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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衮“削爵，黜宗室，籍财产入官”的严厉处分。
谁也不能否认多尔衮被指责的某些罪名是子虚乌有，但说他想取代顺治帝而自立，则纯属蓄意诬陷。多尔衮生前有许多记录证明他是相当有意尊重顺治帝的。在顺治帝年幼无知和诸王拥戴之下，他根据当时的特殊形势，包揽了国家大权，有一定的必要性，顺治帝欲其享受与诸王不同的礼仪，多尔衮曾予拒绝。不仅如此，顺治二年（1645年）十二月的一天，他曾专门召集诸王贝勒大臣们剖白心迹说：
今观诸王贝勒大臣，但如谄媚于予，未见有尊崇皇上者，予岂能容此！昔太宗升遐，嗣君未立。诸王贝勒大臣等率属意于予，跪请予即尊位。予曰：尔等若如此言，予当自刎。誓死不从，遂奉皇上缵承大统，似此危疑之时，以予为君，予尚不可，今乃不敬皇上而媚予，予何能容！自今以后，可悉识之。有尽忠皇上者，予用之爱之，其不尽忠、不敬事皇上者，虽媚予，予不尔宥也。溯兹鸿绪，创自太祖、太宗，二圣所贻之业，予必力图保护，俟皇上春秋鼎盛，即行归政，予之声名岂渺小耶。太宗恩育予躬，所以特异于诸子弟者，深信诸子之成立，惟予能成立之也。此意予洞知之，尔等亦知之否耶？且前此所以不立肃亲王者，非予一人意也。尔诸王大臣皆曰：若立肃亲王，我等俱无生理。因此不立，乃彼时不肯设立，而今则复有市恩修好者矣。《清世祖实录》，卷22，11~12页。
简而言之，多尔衮是以太祖太宗大业监护人的身份自居。加上他身体多病，又无子嗣，对帝位确曾无所奢求。早在顺治十二年（1655年），就有一个叫彭长庚的官员借下诏直言之机，在奏疏上提出多尔衮“奉命统兵，收拾明疆，大权在握，关内关外，咸知有摄政王一人。是时皇上冲龄，远在盛京，彼若肆然为帝，谁能禁之？而乃先驱绥定，恭迎圣驾”。彭长庚要求应当给多尔衮平反昭雪，复其爵号，“一以彰太祖之有子，太宗之有弟，皇上开创之有臣，且以见太宗知人之明，并以励诸王作忠之气”。然而他的主张受到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首的多尔衮敌对势力的反对，拟处以死刑。顺治帝可能觉得彭长庚确实讲的是真话，下诏免其死刑，流放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市）结案。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下诏为多尔衮恢复名誉。他说：“其时我世祖章皇帝实尚在冲龄，未尝亲政也。夫睿亲王果萌异志，则方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且吴三桂之所迎，胜国旧臣之所奉，止知有摄政王耳，其势更无难号召；即我满洲大臣心存忠笃者，自必不肯顺从，然彼诚图为不轨，无难阴除异已，以逞逆谋。乃不于彼时因利乘便，直至身后以敛服明黄龙衮，指为觊觎之证，有是情理乎？”乾隆还说，多尔衮的冤案乃由宵小奸人构成，而与顺治帝无关。他下令恢复多尔衮的封号，追谥“忠”字，配享太庙，其王位世代相传。历史上不只多尔衮，还有其他一些著名人物，不但生前经受着复杂斗争，还要在死后可能遇到反反复复的不同评说。
风云人物运筹帷幄的范文程（1）
国家定鼎燕京，武功赫奕，其以文臣著燮，调绥勋，为中外瞻倚者，首推故太傅范公。
——内秘书院大学士范义肃公墓志铭《碑传集》，卷4，李蔚：《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
范文程（1597—1666），字宪斗，号辉岳。他的一生历经太祖、太宗、世祖、圣祖四朝，为清初文臣之首。康熙五年（1666年）大学士范文程以70高龄病逝时，少年康熙帝亲笔题写了“元辅高风”四个大字，以表彰他辅佐大清的卓越功勋。
作为名臣之后是范文程出仕的第一步。他的17代祖先为宋朝宰相范仲淹，因写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名言而千古不朽。明朝初年，江西范氏有一支迁居沈阳，遂以沈阳为籍。明嘉靖时期兵部尚书范，为范文程的曾祖父。范的儿子范沉，做过沈阳卫指挥同知。到范文程的父亲范楠这代时，范家已经衰落了。范楠一生没有做过官，范文程到21岁时仅是沈阳县学的生员，全家都在抚顺居住。
