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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我心-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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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团以演出为生存。八十年代剧团的演出真叫一个频繁,我们象赶着大篷车到处游荡的吉普塞人,好象总也没有个头。由于演出劳务费的提高,大家的激情也随之高涨。我刚进黄梅戏剧团的时候,演出一场2毛钱、4毛钱,一块钱已经是比较好的了,大约从83年开始,有了承包制,演出费一下子涨到十快钱,实在是非常诱人。第一次巡回演出回来,竟然发现自己成了有钱人,钱夹里有五百元,这数字太惊人了。清楚的记得这五百元分别寄给了我妈和初恋男友的母亲,并特别在汇款单上注明是请她们买洗衣机(那时有半自动的)。 
随着演出越来越多,内心逐渐躁动不安。我由刚开始的兴奋、满足慢慢觉得平淡无趣,不断的重复,使我感到有些许疲倦。那时候,好象没有你想演或不想演这一说,只有让你演和不让你演的限制。我想歇歇,没有借口,更没有理由,内心随着演出的疲倦逐渐转为厌倦,一心想离开演出团体。为了达到目的,我干了两件荒唐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我把自己“失踪”了。借着我嗓子有点问题,便申请留在南京治疗,当时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段军医很有名,一个疗程结束后,我没有回队,而是跑到上海疯玩。那时没有手机,团里自然不知我的去向,我便塌实的呆在上海看越剧看沪剧看昆曲看电影,发现沪剧的现代戏总是排得很好,也非常欣赏茅善玉这个演员,还学会了沪剧《雷雨》中繁漪的几段唱腔。在上海看得最多的竟然是电影《天仙配》,严凤英先生的演唱一次次令我着迷,我也有最初的看热闹慢慢的体会到严凤英先生的表演唱腔的神韵。就这么逍遥着,终于,弄堂里喊有电话找,说心里话,我还是吓着了,害怕被团里开除。乖乖的,我又回到剧团所在的演出地。还好,领导见我安全回来,脸上已经没有了严厉而是笑呵呵的叫我晚上就演出,对我“失踪”二十多天只字不提,令我感动。戴罪立功,这一演便没完没了。 
第二件事就更离谱了,为了逃避从早到晚的演出,我和朋友说,真不想一直这么下去,无法继续演了。他说,不想演可以呀,除非你躺着不能动,仅仅感冒什么的是不行的,或者你瘸了,那你可以休息了。我一想,那就瘸吧,当天晚上,我洗脚的时候,一瓶开水浇到了脚上……瞬间红肿起泡。 
多狠哪,这不是自虐吗?难道我有自虐症?还好这样的事件仅此一次,够了。 
领导同事很心疼,给我买了很多消炎药,我得到应有的亲切关心,这场看似无心却是有意的表演并达到任何目的。我还得继续穿上驸马爷的靴子,神采奕奕的登上舞台。水疱烂在靴子里,沾着袜子揭不开……台上,我装摸作样,观众看不出一点痕迹,台下,我一瘸一簸,朋友背我回宿舍。这件事让我明白自己是多么愚蠢。如果说第一件事纯属年轻好玩的话,那第二件事,也让“那时我年轻”这个词来替代我无知极端的行为吧。 
冒充伤残的小插曲,给我带来了大痛苦,没几天人真病了。这就是老人们常说的惩罚。对我无知的惩罚也是对“冲动的惩罚”。记不清具体年月日,我们在湖北黄皮县演出。晚上,演出完《五女拜寿》,大家高兴的吃了夜宵便睡了。半夜,腹部隐隐作痛,一阵强似一阵,折腾到天亮。实在忍不住的爬起来,同室的人说:你脸色很难看。我说,我的肚子很难受。我坚持着去茅房,却发现小便解不出,疼痛让我站不起来,我想我病了。 
送进医院,我没有了任何矜持,大呼小叫,翻身打滚,汗,已经湿透内衣。所有的人被我痛苦的呐喊吸引,围了过来,医生护士病人家属,都可怜兮兮的看着我,不知所措,为了缓解我的疼痛,医生决定给我打一针,后来我才知道那让我慢慢平静的针叫“杜冷丁”。昏昏迷迷感觉领导同事不停的穿越我的病房,我无力睁开眼睛。傍晚,领导问我晚上能否坚持演出?我说:试试吧。就这样,又坚持了几场演出,领导决定送我回合肥检查治疗。   
三年日月浓如酒(3)   
