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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二十六）
我决定去找八号首长汇报一下我自己的思想情况（军长、政委称一、二号首长，政治部副主任被称为八号）。
我知道这样做会很冒昧，不说一个战士越过副处长、处长直接找上级领导，组织程序不对，没准，什么目的都没达到，却让首长看穿了，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后果不堪设想。可是我总得为自己的前程做点什么吧，我一个大头兵，不提干能配得上枫吗？上次枫的父亲还有层没有点明的意思，只有提了干，当一名职业军人，才有和枫永远在一起的可能。为了枫，这个险我愿意冒。
当然，促成我冒这个险的还有另外一件事，军区新闻处的一位“老新闻”来电话，我们两人聊了很久，他上次来我们军是我陪了他几天，留的印象很好。他说在部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般只要在军报上发了头版头条，可以立二等功的，这样的话，对你提干会帮助很大的，再说今年军区给每个军都有一个新闻骨干提干的名额，要抓住机会。我一听就急了，怎么从没有人在我面前提起这些，包括范，谁不想立功提干，这是一个战士梦寐以求的。他说，你可以找找具体管你们的副主任，不过，方法上要策略些……
我在四楼的走道里徘徊了很久，一见有人来，就忙进了盥洗室，凑准一个空子，再次来到门口敲一下门，喊了声“报告”，里面传出很威严的一声：“进来”。
里面还有政治部的几位处长在等着副主任签文件，见了我有些诧异，不过都没有说什么，包括那位平时一见面不把我的手握得哧牙列嘴不罢休的保卫处长，是啊，一个集团军的八号首长办公室是你一个小兵能来的吗？
他们一个个走了后，八号才摘下眼镜打量着我，不发一语。八号是正师职干部，应该是大校的衔，可能年限不够，暂时还挂着上校的衔，和范一样。在部队呆久了，我也看出了一些道道，一般说来，这职务和军衔是大体上相当的，有很多的衔必须是要职务上去了才能授，像八号这样高职低衔的在部队是最有发展潜力最有优势的，反过来说，如果是高衔低职，那肯定不是出问题受到处理就是得不到重用。
虽然平时经常见着，拘谨、紧张是一回事，但现在是说自己的事，话很难出口，我使劲掐了下左手的虎口，都火辣辣地痛了，八号先发话了：“小波，你找我有事？”我急急巴巴地说：“八号，你现在有空了，我想，想找你汇报一下思想……”主任的脸上有了点笑容：“好啊，你想说什么呢？”我忙站起来把手中准备好的一个剪贴本递过去，上面是我到了集团军一年多时间在各大报刊上发表的稿件，还特意把军报的那篇头条放在最前面。我小心翼翼地说：“我到军宣传处一年来，共在军地各级媒体上发表作品150余篇，其中在军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解放军生活上发表50篇以上，军报的头版头条一个，中央台的报摘一个（按部队算法，也和军报的头条相当），请八号看看。”他看得很细，边翻边说：“不错，是不错，一个小兵能在短短时间发表这么多作品，很不容易了，现在军长和政委都知道了你，小波，你更要好好干。看来我们政治部这个环境是很锻炼人的嘛。”我连说是，是，还要继续努力。这时，我终于端出了此行来的目的：“八号，我听说部队有过一个规定，就是战士报道员在军报上发了头条，可以立二等功，我够不够这个条件？”一听这话，八号脸上的笑意顿时全消失了，站起来在房里踱来踱去，看的出他心里很不平静，这话一出口我就开始后悔了，现在看副主任不表态，更是脸红得要死，头不敢抬起来，死盯着自己脚上那双洗的发白的解放鞋。这时的屋里，只能听见墙上挂钟在咔嚓、咔嚓地响着。