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率八旗兵攻下抚顺城，使范文程的人生道路发生了重大转折。清朝许多文献都记载了范文程和他的哥哥范文寀主动投奔了努尔哈赤。
如《八旗通志？范文程传》：
天命三年，大兵克抚顺。文程偕兄来归。太祖高皇帝伟其貌，询知其家世，顾谓诸贝勒曰：“此名臣后也，善遇之。”后太祖取辽阳，度三岔，攻西平，下广宁，所在行营，必参帷幄。《八旗通志》初集，卷172。
又如《清史列传？范文程》
天命三年，大兵克抚顺，文程年二十一，太祖高皇帝见而器之，召与语。知其熟于当世之务，使随行。及取辽阳，度三岔，攻西平，下广宁，皆参谋帷幄。《清史列传》，卷5。
按照这两种传记的描述，似乎从努尔哈赤攻下抚顺之日起，范文程不仅立即投靠努尔哈赤，并成为他的重要谋士，参加了许多次战争。然而范文程到底为努尔哈赤策划了哪些锦囊妙计，又得到多少奖赏，不仅多种传记语焉不详，就是记事甚为详尽的《满文老档》中亦无记载。另一个在抚顺投降努尔哈赤的明游击李永芳的来龙去脉则不同，记述相当清楚。李永芳投降后，努尔哈赤把第七子阿巴泰的女儿嫁给他，擢其为副总兵。努尔哈赤占领辽东地区后，李永芳升为总兵官。皇太极继位后，出兵攻打朝鲜，李永芳已成为后金出征的主要将领之一。
范文程系“名臣之后”，如是主动归顺努尔哈赤，理应比战败投降的李永芳更得到信用。努尔哈赤将全体八旗兵及其家属迁入辽东，实行野蛮的民族压迫政策，明朝生员带头起来组织反抗。此时身为生员的范文程完全应该发挥他的影响，或者建议努尔哈赤改变杀戮知识分子的残暴政策，或是想方设法协助努尔哈赤镇压群众的反抗，从他的传记中却看不出他有任何举措。于是，有的学者就对范文程如何归清问题产生了怀疑，经过详细的考证，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线索。据清初人彭孙贻在其所著《客舍偶闻》中记载：
范内院文程出关葬亲，宿一牛录。范公不怡，问：“此有游憩所乎？”牛录云：“咫尺查孝廉君，书室楚楚。”公与二牛录三骑至，孝廉迎坐书室。公欣然曰：“此可下榻乎？”孝廉曰：“不鄙荒陋，幸甚！”解带盘桓，鸡豚雉兔，略具盘飱。公饮啖至饱曰：“有牙牌可消长夜乎？”取牌共戏，索筋为筹，孝廉以围棋子代之，四人共戏。公与孝廉胜，分博进。牛录谢去，公寝。晨兴，语孝廉：“独行无侣，能从我游乎？”则借马从之。之墓所，公曰：“太祖定辽阳，杀老弱。已而渐及拥厚资者，虑有力为乱也。”从行一地曰：“此我就僇处也。”十七人皆缚就刑，太祖忽问曰：“若识字乎？”以生员对。上大喜，尽十七人录用，至今职。我始望岂及此乎？
张玉兴先生认为这则史料虽为仅有，可靠性很大，因为康熙年间有关范文程的传记都有努尔哈赤“首定抚顺，始得公（范文程）”的类似记载，进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范文程是在天命三年（1618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率后金兵攻破抚顺时，被掳获，隶镶红旗下为奴隶的。至太宗天聪年间考试儒生，始出奴隶籍而拔置文馆使用。后来逐渐升迁，受到重用。张玉兴：《范文程归清考辨》，载于《清史论丛》，第6辑。
皇太极设文馆于天聪三年（1629年），范文程为大清王朝效力的事迹有史可考的正是从这一年开始。范文程“以文馆官从太宗文皇帝伐明，入蓟门，克遵化，招服潘家口、马兰峪等五城。会我师在大安为敌所围，文程以火器进攻，围解。太宗自将临永平，令守遵化。敌兵掩至，文程率先力战，敌败走。论功，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五年，师围大凌河城，文程招降西山一台，命即统其众”《清史列传》，卷5，“范文程传”。范文程早期业绩主要是军功，这与那时后金政权连年攻战，重武轻文的活动与风气有关，是那种战争频繁的客观环境所致。范文程本人身体“形貌颀伟”，史载清帝赐给他的衣帽都是派人专门为他定做的，表面看起来他很像一个赳赳武将，威武刚毅，以至于虽在文馆任职，而经常身临前线参与战斗。直到天聪九年（1635年），范文程在其奏疏中所列官衔为甲喇章京《天聪朝臣工奏议》，“范文程请严核保举奏”。，说明他是以八旗军职的身份受到重用的。