从黄皮到武汉是要坐船的,船行至江中,我的病又犯了,小腹开始隐痛起来,汗珠一滴滴滚落,我也由轻轻呻吟变成不顾一切的大声呼喊,我不想活了。我只有这一个想法。在护送我的朋友怀里,我挣扎要跳江。那一刻,我真的想跳下去。我翻上栏杆的动作吓坏了同船的人,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轻生,纷纷帮助我的朋友把我从栏杆上拽了下来。隐约听见有人说,这么年轻的姑娘怎么要寻死呀?真想不开。 
不得已,我们中途下了船,在旅客们的指点下,找到就近的青山医院。看见医生我象看见救星,不顾一切的抓住医生的手,给我杜冷丁,快给我!医生震住了,同情的看着被疼痛扭曲的我的脸,给了我想要的。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原来活着还是好的,健康的活着更好。尝到了生不如死的滋味,我知道更加珍惜所有。 
后来我知道这是尿路结石,一个很小很小的只有绿豆那么大的石头,是可以疼死人的。 
难得一次排演新戏的机会,是1985年,那也是我在黄梅戏舞台上的再次转折,我主演了《孟姜女》。这部戏的唱腔是著名作曲家时白林先生自“文革”以后最得力的作品。当年时先生与严凤英、王少舫等人合作了家喻户晓的《天仙配》、《女驸马》。时先生在《孟姜女》这部戏的音乐上做了大胆尝试和创新,吸收了大量的其他地方戏音乐以及民歌素材,特别是加强了音域的宽度,全剧最后一段孟姜女哭长城,音域写到两个八度,这在黄梅戏历史上是第一次,弥补了黄梅戏音乐在力度上表现不足的缺陷,《孟姜女》这部戏,让我受益匪浅,使我由纯模仿逐渐演变成自己的风格,发挥自己的嗓音特长,展现自己高音区亮丽的优势。《孟姜女》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尤其是音乐,观众认同了时白林先生的大胆尝试,也接受了我由严派风格的转变,《孟姜女》的唱腔也由此成了黄梅戏学校的教材,多数参赛选手的首选作品。1993年,在时白林先生的作品音乐会上,我们还把《孟姜女》作为清唱剧进行了成功地尝试。 
虽然,黄梅戏《孟姜女》电影没有选择我来主演,但我还是很高兴自己的努力得到认可。 
我有理由说,我把最美好的青春全部给了黄梅戏,不管我在什么地方,黄梅戏都是我最钟爱的事业,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   
一声别字怎开口(1)(图)   
穿上戏装的吴琼 
离开安徽,正象《春香传》里“别歌”唱的那样:一声别字怎开口。 
每次接受电视采访,主持人总是问我,离开黄梅戏是否后悔?我说:“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黄梅戏。” 
换一个形式,换一个环境,并不等于放弃,离开黄梅戏剧院,离开安徽,并不等于离开黄梅戏,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见过我的人,熟悉我的人,见面也总会这样问,我想这个问题恐怕不是在初次见面或是寒暄几句以后,能够说明白的,所以,通常一笑算是回答。 
从来没有正经说过离开黄梅戏剧院的真实原因,因为牵涉到很多人和很多事,总觉得不谈为好,还因为事隔年头太久,如今也不会再有人关心这些老掉牙的事了。只是尽管如此,在我的内心深处,对这些曾经经历过的,甚至是感觉到疼痛的日子,还是久久无法忘怀的, 
“一山容不得二虎”——很多人这样对我提示,我倔强的说“不”。在当时,害怕人们说“同行是冤家”。其实,这是事实之一,而且是主要事实。 
黄梅戏剧院在充分启用年轻人的时候,把我们同时分配到剧院的五个女同学作为重点推向了社会。五个同学拼到了最后,剩下马兰,吴亚玲和我,亚玲当时因为生小孩耽搁了一些时间。实际上,这“二虎”就是马兰和我了,我俩也确实都是属虎的,五朵金花里只有我和马兰属虎,论日竟是同一天,月份整相差一个月。这个巧合便印证了大部分人的猜测。 
我始终认为,当时领导对于我们这批学生的引导方式是有些不妥的,以制定“宝塔式”结构培养人才,牺牲了一批有潜质的演员。强调重点确保“塔尖”,其他人都要为这个“尖”让步并做铺垫,这个要求真的有些苛刻。其结果,无疑伤害并耽误了一批好苗子。 
当然,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也能够平静的对待,这与八十年代初安徽省经济状况有关,是安徽经济大环境的缺陷,没有条件为培养更多的演员付出财力和人力,有限的资金大都给了这个“尖”,而这个“尖”也确实没有辜负领导的苦心,成为新一代黄梅戏代表人物。很显然,这个“尖”就是马兰。 
常言道:两虎相争,必有一伤。我就是那只受伤的虎,而且遍体鳞伤,至今伤痕累累。 
但我想,受伤的虎,也是虎! 
