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瞎子舅舅的真实姓名，彭泗海。
现在，我们这一带没有人不知道他的姓名。知道的人，没有人不对他肃然起敬。
那时，娅雯还不明白，究竟商人革命者和瞎子舅舅是什么关系。那时的上下级关系，很难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泾渭分明。白色恐怖时期，他们的生命随时都可能消失。他们之间的联系往来，会因残酷斗争和随时都有坐牢杀头危险的可能，变得飘忽不定。那是想起来就令人毛骨悚然的岁月。直接到梅花山公馆向商人革命者汇报工作的，只有后来成为可耻叛徒的谭纪年。纪年那时已二十七八岁，中等个子，浓黑的眉头下，眼睛亮亮的，面容清癯，动作干练，套上学生装像知识分子。对襟汗衣穿在身上，扛了扁担，就是活脱脱一个码头工人。系了白色围腰，他就是牛奶场老板。他真实的身份，是华生洋行职员。每个身份对他来说，都不十分确切。他还曾经是学园艺的农大学生。只读了一年，抗战爆发，根据地下党指示，立即隐瞒地下党身份，投入全民抗战。有资料记载，他到过延安，在那里学习，参加了著名的“七大”会议，说不定还是中央委员。这些资料，后来，子庄和倩雯为构思创作电影剧本《云雨江南》时，没有在这座城市档案馆里的“大叛徒”档案中查到。查阅党的“七大”中央委员名单，并没有谭纪年。但我们并不能否认他担任过这座城市的地下党市委书记。那时，这朵医学院校花，还是江边县城女子中学读书的小姑娘，她当然不清楚瞎子舅舅把纪年带出去究竟做了些什么。他到华北，下云南，都是去发展地下党支部，或特支，或交代临时工委布置的急迫工作。解放战争初期，他又一次被派回这座城市里来，从事工运农运学运。办地下刊物，油印报纸，宣传革命道理。因为瞎子舅舅、纪年和她都来自大江南岸的江边县城，而且是转弯抹角的亲戚，他们自然相认，并把她发展成地下党外围组织“励志读书社”的一员。她和商人革命者在那座公馆，地下党秘密临时首脑机关从事地下活动，领导农民暴动的时候，有着一部好看络腮胡的洋行职员，纪年表哥，偶尔也戴着鸭舌帽，来找商人革命者汇报工作，接受任务。他们汇报工作的时候，她总是自觉地走开。佯装南洋商人小夫人，工作配合协调的娅雯，一点也没有想到洋行职员，后来会成了她的上级和“丈夫”。她发现从小就认识，也可以说是把她引上革命道路的表哥纪年，望着她的眼睛背后，有种说不出来的味，羡慕，还是嫉妒，她分不清楚。更多时候，当着商人革命者的面，纪年总是称赞她，鼓励她，好好在这里工作，在首长面前学习成长，进步肯定快些。纪年那沉稳的目光，谈起工作来充满的激情，透过暗夜的灯火，映照在她身上脸上。那时，她和商人革命者之间的感情，还没有公开。开初那些天，他们根本说不上有什么感情，那是组织的安排，即使有感情，也不可能表露。战争年代的萍水相逢，很难说有什么结局。未来生活中，还有许多种结局可能发生。瞎子舅舅和纪年表哥的关系，倒十分密切。瞎子舅舅，高个，干瘦。纪年有颗壮硕的头颅，中等个，微胖，他们像亲叔侄亲兄弟，在枪林弹雨中，同生死共患难。他们一起躲过敌人的追捕，在红池坝和她老家父亲开的盐场里，一起流血流汗。他们在盐场工棚里，学习早年红军留下来的党的经典著作，通过无线电收音机，收听前线胜利的消息，那是他们和时代血肉相连的人生岁月。茶楼酒店小旅馆，宪兵特务兵分三路，向他们围堵过来，他们迅速化装成收购桐油的商人，一老一少，挑着箩筐，慢悠悠走过这座城市的潮湿小巷，爬坡下坎，进入另一江边小屋。那是又一处红色据点。那里掩藏着运往深山举行起义暴动的武器弹药。深夜，他们和挑夫一起，偷偷地把枪杆炸药和食盐，搬上黑暗中的小船，运送到大江下游的深山里去。那里的起义暴动，刚开始搞得如火如荼。后来因内部出现了问题，有人告密，有动摇分子，起义并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胜利，就被反动派镇压在摇篮之中。