天聪五年（1631年），后金攻下明朝大凌河城，招降了一大批明朝降官降将。后金政权内部出现盲目乐观情绪，特别是在文馆中任职的不少汉族官员极力主张乘胜水陆并进，打进山海关，占领北京。次年，皇太极征询后金官员如何征伐明朝时，范文程与宁完我、马国柱共同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意见，并引起了皇太极的注意。他说：
察我军情状，志皆在深入。当直抵北京决和否，毁山海关水门而归，以张军威。若计所从入，惟雁门为便，道既无阻，道旁居民富庶，可资以为粮。上如虑师无名，当显谕其民，言察哈尔汗远遁，所部归于我，道远不可以徒行，来与尔国议和，假尔马以济我新附之众。和议成，偿马值；不成，异日兴师，荷天之宠，以版图归我，凡军兴而扰及者，当量免赋税数年。此所谓堂堂正正之师也。否则，作书抵近边诸将吏，使以议和请于其主，为期决进止，彼朝臣内挠，边将外诿，迁延逾所期，我师即乘衅而入。我师进，利在深入；否，利在速归；半途而返，无益也。《清史稿？范文程传》，卷232。
从此疏中所见范文程等的独到之处是：他们坚决主张不停顿地进攻明朝，认为八旗将士“志皆在深入”，既可以从明朝统治区抢夺大批人口财物，解决后金政权物资短缺劳动力人手不足的问题，又可以“张我军威”。但他们并不赞成强攻北京，而是建议避开山海关，从雁门关明军防御薄弱处突入关内。此疏中提出打着与明议和的策略，且深知明朝内部上下欺蒙，迁延逾期，八旗兵乃师出有名，把发动战争的罪名反而可以推到受侵略的明朝身上。他们甚至还考虑到了将来对受战争破坏地区人民适当减免几年赋税的问题，目光之长远，思虑之周密，确实比其他人高出一筹。皇太极看了范文程等的这份奏疏，“深嘉纳之”，原来皇太极犹豫不决，这就意味着坚定下来了。自此时起，范文程就成为皇太极的心腹谋士，以后“破旅顺，收平岛，讨朝鲜，抚定蒙古，文程皆与谋”。
天聪七年（1633年）皇太极设立汉军两旗，廷议首推范文程任固山额真。皇太极进行干预，说：“范章京才堪胜此，但固山职一军耳。朕方资为心膂，其别议之。”《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皇太极的意思是，他要范文程帮助这位后金汗参谋军国大事，仅担任一旗军职有点屈才了，但又没有大学士之类职衔，可见范文程在后金的重要地位。
风云人物运筹帷幄的范文程（2）
范文程所参与的皆为国家机密大事，“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奉召入”。皇太极处理政事尊重范文程的看法，每议政，必曰：“范章京知否？”大臣有拿不准主意的事情，皇太极就说：“何不与范章京议之？”众人回答：“范亦云尔”，皇太极就批准实行。有时范文程因病告假，很多事情都等了他痊愈后才能决定。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文馆为内三院，以范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抚谕各国书敕，皆文程视草。初，上（皇太极）犹省览，后乃不复详审，曰：‘汝当无谬也。’”《清史稿？范文程传》，卷232。对范文程信任无疑。
有一件小事反映了皇太极和范文程之间的亲密关系。范文程是个孝子，与其父范楠住在一起。有次陪同皇太极吃饭，席上有道菜很名贵，虽然皇太极再三劝范文程品尝，范文程因想到自己的父亲没吃过，就是不肯下筷。善于察言观色的皇太极领悟了范文程的心情，立刻下令撤掉这道菜，送给范文程的父亲。《清史稿？范文程传》，卷232。事情不大，却能说明皇太极关心和爱护人才无微不至，才使范文程由一个明朝生员变成大清王朝的开国元勋。
由于范文程生前焚毁了他撰写的所有文件草稿，使今人难以准确得知他到底参与了哪些重大决策。但是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在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是否入关和采取各种策略上，范文程是起了关键性作用的。
现存一份《顺治元年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的珍贵档案，很有可能就出自范文程的手笔，全文如下：
大清国皇帝致书于西据明帝之诸帅：朕与公等山河远隔，但闻战胜攻取之名，不能悉知尊号，故书中不及，幸勿以此为介意也。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顺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89页。
