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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63，17页。
综观祖大寿全信，通篇从他个人的经历，明朝的颓势，讲到清朝的远大前程，绝非言过其实之词，虽声明不为大清说客，但仍用“仆从田庐”、“分茅裂土”、“至亲骨肉”等利害关系打动吴三桂，吴三桂心非铁石，焉能无动于衷。
次年（1643年）正月，吴三桂派蒙古人索内复信祖大寿，信的内容史无记载。但祖大寿将吴三桂来信交给皇太极看了之后，皇太极立即给吴三桂去了一封长信。皇太极在信中说：
尔遣使遗尔舅祖总兵书，朕已洞悉，将军之心，犹豫未决，朕恐将军失此机会，殊可惜耳。我国自兴师征明以来，攻城略地，历有年所，明之将士，至今有能立功名，保身家全忠义者乎？非阵亡于我军，即受戮于尔主。军机一失，峻法随之，良将劲兵，殆将尽矣。将军知此，何为昧于从事，蹈覆车之辙哉！祖总兵初不携其妻子来归，今悔之无及，料将军亦所悉知。当祖总兵被围锦州时，明以各省镇兵倾国来援，一朝覆败，锦州、松山、杏山、塔山，俱已失守。今我军围困宁远，不知更有何处援兵，以解将军之厄耶？若不乘此时急图归顺，勉立功名，傥我国蒙天眷佑，南北两都，皆为我有，蕞尔宁远，岂能独立乎？逮至糗粮罄绝，阽危待毙之际，将军悔不可追矣！此非朕自为矜诩，实至论也。我国原以武力精强，言词谦逊者为贵，若徒为大言，又何益于胜负之数哉！将军试思之。《清太宗实录》，卷64，5~6页。
从皇太极的信中可以知道吴三桂此时对清朝的态度，既有“犹豫未决”，表现出了想要归服之意，但又不很明朗，处于十分矛盾的状态。这也符合他自身所处的环境。祖氏是他的母家，大都投降了清朝，他的一家数十口则仍留在北京，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本人在明朝的地位正处在上升阶段，他没有投降清朝的必要。而在皇太极给吴三桂写信的前几天，祖大寿提出了先攻取中后所，收吴总兵家属，扰乱吴三桂之心的策略，可以证明吴三桂是不打算降清的。
崇德八年（1643年）十月，清军按照祖大寿的计划，由郑亲王济尔哈朗率领攻下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三城。关外明军仅剩下宁远和中右所两城，形势虽然更加危急，吴三桂仍没有投降的表示。
顺治元年（1644年）二月，大顺军攻下太原，北京告急。崇祯帝起用吴襄提督京营，为调吴三桂军入援做铺垫，三月初五日，封吴三桂为平西伯，正式下令吴三桂放弃宁远，入援京师，率兵勤王。吴三桂徙宁远兵民50万，日行数十里，三月十六日入关，二十日抵丰润，知北京已落入大顺军手中，吴三桂勒马停止前进。《庭闻录》，卷1，3页。
这时吴三桂军真的是走到了进退维谷的绝路，前面是大顺军，后面是清军，二者都是吴三桂的死对头，他到了必须选择的时刻。而现在所看到的许多资料有的可以证明，吴三桂和关内的多数明朝官员一样，是向投降李自成的路上迈进，有意把大顺政权作为保护自家生命财产的新主人。《小腆纪年附考》有载：
三桂徙宁远五十万众日行五十里，比至丰润，而京师已陷，遂顿兵山海关，犹豫未有所决。自成执襄，令作书招三桂曰：“汝以君恩特简，得专阃任，非真累战功历年岁也；不过为强敌在前，非有异恩激劝，不足诱致，此管子所以行素赏之计，而汉高一见韩、彭即予重任，盖类此也……我为尔计，不若反手衔壁，负锧舆棺，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赏，而犹全孝子之名。万一徒恃愤骄，全无节制，主客之势既殊，众寡之形不敌，顿甲坚城，一朝歼尽，使尔父无辜并受戮辱，身名俱丧，臣子均失，不亦大可痛哉！……”遣降将唐通赍书并银四万两犒师，而别令贼帅率兵二万，守关拒之。三桂得书，遂令贼将入关代守，而自率精锐赴燕京降。《小腆纪年附考》，卷4，135~136页。
风云人物是是非非的吴三桂（2）
该书作者徐鼒经过考证，认为是李自成通过吴襄出面，答应“通侯之赏”，并派唐通带去四万两犒军银，吴三桂见到其父书信就投降了李自成，把山海关防务交给大顺将领，亲自带精锐部队入京见李自成。