他们还不完全知道，商人革命者来这座城市组织的那次暴动，究竟为了什么。有人说，他奉党内最高统帅部指示，在南方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有人说，他为捞政治资本，还有人说，他是因为在延安，或华北，都犯了男女关系的错误，混不下去之后，偷偷跑到这座城市里来，组织地方武装暴动，争取打出一片天下，做出成绩来给那些整他的人看看，证明自己的本领。这些说法，现在本地党史研究权威撰文认为，都不十分准确。那是天翻地覆的年代，仅仅为了一座城市的变化，并不能证明什么。他们的确是一代英勇无畏的革命者。那么大个城市的地下党临时市委书记，不可能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无论因他的到来组织的那场起义暴动，败得多惨，有没有意义，那都是当时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的一部分，改变整个中国那时的模样，毕竟靠了他们。他们经历的一场场战斗，是那样惊心动魄。再说，娅雯姑娘那时也看不出商人革命者，这么一个和蔼可亲的上级，有任何违犯男女关系错误的苗头。
萍水相逢，难道仅仅是瞬间的美丽？瞬间的美丽，给人生带来的想象和遗憾，是那样漫长。漫长到她祖母生命的完结，直到地老天荒。后来，他们……小莲和子庄，第一次回到那座椅子形山岭上去的时候，她祖母梅娅雯，那个满头银发的老女人，生命已经枯萎。她那曾如此美丽顽强的生命，如一盏即将熄灭的灯。深陷的眼窝，若隐若现出最后一缕火苗，捧着那本厚厚的《史记》，还残留着当年萍水相逢的暖意。乡间别墅的卧房里射出的灯影，橘红中带着紫色。她祖母清楚地记得，那本《史记》的主人窗台前的那盏灯，是怎样照耀着梅花山下神秘公馆背后的梧桐树叶，洒在那条卵石堆砌的山路上。瞎子舅舅牺牲的时候，居然瞪着如炬的眼睛，眼里冒出奇光异彩，映着红崖上的白云丽日。那时，神秘公馆的灯光，照耀着那一代在黑夜里苦斗的人们，走上那条通往光明的路。她祖母对黑夜光明的意义，并不十分了解。青春年少时代，她读了许多书，受当时激进革命思潮的影响。她的老师，有江边县城女子中学图书管理员，还有曾留学法国的女子中学欧阳校长，她寝室里的那台肖邦牌留声机，经常播放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他们一个个在她那时的生活中亮起了明灯。后来，祖母孤苦伶仃几十年，她组织了，又破碎了家庭。坐牢批斗，贫困屈辱，没有谁给她安排工作。母子俩颠沛流离，情感的刀耕火种中求生。她始终都没有明白，当年，她周围怎么一下冒出了那么多地下党。那些表面看来毫无两样的商人革命者、瞎子舅舅和纪年表哥，心中装的事理，说出来的话，和其他人那么不一样。以至于后来，他们或走上断头台，或组织暴动牺牲，或躲过抓捕逃离这座城市，一去不回。……黑暗将尽，黎明的曙光已经升起。他们在她心灵中播下的种子，终于生根开花，摇晃在她岁月的窗前，是那盏永不熄灭的灯。在那盏灯光的引导下，她走进了地下党某某市委首脑机关。那是一个军阀专门来和小妾寻欢作乐的场所。那时，军阀的队伍，在遥远的中原战场上，为那个腐朽政权的最后挣扎，“赴汤蹈火”。商人革命者以军阀表弟的名义，来到这座城市组织武装暴动。他的任务是联系战争时期党的中枢，指导这座城市地下党市委，扩大组织，动员群众，把隐藏在大江中下游山水中松散的组织连结起来，布置任务，分散到更遥远广大的地区，壮大革命队伍，迎接即将到来的解放大军。他是这座城市地下党的领导者和指挥者。因为是军阀表弟，又住在公馆，又是从南洋回来的珠宝商人，当然必须要带家眷，出现在社交场所，掩人耳目。这座城市，宪特林立。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匪特严密监视之下。