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天鼓已鸣大清从东方崛起（5）
明朝经此一战，精兵良将丧失殆尽，被迫与清王朝议和。战后，皇太极十分高兴地对众将说：“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朕今不取关外四城，岂能即克山海？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清太宗实录》，卷62，14~15页。皇太极之英明就在于他能于胜利即将在握的情况下，更加重视招抚明朝降官降将。松锦战后，明军统帅洪承畴被俘投降，皇太极大加赏赉，亲自设宴款待，引起其他八旗将领的不满。皇太极问诸将：“吾曹栉风沐雨数十年，将欲何为？”诸将回答：“欲得中原耳。”于是，皇太极笑着说：“譬诸行道，吾等皆瞽。今获一导者，吾安得不乐？”《清史稿？洪承畴传》，卷237。遗憾的是皇太极死得过早，而未能亲自实现夺取中原的夙愿。
北京决战李闯王率军进京（1）
1644年，中国北方几乎在一条线上的三大政治势力展开了生死存亡的大决战。这三大政治势力就是北京东边的大清、中间的大明、西边的大顺，决战的高峰和结果当然视其是否在北京立足。有趣的是，三大势力的决战，始终没有形成二对一，而是一对一，分成了先后两次。第一次大决战是西边的大顺与中间的大明，东边的大清基本上是坐山观虎斗。
大顺与大明的决战结果是大明失败灭亡，对此，历史上有诸多记载和评论。细枝末节各有差异，但较为一致的是同情或惋惜明朝被战败，以致灭亡；并认为即使如此，也不意味着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势力强大，不过是明朝自身缺乏如张良、陈平一样的治国谋臣和李靖、郭子仪一样勇敢善战的猛将。对崇祯帝则固然知其救亡乏术，却坚持认为他非亡国之君。持此论之代表仍以正史中的《明史》最为明显，如说：
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抡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明史？流贼传》，卷309。
这种评论有一定根据，所讲道理也有对的地方，对就对在说明朝的灭亡，有它自身的内在原因；但是很不全面，主要是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存有偏见，不愿承认农民军的力量也足以致明朝于死地。论者以为作如是观，才能表现出自己的严正立场，那就是农民在封建社会里永远不要造反，他们不可能成为推翻封建国家的强大势力。实际这是一种封建统治者固有的对农民起义的蔑视，早已被历史事实所否定。
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拥有马兵60万，步兵40万，力量不可谓小，从军事力量来看，投入实在不少。但李自成虽已建国立业，并不就此安营扎寨，他只把在西安的这一切举措当作继续作战的组成部分，让政权服从军事，不改“流寇主义”的积习。
大顺永昌元年（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建国之后所发诏书，指斥明朝之黑暗腐朽，即发出了新的战斗号角。信息传到北京，明朝统治集团内部反应极为强烈。首先是崇祯已感到大难临头，惊叹：
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亲决一战，身死沙场无恨，但死不瞑目耳。