《流寇志》一书则比较清楚地说明了吴三桂投降李自成的基本原因。作者彭孙贻曾遇到一个叫马大令的德安人，亲口告诉他下面这段史实：
有客平西（吴三桂）幕者云，世传吴襄作书招平西，平西告绝于父，起兵勤王，非也。都城既陷，三桂屯山海，自成遣使招三桂。三桂秘之，大集将士。告之曰：“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恩，宜以死报国，然非藉将士力，不能以破敌，今将若之何？”将士皆默然。三问不敢应。三桂曰：“闯王势大，唐通、姜瓖皆降，我孤军不能自立。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迎之乎？”诸将同声应曰：“今日死生唯将军命。”三桂乃报使于自成，卷甲入朝。《流寇志》，卷11，177页。
根据这条史料，不但证明吴三桂投降了，而且看出其原因如下：一、即使吴三桂想以死报效明朝，所辖将士已不为所用。二、投降李自成是大势所趋，特别是和吴三桂差不多一样有名的边将唐通、姜瓖等人都投降了，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三、吴三桂通过将士“皆默然”到“同声应”的情绪变化中下了投降的决心，并立刻付诸行动。
其实，吴三桂选择李自成作他的新主人，有其思想根源和形势所迫。这个思想根源就是对满族崛起和清朝入关抱有成见，以中国传统的“华夷之分”，认为清朝不应当在中国建立政权，满族无资格成为全中国的统治者。这可以从30年后“三藩之乱”时，吴三桂发布的檄文中得到证实。如以讨虏大将军吴三桂名义发布的一份檄文称：“……不得已歃血订盟，许虏藩封，暂借夷兵十万，身为前驱，斩将入关。李贼逃遁，痛心君父，重仇冤不共戴，誓必亲擒贼帅，斩首太庙，以谢先帝之灵。幸而贼遁冰消，渠魁授首，政欲择立嗣君，更承宗社封藩．割地以谢夷人。不意狡虏遂再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据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误。”另一份发自云南的檄文也说吴三桂在与李自成作战“矢尽兵穷”之际，“暂借夷兵十万”，打败了李自成，正欲择立嗣君，“封藩割地，以谢夷人，不意天下甫定，彼遂正位南面，雄据燕都”樢恍郏骸痘谋涮罚�2，53、84页。在吴三桂的心目中，他同李自成固然也有深仇大恨，但毕竟同属一族，在大的方面有别于“夷”、“虏”，所以他可以在战败时归降。至于对清朝，则只能是借兵，不能接受其统治。面对大顺和大清，只要有两种选择，他那对中国少数民族满族的根深蒂固的歧视思想．必然使他宁可选择大顺。
再就形势而言，大顺军一经攻下北京城，吴三桂便夹在大顺和大清两大政治势力之间了。他一军“不能自立”，无论当时拥有多少军队的骄兵悍将，尚无一人开自立先例，他也必须投靠二者之一；而且他的军民逾50万，军用民食皆需供应。当年二月份，崇祯帝召吴襄欲调吴三桂入卫京师时，其麾下一军已缺饷14个月了。李自成给吴三桂军送去4万两犒军银，正是求之不得之事。清军远在关外，吴三桂负责守卫的宁远城打了十几年都没攻下。两相比较之下，吴三桂自然选择了李自成。
然而，吴三桂率军行至途中，又突然变卦了，这可不是小事，实是吴三桂又来了个第二次选择。同前次不一样，此时不是二者选择其一，而是只有一条道路可走。《小腆纪年附考》说：吴三桂到达滦州时，“途遇其父妾某与一逃奴偕，问曰：‘吾家无恙乎？’曰：‘籍之矣。’‘吾父无恙乎？’曰：‘拘絷矣。’三桂沉吟久之，厉声曰：‘我那人亦无恙乎？’那人者，爱姬陈圆圆也。三桂以千金得之某戚家，以边事急，留之京师，为伪权将军刘宗敏所得。奴不能隐，曰：‘籍之矣。’三桂抵几于地，须髯奋张曰：‘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以生为！’叱左右斩来使。”
刘健《庭闻录》和清朝所编纂的史书大都突出强调陈圆圆对吴三桂起兵反对李自成的绝对作用。然而康熙年间或更早一些的记载却根本没有提到陈圆圆一事，而把主要原因归结于吴襄被掠。请看《流寇志》记载：