他风华正茂，三十多岁，穿着亚麻色斜纹西装，戴着墨镜，一副远道而来的商人打扮。他们在灯光下相遇。他们并没有像现在的情人一样，某个地方偷偷约会，或公园码头，高级茶楼舞厅。那时的地下党，飘荡如云，显现如风。有时像河里的游鱼，一会儿浮出水面，在茂密的水草丛中，游得甚欢。那恰恰是他们从事秘密活动的最好时机。第一次见面，她没怎么打扮。那时，她还用不着化妆。一次次在黑暗中的大街小巷穿过，给她带来了地下工作的经验和勇气。江边美人，校花，参加城市美女竞选，这些都是表象。那时，普通地下党员做的工作，并不像今天历史书上记载的那样惊天动地。他们只能单线联系。联系也只起穿针引线的作用。每个人的工作，都做得神秘有限。谁也不知道别人在做什么。她并没有多少“革命”的感觉。她还是青年，一个对革命有朦胧认识，对未来有朦胧憧憬的青年。几十年后的磨难生活经历中，她常常回忆，究竟那时算不算漂亮？她正处于一个姑娘，少女，大家闺秀，不靠化妆，也会招来众人目光的年龄。她身材高挑，眼望客厅里的灯光，双眼迷离。坐在紫檀木沉沉办公桌前的商人革命者，她仅仅知道，是地下党的一个大官。革命胜利了，他还可以做更大的官。他天生一副官相。三个月后，商人革命者又逃到更远的城市领导暴动，或接收政权，或组织新政府，而她经历了人生第一次牢狱之苦，留在这座城市，离开那座公馆，做他留下来的工作。他们不是夫妻，也不是情人。她辅助他工作。收发报纸，传递文件，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去参加达官贵人的舞会和宴会，坐着溜黑的高级轿车，去和洋行公司经理打交道，暗地为起义暴动筹备资金。究竟在这座城市组织了多少资金，让他带着资产逃离这座城市，到更大的城市去做官，现在还是秘密。她记得，有些账目数目曾经过她的手，交给北方某山村比他更大的上级主管。那时的革命和财产，究竟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对这个临时的地下党首脑机关交通员，十八岁的医学院校花来说，简直一窍不通。神秘公馆里，她多少次替他抄写表格、资金、人员花名册，这些纸条上留下的人员和资金，成了下一场武装暴动的人力物力资源。当时，她没有明白做这些事情的全部意义。他们没日没夜地在这座城市奔波，直到最后，商人革命者也没有来得及给她一个恰当的名分，妻子，或情人，朋友，或同事。他们在公馆里秘密待了不到三月。三个月，在她漫长的生命历程中，也许是毫不起眼的萍水相逢。商人革命者暴露逃走之后，算命先生瞎子舅舅，穿一身码头工人船老板的衣服，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已怀孕。不久，又一个她熟悉的革命者，盐场小会计，图书管理员，华生洋行职员，顺理成章地接替了地下党市委书记的职务，也顺理成章地闯进了她的生活。也许是命运！他们依然是假扮夫妻，这座城市地下党市委的新领导人，肩负着商人革命者留下的重担，辛勤工作，直到被捕叛变，这些都是她并不想要，又不得不承受的。后来，她多次追问自己，当时在神秘公馆，怎么没有问问商人革命者，老家究竟在哪里？北方，还是江南？老家有没有女人？有多少女人？童养媳，还是志同道合的革命者？他窗台前那盏灯，引导她走进神秘公馆，不久，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他的身份已经暴露。狂风吹得梧桐树叶哗哗响，倾盆大雨中，窗外溅起汽车的尖叫和狼狗的嚎叫声。军警宪特早已悄无声息地包围了他们的公馆。他是有丰富经验的老地下党员。他在风雨声中破窗而出，沿着通往梅花山浓荫密布的石梯小路狂奔，钻进丛林，逃下山坡。那里的江岸边，废弃的船工窝棚里，有人接头帮他渡船。……渡过江去，他终于逃脱了。她留在公馆里，应付气势汹汹的军警宪特。不知她和当时这座城市的统治者有什么特殊关系。