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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失德挽狂澜于既倒（3）
福王知大局难以更改，反而愈加辞让。他十分诚恳地表示：人生以忠孝为本，现在大仇未报，是不能事君以忠；父亲惨死，母亲失散，是不能事亲以孝，因此绝对不能即位监国，一边说还一边流着鼻涕眼泪。他又说：崇祯帝的三个儿子，即太子和永、定两王，目前在大顺军手中，可以想办法救他们。桂王、惠王、瑞王都是我的叔叔，先生们应该择贤而立。福王这些话貌似出自肺腑之言，实际上虚伪至极！他明知朝中相当一部分人主张择贤迎立潞王，他本人从洛阳逃跑时还依附过潞王，但他却举出远在两广和四川的桂、惠、瑞三王，偏偏忘掉了已在江南的潞王，真是欲盖弥彰！而当南京礼部派人到江北仪真迎接他时，“王得启即行”，恨不能插翅飞到江南。文武官员们当然也知道他是故作姿态，免不了再走走过场，劝进一番，福王看火候已到，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下来了。
五月初三，福王颁发了监国诏书如下：
我国家二祖开天，昭宣鸿烈；列宗缵绪，累积深仁。历今二百七十余年。民自高曾以逮孙子，世享太平，代受亨育。其在大行皇帝，躬行节俭，励志忧勤，宵旰十有七载，力图剿寇安民。昊天不吊，寇虐日猖，震惊官阙，龙驭升遐，呜呼恸哉！贼屠戮我臣工，杀掠我百姓，滔天之恶，盖载不容，神人共愤。孤避乱江淮，惊闻凶讣，既痛社稷之坠，益激父母之仇，矢不俱生，志图必报。然度德量力，徘徊未堪，终夜拊膺，悲泣永叹！乃兹臣庶，敬求来迎，谓倡义不可无主，神器不可久虚，因序谬擢，连章劝进。固辞未获，勉狥舆情，于崇祯十七年五月初三日暂受监国之号，朝见臣民于南都。孤夙夜兢兢，惟思迅扫妖氛，廓清大难，上慰在天，下对四海，忠孝之道，庶几无负。祈深愆，敢不僇力。德凉任重，如坠谷渊；同仇是助，赖尔臣民，其与天下更始，可大赦天下。呜呼！自有乾坤，鲜兹丧乱之祸；凡为臣子，谁无忠义之心！汉德可思，周命未改。惟尔臣民，尚其勖哉，匡予不迨！
诏中还列举了当时“所有应行事宜”30项。
同一天，福王还颁发了崇祯帝哀诏以上《流寇志》，卷12，194页；又可参见《爝火录》上册，文字稍异。，要求明朝官员军民于哀诏到日，在本地哭临三日，以尽哀思。为崇祯帝发丧就完成了称帝的铺垫。
五月十五日，福王再次诏告天下，“即皇帝位于南都”，“其以明年为弘光元年，与民更始，大赦天下”。《明季南略》，卷1，“弘光登极诏”。
弘光政权的建立，使北方地区上自明朝官员，下至普通民众看到了国家统一的一线曙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弘光帝根本不想恢复中原，而是打定主意偏安江南。他不仅未能利用可乘之机收复唾手可得的山东、河南地区，而且连长江天堑都轻易地失守了，不到一年多的工夫，以他为首的小朝廷就土崩瓦解了。
弘光失德马士英的专权（1）
提起南明弘光政权，人们自然想到一个人，这就是马士英。从弘光政权的建立，到弘光政权的灭亡，特别是在这个政权存在的短短一年间，马士英无处不在，而且一直起着极坏的作用。弘光政权灭亡后，清兵处决马士英，将其“寸脔之”。张岱以“石匮书”的名义说：“马士英弄巧成拙，欲用阮大铖，而反为大铖所用，亡我宗社，肉其足食乎。”张岱：《石匮书后集》，卷48，283页。在《明史》中，马士英与阮大铖都被列为“奸臣传”《明史？马士英传、阮大铖传》，卷308。，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马士英既然在1644年有充分的表演，与弘光政权的兴亡又如此关系重大，实在有必要将其来龙去脉公诸于世。
