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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简单带些东西，准备跟我回老家。做这些的时候，我的手一直在发抖，打颤。
领导给我派了车，我叫刘柯寒拿好东西直接去我单位楼下。她不断地打我电话，我不想说话，我忍不住不哭，于是一次次摁断。她发短信过来，很急的语气：朝南！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啊！我给她回，说：我妈妈，去世了！好不容易打出这六个字，发送，是天旋地转的感觉。一切，瞬间幻灭。从长沙到老家，六七个小时的车程，满满的，从头到尾，我在眼泪里想起了过去的点点滴滴。
终于到家，已经傍晚时分，下雨的天，路很滑。到了村口，我几乎是栽下了车。弟弟和叔叔把我攒住，帮我揩去怎么也揩不净的泪水。还是在快到家的拐弯处，大声地叫妈妈，可是，妈妈她再也不会出来了。虽然还是跟刘柯寒一起回来，可是，我再也看不见妈妈的满脸皱纹的笑。
妈妈那么安详地躺着，很安静地闭着眼睛。那是间还是泥巴地的屋子，小小的，妈妈就躺在里面。地是冷的，妈妈的背，也是冷的。我抓住妈妈的手，说妈妈你就不愿再看看儿子吗？我知道妈妈看不见了，我知道妈妈听不见了。
我知道就算我把妈妈的手抓得再紧，妈妈也不会回握。我跪着，不停地拿纸烧，我想让火苗旺些再旺些，我想让整间屋子都温暖起来，我想让地板温暖起来，妈妈的背温暖起来。如果生命可以温暖过来，我愿长跪不起。
几天后，妈妈在很多很多人的簇拥下去山冈，我是那么拼命地跑在前面，想把妈妈拦住，哭着喊着。我知道，妈妈去了，就不会再回来，我不能让妈妈走。叔叔很用力地拉着我，很大声地对我说：“不许哭了。”
可是，我怎么可能拦得住？正月初九到正月十六，妈妈躺在那间小小的屋子里，我在妈妈身边。我清楚地记得，妈妈离57岁生日，还有不到4个月时间。关于妈妈的死，我无法写下更多的文字，一字一泪，那种爆裂般的痛，这辈子，或许都好不起来了。
妈妈不老，妈妈不病，妈妈的走也许与某个宿命的暗语有关。妈妈，她自己选择了离开，为什么？所有的为什么都只能是一种猜测，平添苦痛。我只知道，妈妈走之前把家里收拾得很干净，把家里仅有的几百块钱，放在了爸爸能找到的地方。
那条小小的纸条，压在书桌上那个小柜子底下，压着妈妈走的时候的两个心愿，要我，一定一定照顾好爸爸；要我，一定一定在今年成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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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里呆了差不多半个月，晕乎乎的，一切都很好，一切似乎都已微不足道。我不说话，跟任何人话都很少。沉默，咬住牙根，有时候可以把悲痛紧紧锁住。
可能是哭多了，那段时间上厕所的次数少之又少，连小的都是早一次晚一次就够了。还是孩子的时候，跟别人比憋尿，可没这能耐。
高洁每天都会给我发很多短信息，说一些“朝南哥，你一定要坚强”之类的话。呆在家里没信号，所以我一般都是在去厕所的路上集中收看高洁的短信。我只是看，从没回过。我心里面的那种痛，高洁比刘柯寒更能明白。高洁从小就知道我对妈妈的感情。上高中那会儿，要住校，两个月才能回去一趟。晚上想家了，还会躲在被子里，酸酸地掉点儿眼泪。
处理完母亲的后事，在家里，爸爸和姐姐她们，说得最多的，就是我的婚事。爸爸以前都不说的，现在妈妈走了，才知道，原来他其实也急，也担心。也许我并不算老，但在乡下不同，跟我一块上小学的，他们的孩子都能争先恐后地跟我叫叔叔或者伯伯了。
如果你也跟我一样，来自传统的乡下，不要想着轻易就能把长辈的思想工作做通，不要想着你能把他们说服，就算他们嘴里说着不急，那肯定是假的。道理自不必多说，在他们的生命中，几十年沉淀下来的观念，也是一两天、一两句话可以改变的吗？
回到长沙，刘柯寒对我说：“朝南，我们结婚吧！”我像个受到惊吓的孩子，虔诚地点着头说：“嗯，我们结婚！”我们这个简短的对白，发生在那个有阳光的午后。先是我站在阳台上，发呆，然后刘柯寒也出来了，从后面抱住我，手有点紧地缠着我的腰。
