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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万，加上吴三桂军，双方数量大体相当。大顺军自北山横亘至海，列阵以待，准备同吴军决战，根本不知道清军已进入山海关内。多尔衮让吴三桂的军队各用三指宽白布系身，以为暗记，避免误伤，召集诸王、贝勒、贝子及大臣说：“尔等毋得越伍躁进，此兵不可轻击，须各努力，破此则大业成矣。”《清世祖实录》，卷4，17页。然后下令吴三桂军首先发动攻击，《流寇志》记载这场战斗激烈残酷，录之如下：
三桂悉锐鏖战，无不一当百。自成益驱群贼连营进，大呼，伐鼓震百里。三桂兵左右奋击，杀贼数千。贼鳞次相搏，前者死，后者复进。贼众兵寡，三面围之。自成挟太子登庙观战，关宁兵东西驰突，赋以其旗左萦而右拂之，阵数十交，围开复合。自成按辔高岗下，见白旗一军，绕出三桂右，万马奔腾，不可止。自成麾后军益进，有僧跪于马前曰：“彼旗白者，非关宁兵也，大王急避之。”白旗所至，风卷潮涌，皆披靡莫能当。自成鞭马下山走。诸贼斗良久，莫敢进退，尘开，见辫而甲者，贼惊呼曰：“满兵至矣。”贼众奔溃，坠戈抛弓矢，自相践踏数万人。关兵满兵分道乘之，杀其将领十五人，夺辎重亡算。自成率精兵数千，疾走入永平。参见《流寇志》，卷12，188页；《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341页。
作者是带着对大顺军极端仇恨的敌视态度来描写山海关之战的，但从中仍然可以感受到大顺军英勇顽强，前赴后继，不怕牺牲，忘我杀敌的无畏精神，如果不是清军突如其来，吴三桂一军是难逃被全歼的命运的。
山海关，这个号称“天下第一关”的重要战略要地，在明清兴亡史上曾长期起过阻隔内外的作用，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历数十年，多次发兵意欲突破而未果，只得望关兴叹。大清摄政王多尔衮在吴三桂的配合下，一举打开，创造前所未有的局面。康熙初年山海关绅衿佘一元作过一首叙旧诗，过去曾被用来说明山海关之战的经过，其实在诗中对多尔衮的英明和清军取得山海关胜利的意义评价更为精彩，不妨再加引述，以供赏析：
清晨王师至，驻旌威远台。
平西招我辈，出见勿迟回。
冯吕暨曹程，偕余五骑来。
相随谒摄政，部伍无喧豗。
范公致来意，万姓莫疑猜。
煌煌十数语，王言实大哉。
语毕复赐茶，还辔向城隈。
虎旅三入关，桓赳尽雄才。
须臾妖气扫，乾坤再辟开。原诗载《临榆县志》，卷8，18页。
诗中记叙作者佘一元同当地的冯祥聘、吕鸣章、曹时敏、程印古共五人，跟随吴三桂迫不及待地谒见多尔衮，范文程向他们说明清军的来意，让他们稍安勿躁，使其深受感动，实际是接受他们的投降。然后清军与吴三桂军合在一起，向农民军发起猛烈进攻，所谓“须臾妖气扫”，指的就是很快取得了对农民军的胜利。而最后的一句“乾坤再辟开”，包含着山海关之战及其以后清朝在全中国建立统治，好似天地重新开始一般。内中有仇恨农民军和歌颂清朝的情感，而就山海关之战的重大意义来说，还颇有见地。多尔衮是这场戏的主角。
多尔衮于获胜当天，晋吴三桂为平西王，下令山海关内军人一律剃发，以马步兵一万归吴三桂指挥，追击大顺军。
五月初二，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城。此刻的北京城比一个多月以前李自成面临的形势更为混乱。那些投靠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员纷纷跟随李自成西走，被追赃拷掠的官员由于对清政权入关目的并不了解，准备伺机南逃。李自成山海关兵败返京，决定撤回西安，对大顺军纪律失去控制，士兵于城中大肆抢劫财物，弄得人心惶惶。李自成撤退前，驱赶城内百姓出城，纵火烧毁明朝宫殿，唯太庙及武英殿尚存，可带的东西席卷而西。地痞无赖搜捕掉队的大顺士兵，乱砍乱杀，城内充满恐怖气氛。
多尔衮在入城之前作了周密的准备和动员，一是向麾下大军发出令旨，晓谕官兵人等知道：
