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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却接受了一切不公平，同时在给予与交流中寻求快乐。
她那双黑亮可鉴的大眼睛，让我安静。
一直抚养照顾辉辉的是一位戴金丝边眼镜的清癯矮小的老太太，因为她
一生未婚，所以我们用男性的“公公”来称呼她。她出身于沪上一个富族，
是家里的三小姐，读过教会办的女子学校，熟谙英语。她文雅的举止与弄堂
里的其他妇人非常不同。但她以一份特有的安详亲善与这个环境和谐相处。
据老人们说，当年，她最要好的女友遭遇婚姻的不幸，无力抚养一双儿女，
她便搬进了这个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家庭，承诺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
一诺千金。
她看破大家族的冷漠虚伪，与它脱离了关系，靠做小学教师过上独立的
生活。一个未婚的年轻女性独自领着两个孩子生活，家族邻里中会有多少非
议和冷眼，是不难想象的。靠小学教师的收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其艰辛
坎坷，对于她一个做惯小姐的人，也是不难想象的。人们总在猜测，这个弱
女子的身躯里究竟哪儿来这么大的毅力和智慧，人们只知道，她累弯了腰，
但是两个孩子都长得很端正，而且有出息。其中的男孩成为辉辉的父亲。
当辉辉的悲剧降临的时候，已经退休的她，又主动承担起抚养辉辉的重
任。又是一句承诺，又是一个与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孩子，又意味着几十
年的操劳。这回，还是个有残疾的孩子。她一勺一勺喂养着她，一年一年安
慰着她的悲愤，一个字一个字地启蒙着她的心智。她无疑有着一颗博爱仁厚
的心。但她没有去操办什么瞩目的慈善事业，而是选择去抚养一个又一个的
孩子。
在我关于侯家路的记忆里，永远有这样的一幅图画：阳光射进窗门，一
位戴着金边眼镜的整洁的老妇人，抚慰着一个有一双大眼睛的女孩子，教她
学会自己拿勺吃饭，给她讲最幸福的童话，让她知道世间的每一个灵魂都是
平等的。她们俩的生活中都没有男人，一个选择这样的生活，一个只有接受
这样的生活；她们俩都与这个世界保持着一种距离，这种距离让她们反而有
了某种超脱；她们都不因自己的不幸而对上帝怀着怨恨，一个因为了解得太
多，一个因为了解得太少。我发现，她们祖孙两代的眼神都是那么坦然。
爸爸？
作为外婆家的第一个孙辈，我所受到的呵护和关注是不言而喻的。几位
阿姨和舅舅都把我当宝贝。特别是小舅舅，他当时刚参加工作不久，又未成
家，几乎把工资和时间都花在我这个“外甥女”身上。在那个年代，他算得
上是颇为“洋派”的青年，书架上都是世界名著，还有两根很精致的不锈钢
的乐队指挥棒。每个月总有一天，他给我穿上漂亮的小皮鞋，带我去理发，
然后去上海著名的西餐馆“红房子”吃顿“罗宋汤＋牛排”。在那里，他教
会我使用刀、叉的技巧，而且对我在餐桌上的举止进行“淑女”式的培训：
什么背要直呀，喝汤不能出声呀，刀叉要轻拿轻放呀等等，规矩可多了。他
的名言是：“女孩子一定要见世面，不然以后见到花花绿绿的世界，容易学
环。”
餐后，他就拉着我的小手，到黄浦江边散散步，用一架老式照相机给我
拍几张照片。他说：“这是你爸爸交给我的任务，让我每个月把你的照片寄
给他，这样他就可以知道，咱们的澜澜又长高了。”
爸爸？一个多么陌生而神秘的称呼，从出生到那时，我还没有见过他的
面，所以这个称呼就显得非常抽象。然而，我又莫名地盼望他。他既然去了
那么遥远的地方，一定会有很多故事说给我听吧。
一个早晨，外公外婆有事出门，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嘱咐我谁来了都