（吴三桂）至永平，遇父襄苍头与一姬连骑东奔，惊问之，而襄姬与苍头通，乘乱窃而逃，诡对三桂曰：“老将军被收，一门皆为卤，独与姬得脱，东归报将军，将军速为计。”三桂乃翻然走山海，拥兵自守，使人乞师，共击贼也。
就是说，是吴襄的仆人报告了吴家被抄家的情况促使吴三桂决裂李自成的。
《明季北略》作者叙述吴三桂请兵始末曰：“自成入京，刘宗敏系吴襄，索沅不得，拷掠酷甚。三桂闻之，益募兵七千。三月二十七日，将自成守边兵二万尽行砍杀，止余三十二人，贼将负重伤逃归，三桂遂居山海关。”该书成于清康熙十年（1670年），此时吴三桂尚未叛清，记载此事较为客观，而其中说是刘宗敏没得到陈圆圆，对吴襄严刑拷打，是吴三桂与李自成反目的原因。
现存上海图书馆的一份清顺治元年（1644年）的塘报恐怕最接近史实真相，今引之如下：
为塘报事，据辽东海州卫生员张世珩报称：闯贼于三月（下残损四五字），三桂差人进北京打探老总兵、圣上消息。有闯贼在北京捉拿勋戚文武大臣，拷打要银，将吴总兵父吴襄囗打要银，止凑银五千两，已交入。吴襄打发旗鼓傅海山，将京中一应大事，一一诉禀，吴老总兵已受闯贼刑法将死。吴总兵闻之，不胜发竖，言君父之仇，必以死报。赵士锦：《甲申纪事？附录》，中华书局，1959。
综合上述所有记载，不难看出，是李自成在北京城的种种失误把吴三桂逼向了其对立面。吴三桂长期守卫边关，和大顺政权没有什么接触，他虽然决定投降李自成，但肯定要派人进北京了解情况的，了解的结果竟是大批官员被拷掠追赃，连自己的父亲也被拷打到快要死了的地步，证明投靠大顺政权根本不可能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前往北京城无疑是自投罗网。吴三桂和许多部下在关外都是有“数百金庄田”《小腆纪年附考》上册，62页。的大地主，现在他们的主帅吴三桂连自己的父亲性命和家产都保不住，就更谈不上保护他们在关外的土地财产了，所以吴三桂振臂一呼，群起响应，立即回军占领了山海关。
三月二十七日，吴三桂从大顺军手中夺回山海关后，下令收拢关外宁远、沙后所等地汉民速移山海关内各州县驻扎，准备抵抗大顺军。
风云人物是是非非的吴三桂（3）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说，四月初四，李自成听到唐通报告吴三桂占领山海关的消息，即下令释放吴襄，“宥而晏之”，令吴襄写信招降吴三桂。“吴襄书达三桂，并不言被夹，而赍书人误传已夹，三桂大痛愤，以道里日期计襄必死矣。”于是回书拒绝。四月十三日，李自成偕刘宗敏等将领率大顺军20万东征吴三桂。吴三桂估计自己的实力不是大顺军的对手，派副将杨⒂位鞴屏樾畔蚯宄笤Ｋ脑率迦眨窃谖毯蟮厍龅搅饲寰萁涣宋馊鸬那笤牛派纤担骸 �
三桂初蒙我先帝拔擢，以蚊负之身，荷辽东总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义，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谊，谅王亦知之。今我国以宁远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弃宁远而镇山海，思欲坚守东陲，而巩固京师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阙，以彼狗偷乌合之众，何能成事？但京城人心不固，奸党开门纳款，先帝不幸，九庙灰烬。今贼首僭称尊号，掳掠妇女财帛，罪恶已极，诚赤眉、绿林、黄巢、禄山之流，天人共愤，众志已离，其败可立而待也。我国积德累仁，讴恩未泯，各省宗室，如晋文公、汉光武之中兴者，容或有之。远近已起义兵，羽檄交驰，山左江北，密如星布。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恻然念之，而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除暴剪恶，大顺也；拯危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寇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本宜上疏于北朝皇帝，但未悉北朝之礼，不敢轻渎圣聪，乞王转奏。《清世祖实录》，卷4，13~14页。