曩者三次往征明朝，俱俘掠而行，今者大举，不似先番。蒙天眷佑，要当定国安民，以希大业。入边之日，凡有归顺城池，不许杀害，除剃头而外，秋毫毋犯；其乡屯散居人民，亦不许妄加杀害；不许擅掠为奴，不许跣剥衣服，不许拆毁房舍，不许妄取民间器用；其攻取之城，法不可赦者戮之，可以为俘者留养为奴，其中一应财货，总收公用。其城屯不论攻取、投顺，房舍俱不许焚烧。犯此令者，杀以儆众。《沈馆录》，卷7，13~14页。
多尔衮发布此谕的重要意义在于，把此次进关和以前几次的进关作了严格区别，也就是变掠夺为建业，性质和目的完全变了，其次才是提出的各项条款规定。进入北京城后，多尔衮到了武英殿，下令安辑百姓，对八旗将士再次要求不许进入民舍，“有卒屠民家犬，射伤犬主，斩以徇，民皆安堵如故”《清史列传？多尔衮传》，卷2。北京城内的人民对清军之来甚感突然，多尔衮大概也恐怕清军遭到意外伤害，他们自带干粮。时人亲眼见到：“虏初入京，止城上有之。法甚严，附近居民有馈食者，皆不敢受。所食物黑碎而干，以少水吞之，便度一日，盖牛炒之类也。故虏三月之粮，人自携带，无运输之劳。”《甲申核真略》，52页。多尔衮统率的清军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了。
当多尔衮于朝阳门外受明文武百官及军民老幼欢迎时，他拒绝了使用明朝皇帝卤簿，说他自己是“法周公辅成王，不当乘辇”。在明朝官员的一再坚持下，多尔衮感到众意难违，遂表示：“予来定天下，不可不从众意。”乃乘辇至武英殿。
虽然多尔衮以周公自居，而他所负的使命远远超过周公。历史上武王是灭商的指挥者，攻克商都，诛除纣王，分封诸侯之后才去世，基本上是大业已成。而多尔衮进入北京，不过是山海关战场胜利的扩大而已，李自成把北京城的财富一载而去，他得到的几乎是一座空城。李自成据有陕西、湖广、河南、山东、山西，长江以南的明朝留都南京的官员们已经重建了政权，且得到了李自成占领区明朝残余势力的拥护，清政权内部也有相当多的八旗将士主张抢劫一番就退回关外。多尔衮面临的根本问题是，迅速实现清政权由地方政权向全国政权的转变，树立起新的形象，消灭南明和农民政权。
风云人物功勋卓著的多尔衮（3）
既然大政方针已经改变，多尔衮提出“古来定天下者，必以网罗贤才为要图，以泽及穷民为首务”《清世祖实录》，卷5，17页。，作为他实施新政的先决目标。网罗贤才，就是争取明朝官员和地主阶级的合作，以实现统一大业；泽及穷民，就是减轻百姓负担，收买民心，巩固封建统治秩序。
多尔衮于进城的第二天就下令：“今本朝定鼎燕京，天下罹难军民，皆吾赤子，出之水火而安全之。”明确清朝将以北京为首都统治全中国，以前明朝的军民如今就是清朝的百姓，一律给予保护。他要兵部派人前往各处城堡进行招抚，许诺只要在檄文到日剃发归顺，地方官各升一级，就地维护治安；明朝宗室藩王归顺，“并不夺其王爵，仍加恩养”。多尔衮给明朝及大顺各地方官规定投诚期限，过期不携钱粮兵马册籍数字到北京报告，“显属抗拒，定行问罪，发兵征剿”《清世祖实录》，卷5，2~3页。用恩威并施的政策，迫使各地明官投降清朝。
政策与策略的运用，关乎事业的成败。多尔衮十分注意利用大顺政权的失误来赢得人们对清朝的好感，处心积虑地把清朝装扮成明朝的合法继承者。他下令为崇祯帝发丧时，对原明朝官员耆老兵民说：“流贼李自成原系故明百姓，纠集丑类，逼陷京城，弑主暴尸，括取诸王、公主、驸马、官民财货。酷刑肆虐，诚天人共愤，法不容诛者。我虽敌国，深用悯伤，今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除服后，官民俱著遵制剃发。”这段谈话既挑拨了对农民军的仇视，又照顾了明朝官民对崇祯帝的怀念情绪，而巧妙地把清朝说成是明的“敌国”，掩盖其本身受明朝统治过的事实，谕令一下，“官民大悦，皆颂我朝仁义”《清世祖实录》，卷5，3~4页。，取得了甘心剃发归顺的一定效果。