第一部分第10章 朝伢，我快回来哦，你妈妈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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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离开，让我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是新生活。我把表面活给别人看，除我自己之外的任何人，快乐而无厘头。我把内心活给我自己，悲惨而无所适从。
听说刘柯寒的父母已经把房子的首付交了，买在马王堆那边，三室两厅，过些日子就可以交房。刘柯寒说：“你不要去看看吗？要不我把户型图给你拿份回来。”我说不了，你们做决定就行。我没心情也懒得管这些事情，房子不是我的，我去生活就是去寄生。
不是我敏感，不是我看不起自己，在城里就是这样，没有钱，放屁都得控制音量，放大声了，别人要么说你穷，要么说你没鸟本事却瞎掺和。就像买房子这事，我就觉得我没必要说什么，他们要是尊重我，也不会在定下来之后再叫我去看。
我们村上有个人，复读了三届才跟我一年考上大学，由于年龄偏大，毕业不久便娶上了媳妇。他老婆的老爸老妈比较有钱，二话没说给他们买了套大房子。他母亲认为自己的儿子很拽，钓了个这么爽的媳妇，在村上把牛皮吹上了天，当然也在我妈面前吹过。
那时候，我们是村里惟一的两个大学生，村里人喜欢拿我们作比对。对此我很不屑，甚至很有骨气地说过，将来就是别人家有房子我都不住，我要自己搞一套。可现实却给了我重重的一拳。我相信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有骨气的，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辛酸，骨头被泡软了。
像我们村里那个，以前也是热血沸腾的有志青年啊。结婚不久还把他妈接到成都去住了段日子。他妈走的那天，碰人就说：“你看我儿子多出息，要接我出去享福了。”结果是出去没一个月，就被谴送回来了。福没享成，回来也算是刑满释放。据她自己抱怨，她自己受气尚且能忍，她承受不起的是，每天都看见儿子活得不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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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房子有了着落，我并未因此多一点点的快乐。刚好有几天刘柯寒去沈阳出差，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跑去找黄强玩，一般谢小珊也会在。我喜欢看他们恋爱，我觉得他们恋爱很特别，比方说，黄强总是很流氓，而谢小珊总是很内秀。
有天晚上我们一起吃了夜宵，往北院那边走，路过一家药店的时候，黄强很夸张地对着进去买健胃消食片的谢小珊叫道：“顺便买一盒套套，我昨天晚上已经打赤脚了！”谢小珊连药都不敢买了，跑出来给了他两拳。我忍俊不禁，说：“打赤脚，烫吧？！”
周日晚上，我去黄强那边的时候，高洁和谢小姗也一起到了。高洁说：“朝南哥，你瘦了好多！”以前我变瘦的时候，她也能发现，也会提醒我，便一般都是嘻嘻哈哈，会这样说：“朝南哥，你没钱用了！”我说嗯。她会再问：“猪肉涨价了。”我说好像是吧，然后她就开始笑，说：“原来你把肉都卖了！”她天真得不知道卖肉有更阴暗的含义，所以会这么口无遮拦。
在师大那边大概玩到10点多钟吧。学校里感觉就是好，我怀疑师大的男生没人用眼药水，因为有太多的美女可以养眼。本来我是要先送高洁回去的，可谢小珊非要把她留着，说是早上起得早点赶过去上班就行了。于是我一个人直接回住所，结果，在离住所不远的那条小巷子里，我被人打了。