那场萍水相逢，对他们来说，是一次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也是一场虚惊。她当时被抓，后来不久被保释出来。在纪年的领导下，继续商人革命者留下来的工作。梅花山上。南方。那场罕见奇特的大雨中，他们没有告别的拥抱，在惊恐中别离。她肚子里孕育着他的孩子，正慢慢地偷偷地萌生。瞎子舅舅没有来得及帮她处理孩子，就急忙回到她家乡红池坝再次组织武装暴动，只留下另一个革命者，谭纪年吧？和她一起坚守岗位，等待更大风暴的来临。商人革命者的逃脱，使这座城市的统治者恼羞成怒。大规模的组织的破坏，围剿，清剿，黑云一样压来。她怀着孩子，和新任地下党领导人一起，转入更加隐秘，更加严酷的地下斗争。不久，一场天塌地陷的生死考验，降临在她的头上。
那就是他，也是和她假扮夫妻的丈夫，地下党新任市委书记，谭纪年的被捕叛变。
从此，她心灵中那盏灯光，渐渐模糊暗淡。眼前的工作，使她不能过多考虑怀着的孩子。她根本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去找商人革命者。他们的萍水相逢，简直像她如花的生命一样，在时代风雨中，柔肠百转，凝聚成生命与爱情无尽遗憾的悲剧象征。
冬天已经来临。化不开的浓雾，把这座浮在水中的城市，弥漫成一帘幽梦，睡眼惺忪。公馆背后的梧桐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找不到栖息处的鸟儿，从洋槐树上掉下来，在湿漉漉的花坛里扑腾，惊叫。就在那天晚上，他们得到来自红池坝遥远山乡，瞎子舅舅起义暴动失败的消息。……公馆客厅，空旷而沉闷。商人革命者组织的一次严肃的检讨整风整肃会议，正在地下室秘密进行。来自基层组织的骨干，一个个正襟危坐，庄严肃穆。他压低声音，宣讲了一通当前的大好形势，东北，山东，中原，华北，已经如何如何了，我们大后方应该如何如何。还要如何如何，说得一屋的革命者热心沸腾，摩拳擦掌……说着，他提高声音，严肃指出，全国大好形势和我们目前的斗争，紧密相连。目无纪律，头脑发胀，机会主义，军阀作风，带领乌合之众，怎么去战胜白色恐怖，走进革命前途的一派光明？他这是不点名地批评纪年和瞎子舅舅，参加会议的每个人都清楚。那晚，他说得最多，边说边咳。纪年和瞎子舅舅低头坐在会议桌旁，谁也不敢看谁一眼。当他把参加会议的骨干一个个送出公馆大门，气喘吁吁地回到公馆客厅，“扑通”一声，栽倒在紫檀木办公桌前。她连忙奔过去，看见他脸色恍白，头冒虚汗。那是她第一次这么近的看一个生病的男人。她慌乱地把他搀扶起来，好不容易把他扶进卧室，摘下他身披的黑呢大衣，挂在衣帽钩上。
“上
医院去吧？教会医院，德国人开的，就在附近。”
她着急地说。
“不用了。”他躺在床上，轻轻摇摇头，有气无力地说，带磁的声音，变得有点沙，“老毛病了，休息一会儿，就过去了。”
那是他长征时落下疲劳眩晕病。虚汗还在他头上冒个不止。她找出早预备好的急救箱，让他服了药水，平躺在床上，他嘴里还为起义暴动的失败，骂个不停：
“山头主义、机会主义是会害死人的！咳咳！可我们某些地方的同志，就是不愿意听！这下可好？咳咳！付出鲜血，生命代价了，是不？我怎么向某某主席和某某副主席，咳咳咳，交代嘛！”
“好好休息吧！你今天说得够多了！……革命嘛，也急不得，要慢慢来……”
她打来热水，给他擦汗，嘴里还在唠叨，好像她是他的上级一样。
商人革命者听着听着，笑了，刚擦过汗的恍白的脸，笑得有几分艰难。
“你还咳嗽哩！”她说，“你批评他们沉不住气，着急，我看你比他们更着急！你肩上的担子那么重，一旦你累趴下，给革命造成的损失，可比他们大得多哩。”
“喔！嗬嗬！”他皱着眉头，笑了，根本看不出一点笑意，“小梅同志，咳咳！你，可以当我的，咳咳，政委了……”
“我哪有那么高的水平！”她说，“把手拿进去，盖好，不要说话，什么都不要想，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