不要开门。他们走后不久，便有人敲门。我从门缝望出去，看见那是一位高
高瘦瘦的男人，从未见过。想起狼外婆的故事，我心中害怕起来，蹑手蹑脚
搬来凳子抵住门背，自己坐在上面，大气不敢出。那男人敲门听不见回答，
也干脆坐在了门槛上。我与他隔着一扇木门，背对背坐了多久，只有他知道。
对于我来说，那简直有一百年。
终于听见外公外婆熟悉的脚步声，然后是他们惊喜的叫声。那个男人竟
亲亲热热地叫他们“爸爸、妈妈”。外婆大声问：“怎么不进门哪？澜澜在
家呢。”我这才拉开门闩，一头扑进外婆的怀里。外婆抱起我，指着那个陌
生男人说：“澜澜，你不是总想爸爸吗，这就是你爸爸。叫爸爸。”
我哇地哭了，怎么也不承认这个吓坏了我的男人会是我的爸爸。
这个男人用了什么魔法让我不久就消除了对他的坏印象，我已经记不起
了。只记得当天下午，我就骑在他的肩头在侯家路上“示威”了一遭，扯着
嗓子大喊：“澜澜是爸爸的丫头，澜澜是爸爸的丫头。”神气活现。
爸爸告诉我，他在国外的任期已经结束，妈妈也已经从干校回到了北京，
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可以团聚了。
侯家路；我记忆中的人生第一站，就这样被飞转的火车车轮甩在了身后。
我曾骄傲地拥有的绣着姓名、住址的小手绢也不知被丢到哪里去了。小舅舅
在我离开以后曾对我妈妈说：“澜澜走了，我才意识到她原来是属于你们的。”
而我呢，直到长大，才意识到侯家路曾给予了我多少营养，又是怎样使我和
其他的孩子有了不同。那条拥挤的弄堂，那一张张真实亲切的面庞，将是我
心中永远的坐标。
玩水的孩子
七月流火。纽约中午的街头，闷热的水汽越来越多，越压越低。路边消
防水龙头不知被谁打开了，白花花的水柱横撞出去，冲破了密密实实的热浪。
这好像是给憋得喘不过气的人们一个复仇机会似的，引得一群孩子大声喝彩
起来，热心地给所有过往车辆都“凉快”了一下，也不问人家愿不愿意；有
几辆敞篷吉普车远远地看见，自知消受不起这份待遇，绕道走了。倒是马路
对面打盹的流浪汉此时响应得特别积极，他一边和孩子们嘲笑着逃走的车
子，一边冲进水瀑里，又叫又跳；反正在世上只拥有这一身破衣裳，何不享
受一下免费淋浴呢？他放声大笑，大概是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笑声有些刺
耳，笑得有些勉强，孩子们显然受了鼓舞，热切而顽皮的眼光四下张望，竟
不约而同地盯上了过路的我。我哪敢有一点儿怠慢？一脸真诚地说：“哦，
多谢了，还是请他多享受一会儿吧，我就不必了！”孩子们笑起来，我也笑
了，不过笑得有些紧张。纽约的孩子们呀，嘿，你可拿不准他们会干什么。
我小时候又何尝不爱玩水呢？
那时候父母工资不高，我的玩具并不多。进玩具店时，妈妈总会先问我：”
澜澜是个好孩子，咱们只看不买，行吗？”别看我当时只有六七岁，可是最
看不起那些一旦爸爸妈妈不给买东西，就坐在商店里的地上哭鼻子的孩子，
那多丢人呀！为了显示与他们的不同，我郑重地应允了妈妈，推开玩具店厚
重的大门，在比我还高的玻璃柜前停下了脚步。那是一座殿堂，充满奇迹和
幻想。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打量每一件玩具，感叹它们的精致，猜测它们的功
能，不知不觉鼻子都贴在了玻璃上。当时我暗暗定下理想：长大以后要做一
位玩具厂的工人。每天都可以摸到这些玩具，还要设计更好看、更好玩的。
这样精神会餐之后，便满足地拉拉妈妈的手，说：“妈妈，我看完了，咱们
回家吧。”小小的我怎么会知道，妈妈着着女儿眼巴巴的神情，摸摸自己并
不厚实的钱包，心里会是什么滋味。有一次我感到很意外：妈妈看到邻居小
红捧着一大盒玩具火车走出商店时，突然蹲下来对我说：“澜澜，妈妈今天
给你买件玩具，你来挑，好吗？”喜出望外的我一下慌了手脚——现在想起，