崇祯帝说完此话，痛哭流涕，随之内阁大学士陈演、蒋德璟等请求代替皇帝出征，皆未得许。《明史？李建泰传》，卷253。其次是正月初三，左中允李明睿应召于德政殿，崇祯问他“御寇急策”。这位近侍屏去左右，神秘地向皇帝进献南迁之策。他说：“臣自蒙召以来，探听贼信颇恶，今且近逼畿甸，此诚危急存亡之秋，只有南迁一策，可缓目前之急。”乍一听，崇祯未透露自己真情，故作姿态，宣称：“此事重大，未可易言。”边说边以手指天，然后补充说：“上天未知如何？”明睿继续劝慰：“天命微密，当内断圣心，勿致噬脐之忧。”坦率地告诉他，不必管什么上天，只有您自己决定了。崇祯帝环顾周围无人，说实话了：“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南迁之议就此暂时放下了，不久曾一度再提，由于有人反对，终于永未实行。参见《平寇志》，卷8；《明季北略》，卷20，“李明睿议南迁”。
复次，作为对李自成由西安进逼北京的反应，是李建泰自请督师。建泰，山西人，家赀富厚，李自成农民军向山西逼近时，他恐怕家乡受害，认为可以输财佐军，早存亲自督师之志。当崇祯帝正为自成逼得无可奈何之时，他向皇帝提出申请：“臣家曲沃，愿出私财饷军，不烦官帑，请提师以西。”崇祯帝见建泰此举不胜高兴，一再慰勉，答应：“卿若行，朕仿古推毂礼。”建泰要求卫桢复为御史，凌授职方主事，二人并监军；参将郭中杰升为副总兵，领中军事；派进士石嶐联络延、宁、甘、固人士疆场立功。崇祯帝一一表示同意。给李建泰本人加上兵部尚书的官衔，赐尚方宝剑，便宜从事。《明史？李建泰传》，卷253；《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李建泰申请之言称“臣家在平阳，愿以家财佐军，可资万人数月之粮，请提兵急行”。与《明史》文字互异。
李自成从西安向北京的进军，大体有几个步骤，即先造舆论，发出一纸通牒，派人转送，约明军决战。此牒于正月初十传到京师，明朝兵部以为有诈，杀了执牒者，于防务并未加注意。继之，李自成派出大军起行，由刘宗敏、李过率领的两万为前锋，所过皆胜。李自成得到报告，认为可以长驱直进，便留下很少的文官和武将守西安，亲自率领50万马步兵与诸将渡河，攻占河东、河津、稷山、荥河、临晋、绛州，一路得手。
明军无力抵抗来势凶猛的农民起义大军。正月二十六日，崇祯帝为李建泰举行遣将礼，驸马都尉万炜以特牲告太庙。中午，崇祯帝登上正阳门楼，卫士东西排列，自午门至城外，旌旗甲仗甚盛，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营文武大臣皆侍立，鸿胪赞礼，御史纠仪。设御宴，崇祯帝手握金卮三次为建泰酌酒。出手敕称之为“代朕亲征”。建泰辞行，皇帝又目送而往。如此隆重的举动，却不过是虚张声势，李建泰面临的是“兵食并绌”，麾下之师只有500人。刚一出都，就听到他的家乡曲沃已被农民军攻下，万贯家资皆非所有，惊怛而病。每天行30里，士卒道中多逃亡。至保定，遇到农民军先锋部队来逼，真正要打了，又不敢前进了，只得入城屯住。转眼之间，城也不守，建泰自刎未死，当了俘虏，一场滑稽戏就此落下了帷幕。《明史？李建泰传》，卷253。
太原之战是李自成东进中重要一役。李自成大军主力渡河既于二月初三下汾州，就把太原作为进攻目标。先是山西巡抚蔡懋德闻义军东指，急出3000兵与百万义师相抗，如卵击石，而太原明军惶惶不可终日，晋王朱求桂手檄懋德还守太原。蔡懋德一撤，李自成便乘虚而进，连下河津、平阳，山西大部易主。懋德于太原誓师，当着官吏军民的面，只知哭，一个人哭引来大众皆哭。二月初五，自成军兵临太原城下，懋德遣部将牛勇、朱孔训、王永魁等出战，一败涂地，再调部将张雄守大南门，雄已出城投降农民军了。七日，农民军登上太原城，懋德欲自杀，先遣人送《遗表》至京师。中军应时盛请下城巷战，懋德见无望取胜，急呼“上马”。义军已满城，经过巷战，明守太原文武官将或战死，或自刎，总计46人；晋王朱求桂也被执。义军遣官赴山西、河南所占州县赴任。“士民苦征输，乘乱逐伪官，焚香迎贼如狂。”《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313页。
北京决战李闯王率军进京（2）