马士英，字瑶草，贵州府贵阳人。据《明季南略》记载：马士英原籍广西梧州府藤县，“与袁崇焕同里，居北门街，又同辛卯年生。士英本姓李，年五岁，为贩槟榔客马姓者螟蛉而去，故从其姓”。该书作者计六奇还说，明末，他的同乡人曾亲眼看见马士英于藤县建的牌坊《明季南略》，卷1，“诸臣升迁推用”。联系袁崇焕而突出其同里，为的是显示“忠”、“奸”对照。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马士英到北京参加会试，结识了休宁人阮大铖，这又表明马、阮同为一丘之貉。三年后马士英中进士，授官南京户部主事。天启时，历官郎中、知府。崇祯三年（1630年）迁山西阳和道副使，寻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他在官场算是一帆风顺，但他刚任职宣府巡抚，就动用公帑银数千两贿赂朝中权贵，被镇守太监王坤揭发，受到革职充军的处分《明史？马士英传》，卷308。当他辗转来到南京时，遇到了早年故友阮大铖。阮氏因依附阉党魏忠贤失职久废，为逃避农民军至此。两个老朋友相见，加上处境略同，格外亲切。阮大铖为人机敏狡猾，有才藻，向大学士周延儒行贿谋求复职，周延儒表示阮大铖名列崇祯帝定立的魏忠贤逆案之中，难以通融，阮大铖不甘心白费银两，就推荐了好友马士英。崇祯十五年（1642年）六月，凤阳总督高斗先因失陷五城被革职下狱，周延儒利用这个机会，推举马士英当上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凤等处军务，“时流寇充斥，（马）士英捍御数有功”《明史？马士英传》，卷308。
甲申之变，崇祯自杀，南京拟建新朝，马士英与阮大铖视福王为“奇货”，为其称帝起了关键作用。《石匮书后集？马士英、阮大铖传》，卷48。时东林党人前礼部侍郎钱谦益、兵部侍郎吕大器主张拥立潞王。“前山东按察使佥事雷祚、礼部员外郎周镳往来游说。时（马）士英督师庐、凤，独以为不可，密与操江诚意伯刘孔昭，总兵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等结，而公致书于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史可法，言伦序亲贤，无如福王。可法意未决。及廷臣集议，吏科给事中李沾探士英指，面折（吕）大器。士英亦自庐、凤拥兵迎福王至江上，诸大臣乃不敢言。王之立，士英力也。”《明史？马士英传》，卷308。
马士英武装入阁。福王监国，南京官员们廷议内阁人选，诚意伯刘孔昭毛遂自荐，企图控制内阁，史可法以明朝祖制“勋臣不入内阁”将其否定。刘孔昭乃推举马士英，“于是进士英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与（史）可法及户部尚书高弘图并命，士英仍督师凤阳”《明史？马士英传》，卷308。这时的马士英虽为东阁大学士，实际仍在外地，并未入朝。马士英拥戴福王，就是为了以此操纵朝政，听说他自己被排斥政府之外，不由勃然大怒。他指使高杰、刘泽清致书史可法，逼迫史可法渡江北上督师，又上书奏称史可法以“七不可”（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明史？史可法传》，卷274。反对立福王，随率领部下士兵乘坐1200艘船经淮河入长江进入南京城，把弘光政权控制在自己手里。
史可法江北督师。马士英入朝后，到处宣传说：“吾在军中久，年且老，筋力惫矣，无能为也。史公任岩疆，屡建奇绩。高杰兵非史公莫能控制者。淮南士民仰史公盛德，不啻如神明慈父，今日督师之任，舍史公其谁？”表面上是自谦无能，实际是企图把史可法排挤出朝。而那时的确存在江北四镇武将飞扬跋扈，难以控制，特别是高杰纵兵于扬州城外大肆掳掠之事，故史可法毅然表示：“东西南北，惟公所使。吾敢惜顶踵，私尺寸，坠军实而长寇仇？愿受命！”吴县生员卢谓率太学生上书反对任命史可法出外督师，称“秦桧在内，而李纲在外，宋终北辕”戴名世：《乙酉扬州城守纪略》，载《东南纪事》，24页，上海书店。当时士民上书挽留史可法的人很多，有一份奏疏上签名的人达305名，言辞恳切，皆不听《史可法别传》，见《史可法集》，151页。
