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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也罢，但还不失其平直真实。 再次，正由于骗文化与诚文化相生相长，相辅相成，因而骗文化的演变中，它很善于从主流文化中获得文化生长的要素，丰富自己，装扮自己。换言之，诚文化对骗文化既有相斥性，又有兼容性。这种兼容性就表现为骗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吸纳。 骗文化借用主流文化所张扬的社会正义，将骗行装扮成路见不平，劫富济贫的使者。“江相派”骗经《阿宝篇》云：“贪官者，民贼也；奸商者，民蠹也；豪强者，民之虎狼也；其或以知（智）欺愚，恃强凌弱，欺人孤寡，谋人财产，此皆不义之财也；不义之财，理无久享，不极在自身，亦极在儿孙。不义之财，人人皆得而取之。故曰：‘做阿宝者’，非‘千’（骗）了，顺天之罚而已。” 此外，骗子群体组织体系的维系，也借用了主流文化中“孝”、“忠”、“义”、“友”等等道德范畴。这些道德范畴在一些骗子集团中为维护上下、老幼、尊卑秩序，增进骗众之间的亲和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个作用就体现为骗众对骗首尽“孝”、尽“忠”，可以规范和约束群体内部的各种关系和行为，并协调其利益；骗众之间友爱互助，讲义气，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与团结，有利于他们在行骗活动中一致行动，互帮互助。
第二章 传统骗术君王行骗（图）
中国传统社会的骗术，种类繁多。就其活动的范围而言，主要表现在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两个方面。中国早期骗术的施行，多见于政治生活中。以后随着城镇都市的繁荣兴旺，骗术在社会生活中拥有活动的舞台。丰富多彩的市井生活，又为骗术的生成与施行提供了文化土壤和历史条件。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致力于“正道”的追求，往往又为骗子提供了行骗的广阔空间。如司马光曾说：“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平直真实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后授其赏；罪必核其真，然后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后贵之；言必核其真，然后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后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后修之。故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与君子求“真”相异，小人求“诈”。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亲”、“友”、“信”、“宽”等文化观念对君子的规范无疑为小人行骗提供了契机。 行骗术施行于中国古代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行骗主体既有“一言九鼎”的君王天子，也有为虎作伥的将相王侯、臣僚公卿；既有所谓“四民”的士农工商在官场中行骗，也有贩夫走卒之流假冒官员招摇撞骗。