周遇吉是明将中对抗农民军最顽强的一员。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向山西时，他作为总兵官，设防河上。七日太原失守，遇吉于代州遏农民军北进，连续交锋，多有斩获，至粮尽援绝，退保宁武关。农民军跟踪追击，“大呼五日不降者屠其城”。周遇吉以对明朝的愚忠，四面发炮，进行顽抗，农民军被杀上万人，他自己也陷入绝境，火药将尽，外围转急。无奈于城内设伏，出弱卒引诱义军，又杀数千人。义军以炮还炮，城圮复完。李自成采用更番进攻策略，“前队死，后复继”，明军力尽，义军入城，周遇吉又经过巷战，马蹶，徒步跳荡，身被矢如猬，终于为义军所执，将其处死。《明史？周遇吉传》，卷268。宁武关之战，歼灭周遇吉部，显示了农民军无论在兵员数量上，或战斗力上，都拥有强大的优势。此胜虽经过苦战，但对其他明军产生了很大影响。大同总兵姜瓖、宣府总兵王承胤暗中派人向李自成联络投降。
三月初二，大顺军进至大同城下，城中代王朱传和巡抚卫景瑗图谋抵抗。姜瓖对众人扬言说：卫景瑗是陕西人，和李自成是同乡，打算投降。代王因此怀疑卫景瑗，加上这位巡抚大人有足疾，行动不便，守城之任委姜瓖主之。姜瓖乘机打开城门，大顺军一拥而入，杀死了代王。李天根：《爝火录》上册，13页。大顺军向阳和进发，明阳和兵备道于重华出城十里迎降，城里人备牛酒欢迎大顺军，遂长驱至宣府城下。明宣府巡抚朱之冯登上城楼，召集将吏筹划抵抗，竟无人理睬。可笑的是，朱之冯还想悬赏守城，令士兵发红夷大炮轰击大顺军，周围的士兵一齐跪下叩头道：“愿中丞听军民纳款，全一城性命。”朱之冯无可奈何，自杀了事，镇守太监杜勋和总兵王承胤早已争先投降了大顺军。《小腆纪年附考》上册，86页。
大顺军破关斩将，有战斗力也有威慑力，三月十五日，大顺军进抵居庸关，守关总兵唐通、镇守太监杜之秩举关投降。大顺军进入京畿地区，次日占领昌平，十七日前进至北京平则门下。与李自成主力军相配合的刘芳亮部，自山西潞安东进，攻下彰德、真定、大名、广平等府，沿途明军望风而逃。
北京决战崇祯帝吊死煤山（1）
历史上，事与愿违的例证很多，然而崇祯帝很可能是这类例证中最为典型的一例。即不但他自己一再宣称“朕非亡国之君”，很多同时代和后代的人也持此论，其结果却毫不含糊地用事实下了结论：崇祯帝是亡国之君。1644年阴历三月十九日凌晨，大顺军杀进北京城，崇祯帝走投无路，从紫禁城的北门出去，登上煤山的寿皇亭，在一棵树上吊死，结束了他17年的统治，277年的大明政权也宣告退出历史舞台。一个国家的灭亡和一个君主之死就这样结合起来了。
崇祯帝自视极高，他为帝17年，也确曾无时无刻不为挽救明王朝而竭尽其气力，光内阁大学士就任用了50人之多。然而，明王朝的统治江河日下，明王朝的两个对手农民军和清王朝都要置崇祯帝于死地。崇祯帝不甘心当亡国之君，气急败坏地抱怨大臣无能，“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流寇志》，卷9，150页。直到自杀时仍认力“皆诸臣之误朕也”，把亡国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由于他以身殉国，连其对手李自成和清王朝都给予很大的怜悯，遂使以后的学者不再指斥他的亡国之责。《明史》一句“庄烈非亡国之君”似成定论。
明朝为什么没有亡于好货的神宗和荒嬉的熹宗，而亡于“殚心求治”的崇祯帝，这的确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皇帝除了代表一个人外，更代表一种制度。除了皇帝本人外，有许多其他人可以借用皇帝制度发挥个人作用。如张居正和魏忠贤，一个利用皇帝行善，另一个利用皇帝作恶。崇祯帝是个自行其是的皇帝，他刚愎自用而又狐疑不决，独断专行又喜阿谀奉承，结果忠正者因耿直而被黜，小人则逢迎而得势。在大崩溃的甲申年，他的周围已不存在能使他信服又有能力解决危机的人。明朝并非没有这样的人，袁崇焕、卢象升、孙承宗、徐光启都称得上不世之才，最终或死于非命，或无用武之地。孙传庭、洪承畴也是罕见的军事家，而在崇祯帝的逼迫下，一丧命于李自成军，一降于清王朝。崇祯帝的阁臣们就剩下唯唯诺诺的陈演、魏藻德之辈，这完全是他咎由自取。