马士英入南京和史可法出外，是弘光政权兴亡的一大转折。正如卢泾材等在合疏恳留史可法中所说：“伏见陛下初临监国，首擢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授东阁大学士，仍管部务，群心踊跃，万姓欢呼，咸颂陛下知人善任，远追尧舜则哲之明；用人求旧，近鉴元老壮猷之绩。既畀之以调元赞化之职，仍责之以诘戎奋武之能，此真圣明大度，神武嘿成之事也。诚以枢臣史可法冰心铁骨，浩气清思，仰望系南北之障，固其练事之所至，亦其积威之所成。”其中固然有些溢美夸张之处，但史可法为官清廉，在江南地区特别是明南京政府中威信很高，确为事实，就像疏中说的那样，“今陛下奠安南服，则情形敏练之熟，无逾可法；鼓锐北征，则庙堂筹划之能，无通可法；诸将之所素服，逆贼之所素畏，亦无逾可法。”卢泾材等反对史可法离开南京出外督师的理由是：“虽淮扬为南都门户，毕竟朝廷是天下本根，若可法在朝，则出师命将，直可取燕云而复帝都；固本安民，奚但保江南而全半壁？盖以淮扬虽急，宜别命一督臣，使可法从中调度，则兵饷有着着应手之模；万一可法自行，则虽身任督师，而中枢已更成局，则战守有事事纷更之渐。虽后起必有善图，而前功不无少变，机会一失，则局面尽移。此江南士民所以奔走号呼，不能不向圣明哀吁者也。”《爝火录》上册，162~163页。卢氏等人挽留史可法，是希望史可法留在朝中辅佐弘光帝完成中兴大业，他们怎知道弘光帝非但无意恢复中原，且连朝政都懒得过问，把国家大事完全交给马士英了。
马士英入阁辅政，首先提出“大计四款”，作为优先处理的头等政务。这四件大事是：“一、圣母流离，可密谕高杰部将卫迎。二、皇考追尊位号，迁梓宫南来。三、皇子未生，即敕慎选淑女。四、诸藩失国，恐有奸宄挟之，不利社稷，宜迎置京师。”《明季南略》，卷1，“五月甲乙纪”。马士英要办的四件大事，第一件是为弘光帝寻找走失的老母；第二件是为弘光帝的父亲，即被李自成农民军处死的福王朱常洵上尊号，想办法将其棺木迁到南方；第三条是借弘光帝无子嗣为由，大选宫女，以满足其淫欲；第四条是把那些失去封地的藩王监视起来，避免被他人拥立为帝的事情发生。四件大事没有一条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要害就是拍弘光帝的马屁，以固其宠。
弘光失德马士英的专权（2）
阮大铖东山再起，马士英出了大力气，历史上常常马阮合称。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安徽休宁人（另说为桐城人）。万历四十四（1616年）年进士，天启初年由行人擢给事中，因丁忧回籍，同乡人左光斗为御史闻名于朝廷，阮大铖遂相结交。天启四年（1624年）春，吏科给事中缺出，按选官次序本应由阮大铖补任。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左副都御史杨涟等东林党人认为阮大铖“轻躁不可任”，准备用东林党人魏大中任此职。阮大铖到北京后，改任工科给事中，他因此“与杨左为仇”《石匮书后集》，卷48，279页。，转而投靠宦官，“大铖自是附魏忠贤，与霍维华、杨维垣、倪文焕为死友，造《百官图》，因文焕达诸忠贤。然畏东林攻己，未一月遽请急归”。阮大铖工于心计，等魏忠贤杀害杨涟、左光斗之事结束后，他才回到北京，以示与自己无关。他还考虑到魏忠贤作恶多端不得长久，所以每次去拜谒魏忠贤，出来时用重金贿赂看门人，还给他的名帖。这样魏忠贤被惩治时，就找不到他与之勾结的证据。尽管他机关算尽，崇祯二年（1629年），崇祯帝清算魏忠贤的党羽，定从逆案（依附魏忠贤），阮大铖列名其中，“论赎徙为民，终庄烈帝（崇祯帝）世，废斥十七年，郁郁不得志”《明史？马士英、阮大铖传》，卷308。明末农民起义发生时，阮大铖正避居南京，认为这是一个复起的好机会。于是他致力于招纳游侠，整天谈兵论剑，“觊从边才召”。当时金坛人周镳、无锡人顾杲、长洲人杨廷枢、贵池人吴应箕、芜湖人沈士柱、宜兴人陈贞慧、余姚人黄宗羲、鄞县人万泰等复社名流，正聚会南京议论国事。阮大铖的活动受到复社士人的怀疑，认为他可能勾结农民军做内应，由周镳等人发起，共140余人签名刊刻了《留都防乱公揭》，要求地方官驱逐阮大铖。阮大铖指使其心腹收买《留都防乱公揭》，“愈收而布愈广，大铖惧，始闭门谢客”《小腆纪年附考》上册，191~192页。经此事件，阮大铖与东林人士积怨更深了。