后来考大学填志愿都没有这么为难过。最后，我没有选玩具火车——那个太
贵了，要十五块钱哩！我选了一把橡皮手枪，会喷水的手枪。
当天，就有同楼的小伙伴跑回家，指着头上、衣服上的水渍告诉他们的
妈妈说：“这是杨澜用水枪喷的。”
很快，楼里的孩子几乎每人都有了这样一支枪。
多少个炎热的中午，我们在院子里放肆地互相射击：水有时喷到脖子里、
眼睛里、耳朵里，刚张口惊叫，又有一股细细的、清凉的水柱被喷进了嘴里。
于是干脆张大嘴，叫嚷着：“渴了，还想喝！”开心的、满是童音的尖叫声
压过了柳树上的蝉鸣，也引得那些被父母关在家里午睡的孩子们心急如焚，
如坐针毡。
当时，孩子们的游戏多是从电影、小人书上翻版的“玩打仗”，一拨扮
游击队员，一拨扮日本鬼子。常用的台词有：“同志们，冲啊！别让鬼子逃
跑了！”“同志们，我不行了，你们先撤，我掩护！”这样悲壮的情节有时
也会被搅得一锅粥：“我刚才已经打中你了，你该已经死了！”
“没有，只是受伤，还没死呢！”
“你是演坏人的，坏人就应该比好人先死！”“谁规定的呀！”
“电影上都是这样的。”
“那干嘛老让我演坏人呀？我该当一回好人了！”
“你个子矮，谁见过游击队员比鬼子还矮的呀？”
“矮怎么了，矮就不能当好人啦！”
吵得怒发冲冠，壮怀激烈。直到其他孩子插嘴说：“别吵了，枪里都没
水了，咱们去灌水吧。”于是顾不得好人坏人、是非曲直还没辨清，撒腿就
往楼里跑：能玩水，管它是玩演游击队员还是演鬼子呢。
有一阵，楼里发生了几起自行车被盗的“大案要案”，孩子们的阶级觉
悟都很高。我们决定每天中午在大人午休时看守自行车棚。当然要躲在暗处，
像所有伏击敌人的游击队员那样，等坏人出现，我们就吹哨子，然后用最先
进的喷水枪向坏人脸上乱喷，保管他睁不开眼睛，等爸爸妈妈们及时赶到抓
住坏人后，就乱亲我门，夸我们是小英雄，说不定还会再买把喷水枪奖励我
们，那时我们就可以使双枪了！
接下来的几天中午，我们躲在楼道转弯的一扇小门背后，手里紧握着灌
满水的小手枪，个个汗流泱背，紧张得不敢说话。树上的蝉儿没有了竞争对
手，心花怒放地大唱特唱，唱得人心里痒痒的，真想拿根竹竿把它们都粘下
来。但这样的念头终于被当小英雄的坚定信念镇压下去了。
熬到第四天，真有点熬不住了，天气预报午后有大雷雨。中午时分，天
气闷热得就像今天的纽约。几个孩子躲在全楼最不通风的地方，滋味可想而
知。坏人，你在哪儿呀？求求你，快出来吧，好不好？你如果再不来，我们，
我们可要——睡着了。
就在此时，车棚边，柳树下，走过一黑影，一个老头，七十岁上下，手
里拄着拐杖，抬头看看低沉的天，又东张西望，然后，径直向一辆停在车棚
边的自行车走去。我们认识他，他是住在楼后平房的邱老头，平时一个人过，
很少有人理他。听人们说他解放前是个地主。他总在人们上班，四下清静的
时候才出来走走，行动很慢，脚步很轻。大概有风湿病，所以夏天也穿长袖
长裤，黑色的。我们没见他发过火，也没见他笑过。有一次他想给我们水果
糖吃，我们说：“谁吃地主的糖！”他倒是笑了一下，比哭还难看。电影里
说，地主都有本变天帐。邱老头的变天帐是不是就藏在那根粗粗的拐杖里？
中午他到车棚做什么？莫非。。对呀，地主等于坏人，偷自行车的就是坏人
呀！只见他走到自行车前，就去搬车的后轮——不是他是谁？我们被自己正
确的判断所激动着。等待了四天，四个闷热的、没有游戏的中午，就是为了
这个时刻！而且，我们手里有枪！
且慢，越是这种时刻越是要沉住气。游击队长总是要拦住性急的战士说：
“再等一等。”好吧，再等一等。只见他一手抬起后车轮，一手握把，径直
把车推进了车棚，又左搬右挪，为那辆车腾出个车位。怎么会是这样呢？他
应该看看四下无人，就开始撬锁，或把车推到更远的角落去呀！而且他又回
转身，走向另一辆自行车，夹起拐杖，抬起后轮。。又走进了车棚。这时，
天上的闷雷一阵阵隆隆地滚过，乌云一层层厚厚地压下来，我们被眼前出现
的事搞得不知所措。邱老头当然看不见我们，他不时看看天，加紧了并不稳