“小波，这一段时间你的工作成绩是很突出，可是应该把这归功于政治部的环境好，领导的方法好。”八号很语重心长地说：“搞新闻的要立二等功，这可能在其他军有，而据我所知，我们军是从来没有过的，如果给你搞文字的立了功，那搞电视新闻的呢？录像办的小庞就很不错，今年已经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连播中发了好几条，光在“人民子弟兵”专栏里专题就发了3个，他的兵龄还比你老。”
其实，八号说的小庞是个志愿兵，我认识。不仅认识，还经常见面，他是辽宁锦州人，听说是从副主任还是团政委时就一直跟着，也算是转战南北了。录像办和宣传处在一层楼，但是他们占了这层楼的一半以上，中间用大铁门隔断，整天门关的死死的，怪神秘的。录像办名义是归宣传处管，可在我们军是按副团的架子配的，录相办主任也是个上校，宣传处基本管不了。再加上八号专门给他们配了两台车，经费充足，首长上哪都带上，一阵长炮短炮的扫射，不说在我们军自己的闭路电视里露露面，运气好，上上中央电视台也是可能的，让领导很受用。领导一受用，就很重视，甚至出现过录像办的人没有到，要开的会先不忙开的怪事。所以录像办的人个个都牛哄哄的，真以为自己是大爷，眼中除了带号的首长，谁都不在话下。那小庞就更是鼻孔朝天，平时在走道上遇到，我是恭恭敬敬叫声“班长”，他一般情况下是爱理不理，特殊情况才点点头，很有首长的派。
这时，八号的话中透出了冷竣：“再说了，伸手向组织要功是什么性质的行为？”领导就是领导，几句话就把我给打得落花流水，懵懂中我都不知道是怎样出了他的门。
两年后的冬天，我从延边到长春，再到沈阳专门去告别，在军区新闻处见到那位给我出主意的“老新闻”。他正为转业联系工作的事闹心，听说我要走了，非要请我喝酒。
一大碗猪肉炖粉条，一盆小鸡炖蘑菇，10个二两装的“二锅头”。酒中，他听了我的故事后，气的拍案而起：“小波，你他妈真是个傻b，我让你去找领导，是让你去他办公室吗？你不知道上他家里去？！”我听了，只有使劲拍自己脑门的份了，为什么我当初就这样实在？在办公室当然只能谈工作，公事公办，说些冠冕堂皇的话，而到了家，那肯定不一样，可以说点家常什么的，再说了，谁会空着手去见领导？
喝着，喝着，老新闻的眼睛都红了，盯着我大声说：“小波，记住我的话，部队不能不呆，不能久呆，你这个年龄回地方什么都还来得及开始，对你来说，没准没提上干还是件好事……”，他都已过了四十五，职务上不去，确定转业，联系了多家新闻单位，都说法一样：如果是来当记者，我们欢迎，当领导说职务嘛，就不好办了。想想一个在部队多年的副团职军官回地方还要和二十多岁的才从学校毕业的小年轻一块抢新闻，不辛酸才怪。当然，不能全怪地方，地方也有难处，一个萝卜一个坑，好多的坑里萝卜还没拔出来，就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了，还轮得上你来？再说你在部队搞了多年新闻，你对地方的经济工作熟悉吗？能当一个记者已经很不错了。
那次老新闻来长春，我陪他去电影城玩（说是城，其实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就像汽车城就是第一汽车制造厂一样），看完了整个拍电影的流程后，参观了什么外景街、仿养生殿、摄影棚、录音室，看了360度的环幕电影，出来后就大呼上当，一个字：假！原来电影里面那么多的让人激动、热血沸腾感动的东西就是这样被流水生产线很冷静地如做罐头般制造出来的？第一个感受就是今后不想再看电影了。
大家就挤在摄影棚外一条像三十年代建筑的小街前，等着摄影留念，一个大摊上摆满了各色、各式、各个年代的服装，等着人花钱来租。这时，一个身穿日本军服，腰挂指挥刀的大个子，与旁边一位身着国民党中将军服的男子为了最佳的照相位置发生了冲突，那“皇军”把那国军中将往旁边一推：“去，去，过去一点，别挡着老子！”那“中将”也不服：“操！，就你牛b？！你想照谁不想照？”说来东北人就是梗直，话音刚落，两人已经拳脚相加了，“皇军”人高马大，手脚挥舞的很开，国军“中将”渐渐不支，脸上中了一拳，鼻血给打出来，我正想要不要上去拉架，已看到“老新闻”冲上去了，他过去冲那个“日本皇军”腿弯就是一脚，嘴里还捣咕着：“看你欺负人！看你欺负人！”那皇军一下倒在地上，抬头一看，怎么是一位怒气冲天的解放军中校军官，就嚷开了：“你解放军怎么还要打人？”老新闻脱口而出：“打的就是你这个小鬼子，怎么样？要不要起来再试试？”围观的人群顿时轰然一笑，还噼啪响起了掌声，这不成了国共合作打小日本吗？那个假“皇军”见势不妙，爬起来就跑了。