这封书信，在当时通讯手段与交通落后条件下，在这年的三月初三才投到农民军“大都督王帅处”，等到迟起龙把投书情况汇报回来已经是三月二十九日，北京被李自成农民军攻陷十天以后了。《清代全史》，卷1，394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末，清政府闻讯山海关外人心震恐，纷纷逃遁，即下令修整军器，决定下月初大举进讨明朝。范文程于四月初四，及时上书摄政王，最先提出直接进入山海关的决策。他说：
乃者有明，流寇踞于西土，水陆诸寇环于南服，兵马煽乱于北陲，我师燮伐其东鄙，四面受敌，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顾虽天数使然，良由我先皇帝忧勤肇造。诸王大臣只承先帝成业，夹辅冲主，忠孝格于苍穹，上帝潜为启佑，此正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窃惟成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虽间有一二婴城负固者，不过自为身家计，非为君效死也。是则明之受病种种，已不可治，河北一带，定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耳。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为今日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蠢兹流孽，将进而臣属于我。彼明之君，知我规模非复往昔，言归于好，亦未可知。傥不此之务，是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夫举已成之局而置之，后乃与流寇争，非长策矣。曩者弃遵化，屠永平，两经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为无大志，纵来归附，未必抚恤，因怀携贰，盖有之矣。然而有已服者，有未服宜抚者，是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将见密迩者绥辑，逖听者风声，自翕然而向顺矣。则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吏移其妻子，避患于我军，因以为质，又拔其德誉素著者置之班行。俾各朝夕献纳，以资辅翼。王于众论中择善酌行，则闻见可广，而政事有时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趋燕京，或相机进取，要当于入边之后，山海关长城以西，择一坚城，顿兵而守，以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为甚便。惟摄政诸王察之！《清世祖实录》，卷4，5～7页。
迄今所见清政权统治集团内部研究入关夺取中原大计的文献中，全都记录了这份奏议，而且是以多尔衮为首的清朝统治者凭借决策入关的唯一的奏议，由此可知在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1644年，范文程是对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关键人物。由于他在皇太极时期树立的崇高威望，一言九鼎，疏上而议定，三天之后，清政府即出兵征明。
范文程的奏议之重要还在于他正确分析了明朝、农民军和清朝自身的条件，全面规划了清朝用兵关内的战略。他指出明朝四面受敌，已成必亡之势，清朝争夺天下的对手已成为农民军。他强调由于李自成攻占北京而使清朝遇到了乱中取胜的大好机会，如果迅速入关，黄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他要求清兵改变以往抢劫习惯，严明纪律，秋毫无犯，并为清朝提出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如“官仍其职，民复其业”等，这些谋划后来全部为多尔衮所采纳。
随后发生的有关范文程的行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