地方对其他人来说也许充满机会，对我来说，就是增加了危险的成份，我在一个临海的小镇子上下了车。
我先找家农民房付了很少的租金住了下来，然后就去登记办理临时营业执照，我要租个哪怕是天下最小的街道门面房开早点摊，只要雇一个会炸油条的人就行。
结果，我雇了两个，是夫妻老两口。
老头炸油条、油糕，老太太熬粥、做豆浆、包肉馅包子。
我管招呼客人，收钱。
每天早晨四点钟就起来，忙到五点来钟，就有人来吃饭了，除了路过镇子的司机，主要是附近一家肉联厂和一家酒厂的职工光顾，另外，六点半钟以后，附近的小学生会来买茶鸡蛋和油条、豆浆，吃完了去上早自习。
一般，十点来钟就收摊了，我不做午餐，也不雇会炒菜的厨师炒菜。
很多小饭馆赔钱，就是认为做了早点，应该供应午餐，然后是晚餐，一直到深夜，有生意做就多做，多做多赚钱。
最后结账，月月赔钱，开不出人家厨师和服务员的工资，或者支付不起房费。
这地方购买力不行，午餐和晚餐都不能翻台，租很大的屋子摆上桌子，大厨小工、服务员一雇，每月死赔不赚。
我就做早点，屋里除了支锅，连一张桌子都摆不下，桌子摆在屋前便道上，只要收摊打扫干净，没人跟我过不去，看在我交管理费的面子上，居委会的大妈挺照顾我。
收了摊，老两口回家歇了，我也回去补一觉，睡到下午三四点钟才起来，随便吃点东西，然后就去一里地外的海滩，在杳无人烟的海滩上一坐就是一晚上，快十点钟才回去睡觉。
我不看电视，从来不看，没兴趣。
我除了在海滩上弹吉他唱歌，就是静静地躺在那里听CD，音乐，是我毕生的喜好。
也许，有一天我坐了牢房，失去了听音乐的权利，我会发疯的。
我怕坐牢，只要就是不能抽烟和听音乐，当然，在那里，也将与女人无缘。
没有女人的日子我是可以过的，认识温柔以前，我一直耍光棍，靠手淫打发日子。人都说，你开荤了就不一样了，有过性生活的人，是和童蛋子不一样的。别虚伪，成熟的男人没有性生活，一定会变态的。
正常人是这样的，但是我目前的处境，基本是苟且偷生，能够保住自己的小命就算不错了，哪里敢有什么奢求呢？
人在什么处境说什么话。
我每天坐在海滩上，就是想两个人，想活着的牢里的温柔，和死去的海底的吴媛。
当然，有的时候，我也会想爸爸，甚至吴姨，但是，我不怎么想温情。
我甚至有的时候很怀念被留在北京的宝贝混混。
看起来，我当初是很功利的，甚至有点虚伪，那么卖力气地拼命去赚钱，给温情治病，主要是我爱温柔，我所有的付出都是为了她，恐怕，没有温柔，就算我认识温情也不大会管她的事情。
温情是个很正直的姑娘，但是，正值的姑娘不一定可爱，对吗？
你在生活中会碰到很多这种正值、单纯的小姑娘，不过，通常她们不会引起你的注意，如果有的话，最好不是烦躁。
我突然想到，天呐，虽然这个大姨子说话不招人待及，但是她毕竟是温柔的亲姐姐啊，两个月下来，她现在到底是死是活呀？
第一章
河马一直说，他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学历：无；
工作：无；
家庭：无；
资产：无。
靠什么活着呢？
在地下人行通道弹琴唱歌。
每天能够挣多少钱？
不一定，多则四五十元，少则十来块钱。
有危险吗？
有，被城管抓过三次，罚款理由是乱摆摊子。他说除了装钱的破帽子，哪里有摊子。城管说那就是摊子。他说人家的摊子是摆商品，哪怕是发夹子、胸针这种小商品。城管说他也有商品，就是破嗓子制造出来的噪音。有个讨厌张宇的城管指着河马的鼻子骂，你他妈比张宇哭得还难听。
有，被强盗揍过三次，暴扁理由是招人讨厌。有两次是因为河马在那里唱歌，被他们觉得碍事，不好朝行人下手。他们是靠打闷棍抢劫的那帮人。第三次是因为他躲开到上面的栅栏去唱，他们认为河马向要走地下通道的行人挤眉弄眼，等于通风报信。
现在，河马不敢去那里了。
因为，警察在找他，据说找线索。
因为，强盗在找他，据说要灭口。
河马换了地方，不去地下人行通道，去了艺术学院门口。
河马比以前挣的钱少了，因为学生穷，很少掏腰包的；再说，这些学艺术的学生，肯定有不少人认为他是噪音制造者。
天黑了，河马抱着吉他回睡觉的地方——就是四方桥边那三截水泥筒子。
第二章
四方桥旁边的三截水泥筒子原来就河马一个人住，现在不行了，先是四川来的两口子带个孩子，占了一截，用油布隔开；接着，一个下雨天，安徽的一个寡妇带个孩子挤了进来，他一时好心让她们住在了中间那截，也用油布隔开了，他在外边。遭罪了，她出来进去，都要经过河马的“房间”，他的隐私权完全被剥夺了。
话又说回来，他除了晚上手淫时小心点，别让她看到，也没有其它啥隐私。