悲剧是这样发生的。刚进小巷我就接了个电话，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码。说了好几句话，我才听出是狗日的陈伟生。我很吃惊，不明白他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码，看来他为了达到目的，确实花了很大心思对我进行调查摸底。
我的语气开始放得很平和，我说你找我什么事，他说我想找你谈谈。我有点烦躁了，说：“没什么好谈的，我也没这个兴趣！”谁知我的话马上把他激怒，他开始咆哮起来：“你他妈的在我面前摆谱是吧！”
全身的血液立即就往我脑袋里冲了，妈妈刚去世，我怎么可以容忍有人这般污辱。我几乎拼尽了吃奶的气力怒吼道：“陈伟生，我操你娘，信不信老子灭了你？！”我的声音大得出奇，估计整条巷子的人都能听见。紧接着，巷子前面就有一帮我朝我冲了过来。
按事后的分析，我想应该是这样的。陈伟生带着一帮人，要去我住处找我闹，没料到当时我就跟在他们身后。他们大概有四五个人，或者更多，我那种时候是不可能还去清点人数的。
冲在最前面的是陈伟生，在离我一米左右的地方，他就一脚蹬了过来。我看清是他之后，及时伸手把他的脚挡开，然后给了他一记重重的摆拳。这是我高中跟人打架的时候最常用的动作，也最管用。我早就说过，凭他陈伟生那副武大郎身材，打架不可能是我对手。
但是，我也只赢了第一回合。接下来太多的人向我赴过来了，跑是跑不掉了的，甚至连叫喊的机会都没有。这几乎是条死巷，两边刚做了搬迁，没有居民，而且又不邻街。我拼命地接架或者找机会还手，可我真的打不过那么多人。
他们的猪拳狗腿雨点般落在我身上，我一手护着头一手护着下半身。在那瞬间，我的想法已经很简单，首先是要活下来，然后活下来了还要是个男人。这是高中时一位在道上混的朋友告诉我的。我觉得很有道理，一直记在心上。
我可能是被打晕过去了，因为我都已经不知道这场灾难是怎么结束的。从地上爬起来，我首先是庆幸命还在，然后是庆幸命根还在！我晃了晃脑袋，让自己清醒以后，再把嘴角和鼻子上的血揩掉，往前走大概10分钟，自己打车去医院。
伤势也许并不严重，就觉得浑身都痛，估计只是一些硬伤，但也得去医院上药。在的士上，我把牙根咬得很紧，不是在忍痛，而是在告诉自己：这回陈伟生完了！
刘柯寒在我出事的第二天就回来了。我请了假，在家里休息。进门，她问：“朝南，还好吗？”我说：“还好，活着！”我一瘸一拐地从卧室里走出来，我的脸上局部涂有紫药水。刘柯寒刚把行李放下，转身看见我，尖叫起来：“朝南，你怎么啦？”她惊恐的神情让我觉得过瘾，我说没什么，我跟别人打架了。“跟谁？”她走过来搀住了我，很心疼的样子。
听我简单说了一下情况后，刘柯寒顿时面如土色，一句话没说，直接去了阳台，拿手机打电话。我站在通向阳台的那条门边上，问她：“柯寒，报警吗？没必要，他们很忙！”刘柯寒回头看我，不说话，继续拨她的电话。
“陈总，非要这样吗？你要怎么才肯放过我。”听见刘柯寒说话的时候，我已经斜躺在床上。在她拨电话的时候，我其实就已经猜她是打给陈伟生，以为她会红颜大怒，却没料到依然低声下气。中间还说了些什么，我已无心去听，不过最后一句还是入了耳。刘柯寒说：“约个时间，我们再谈。”
晚饭是依然是刘柯寒动手做的，两菜一汤，基本达到了小康标准。开吃之后才发现每个菜都没放盐，我知道她整个人儿都心神不宁。她把菜重新端回厨房去返工，我跟进去，说：“柯寒，没什么好害怕的，知道吗？”我不知道这是在安慰她还是在鄙视她。
趁着这个空隙，我给爸爸打了个电话。想着妈妈刚去世，想着自己又成了这个样，心里烫得厉害，拿吃奶的气力忍住眼泪。电话通了，我说：“爸，家里还好吗？”爸听出是我，连忙说还好还好，再就是叫我不用担心，自己在外面多保重。
我说：“爸，你在家里每天去称点猪肉，别太节约了。”听我说到这，爸爸就哽咽了，停了一会，说：“以前你妈是一年四季都舍不得吃餐肉的，现在一个人，我吃不进去啊！”我的眼泪终于吧嗒吧嗒地掉了下来。前几天我听姐姐提起过的，说爸爸不肯买菜吃，说是吃不下，就算买了，也会在吃之前装一小碗摆在妈妈的遗像前面。
第一部分第11章 哪里啊？朝南，在哪里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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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春天，窗外也很少有猫叫了。可能性有两种，一是猫少了，二是猫的欲望少了。这天我坐在阳台的地板上，晒点阳光，听点音乐，背靠着墙，两腿有些夸张地张开，摆出一副高射炮打蚊子的架势。