刘邦汉高祖 一 君王行骗 马基雅维里在其名著《君王论》中指出：“一个君王，如果想保持他自己的权势，必须学会如何不做好事”，“某些事看来是道德的，但其结果却置国君于败亡；另外一些事，看来是罪恶的，其结果却使他获得了较大的安全与幸福”。尽管帝王君主具备形形色色的个人品质，未可一言以蔽之，但却不得不运用权术（包括骗术）来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力，这一点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西汉高祖刘邦，出身也是一个流氓，后来伐秦灭楚，就当了汉高祖。刘邦发迹以前，就是一个横行乡里的骗棍，以至于他父亲都忍不住骂他无赖。元人雎景臣在元曲《高祖还乡》中对此作过精彩生动的描述，说他少时替人“喂牛切草，拽坝扶锄”，“春采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秤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他本是私生子，登皇位后以其母与蛟龙交感而生的鬼话欺骗天下，而从此正史中也堂而皇之地记录了他这些骗人的鬼话。 一部二十五史中，为皇帝登位作欺骗宣传的种种“奇言异行”俯拾即是： 魏文帝曹丕，出生时有车盖状的青色云气在他头上笼罩终日； 蜀汉昭烈帝刘备、西晋武帝司马炎皆手长过膝； 开创刘宋王朝的武帝刘裕，出生时神光照室，长大后经常有小龙随从； 南齐高帝萧道成，身上遍体麟纹； 北齐文宣帝高洋，在娘胎中就每夜有红光照室，出生后身体特征除像萧道成一样有遍体麟纹之外，还有重叠的脚跟； 北周文帝宇文泰，出生时有黑气笼罩，背上有盘龙形黑痣； 隋文帝杨坚，出生时紫气充庭，手上赫然有一个“王”字； 唐太宗李世民，出生时有两条龙在门外戏耍，三天后才离开； 后梁太祖朱温平时睡觉时，常常会像《白蛇传》中的白娘子那样化为一条蛇，不过颜色是赤红的； 后唐李克用，出生时有虹光照耀，白气充庭，井水一下子溢出井口； 后周太祖郭威，出生时不仅红光照室，而且还有阵阵炉炭爆烈、星火四溅。他熟睡时，又常有彩色小虺在鼻孔中爬进爬出； 辽太宗耶律德光，出生时有黑云覆帐、火光照耀，并伴有阵阵雷声； 宋太祖赵匡胤出生时异香溢庭，遍体金色形同罗汉，三日后始退； …… 上述“奇迹”的来源无非有两个：其一是“领袖人物”在成大事过程中为了招揽众人而故意编造的；其二是皇帝登位后为增加天子的“灵圣光焰”而伪造的。在中国传统政治生活中，这种骗术屡见不鲜，有时候还真管用。
第二章 传统骗术臣僚行骗（1）（图）
安史之乱形势图 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臣僚行骗是最为常见的事实。其中原因固然很多很复杂，主要的却无非是因为臣僚群体地位的特殊引起的。臣僚对君王负责，荣辱兴衰乃至身家性命都系于“今上”一人，“固宠”是第一要义；臣僚又必须管理好治下比自己更小的官僚和“治民”，所以又须“取信”于民；另外，官场“此上彼下”的升迁总在进行，对同僚必须防备，适时进击，“无毒不丈夫”的信念促使着种种骗术的诞生。臣僚行骗的对象各异，有的是君王，有的是臣僚，有的是黎民百姓。 1．假诏登基 《史记》记载了秦朝赵高和李斯合谋欺骗天下，假诏立秦二世的骗局经过：秦始皇已病得奄奄一息了，于是便写了一封书信给公子扶苏，文中说。“我的丧事要在咸阳都城办理，丧葬也要在咸阳选址办理。”书信已经封好了，在中车府令赵高处加盖玺符印时被赵高截留，没有给使者。七月丙寅之日，始皇在沙丘平台崩驾，丞相李斯因为考虑到皇上驾崩于遥远的巡游之地，害怕各位公子为争夺皇位起内讧，更害怕天下由此大乱，于是秘不发丧，对外封锁消息，却将始皇的棺材放在凉车里，用冰镇着，始皇宠幸的宦官仍然一起乘车，皇上的饮食仍照一仍其旧，每日定时奉上。群臣百官也仍然像往常一样向皇上奏事，官宦则从韫凉车中批准其所奏诸事。惟独只有公子胡亥、赵高和身旁亲信五六个宦官知道皇上已死。赵高曾经教授过胡亥写字和有关监狱法律方面的知识，故而胡亥很是宠幸他。于是，赵高便与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阴谋策划将秦始皇赐给公子扶苏的书信撕毁，而造假诏书说始皇在沙丘致遗诏给丞相李斯，命令他立公子胡亥为太子，又假造诏书数落公子扶苏、将军蒙恬的诸多罪状，将其赐死……车队继续前进，经过井陉抵达九原……车队回到咸阳后才发丧，太子胡亥继承皇位，是为秦二世。九月，秦始皇葬于骗山。（《史记·秦始皇本纪》） 类似于此的骗术，清代雍正帝也曾采用，也是君臣合谋，假诏登位。 2．