六月，多尔衮和诸王、贝勒、大臣们做出了顺治帝迁都北京的决策。他派辅国公吞齐喀、和托，固山额真何洛会前往盛京，向顺治帝和留守盛京的官员奏明迁都的原因称：“燕京势踞形胜，乃自古兴王之地，有明建都之所，今既蒙天畀，皇上迁都于此，以定天下，则宅中图治，宇内朝宗，无不通达。可以慰天下仰望之心，可以赐四方和恒之福，伏祈皇上熟虑俯纳焉。”《清世祖实录》，卷5，16页。这最后一句不过是例行公文，那时的顺治帝还不具有“熟虑”的本领，建都燕京的决议是多尔衮定的，蒋良骐：《东华录》，卷4，64页。顺治做好搬家到北京的准备就是了。
顺治迁都，对稳定北京城内局势关系颇大。由于先前清军数次入关都以大肆掳掠一番回关外，故北京城中“讹传七八月间东迁”，尽管清政府一再宣布将以北京为都城，仍难以平息各种谣传。多尔衮提到当时北京城内的局势说：“六月间流言蜂起，随经颁示晓谕，民心乃宁。向传有八月屠民之语，今八月已终，毫未惊扰，则流言不足信也，明矣。今闻讹传，九月内圣驾至京，东兵俱来放抢三日，尽杀老壮，止存孩赤等语。”《清世祖实录》，卷8，2页。事实是对谣言的最好答复，解决的办法就是定都北京，以此为建立统治全国的根本。
在大清国家处于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摄政王多尔衮认识到有必要向所有的官吏军民人等发布安民告示。为此，于七月初八制造了《清摄政王多尔衮安民令旨》的文告，现有实物仍在，其令旨全文为：
大清国摄政王令旨，谕官吏军民人等知道：予闻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养民之道，必省刑罚，薄赋敛，然后风俗醇而民生遂。自明季祸乱以来，刁风日兢，闾闫细故轻渎，间以越诉为等闲，以诬告为常事，教唆健讼，败俗伤财，予甚痛之。自今以往，嘉与维新。凡五月初二日昧爽以前，不拘在京在外，事无大小，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悉行宥免，如违旨兴讼者，即以所告之罪罪之。官司听受者并治。以后斗殴婚田小事，止就道府州县官听断归结，重大事情方赴抚按告理。在京仍投通状，听通政司查实转送刑部问拟。其五城御史有例应受理送问者，照旧送问。非系机密重情，不许入京越诉，倘奸棍讼师沿习恶俗陷害良民，定加等及坐，以挽挠风，至于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更有召买粮料，名为当官平市，实则计亩加征。初议准作正粮。既而不肯销算。有时米价腾贵，每石四五两不等，部议止给五分之一，高下与夺，惟贿是凭。而交纳衙门，又有奸人包揽，猾胥抑勒，明是三饷以外重增一倍，催科巧取，殃民尤为疵政。予哀尔百姓困穷，一害未除，恫瘝切体，徼天之灵，为尔下民请命。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各该抚按即行所属各道府州县军卫衙门，大张榜示晓谕通知，如有官吏通同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倘纵容不举，即与同坐。各巡按御史作速叱驭登途，亲自问民疾苦。凡境内贪官污吏加耗受赇等事，朝闻夕奏，不得少稽，若从前委理刑官查盘，委府州县访恶，纯是科索纸赎，搜取赃罚，名为除害，实以害民，今一切禁绝不行。州县仓库钱粮只许道府时时亲核，衙蠹豪恶只许告发重治，总不容假公济私，浚民肥己，有负朝廷惠养元元至意。庶几政平讼理家给人足，四方风物用慰予心，特谕。顺治元年七月初八日。原件藏辽宁省档案馆。此件全文与《清世祖实录》，卷6所载，文字颇多不同，总为缩写，看来此件为一张贴告示，大概制造很多，此件为其存留之一也。
这是一件重要文物，内容相当细致具体，当时这位大清摄政王多尔衮摆出一副令人颇感实在的关心姿态，对清朝建立稳固的统治起到巨大的作用。
八月二十日，顺治帝从盛京启程，九月十八日到达通州，多尔衮率领诸王大臣前往接驾。次日，顺治帝自正阳门进入明宫。十月初一晨，顺治帝出城往天坛祭天，其祝文曰：“告天即位，仍用大清国号，顺治纪元，率由初制。伏惟天地佑助，早靖祸乱，载戢干戈，九州悉平，登进仁寿，俾我大清皇图永固。”《清世祖实录》，卷9，4页。自此清王朝开始了对全中国的统治。