我们从这封书信中，应当注意的是：在1644年吴三桂曾做过第二次选择，就是联合清朝消灭农民军，恢复明朝的统治。不管后来人分析说他是故作姿态，还是作为讨价还价的条件，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清军毕竟没有兵临城下，如果吴三桂不主动请兵，清军会绕过山海关长城，而从蒙古地区进入关内，清军的行军路线原本如此。从大顺军同明军周遇吉部于代州和宁武关发生的两次激战来看，要战胜吴三桂也绝非易事。故吴三桂在信中着重说明联合消灭农民军的条件“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诱以“流寇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宣传明朝各地义兵“羽檄交驰”，“密如星布”，有能力像历史上晋文公、光武帝那样中兴国家，而声称他本人遵循“春秋”之义，“交不越境”，与清朝没任何联系，因而完全不存在投降的打算。以前皇太极两次致书吴三桂，吴都没有给予答复，也是事实。
清军统帅多尔衮从吴三桂来信中意识到战场形势发生了非常有利于清朝方面的变化，立即命令清军改变原定行军计划，向山海关方向前进。而多尔衮在回信中，毫不理会吴三桂的借兵之说，明确要求吴三桂率众来归，以“晋为藩王”作报答。吴三桂得报，再次派郭云龙致书多尔衮，仍坚持借兵的立场。
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救民伐暴，扶弱除强，义声震天地。其所以相助者，实为我先帝，而三桂之感戴，犹其小也。三桂承王谕，即发精锐于山海以西要处，诱贼速来。今贼亲率党羽，蚁聚永平一带，此乃自投陷阱，而天意从可知矣。今三桂已悉简精锐，以图相机剿灭。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夹攻，逆贼可擒，京东西可传檄而定也。又仁义之师，首重安民，所发檄文，最为严切，更祈令大军秋毫无犯，则民心服而财土亦得，何事不成哉！《清世祖实录》，卷4，15~16页。
吴三桂同多尔衮一样，没有理会对手的要求，只希望清军快速赶到，使两方的关系蒙上迷雾，莫知根底，进入一个十分微妙的阶段。多尔衮和阿济格、多铎都很敏感，对吴三桂的行动疑窦丛生，认为：“岂三桂知我南来，故设此诱耶？且吾尝三围彼都，不能遽克，自成一举破之，其智勇必有过人者。今统大众亲至，志不在小，得毋乘战胜精甲，有窥辽之意乎？”《明季北略》，卷20，“吴三桂请兵始末”。清军遂顿兵不进，驻营于欢喜岭，高张旗帜，休息士卒。随军的朝鲜人记载，由于摸不清吴三桂的真实意图，“清兵披甲戒严，夜半移阵，骈阗之声，四面沓至，关上炮声，夜深不止”。形势十分紧张，“其危怖之状有不可言”《沈馆录》，卷7，13页。
吴三桂为形势所迫，投降清朝。吴三桂知清兵来到关前，急派使者请清兵入关，多尔衮不敢相信，“三桂遣使者相望于道，凡往返八次，而全军始至，共十四万骑。三桂知清兵已在关外，遂突围出外城，驰入清壁中见九王，称臣，遂髡其首，以白马祭天，乌牛祭地，歃血斩衣，折箭为誓。三桂为前锋，九王总重兵居后队。英王张左翼，统二万骑，从西水关入；裕王张右翼，亦统二万骑，从东水关入。于是三桂复入关，尽髡其民，开关延敌”《明季北略》，卷20，“吴三桂请兵始末”。据此，双方是经历了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云雾识破，虚实已明，吴三桂才同意投降的。对吴三桂来说，前有20万大顺军，后有14万清兵，任何一方都是他的劲敌，“三桂权两敌之间，不如东会，遂往迎降”《甲申核真略》，34页。
清军受降后进入山海关城，多尔衮仍不肯相信吴三桂，所以先让吴三桂军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