王莽嫁女 王莽主谋立汉平帝即位以后，他本人被封为“安汉公”，他为了巩固权势，想把女儿嫁给平帝做皇后，便向太后奏请广选王公列侯的嫡生女入宫，太后听从了王莽的建议，下令将选后之事交付有关官署办理，登记人选诸女姓名时，王莽发现其中的女孩多数品德、容貌都在自己女儿之上，心里很害怕女儿会落选，便心生一计。他故作姿态，欺骗太后说：“臣的女儿并没有特别突出的品德，才学也很平平，不应该和其他女子一起竞选。”太后由此认为王莽出于至诚，表示谦恭礼让，主动放弃女儿争当皇后，于是下了一道诏令：“王莽的女儿放弃了竞争，不要选她了！”这道诏令一出，天下文臣武将、黎民苍生都认为王莽是真的谦让，口碑很好。这时，王莽派一批手下游说地方官吏，带动庶民百姓纷纷上书：“请选安汉公之女入宫做皇后，母仪天下。”王莽又故意再次向太后上书，表示坚辞，还派出官员到各地劝阻，让地方官员不要上书劝立女儿立后了，结果上书反而越来越多了。太后不得已，只得把王莽女儿列在被选之列。众官员又上书，说要立王莽女儿为后，王莽看时机成熟，于是上书说：“请派大臣见臣女一面，空口无凭，眼见为实。”于是太后遣长乐宫少府、宗正、尚书令等大臣前往纳彩并面见王氏女儿，事后回奏称：“安汉公之女品德端正，生有窈窕容貌，应当受大命，继正统，为天下国母。”元始四年四月，王莽之女被宣布立为皇后。 王莽的这种骗术很高明，局面布置得很大，参与的人数也很多，他的手下心腹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小视。 3．安禄山“尽孝” 臣僚对君王一般情况下不敢明目张胆地行骗，更多的表现为“诡辞媚上”，骗君王于“谄言佞行”之中。如唐朝安禄山常装出一副愚蠢的样子以掩饰他的奸巧狡诈。有一次，唐太宗命令他去拜见太子，安禄山见了太子并不叩拜，侍从们一旁指点他，说这是太子，理应下拜。安禄山说：“我不懂大唐朝廷的礼仪，请问太子是个多大的官？”玄宗说：“我百年之后要传位与他。”安禄山于是谢罪说：“臣罪该万死，我只知陛下而不知太子。”再拜而退。当时杨贵妃“三千宠爱在一身”，迷恋得唐玄宗不理朝政，安禄山便有心投靠杨贵妃，拜她做了养母。以后安禄山拜见时，总是先拜杨贵妃，后拜皇上，玄宗很奇怪，便问他，安禄山说：“蕃人都是先母而后父”。由此，玄宗认为他视自己与贵妃同生身父母无异，十分高兴，哪里还能识破他篡夺李唐天下的阴谋。
第二章 传统骗术臣僚行骗（2）
4．谎报军功 以谎报军功来骗取封赏的事在中国古代史中屡见不鲜。有时，欺骗隐瞒，甚至颠倒黑白，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南宋末年贾似道专权。一天，宋度宗问他：“襄阳被围困已三年了，如何是好？”贾似道答道：“元兵已经撤退，陛下是从何处听得此话的？”度宗是：“是刚才女嫔对我说的。”贾似道诘问之下，知道了其人。后来，贾似道借其他事诬害女嫔，将其赐死。从此，边关战事虽然日益吃紧，但再无人向度宗说起。 元朝至治年间，已故将军李牢山之子曾经暂时任过兵部尚书，跟随蒙古王爷统兵去讨伐郁林州造反的徭族民兵。李某在进军途中娶了一妾，肆意贪欢，只图享乐，而不理军事。后来作战失败，兵败而归。枢密副使王卜邻吉台却上奏朝廷说：“李某人平安徭民之乱，劳苦功高，立有奇功，应当升官。”这件欺骗君上的事后来被国子监丞宋本戳穿，致使骗术未逞。（《元史·宋本传》） 5．荀之骗 在明察秋毫、睿智敏锐的上司面前，属下的骗术不仅不能成功，有时候反而弄巧成拙，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东汉末年的荀，以足智多谋著称，追随曹操为其出谋划策，曹操称赞他是当世张子房。董承被杀后，伏皇后给其父亲伏完寄了一封密信，说曹操杀害了董承，献帝要为他报仇。伏完得到密信以后，便想联络忠义之士为献帝效力，于是把书信拿给荀过目，荀感到事关重大，弄不好会激化献帝与曹操之间的矛盾，使隐瞒了此事，很久没有告诉曹操。后来，伏完又拿此信给妻弟樊晋看，樊晋却将此书信封好后呈献给曹操，出卖了伏皇后与伏完，于是曹操预先作了周密的防备与安排。之后，荀害怕事情被发觉，要是曹操责怪自己知而不言的话，以后恐怕难乎为官了，便想自己揭发此事，以洗清自己首鼠两端的态度，便请求准他到邺城，荀见到曹操后，劝曹操将女儿许配给汉献帝。曹操说：“如今圣上有伏皇后，我女儿何德何能，如何能配得上圣上。