健的脚步，几乎是蹭着地皮把门口最后一辆车拽到棚里去了。已经有雨点噼
噼啪啪地摔打下来。他环顾四周，长长舒了口气，又倚在拐杖上喘了一会儿，
回转身，险些撞到柳树上，定了定神，绕过树，走
雨，哗哗地下起来，天空一定有一把最大的喷水枪，把地上的浮土撞得
溅开去，弄得清凉的空气里满是土腥味儿。但它是不是也跟门边呆站着的孩
子们一样，因为找不到游戏的对手而沮丧难堪？丢失了熟悉的游戏规则，手
里鼓鼓的喷水枪显得那么多余。
有大人跑过，问有没有看见他放在门口的自行车。我们说，邱老头推到
车棚里去了。他将信将疑，拿了雨伞专门去查看了一下。回来时嘟囔一句：
“这老头，还挺有心的。”
二十年过去了，我的喷水枪早已无影无踪，那个拄拐仗的黑色身影也再
不会出现。无论是北京还是纽约，夏天还是酷热，孩子们，还一样爱玩水。
生病
一九九三年我应邀去福建主持一个艺术节，当地电视台现场直播。临开
场前一个小时我突然上吐下泻，躺在宾馆里动弹不得。我忙给男主持人打电
话，请他当晚“多担待点儿”，没想到，就在几分钟前，他心脏病发作，已
送医院——当晚的主持全部落在我身上。
要说人还是有不少潜能可挖。如果没有退路，就只有往前冲了。一惊之
下，我腾地坐了起来。只用半个小时化了妆，剩下的半个小时把男主持人的
所有台词“拿”了下来。当帷幕拉开，摄像机顶上的红灯亮起，我已经手持
话筒，稳稳地站在那儿了。为了不使观众感到单人主持的平淡，那天我还格
外用心，把现场气氛调节得非常活跃。我尽量使自己自始至终处于高度兴奋
状态，连在幕侧休息时也不敢坐下，生怕精神一放松，病痛又会占上风。两
个多小时的晚会结束后，我大汗淋漓。知情的导演、演员们纷纷跑过来表示
慰问。“镜头上一点儿都看不出你在生病。”导演的一句话让我最后安了心。
奇怪，这一番苦撑之后，我的病居然好了。精神胜利法，有时还真有些
法力呢。事后我不无骄傲地把此事告诉了妈妈，不想妈妈的眼中流出泪来，
说：“你还不是拚个年轻！”
眼下是有病生不得——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哪儿有时间生病？
能拚还是要拚一拚的。小时候就不一样，那时我还没病装病呢。
上小学时很羡慕因生病而请假不来上课的同学。看他们既不用听课，又
不必做作业，还有爸爸妈妈心疼地问寒问暖，多棒！一个冬天的早晨，我实
在不愿意爬出温暖的被窝，便有了强烈的装病的念头，谎称胃疼。大概由于
我面部痛苦的表情做得十分到位，妈妈居然信了，忙托了我的一位同学送假
条给老师，而她自己也请假半天，在家陪我。
一开始，靠在床上，吃着妈妈额外做的鸡蛋羹，心里美滋滋的。但慢慢
的，不对劲了：妈妈守在一边，不许我起床；明明没病，却要装得一脸苦相，
时间一长，还真有点儿难；窗外已下起雪来，看样子一时也不会停。课间的
时候，同学们该打雪仗了吧？
窗玻璃上的每一朵冰花都有了自己的故事，墙上的钟才走到上午十点。
我实在想不出还能做什么事情，何况今天拉下的功课明天还要补上，实在不
合算。我一骨碌起了床，告诉妈妈胃己不疼了，还可以去学校上两节课。妈
妈却执意不肯，说什么也要我吃了午饭才能出门。而午饭呢，是我最不爱吃
的面条——妈妈说，胃不舒服只能吃这东西。
唉呀，我的妈呀！我从那以后再也没装过病。
没过多久，我倒好像真有病了：天天睡不着觉，白天还特精神。眼看人
一天天瘦下去，却查不出原因，医生只好开些安神的药，全是中药。于是家
里整天弥漫着煎中药的味道，砂锅煮坏了两个。可怜我小小年纪，吃中药的
功夫倒练出来了。那褐色的，苦苦的液体，闻着就够了，偏要早早晚晚咕嘟
咕嘟地灌下肚去，喝完一抹嘴，颇感悲壮。大夫开的药中有黄连粉，需空口
吃，而七十年代末，市场上还买不到胶囊，所以只好用汤勺盛来往嘴里送。
那些黄黄的粉末铺天盖地地粘在口腔里，一点点溶化在舌尖上，真是“苦”
不堪言哪！药帖里还有一味是酸枣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