不想屈服,也不想做什么塔身或是铺垫。我就是我,我不能取代别人,别人也无法取代我。这是我一贯的思想。没有新剧目让我演,我就开始录制黄梅戏磁带,这难道不是一条并不狭窄的渠道吗?我唱的黄梅戏开始走进千家万户,前来找我录制黄梅戏磁带的音像公司一拨又一拨,不仅音像公司找,我自己也承包录制黄梅戏磁带。当时,大家都说我是团里最有钱人的,你到底有多少钱别人肯定不知道,但是,他们猜想的数目可非常惊人,远远大过你口袋的钱数,仿佛你挣得不是人民币,而是美金,说者胆大,听者胆小。但我肯定,我是率先在黄梅戏大院里面成为万元户的,这也是一种安慰吧? 
青春年少充满了活力,浑身总有使不完的劲儿,胆子大,步子就大。在那个还属于摸摸索索的年代,碰壁是常事,得到的教训是深刻的,受到的教益同样也是深刻的。我要感谢那个时候的我年轻大胆,经历了许许多多令我难忘并值得怀想和骄傲的事情。 
碰到最让我不知所措的事情,是关于版权问题。八十年代初,大多数人还没有什么版权概念,有人提醒我侵犯了前辈的版权,我很纳闷:录制了这么多的黄梅戏怎么没听人说什么版权的事情呢?这些不都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吗?是可以供我们后人享用并加以改编的吗?我单纯的想,才不管什么版权不版权呢。结果,法院一纸传票来了。是黄梅戏界很有影响的几位老师联名写的,说我侵犯了作者的版权,没有征得作者的同意和授权,擅自改编作者的作品,还署上了吴琼的名字等等。我拿回传票,关起门想了很久,由刚开始的不解,甚至恼怒,慢慢的平静下来,反思了又反思,梳理自己心境和行为,确实,有些忘乎所以了。我忘记了,我只所以被观众和前辈老师肯定和赞赏,那是因为大家对我个人勤奋努力的认可,也是缘由对严凤英先生的喜爱,并把这种喜爱转赠给了我。而我却没有理由的飘飘然起来,并把自己被压抑被排挤的不满情绪肆意渲染,这个教训对我来说非常深刻。 
冷静的坐下来,我认认真真地写了一封道歉信,向被侵权的老师道歉,前辈面对我诚恳的改过,没有将这桩官司继续,这让我十分的感动和惭愧,也深深体会到前辈老师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关爱和希望。 
改革的春风刚刚吹起,耐不住寂寞的我又想干点什么新鲜的了,剧团没有资金让我们排新戏,不断重复老剧目已经令我们疲惫。对于“等”,我从来就没有兴趣。 
“扬子电器——吴琼艺术团”就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的。 
不甘寂寞,不想让自己的青春年华在等待中度过。我找了一些在剧院能歌善舞,吹拉弹唱都棒的人才,组织了一台像摸像样的黄梅戏歌舞晚会。团里设备不支持,我就出去找。当时的扬子电器刚成立了一个小歌舞团,设备齐全优良,我便去拜访扬子电器老总宣中光先生,我说,把扬子艺术团交给我吧?我们联合起来,名字就叫“扬子电器——吴琼艺术团”,宣总一听很赞同,我们一拍即合,随后排出了一台集黄梅戏、歌舞为一体的综合节目,“扬子电器——吴琼艺术团”满怀激情,充满希望,浩浩荡荡的出发了。   
一声别字怎开口(2)   
火一样的热情,被一盆冰水浇灭。第一站,我们就碰了一个大大的钉子。糊涂胆大的吴琼想都没想,就把还没有经过检验的队伍拉到了河北,拉到了天津,多么难演的地方啊!我愣是在什么也搞不清楚的情况下就去了,好险哪,差一点就全军覆没了。现在想想实在是可笑、单纯。年轻的时候,干什么都有点想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不止一次的犯错误,真正到了要痛改前非的地步。 
