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还有微微的笑脸。微微，微微，你可知道，我有多么想念你。
我知道，微微为她自己有所作为快乐，看着微微如此快乐，我也感到快乐，我为微微的快乐而快乐。
我还有一个印象。那天在篮球场打球的人里，有一个小子是学生会的干部，好象是高二年级的，和小露一个班。他跑过来和微微说话，拍微微的马屁，而微微则换上另一副嘴脸，微笑着，用缓慢的语音和他说话，看上去十分稳重。
那时候已经是北京的金秋，操场上落了好多杨树的叶子，杨树的枝桠上少了树叶，树顶上的喜鹊窝也能看得见了。球场上的人催那个高二的小子打球，那小子和微微道别，微微提醒他别忘了下星期开会，那小子拍着胸脯说忘不了，最可笑的是，他走的时候还对我说：“走了啊，齐天。”——搞得我十分别扭。
飞了祁又一
从篮球场出来，我们在学校的走廊里遇到小露。她问我有没有参加上海的那个比赛。我添油加醋地告诉她我现在有多忙，并且告诉她，我现在一点心情也没有，而且还没想好写什么。
小露睁大了眼睛，很吃惊地问我：“你还没有写？”
我说：是啊，还没写。
“可是，明天是交稿的最后一天！”
我当时傻在那儿，对自己说——啊，完了，中文系飞了！
生产之夜祁又一
那天晚上微微的妈妈正好不在家，据说是跑回陆军大院出席宴会，晚上不回来。
我们一起回到小窝，我把自己觉得不错的几篇文章挑出来给她看，她只看一遍题目就挑出了她最喜欢的两篇——这些文章微微都看过。然后，我们仔细看了这两篇文章，从中选出一篇我们都喜欢的，大约5000字左右。
微微说评委肯定喜欢又短又好看的文章，于是我就重写了一遍，大约3000多字。我自己觉得不够好，于是又写了几遍。
一开始微微还在旁边指指点点，说这里好那里不好，后来时候晚了，微微就睡着了。
房间里安静极了，灯没有开，除了电脑的荧光屏以外，到处都是寂静与幽暗，可是在我的眼睛里，却只有一条阳光灿烂的公路——那是文中人物们出现的地方。我在那个地方走来走去，我还在那里东张西望，和那里的人说话。
这一个晚上，我前后修改了八个版本。凌晨5点钟，当天变成紫色的时候，我抽完了烟盒里的最后一根烟，敲完了最后一个句子。
我把稿子打印出来，在报名单上填好我的名字，然后把它们全都装入一个大信封，郑重其事地塞进书包。干完这些事，我已经很累了，我感觉脑袋像一台用久了的机器那样发烫，我想：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我听见了清洁工扫地的声音，还有麻雀的叫声。窗外的微光蔓延进来，洒在微微身旁。
我看着微微，她的脸朝下，身体微曲，衣服没有脱，手底下还压着我那本薄薄的《平面几何》。
微微的四肢以美丽的角度摆放着，我在昏黄的台灯下看到微微，第一个反应就是：她死了。我觉得微微躺在床上的这个姿势，好像在哪部电影里见到过，具体在哪儿见到的记不清了，但是我应该见过。
我从壁柜里找出一条毛巾被，盖到微微的身上，在床边站了一会儿，看着眼前这个姑娘舒缓的呼吸，她的头发盖住了面颊，有一些含在嘴里，我可以看到她粉红色的嘴唇和那些乌黑的头发混在一起。
她好像自诞生以来就一直是这样躺着的，并且还会一直这样躺下去。
忽然之间，我问自己：这个夜晚对于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要改变祁又一
是的，我承认，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不太好，我和上帝的关系也不太好。我从幼儿园开始就和上帝对着干，他让我干什么我就不干什么，他想掌握我的命运，可是我想让他知道，他没这个权利，他也没这么大本事。
但是，这个夜晚对于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以我目前的状况看，这大概是我和那老家伙之间的妥协之夜，谁知道呢，或许他想与我和好？或许他像钓鱼那样给我吃了一条蚯蚓？谁知道呢，有些话我对雨伞他们说，有些话我只对微微说，还有一些话我对谁也不说。从这个层面理解，我简直像独自行走的旅客，我唯一的旅伴是我的电脑。它听我说一些危言耸听的话，还有令人不可饶恕的念头。它从来不教训我，也不发表令人寒心的意见，它真是好旅伴。他知道我的生活必须有所改变，而事实上，我正在努力扭转我的窘态。