我是凭功劳得到重用的，位居宰相之职，岂能够依赖裙带关系以求上进呢！”荀说：“伏皇后未生皇子，性情又凶狠邪僻，往日里曾经密递其父书信，言词不堪耳闻目睹，可因此事而废黜她，以免日后又生祸端。”曹操性多疑，问道：“卿昔日怎么不说起此事？”荀佯装糊涂，说：“昔日我不是已向相爷说过吗？”曹操说：“这件事非同小可，我岂能忘记呢？”荀又吃惊地说：“果真未曾向明公说起吗？昔日相爷与袁绍在官渡两军相持，我恐怕增加明公后顾之忧，故而未曾说起。”曹操又说：“官渡之战后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不说？”荀无言答对，只好自责。曹操因为此事恼恨荀，而外表却含隐忧容，待他没有两样，故而时人对此事无从得知。荀后遭疏远，最终忧闷而死。 6．欺世盗名的王世充 隋代王世充发动兵变，杀害了元文都等人之后，独揽了朝政大权，自封为太尉，表示要有一番大作为，以求改革隋炀帝即位以来的弊政，听言纳谏，广召贤才。王世充在府外张挂出三张榜文，其一是寻求文才出众、能够经国济世的贤人；其二是武艺出众、能冲锋陷阵的将才；其三是长于审案，能为人申冤的吏才。三榜一出，人皆以为王世充是个锐意求治，求贤若渴的好官，便纷纷上书陈述政见，力陈弊端，求见来访的人每天有数百人。王世充看到了心里很高兴，每次上书的人来了，他都亲自慰劳接见，虽是小卒苍头，也是如此。王世充以求贤若渴的姿态欺骗手下，他并不是真心革故鼎新，时间一长，人们的希望落了空，都不再信服他了，后来王世充部下哗变，瞬间分崩离析，与他故作姿态欺骗文臣武将和部下士卒的行为是分不开的。可见，盗名欺世的举措虽能够在短时间内奏效，却终究不能长久地欺骗天下人。
第二章 传统骗术衙役行骗
明人张应俞在其所著《江湖奇闻杜骗新书》中有感于衙役骗人手段之狠毒，劝人不要去诉讼，不要去打官司，以免惹上麻烦。“衙役皆以骗养身供家，丰衣足食，其骗何可枚举！盖事事是骗，日日是骗，人人是骗。虽罄南山竹，何能悉之？虽包拯再生，何能察之？予素不人公庭，此中情弊，希所知闻……然衙中虽人人是奸徒，事事是骗蔽，吾惟早完公课，百忍不讼，虽贪吏悍卒，其如我何！故曰：机虽巧，不蹈为高；鸩虽毒，不饮为高；衙役虽骗，不人为高。纵有无妄之灾，必有明官能昭雪之者，何也？宦皆读书人，明者多而昏者少也。无奈在衙人役，各以阴云霾雾蔽之耳。惟惟忍小忿，不人衙为高也。”在这段话中，张应俞虽然寄希望于“明官”能够“昭雪”冤狱，但是他还是奉劝世人“忍小忿，不人衙为高也”。可见，他对衙役之骗是心凉胆寒的，衙役行骗的方式千奇百怪，很难将其归类。以下是《杜骗新书》中列举的两个例子，从中可窥见一斑。 “故拟重罪释犯人”。 元植是一个颇有钱财的人，而且处世温良，行事严谨，不知是因为一件什么事，得罪了同乡有权有势的赖某，这赖某就开始罗织元植的罪名，甚至诬陷他害死过人。因为执法断案的叶推官素来与赖某交往密切，所以他接到赖某的诉状后并没有丝毫怀疑，只是想尽快把这一案子了结。 叶推官下令将元植提上大堂，对他说：“你的罪状，我们已经知道了。”又说：“你犯的罪很重，我们已经一清二楚，只是我知道你家里很有钱，须警告你不要去花钱去求什么关节。否则，罪刑将有加无减。目前暂时把你收入监狱，听候审定。” 叶推官素以为人廉正著称，再加上他又当面警告了元植不能托关节，所以元植虽然又恨又怕，终究也不敢轻举妄动，也没有走什么路子，呆在狱中企求能够有一个明断。恰好乡里有一位姓易的乡官，与元植有点亲戚关系，他了解元植的为人，深知他是被小人陷害了。情急之中，易乡官悄悄找到了知府大人，托请他向叶推官讲讲好话，找机会帮帮元植。 叶推官听了知府大人的托情之辞，表面上不动声色，回来以后将元植从狱里提出，狠狠地打了一道竹板子，呵责道：“我叫你不要托人情的，你反而请出知府老爷来讲人情，这样的刁民，你第一条罪就是诬官，看我判你一个流放罪！” 元植茫然不知所以然，叩头说：“老爷您一贯以不纳关节、清正廉洁著名；我又被老爷当庭提示过，怎么敢请出知府大人，我实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叶推官说：“且把你押入监牢，反正罪过是轻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