我没有思考，没有惹上帝发笑。所以，当窗外传来猫叫声时，我听得一清二楚。这感觉很熟悉，10多年前曾经有过，沧桑一点的说法叫做古时候。那段时间在我们乡下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灭狗养猫”运动。到了春天，几乎每个窗子外面都有猫叫。
有次高洁跟我在我家和她家中间那个石板台阶上写作业，也是春天，阳光干净而和蔼，村前的田野都成片成片地绿了。高洁有个题目不会做，正抓头挠耳，突然就传来了猫叫。高洁生气了，站起来跺着脚，说：“朝南哥，你快去叫那只猫不要叫好不好？”
我立马遁着猫声找到那只猫，像赶日本鬼子一样，赶得那只猫夺路而逃，噌地蹿上了屋顶。我得意而归，可谁知刚一坐下，猫又开始叫了。没等高洁要求，我跑回家拿出弹弓，用石子对猫进行驱逐。结果我越打，猫越叫得凶，而且皮毛未损。
整整一下午，我都在赶猫，高洁则在看我赶猫。现在想起来都还觉得有意思。那时候我不知道猫是在叫春，那时候我还小，那时候我和高洁都还没开始发育，嫩嫩的还不懂得下流。长大后读了四年兽医才明白，发情期的猫是忍不住不叫的，这点跟人很相像。刘柯寒就曾在黑暗中咬破过我的中指，就是最下流的那根手指，害得我老担心自己得破伤风或者狂犬病，第二天就偷偷注射了狂犬疫苗，没敢让刘柯寒知道。
在阳台上大概坐了有两个多小时，坐到腿发麻，下半身几乎快失去知觉。想起了很多事情，小时候的，现实中的。我觉得自己的思维很混乱，像看一部彩色电影，可太多的时候却是在黑白场景中回忆。到最后我自己都弄不清，到底是在想高洁的时候顺便想了一下刘柯寒，还是想刘柯寒顺便想起了高洁。
刘柯寒回来得很早，比平常早了差不多有30分钟。我问：“怎么？提前下班了？”她告诉我，她下午请假没去上班，找陈伟生谈了一下。“问题解决了，他同意给你医疗费，并且以后不再纠缠你我！”她说得十分轻巧，像用水服下一粒小小的避孕药，万事大吉。
不想再去了解她，这与我决定跟她结婚并不矛盾。人生就是在一个个未知中度过的。在家里谈论结婚的事，爸爸给我打了个很形象的比喻，说找老婆就像买耕牛，不买回来你怎么知道它不会耕地，但买回来后发现不会耕也是买了，顶多多教教，顶多多抽几鞭子。
晚上跟刘柯寒躺在床上裸聊。“我们这个星期五，去把手续办了吧！”刘柯寒把身体靠过来说。她老这样的，躺在床上老是喜欢挤我，常常像堆烂泥粘在我身上。我本是结婚狂，但听她这么主动地说，还是象征性地犹豫了片刻，像战斗片中共产党临死前的沉思。我说那好吧，先办个手续也好，免得夜长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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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知道什么叫蠢，那么就趁着春天赶快去结个婚吧。这不是哪个伟大的某某家说的，而是我说的。所谓蠢，就是两条虫子，躲在春天的裤裆里，搞到一坨去了，也就是结了。
我们是上午9点半准时从家里出发的，在此之前，我们用电话对双方的家人进行了简单的通报。之所以选择在9点出发，是想信一下迷信，有点娇媚，“天长地久”——很多人认为是屁话或者鬼话。
出了门，刘柯寒就把我的手抓住了，说：“朝南！”我说怎么啦，她说没什么，只是想叫我一下。
下了楼走到那天我被打的那条小巷子，我心里是蛮烦躁的，本想指着那圈地告诉刘柯寒那天我就是倒在那里的，但转念还是算了，影响心情。大喜的日子，不能搞得太惨烈。刘柯寒说，我们打车去吧。我说好，同意！
先到影楼去取照片，三张两寸合影。本来照这个照片那天，还准备照婚纱合影的，但刘柯寒说她穿婚纱丑，难看，最后就没照了。不过在这个两寸合影里面，刘柯寒还是蛮好看的，白白的，嫩嫩的，甜甜的，相比之下，我觉得自己有点儿蹩脚，不太拿得出手。
赶到婚姻登记大厅，还不到10点，比我们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