不用再管了祁又一
我坐在微微身旁，吻了她，这时候微微醒了，她问我：“写完了？”
我说：“写完了。”
微微迷迷糊糊地撑起上身，左右张望着，她问我：“几点了？”
我告诉她时间，微微闭上眼，她说：“快上课了，睡会儿吧。”
我跑去厨房刷牙洗脸，然后躺到我们的小床上，微微用胳膊和腿搂住我。我闭上眼睛，睡意立刻袭来，后来我就睡着了。
稿子交上去之后，我就没再理这事，直到年底收到复赛通知书。
那些卑微的虚荣祁又一
这期间，除了学习以外，我最在意的是微微组织的新年联欢会。审节目那天，除了微微那帮学生会的家伙以外，年级组长洪老太也在。我抱着吉他站到台上，看了一眼洪老太的表情，立刻就觉得没戏了。
那天雨伞和方格都去了，李琳也在，几首歌下来，我把自己唱得热泪盈眶。他们又尖叫又鼓掌，现场气氛被煽得十分好，说来也奇怪，洪老太问了微微的意见之后，竟然让这个节目通过了。
于是，晚上不嗑书的时间，我全部用来练琴。零零碎碎的时间凑起来，一个晚上大概能练两个小时。那几天我的特征有三个：眼睛红肿；嗓音沙哑；手指生茧。后来正式演出的效果确实不错，我至今对那次演出津津乐道，因为，那是我灰色生活中少有的亮点，我那会儿过得真是挺不好的。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这孩子怎么那么可怜啊。
第七部分
张楚祁又一
临近期末考试，老阴生病了，据说有点严重，已经拉到医院打吊瓶去了。
那天丽丽小姐来代课，我们都很高兴，像是老朋友重逢一样。——比较实际的原因是，老阴上课不许睡觉，这让我们十分无奈；现在丽丽小姐回来了，我们至少可以睡个好觉。
可惜的是，那天她讲的东西对我来说实在太有趣了。我竟然一秒也没睡！——她讲了张楚流浪北师大时的遭遇！以下文字均属道听途说，本人对真实性概不负责：
张楚80年代中期流浪至北京，他身无分文，途中没有饭吃，就随便找间小饭馆，告诉老板自己是唱歌的，并且当场端出吉他献唱一曲，如果老板心情好的话，就能吃到一顿饱饭。（同志们，看看吧，这就是流浪艺人的窘困生活，我相信张楚一定看过那本臭名昭著的《在路上》。）
后来张楚到了北师大，住在西北楼4层某宿舍，和他那个中文系的朋友共宿一床。当时他们整个宿舍都很穷，大家为了帮助张楚，就在宿舍实行共产。他们是这么干的：每月初，所有人把饭票放在同一个抽屉里，谁饿了就去抽屉里拿，有钱的话就买些饭票再放回去。——他们用这个方法坚持了一年多，直到毕业。而当这些人各奔东西之后，张楚也离开师大了。
据丽丽小姐说，当时张楚在中文系十分知名。他经常在课间的时候抱着吉他跑上讲台，告诉大家：“我又写了一首新歌，现在想唱给大家听，愿意听的朋友可以留下听。”
那时候有很多人愿意留下听他的歌，这里面就有我们的丽丽小姐。据丽丽小姐说，她当时极为同情这个瘦小的男孩，几乎听过张楚在教室里唱的所有歌，场场不落。而且，最神奇的是，在80年代末期的某个上午，张楚穿着破烂的衬衫，坐在师大的讲台上，第一次唱了他那首著名的《姐姐》。当时张楚对教室里的人说：“这首歌，是我刚写好的，送给我的姐姐们。”——这个“姐姐们”竟然就有丽丽小姐一份！
丽丽小姐说：“当时张楚特别可怜，引得中文系的女生们母性泛滥，所以张楚在中文系特别招人，系里好多姑娘都愿意帮他，他又比我们都小，所以他认了好多姐姐。”
这事听得我惊诧不已。想想吧，张楚，这个在90年代影响了无数小青年的家伙，在80年代时，竟然是丽丽小姐的干弟弟，看来命运这种东西真是没法琢磨。
捎带说一句，我现在也住在西北楼4层，并且常常在中文系的各个宿舍之间来回转悠。我曾经在430房的床板上看到过这样几句诗：“在漫天的星河下，想你/晚风拖过忧郁/一道玻璃的大墙”。