气氛很沉闷，也很伤感，我不知道怎样安慰他，就说起了在长春电影城的这件事，他眼睛一亮，立马就像换了一个人，也哈哈一笑：“我这人平生最见不得的事就是有人被欺负，那天我不穿军装的话，更便宜不了那小子。”
说到痛快处，两人又是大碗喝酒，击掌而歌，当喝到最后一个“二锅头”时，两人一起倒在了小店。还是店主打电话通知新闻处来人把我们给送回去。
“老新闻”，辽宁锦州人（和小庞是老乡，可是人与人相比真有天壤之别的不同），据说电影《大决战》中的首部《辽沈战役》就在他家门口拍摄的，毛主席批示全军学习东野某部渴死不吃果园一个苹果的事就发生在他们村。爽朗、梗直、血性，有着当年东北野战军的风采，一提起他，小波现在都对他充满了敬意。
（二十七）
（二十七）
“小波，你过来一下？”范叫我了，我忙过去。他看了我几眼，从他的眼中透出了那种让人感动的温和、慈爱：“有件事要先给你透个底，今年军区给我们军下了一个新闻骨干直接提干的名额，我们处里准备报你。”
“我？”好事从天上落下来，一下砸得我晕乎乎的，我还是要再确认一下：“真的吗？副主任那里会同意吗？”范处长考虑了一下，说：“其实有些事不应该给你说，原来我们是准备报你和小姜，后来到八号那里审签时，他又把小庞加上去了，现在已经报到军区干部部，到时候干部部和新闻处一起定。不过你放心，三个人中，顺序你是排在第一，小姜你是知道的，是下面师里的报道员，成绩不如你突出，排第二位，那小庞是前两年报过的，因为伪造档案没有通过，新闻处对他的印象很不好，估计这次也不会有什么戏。如果没意外的话，你这次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了。”这时，我想开口道谢，却不知道怎样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鼻子一酸，眼泪却出来了，就哽咽着说：“谢谢范处长！谢谢宣传处。”范也很高兴，连说：“好了，好了，这也不是我一人的意思嘛，你的表现，你的成绩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提你大家也很服气的。不过，”他加重了语气，表情变的异常严肃，“这段时间你还要低调再低调，少说话，多写稿，不要卷进政治部内部的一些事里。还有，你上次的那封读者来信听说把军务部门给得罪得够戗，副参谋长把柴处长叫去大骂了一通，他们可是把你恨得牙痒痒的，你不要再有什么小辩让他们给抓住。等你提了干就好了，不归他们管了。”原来范早知道这事了，他还知不知道军务处已收了我的出入证呢？话到嘴边，我又忍回去了，范已为我的事操了不少心，这些小事就不麻烦他了。
我刚要离开，范又叫住我：“小波，小薇高考结束了，报的是吉工大，看来问题不大，她这段时间一人在家有些闷，我经常不在家，你嫂子身体又不好，如果你空的话，可以多去陪陪。”好的，我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了。这一年多来，我已经把范处长的家当成自己的家了，一会家里的自行车坏了，窗户的玻璃坏了，机关分的菜拿不了，等等，嫂子一叫我，我就马上赶去。其实这些小事嫂子自己可以做的，还是要叫我去，干完活就不让走，做一桌好菜叫我吃，吃的时候她就两手不停给我夹菜，我还有半碗没吃完，就给她抢去添第二碗了。她老是说部队食堂的“大锅饭”不好吃，要把这当成自己的家，多吃点。当我知道这是她有意变着花样在给我改善伙食时，有几次我就推辞有事没去，还是被她找到办公室来了。范的三个女儿也是与我越来越亲热了，最小的小蕊是一见面就往我怀里钻，非要小波叔叔抱。生份的是小薇，叫声“小波叔叔”，脸就要红半天，我也知道她这样叫是有些为难，我们年龄最多也就差四岁左右。