那个时候,演出市场刚刚有点放开,中央的,地方的,乡镇的,农村的,专业的,业余的,统统都出来演出,(就在我们在天津演出的时候,还和李谷一老师带领的中国轻音乐团撞到了一起,我还清楚的记得韦唯演出时穿的衣服的颜色)刹那时,各个剧场,露天的,室内的,人满为患。但我还是固执地以为,黄梅戏有特点,上座率不会成问题。到了天津,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我着急上火了。因为大家出来是想挣钱的,没有人看演出,我拿什么给大家发工资?我怎么把大家带回去呢?只好先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应急,很快自己的钱用完了,怎么办?着急是没有用的。这个时候我体会到,中国人在逆境中是容易共患难的。“吴琼艺术团”的所有同事都表现出应有的风度,体谅我这个当团长的处境,大家群策群力,出了很多好主意。特别是两位副团长,也是我的好朋友,现在仍然是我最好的朋友,陈坚和李万昌,他们一直支持着我,帮我度过那一段难忘而又难过的日子。陈坚和李万昌后来也成为黄梅戏剧院的主要领导,分别担任剧院副院长和副团长的职务,这让我很欣慰,虽然“吴琼艺术团”没有继续下去,但我得意的是,自己的眼力还是不错,他们的能力得到更多人的赏识,真是件让人高兴的事情。 
挫折让我学会思考,残酷的现实让我学会冷静,我由一个单纯的演员开始学会调查市场,分析利弊,管理剧团,解决问题。 
我们理出头绪,决定尽快撤离天津河北,回黄梅戏大本营——安徽。 
我们一边演出,一边调整,寻找机会。因为太多的设备和道具,还有人,回大本营是一笔不匪的费用。经过磨练整合,我们的演出也开始出现好的势头,观众越来越多,收支不仅平衡,还有盈余。 
我们沿着河北一路转着,转到保定一带,机会出现了。记得是在保定,一家大企业的剧场演出,当地工会负责人及企业领导很喜欢我们的节目,特别喜欢我唱得黄梅戏,看完演出后,热情的请我们全团人吃饭,在吃饭的时候,领导问我们还去哪里?我说我们想回去,可是这么多设备,没有办法整回安徽。他爽快的说,那好,你别担心了,我们派车给你们送回去。我当时真是高兴坏了,工会负责人说,你还不赶紧敬领导酒?我说,好,站起来就干了一杯。 
就这样,他们把艺术团的人员都送到了北京站,东西则派车运到了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我们顺利的打道回府,有一点灰溜溜的感觉,但还是很痛快的。毕竟,是自己挑头干了一回。 
回安徽以后,我给河北的朋友逐一寄去感谢信,他们也回应了我的感激。只是岁月匆匆,这样的友情没有延续,很可惜。几年后我到北京工作了,偶尔也想,应该去保定看看那些曾帮助过我的朋友,但一直没有付出行动。一次偶尔和朋友聊天,他们提到的一个人名,让我觉得是那样的熟悉。我就问:“你们说的这个人是否在河北工作过?”他们说:“是的。” 
“是否姓曾?” 
“是的。” 
“那他现在还在那里工作呢?” 
“你打听他干吗?”朋友觉得奇怪。 
我便把那一段难忘的经历告诉他们,他们才明白,对我说,这位领导确实是很有能力很仗义的人,后来因为工作突出调到首钢当领导,因为一时的失误,造成很大损失……这么大的事情,你不知道吗? 
我听了分外震惊,很后悔一直没有机会当面向他说一声:“谢谢。”虽然他有他的错,但对他曾经给予我的帮助,我仍然心存感激。 
回到安徽的“吴琼艺术团”,又活了起来,我们仔细地分析了市场,做了周密的营销工作,演出一路顺利,场场爆满,看到每一个剧场都挤满了观众,站的,坐的,甚至蹲着的,水泄不通,心里真爽。 
演出没有人看,起急,有人看,也不舒坦。因为场次多了,演出火了,同患难不能共享福是我们的通病,有的人眼睛红了,有的人觉得不平衡了,问题还是多多…… 
“吴琼艺术团”在经历了一年的运转,由亏损到盈利,最后还是彻底解散了。有点遗憾。在经历了剧团的经营,从对每一个细小工作的了解和对每一件事情的处理,我对自己除了演戏,其他方面的能力也有了信心。这也为我在后来拍摄电视剧《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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