这几句话被刻在床板上，后来有人用圆珠笔描过，十分鲜艳。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张楚老兄所为，我只知道，这话与张楚某首歌的歌词十分相象。如果这不是后人所为，那么，这应该是张楚留在北师大的最后痕迹了。
我几乎可以看见，在一个夏季的夜晚，夜深人静之时，瘦小的张楚掏出随身携带的圆珠笔，在头顶的床板上写下这些诗句。他不知道，在90年代，这些句子被一代又一代的小青年传唱；他应该也不知道，当他走后，这些句子被人用小刀刻下，又被人一笔一笔地描绘，直至今天。
和谁去祁又一
丽丽小姐讲完了张楚，大多数同志已经睡醒一觉了。于是丽丽小姐改变话题，开始讲她的高二·5班。我从她那里知道，原来小露也进复赛了。
——我一直忘了说一件事，小露也特别喜欢写东西。她和几个同学一起写了好多诗和小说，并且给自己的文学社起名叫“冰蓝”。
她曾经送过我一本她们自己的诗集，那是一打B5的复印纸，用钉书器钉在一起，上面打印着她们的诗——这打复印纸就是她们的诗集。我到现在依然留着这些诗，因为我觉得她们写得确实不错，请读读这一首：
《尤里西斯（摩莉的自白）》
不远的地方跳出一点光亮
那也许是
一出戏刚刚开场
拉开红色的幕布
背景上全是线条
而舞台上是一锅颤动着一点肥胖的肉汤
“啊哈，摩莉我的乖”
（博伊兰唱着塞满袋子的黑羊）
她心不在焉地搅动一把大勺
舀起来的东西飘着浓香
那分明是处女的鲜血和荡妇的洗脚水
她把它们浇到博伊兰身上……
她还在煮
天花板上不停掉下男子
个个脸上堆满了对汤的渴望
最后人人都在喝
人人都夸着“摩莉心肝”直到
头顶上传来一声巨响
她天真地大笑“瞧他没有嘴
我们不要为了他浪费快活的时光“
（布鲁姆的苦笑在脸上绽放）
我已被这异香熏得头晕
（茫然中我到处找不到自己的床）
我只好匍匐在地
可怕的气体弄得我发呛
猛然间
我看到爱尔兰大门
悚然进入悠远都柏林的走廊
宙斯化成鹅大叫
“来吧！1904叫做‘肉欲的流淌’！”
这大概就是诱惑
我不懂诗，可我觉得小露写得真是很不错。
我看了一眼微微，微微正在写数学作业，她看见我在看着她，就用很奇怪的语调说：“看什么！可以和小妹妹一起去上海了，高兴吧？”
说完还瞪了我一眼。
这时候丽丽小姐正好问到：咱们班有没有谁进了复赛？
微微很夸张地说：“有！齐——天——！”
丽丽小姐说：“这是好事啊，齐天站起来，大家给他鼓鼓掌！”
我站起来，醒着的人鼓掌，雨伞他们还怪叫。结果睡着的人被吵醒，纷纷抬起头，睡眼惺忪地四处看看，而后继续睡去。
下课之后，丽丽小姐把我叫过去，问我准备的情况。我告诉她没准备。我还问她：“考作文还能准备？”
丽丽小姐说：“当然能了，至少看看上一届的考题和获奖文章吧。”
老阴就没给我说过这些，我拿到复赛通知书之后，打了个电话给她。她只是一般性地祝贺了一下，第二天在班里也没提这事，搞得我自己都觉得这事肯定没戏。老阴大概觉得这是歪门斜道吧，毕竟她最擅长的是让学生在高考中得高分。
后来丽丽小姐给了我一本“新概念”的获奖作品选。是那本厚一点的A卷（也就是高三组），B卷她说要留给小露。
期末考试我考得不太好，只比上次稍稍进步了一点。
这个结果让我很绝望。因为，我已经把能用来看书的时间都用上了，自认为准备充分，谁知结果依然不令人满意。
出发啦祁又一
去上海之前那几天，微微不大高兴，也不知是觉得小露讨厌还是觉得我把她扔下不管了，总之她就是不高兴。出发前一天，我给她打电话，告诉她火车的时间，她的态度冷冰冰的。
出家门的时候，我没给微微打电话，以为她一定会去送我。我心情很好，DISCMAN里放的是Joe satriani的《Engines of creation》，而且整个世界阳光灿烂。踏出家门，一脚踩进阳光里，恰好音乐在这一瞬间进入高潮——长时间的沉闷之后，我终于有了一种自由的感觉，我觉得，我简直成了King of world——如果当时面对大海，我也会站到泰坦尼克号的船头怪叫两声。
后来到了火车站，微微不在那儿，我找到阿迪他们，聊了一会儿天，然后进候车室，到时间后上车。
在火车站，我一刻不停地寻找微微的身影，小露问我：“微微不来送你？”
