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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想自己还是很向往名牌大学的，说出来有点口是心非，也便算了。
后来老师又叫几个成绩差的学生过去吃夜草，李满朝也在此列，他本不想去，但念及老师心诚，仿佛有点同情老师，所以还是去了。然而他却奇怪老师怎么突然好的让人有点不大适应，问了大家才知道四级是学校唯一给老师下了了任务的考试——别的课学校害怕老师不抓人。原来如此，李满朝有一种做完爱后给妓女结账的感觉，心中对老师的那点感激一下子荡然无存了
十七
大学生可以叫大的学生，因为大，知道四级过与不过对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便没有蠢到拿自己的前途去和老师过不去的地步；也可以叫作大学的学生，因为素质高，所以没有损到宁可自己难受也不让别人好过的地步。总而言之，李满朝虽然对老的敬意没有了，对学校的规定有满肚子的意见，学习的劲头还是一点没减。
他的话明显的少了下来，早上总早早得起了床，一个人去读书。他给自己规定每天的课外时间读一篇基础英语上的讲读课文，上午和下午把其中的生单词背一遍，晚上做一套四级模拟题，做错的再拿去问老师。上自习也不和大伙在一起，每天都到十点多了才一个人踢踢踏踏的回去；然后倒一杯水喝了，爬上床去老纳入定般的坐着，到了十点半熄了灯他又钻进被窝开始听听力。偶尔能和他们说上一两句话也不过“哪个屋里有开水”或“谁把我的拖鞋穿走了”，每天早上他都还能记得洗脸和刷牙，晚上却常常忘了洗脚，有一次他长达一个星期没有换袜子，于一飞是在受不了了，便告诉他该去洗一下了，他笑了笑出去了，马上却又回来大笑说：“我怎么这么傻，要洗袜子却把梳子给拿去了。”
“你这样会得精神分裂症的，”大家给他开玩笑劝他说，“精神分裂症的下一步就是精神病患者。”他冲他们笑了笑，没有做任何辩解，上床去了，这时他们发现他的微笑实际上是对声音的一种应激性的反应，而不代表任何心理的信息。
“其实你可以轻松一些，”张开和于一飞劝他说，“不就是一次考试嘛。”又问他效果怎样，
“什么效果，”他叹了一口气说，“复习着呗，一闲下来就想，一想就害怕，就愁，愁有什么用，还不如总忙着，骗不了别人我还骗不了自己吗？”
偶尔收到一封家信，拆开一看却是老爷子的一顿臭骂，说他不该好久不往家里写信。他才想起这段时间不光是没往家里，谁他也没给写过信，忙翻出了同学来的信，竟还有一封根本就没有拆开的，他挤出一下午和那个连着的午休来做弥补工作——这包括九封信和九个信封。除给老爷子的那一封外，写信时他先给关系远的写，后给关系近的写，他知道肯定是越写越糟，而关系比较好的不会因一封信写得不好而产生什么想法，这仿佛是关系和语言的一种互补。他也觉得这样对朋友不公平，但还是做了，正如他信中说的那样，现在实在是太忙，等过了四级以后再补上。然而他最终也没有通过四级，也就没能按原计划去补——后来更多的因素是懒得写信，这样这就造成他和同学关系的疏远，这不能不说是四级给他造成的一个重大损失。尽管他在装信时已经很是小心，还是把几封信给装错了，所以他发出这些信的回音仍是一些不能理解的责难和收的别人的信的臭骂，还有一些没有说不理解的则用实际行动——不回信来表达了他们的理解，表示大家都同病相怜，不必客气。这些他都没有在乎，想着等以后有时间了再慢慢给他们解释。
除过英语课以外，他基本都坐在最后一排——没坐是因为位子被别人先占了，看似没有干别的东西，却什么也听不进去，下来当然更不会为之分一点神。“别的课还可以重修，四级却越来越难”，是这个被奉为信条的理论在支撑他们这样做。然而这样上课不听，下来不看，作业便无从谈起，就只有抄，李满朝决不是最精明的，那段时间抄作业的人如雨后春笋般的多了起来。有些英语较好的学生或责任心强的学生干部则牺牲自己的时间先把作业赶出来给大家抄，从而在整体上节约大家的时间，以提高班上的整体英语水平。人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很实用的办法，比讲那些空道理要有用的多，所以这种做法很快得以推广，然而奇怪的是班上没有进一步组织这件事，也许是出于对大家逆反心理的顾虑，当然班长从未说过这件事，这只是随便猜测而已。这里面唯一例外的是于一飞，他英语很好，但表示决不助纣为虐，但事实上也没有人愿意抄他的作业——可能是因为面子问题，抄作业也得抄个好学生的，他也就没有因此而得罪什么人。