多尔衮处理国家事务，除了听取清政权中汉军官员范文程、洪承畴、宁完我、张存仁等人的意见外，很注意对原明朝官员的招揽和发挥他们的作用，比大顺政权更明显地得到北方明朝官僚和地主阶级的欢迎。
清军入城第二天，多尔衮下令：“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可速将职名开报，如虚饰假冒者罪之。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清世祖实录》，卷5，3页。部分明朝官员响应积极，第二天，就有沈惟炳、王鳌永、金之俊等十余人到清政府报名，多尔衮立刻接见他们，用汉语对他们说：“汝曹勿畏，我不杀一人，令各官照旧供职。”《爝火录》上册，128页。多尔衮让这些人仍以原官职办事，其他对清政府有疑虑的前明官员都陆续前来报名。如故明山东布政使司参议兼按察使司佥事霸州道刘芳久，布政使司参议天津道孙肇兴，按察使司佥事通州道郑，按察使司副使怀隆道魏知微，山西按察使司佥事昌平道孟良允，按察使司佥事易州道黄图安，“俱仍为原官”。故明太子太保、左都督骆养性仍以原官总督天津等处军务，以投诚总兵官高第为山海关总兵官《清世祖实录》，卷5，11页。上述官员多为地方官，就是说多尔衮没有出动一兵一卒，就把这些地方控制在自己手中，保证了京畿地区的安全，其决策英明可见一斑。
风云人物功勋卓著的多尔衮（4）
多尔衮制定了一个极为宽大的用人原则，他确定五月初二昧爽以前，罪无大小，悉行赦免，给原明朝官员人人弃旧图新的平等机会，解决了明朝自崇祯末年因政见不同而形成的自立门户互相倾轧的官场积弊。多尔衮的态度十分明确，明朝官员，不论是东林党还是阉党，不论是投降大顺，还是抗拒过清朝，凡是五月初二清军进京以前发生的任何事情，一律不再追究，只要乐于为清朝效力，统统欢迎。
反复申明大清的政策，反映了多尔衮求贤若渴的心情和气度。于是顺天巡抚宋权荐举明故蓟辽总督王永吉，井陉道方大猷，蓟州道杨毓楫，南京礼部尚书朱继祚，户部侍郎叶廷桂。天津总督骆养性启荐故明户部侍郎党崇雅，兵部侍郎李化熙，通政使王公弼。其他明朝官员无不趁此机会推荐亲朋故旧、门生幕客。
多尔衮的用人之策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吸引一批，任用一批；任用一批，推荐一批；如滚雪球，越滚越大。据《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残册的记载，这一年的七月份，仅一个月之内，就有先一步出任吏部左侍郎的沈惟炳推荐出36人，户部左侍郎王鳌永推荐出的39人，兵部左侍郎刘余祐推荐的9人，对每个被推荐者均列出原来的官衔。多尔衮得奏，皆表示可以录用参见《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这是一项非常成功的用人之道，不但使清朝统治者得到了一大批有用人才；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批人的任用，扩大了清朝统治的社会基础，使其在关内得以立足和实施统治。
但是任何一项社会政策的推行都不能尽善尽美，也不可能一帆风顺。顺天巡抚柳寅东从澄清吏治着想，对多尔衮的用人政策表示反对。他说：“近见升除各官，凡前朝犯赃除名，流贼伪官，一概录用。虽云宽大为治，然流品不清，奸欺得售，非慎加选择之道，其为民害不可胜言，是所当亟清其源也。”多尔衮回答：“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凡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必苛求。”《清世祖实录》，卷5，18~19页。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柳寅东的意见。
多尔衮是深知“治天下全在得人”这个道理的。他曾说过：“别的聪明我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