过吧，河马心想，踩到我的鸡巴，我都不会急，好男不跟女斗。但是，不要碰坏我的吉他，那才是我的命根子。
话虽然这样说，有一天，他们还是吵起来了。
原因是她那个四五岁的女儿，总是爬到河马这边来乱翻。就算他没有什么资产，常用的东西总是有点，挎包里放着一本歌谱，一条毛巾，还有家用电器——手电筒，都是他用了几年的宝贝，不能任人随便动的。何况那个小屁孩，竟然用他的毛巾擦屁股。扔掉可惜，接着用……实在是令人无法忍受，河马就喝了她一声。
她娘不干了，母老虎似的，扑出来怒骂。
河马想揍她，忍了忍，没有动手——确实，打女人，有点那个。
但是，隔壁的那两口子唯恐天下不乱，过来煽风点火。
当初，他们来的时候，河马是不愿意，没有让他们三口子占到两截，那男的看他人高马大又年轻，没敢太猖狂。现在看到机会来了，就想联合寡妇把他挤走。
这怎么可能。
这三截破水泥筒子，河马已经住了快两年，没有产权，八成拥有居住权了吧。可怜你们两家子超生游击队没地方住，勉强收留了你们，怎么反客为主，撵起他来了。当初，城管的三次罚款，你们分摊一分钱了吗？
简直岂有此理。
河马打人了。
没有打女人。
他把四川小个子男人暴打一顿。
结果呢，小个子男人更矮的女人服软了，赔不是，还要请他吃东西。
河马哼了一声。
他们除了捡破烂，吃的东西都是到餐馆去乞讨的剩饭剩菜，不怕有肝炎吗？
河马离家出走五年了，虽然没有混出个人模狗样，但是，乞讨人家的剩饭菜，是一次也没有干过，因为那不符合他的卫生习惯。
就算一碗拉面，或者一碗酸辣粉，他河马每天也是靠劳动挣的钱下馆子。
请我河马吃剩饭，想什么呢，老实点比啥不强？
从那以后，三截管子都消停了好一阵。
第三章
河马在艺术学院门口卖唱，认识了一个女孩。
她是四川人，个子不高，胸脯很大。长得很俊，尤其是皮肤，很白很细。可惜，是残疾，小的时候患小儿麻痹，家里穷没钱治病，一条腿残废了。
她拄着一条拐，在学院门口卖盗版光盘。
不过，她只卖工具盘和教学盘，从来不卖黄色光盘。不像河马隔壁那个四川寡妇，专门卖毛片，抱着孩子做掩护，把毛片塞到孩子裤裆里。顶不是东西了。
河马帮助过她一次，是被迫的。
那次，城管来抄摊子，几个小贩都抓住了，她慌忙之间，把一包光盘塞到了河马怀里，因为她知道城管是不查抱吉他唱歌的。
河马因为怕罚款，也跑了。
大概，她担心了一晚上。第二天，河马特别早一点去，见她孤零零地站在那里，赶紧把那包约四十张光盘还给她。
她很感动，但是只是看着河马，没有说话。
河马知道她进光盘是一块八的价钱，卖四块，如果被抄了，加上罚款，大概一个月也挣不出来。
他们没有交谈，河马继续唱他的歌儿，她走了，那天没有在那里卖盘，也许是到别的地方去卖了。
晚上，河马回水泥筒子，意外地发现她在离那筒子不远的一棵树下坐着，显然是在等他。
原来，她知道河马住在这里。
他问：“你在这里干什么？”
她说：“等你。”
他问：“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
她说：“我早就知道。”
他问：“那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来取光盘？”
她说：“我知道你今天会给我带过去的。”
河马沉默了，不知道再说什么好。
她问：“你唱歌应该比我挣得多，为什么还要住在这里。”
他说：“省钱。”
她问：“合租的房子，一个床位一个月一百块钱，便宜点的也有八十元的。你要是得了病，哪样花钱多呢？”
他说：“我没病。最多感冒，一块五一板二十粒的感冒通，一次四粒，准好。”
轮到她沉默了。
显然，她也不知道再说什么好。
河马突然想起今晚还没有吃饭，他想她大概也没有吃，于是试探着问道：“我……请你吃东西好吗？”
她并没有客气，点了点头。
河马从兜里掏出了今天挣的所有的钱，数了数，二十二块五毛，决定大方一次，全部花掉。
一旦大方了，就不用考虑兰州拉面和酸辣粉之类，那些东西，吃得他一想就泛酸水，大概她也是。
炒菜，一大盘宫爆鸡丁，两碗米饭，也就是十二块。又买了二十串羊肉串。靠，就当过年了。
她吃得很香。
最后说：“我今年头一回吃肉。”
河马问：“你一个月挣得了三百元吗？”
她说：“挣得了，有的时候还多。主要是姐姐有病，交了我们两个的床位费，就去掉一半了，省吃俭用，得给她买药。”
河马沉默。
他知道，女孩子更难，想像他这样省钱住水泥筒子都不行，毕竟不安全。再加上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