其实历史进入到甲申年初，对崇祯帝来说，还是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的。虽然明王朝被农民军和清王朝打得丢盔卸甲，体无完肤，但仍然控制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最富庶的江浙地区并没有被战争波及，明王朝可以调动的人力财力比其两个对手的总和还要多。在政治上，明朝统治阶级中的大大小小的官僚仍然效忠明政府。崇祯帝因战争的失败频频惩治大臣，文武百官们因政见不同争吵不休，但仍然同心协力维护封建统治，除了一些将领在战场上兵败投降外，明政府内部并没有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从军事上看，比农民军战斗力更强的八旗兵奋战几十年，始终未能逾山海关一步，连宁远城也没有打下来。这除了吴三桂指挥的“关宁铁骑”战斗力较强外，更在于明朝这棵大树根深蒂固，非一朝一夕就能连根拔掉。所以松锦战后，皇太极虽然得出“燕京可得”的论断，并没有打进山海关，而是继续派兵“四面纵略”，说明他认为灭亡明王朝的时机没有成熟。从经济上说，崇祯末年确实出现了巨大的财政困难，特别是军饷问题，而主要原因是江南财赋受战争影响运不进来。崇祯帝如果放弃北京，完全可以摆脱兵饷的困难而重建雄风，历史上唐玄宗入蜀，宋高宗南渡都使国祚得以延续，况且他的老祖宗在南京保留一整套政府机构。然而自负的崇祯帝是很瞧不起维持半壁河山的宋高宗等人，使其对南迁的问题，陷入矛盾状态。由于他的优柔寡断，举棋不定，丧失了一个又一个的机会，才演出了煤山自缢的悲剧。
这里不妨再回忆一番他与李明睿探讨南迁时的窘态。先是二人已经有了共识，正月初三的中午，崇祯帝又把李明睿召至御前，似乎很想继续研究南迁之事，然李明睿以为此事已定，没有提及，只笼统地谈了一些对时局的看法，虚荣的崇祯帝又不肯先提出此事，只好作罢。
当夜，崇祯帝第三次召见李明睿，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地发问：如果南迁，“谁可接济，途间用何等官领兵措饷，驻扎何地？”李明睿说：“济宁、淮安，俱要地，不可不设官，须择重臣领兵，预为之防。”崇祯帝为难地问：“此时兵在关门，大将俱在各边，调遣甚难，奈何？”李明睿回答：“近京八府尚可募（兵），皇上此行，京师须人料理，关门兵不可尽撤，各边大将不可轻调，惟在公侯伯及阁部文武大臣，试其能才，推毂而遣之。”李明睿还劝崇祯帝拿出皇家内帑作为兵饷，“内帑不可不发，除皇上服御外，一毫俱是长物，当发出犒军。若中途不足，区处甚难。留之大内，不过朽蠹。若先发出，一钱可当二钱之用，急时与人，万钱不抵一钱之费”。而崇祯帝不肯花费皇家金钱，仍想依靠户部筹措南迁费用，李明睿只好向他挑明：“今三空四尽，户部决难凑手，皇上为宗庙社稷计，决而行之。”崇祯帝表示完全同意，君臣二人谈到漏下二鼓始散。《流寇志》，卷9，136~137页。
就甲申年初的形势而言，李明睿的南迁之议不失为解救危局的良策。清王朝因皇太极之死明显缓和了对山海关明军的压力，而且明军在关外还保有宁远等城。李自成刚刚进入西安建国，还没有发兵展开攻势。崇祯帝有充分的时间，从容地退入南京，划江而守，把北京城留给大顺或清朝去争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李自成一打下北京，就意识到他面临着和清朝对阵的局面。通过一日三次召见李明睿的非常之举，证明崇祯决心南迁了，而口头上说什么“诸臣不从”，只是表面文章而已。他只不过是在等待文武百官们举朝一致要求南迁，好把放弃首都的责任留给臣下。然而他失望了，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