提干的事我没在枫的面前露一丝口风，我是想等到最后结果出来，再给她一个突然惊喜，更主要的是我想证明给枫看：怎么样，没有沾你家一点光，凭我小波自己的能力就改变了环境，我是不是也挺能干？
就为这，后来被枫骂了个狗血淋头，说我身上有一种小知识分子的清高，有一种小地方人的小气，是典型的小男人……结果已经如此，尘埃已经落定，我无话可说。如果当初通通气，我们的故事，我的小说结局就会都不一样，我为什么要那么浅薄地急着证明自己？男人就男人，男人需要证明吗？说来说去，这还是一种没有自信的表现。
恋爱中的人是愚蠢的，包括我。
新华社驻我们军区记者站的陈站长来军里搞个采访，需要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陪着去，处里的干事都脱不开身，范让我去。范说，陈站长是人大新闻系毕业的高才生，到部队后写过多篇有影响的重头稿件和内参，好些内参都得到中央政治局领导的批示，你跟着去，可以多学点东西。
陈站长不过四十出头，戴副眼镜，穿上军装还是显的儒雅、斯文，不像当兵的，反而像大学里的教授了。他一见面就说：“小波，我看过你写的东西，很勤奋，也很有才气，不愧是老范带出的高足。”几句话说得我心里暖乎乎的，距离一下就缩小了。他给我看了一封信，表情严峻地说：“我们这次做一个调查，你要有吃苦的准备，也要有挨打的准备。”我听后，不仅没被吓住，反而感觉很刺激，仿佛和他一起参加了一项重大的任务，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油然升起。
信是我们集团军某师坦克团的战士写的，他父母亲都过五十才有了他这个独子，从小疼爱的不得了。他当兵第二年，家里就出了事。他家的房子是过去土改时分地主的大宅院，住了几十年都没有什么问题，可是自从当年被镇压地主的小儿子当了他们那个县的副县长后，一切都开始发生了变化。先是有人放风说当年镇压的地主镇压错了，后又有人三番五次找他们，逼他们搬出老宅。老人多次到县上、镇上反映，有关部门也只答复让两家人协商解决。对方态度强硬非要搬，又不提供新的住的地方，两位老人就坚持不搬。一天，对方来了一大帮子人，闯进来，二话不说，就把家里的东西往外一摔，重新换了锁，就把老人给赶了出来。两位老人没有地方住，只好到瓜棚里暂歇，数九寒天，夜降大雪，一下把瓜棚压塌了，两位老人被砸伤，父亲砸破了头，母亲砸断了腿。这个战士闻讯后，专门请假回去给老人治伤，等伤情好了些就把老人接到亲戚处，他就开始找有关部门要求解决。还没等把庙门找对，他自己在街上就让人给莫名其妙地揍了一顿。回到部队后，儿子在团里的支持下就到处写信告状，一来二去，信转到了陈站长的手里，他请示了分社、总社后，就专门来调查此事。
陈站长站的高，也看得远，一句话就切中要害：“这是一件普通的侵害军属权益的事件吗？这是一种倾向，是想否定当年的土改，翻当年的案，这种事其他地方也有。我们去的那个县有你们军的一个团，当然我们也不能硬来，实在不行了，我们就跑到部队去，你和那里的部队熟吗？”我说我和那个团的团长、政委都认识，他点了点头。
有了吃苦和挨打的思想准备，并不一定要真的吃苦和挨打。我这里不想用过多的笔墨来交待整个过程，要不然就成了写涉黑的小说而不是爱情小说。军里的车把着便装的我们送到那个县后，就掉头回去了。我们几经周折找到了两位老人，老人一见部队来人就马上跪到在地，要我们给做主，我们连忙扶起他们。我们看了当年分给他们的房证、地契，详细了解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镇上、村里听说后，也赶来反映情况，一说，那就是恶行一大把，件件都足已让我们义愤填膺。我们一一收集和核实后，准备去县上会会这位霸道的“县太爷”。到了县政府，没有见着本人，被他的秘书挡了驾，说是县长出差了（地方上就是这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