六月初六，马士英奏：“冒罪特举知兵之臣阮大铖，当赦其往罪，即补臣部右侍郎。”又言：“臣至浦口，与诸臣面商定策，大铖从山中致书于臣及操江刘孔昭，戒以力扫邪谋，坚持伦序，臣甚韪之。”马士英还说，阮大铖从逆并无实迹，抄魏忠贤家没有阮大铖名帖可为明证。弘光帝听说阮大铖有定策拥戴之功，立即予以恩准，马士英趁高弘图出外催督漕粮之机，“即自拟旨，赐冠带陛见”《明季南略》，卷1，“马士英特举阮大铖”。
阮大铖冠带入朝，立即引发了一场风暴。有东林党背景的大臣们认为阮大铖的起用，意味着崇祯帝亲手御定的逆案被全部推翻，阉党重获信用，东林党人再次面临受迫害的境地。大学士姜曰广，侍郎吕大器，太仆少卿万元吉，府承郭维经，给事中罗万象、陈子龙，御史陈良弼、王孙蕃、米寿图、周延泰、左光先，郎中尹民兴，怀远侯常延龄等人，交章弹劾阮大铖系逆案巨魁，“不可召”，非东林党出身的大学士高弘图则“力言逆案不可翻”，“于是一呼百和，众论沸腾，遂群起而攻之矣”《爝火录》上册，215页。
大学士姜曰广疏言：
前见文武交竞，既惭无术调和；近睹逆案忽翻，又愧不能寝弭。遂弃先帝十七年之定力，反陛下数日前之明诏。臣请以前事言之。臣观先帝之善政虽多，而以坚持逆案为尤美；先帝之害政间有，而以频出口宣为乱阶。用阁臣内传矣，用部臣勋臣内传矣，用大将用言官内传矣。而所得阁臣，则淫贪巧猾之周延儒也，逢君朘民奸险刻毒之温体仁、杨嗣昌也，偷生从贼之魏藻德也；所得部臣，则阴邪贪狡之王永光、陈新甲；所得勋臣，则力阻南迁尽撤守御狂稚之李国祯；所得大将，则纨绔支离之王朴、倪宠；所得言官，则贪横无赖之史、陈启新也。凡此皆力排众议，简自中旨，后效可睹。《明史？姜曰广传》，卷274。
姜曰广在奏疏中赞扬崇祯帝坚持逆案为最大善政，而在用人上犯了一连串错误，其中包括信用权奸，“简自中旨”，视为害政，暗示起用阮大铖就是推翻逆案，为宦官专权之先河。
户科给事中罗万象疏言：
辅臣荐用大铖，或以愧世之无知兵者。然而大铖实未知兵，恐《燕子笺》、《春灯谜》未见枕上之《阴符》，而袖中之《黄石》也。伏望许其陛见，以成辅臣吐握之意；禁其复用，以杜邪人觊觎之端。《明季南略》，卷1，“马士英特举阮大铖”。
应天府丞兼御史郭维经疏言：
案定先帝之手，今实录应修，若将此案抹杀不书，则赫赫英灵恐有余恫，非陛下所以待先帝；若书之，而与今日起用大铖对照，则显显令旨未免少愆，并非辅臣所以爱陛下也。惟念陛下爱祖宗之法，因爱先帝，并爱先帝之丝纶。《爝火录》上册，215页。
兵部侍郎吕大器则把锋芒直接对准马士英，他在奏疏中说：“先帝血肉未寒，爰书凛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顾，请用大铖，不惟视吏部如刍狗，抑且视陛下为弁髦。”又说：“近年温（体仁）、周（延儒）擅权，老成凋谢，一时庸奸偾事，中原陆沉。皇上中兴，一时云蒸霞起，不意马士英浊乱朝政。夫士英非以贿败问遣，借途知兵，而为凤督哉！乃挟重兵入朝，颜政地。南国从来蔼蔼，一唆拨而殿陛喑哑叱咤，藐至尊为赘旒矣。逆案一书，先帝定为乱贼大防，而士英拉大铖于尊前，径授司马，布立私人。越其杰、杨文骢等，有何劳绩，倏而尚书宫保内阁，倏而金吾世荫也。”《明季南略》，卷1，“马士英特举阮大铖”。
这份奏疏已不单是反对起用阮大铖的问题，而是明确指出了马士英把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