我告诉她今天微微上补习班。
刚上火车那会儿，我心情不大好，还换了Portishead的专辑听，结果心情就变得越来越不好。于是我谁也不搭理，借着坏心情写诗。写好之后，小露拿去看，说是要学习学习。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她把那几张写着歪诗的纸还我，并且十分关切地问我说：“你没事儿吧？”
竟是这样的旅程祁又一
小露坐在我旁边，我们年级文科试验班的两个哥们——阿迪和老李坐在对面。我们四个都是第一次离开家人独自远行，从北京到上海，总共14个小时，可是我们谁也睡不着。
我拿出随身带的两本书，一本是王小波的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另一本是石康的《晃晃悠悠》——这是我当时最喜欢的文集和小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这两本书不可不读。一开始，我拿出《我的精神家园》看，小露问我还带什么了？我就把《晃晃悠悠》拿出来给她看。
后来，我们发现火车上才真是“晃晃悠悠”，看书时间长了眼睛疼。就改为听CD。再后来，连CD都听烦了，我们就把车上的意见薄摘下来，在上面写小说接力，规定一个故事的框架和人物，一人写一段。
我们一边写一边聊天，聊天令我们有一个惊奇的发现：我、老李和阿迪，我们这三位高三学生都没做寒假作业，我们都想——万一中了大奖呢？那就不用再写那些该死的作业了。
后来，写了一段时间之后，老李突然说：“我们这是进京赶考啊！”
我们都沉默了几秒钟。想想这段时间的遭遇，老李的话让我十分惆怅。
再后来，我们相继睡去。
醒来时，已经快到上海了。窗外晨曦微芒，树木不停向背后掠过，带着冰凉的色彩消失。小露偎在我怀里——这个惹人喜爱的小妹妹，她的模样像只小猫。
到了上海，我们住在阿迪他妈妈的一个朋友的公司里，司机老张来接我们，把我们送到住处。那公司在浦东，是一座小塔楼的4层，有两个房间专门用来接待客户。
我们看了房间，两人一间，有点像宾馆里的标准间，能洗澡，有带暖风的空调，还能看电视，只是没有电话。老张建议我们三个男孩挤一间，只要在两个床间搭个地铺就行。后来，老张看了看我和小露，又说：“要不我不管了，你们自己商量？”——下火车之后，小露就一直挽着我的手，看上去十分亲热。
阿迪嘻嘻哈哈地说：“成，您别管了。”
阿迪把老李拽进房间，砰地一声关上门，不一会儿又打开，挤眉弄眼地对我和小露说：“不打扰二位了。”
我说：“操你妈，阿迪，你这不是逼着我犯错误么。”
小露则抱住我的胳膊说：“阿迪，算你识相！”
小露冲进房间，把书包和羽绒服扔在地上，像鸽子一样飞到床上，打了一个后滚翻叫道：“齐天！放马过来罢！”
我脱下大衣，坐到另一张床上，笑着说：“等会儿不要喊疼，你这个小处女！”
不一会儿阿迪和老李也过来，我们一起商量了这几天的安排。大家昨天晚上都没睡好，决定上午先休息，下午再开始玩。
我们先玩了两天，逛街，吃东西，四处转悠。第一百货楼上的烧卖特别好吃，人民广场也很漂亮；最让我惊奇的是，在上海最大的那家书店里（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北京文学单独有一个展柜，王朔、石康、刘绍棠都有——甚至王小波的遗作也摆在这里。他们大概认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所写的发生在北京的故事，全应该算作北京文学罢。
比赛那天，我们起得很早，整个上午无所事事。
老张来了之后，我们一起吃了午饭，等注意到时间的时候，已经比预定时间晚了不少了。
我们慌乱不迭地收拾了东西，一个接一个地跑上车——由于我是个提笔忘字的家伙，所以特意从北京背了一本字典准备比赛的时候用。结果，当汽车开动之后，我大叫一声：不好！我把字典忘在书包里了！
大家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