那时候同一专业两个班级间的竞争还不是非常激烈，当然也有可能是有的人缺乏集体意识，出卖机密，两班的作业经常串抄。他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样做的一个绝妙的好处就是好多课的作业都是有两个助教分开批改的，类同作业出现的次数便大幅下降，他们也许永远都没有意识到这些合作曾使他们战胜过许多共同的敌人，从而失去了一次培养合作意识的一个绝好的机会，这在现代社会里应算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还有几个学生则时不时的比老师要求的晚一次交作业，老师就绝不会记着前面的作业而判他为抄的，甚至有一次李满朝把张开发下来的作业写名字的地方撕掉了写上自己的名字交上去冒充，老师也没有发现。尽管他们采取了种种方法加以掩饰，被发现抄作业的还是非常之多，象每次一样，老师都会恼火，只不过程度与越来越小而已。受高薪养廉思想的影响，老师在对付抄作业时用了“少留防抄”，这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有那么几个人感到不好意思，不再抄了，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则还是照抄不误，这也就预示了将来在他们所主宰的社会里高薪是养不起廉的。
如果把学生的作业纸改为模板时，学生就可以看出老师在作业后面写那些批语时的心情，只可惜没有，所以任何分量，任何心情下写出来的批语对学生来说都是一样的。如果写的用力了，笔迹会显得粗一些，他们会认为老师的钢笔该换了；如果因为生气写的草了一点，他们则会以为老师的小学老师不称职，还拿着“重做”两个子笑嘻嘻得给别人看，“还老师呢，写的字还不如我的好。”不管怎样认为，批“重做”的结果总是很少有人执行，他们说重做就是再抄一遍，他们不愿意做这种没有意义的事。
虽然每届学生都如此，有些老先生还是对英语过热的与年俱增深感不满，便仍免不了要说上两句：“你们是要用考专业课工作，靠专业课吃饭的。”看到下面那些人在努力认真的样子，他知道这两句话并不值得苦思冥想，那一定又是在背单词，便又说：“咱们学校不是外语学院……”很快他意识到这些批评只有那些在听讲的人才听得到，这是不公平，也是没有用处的，便停止了这种无谓的做法，叹息道：“咱们还是别把时间浪费到这上面了。”
学校为了保证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去冲刺四级，把好多期中结的课都调到了这一学期；所以在期中那一段时间里，除了像李满朝这样“只要四级能过，把其他课的重修费都准备好了”的人之外，还是有人紧张了一下，而考试结果却好的出乎人的预料，竟然有几门全专业全部通过的。李满朝一门也没有挨抓，而当张开和于一飞吵着要他把准备好的重修费拿出来乐一乐时他还是非常冷静的说现在不行，但表示考完四级那一晚上不管结果如何都要拼命的乐上一乐。他们为此而高兴不已，却不知道这样的结果是老师心中的无奈与同情和谅解与正义作了多少艰苦卓绝的斗争的结果。
于一飞仍是极看不惯这样应付考试，他倒不是像孔老夫子那样认为大丈夫当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每个人都象自己那样总在想大事情，恰恰相反，他认为更多的人应该去做那些具体的事情。然而在他看来这样既不是在想大事情，也不是在做小事情，他们是在做一些没有用的事情——最起码他们不知道那样做的实际用处，所以根本不能算作事情。而因为四级把其他的一切甚至是爱情都延缓了使他对马龙鄙夷不已，当然这中间那有几分是源于自己用心良苦却无所回报的失望和恼火。
他一直不认为床头卧叹那些无聊的话题和真正的爱情有任何关系，连续几天晚上马龙说起对那个女孩子如何痴迷使他只是把它当作一些笑话。虽然他还不知道那个女孩子是谁；但他认为即便那些声音进入了自己的耳朵再经过脑细胞的加工也是对她的一种侮辱，所以每当他们说这些是他总带了耳机听音乐或英语。后来看到了马龙在自习室里时呆滞的目光，他相信了这是真的爱，从而也对卧谈的看法有所改变——最起码爱没有因之而变质，即便是偶尔的一次，也是存在过的，就象乌黑的下水道里也可以看见明亮的碎玻璃一样。出于这件事让自己大长见识和一种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心，他决定帮马龙，在他看来一个会产生真正的爱情的人还是有完整的人格的。
“可我现在英语这么差，正愁过不了四级呢，那里有心思谈恋爱。”
听他用“谈恋爱”代替了“泡妞”，于一飞以为他心中有了一点敬意，却不知道马龙只是不习惯在他面前那样说而已。而至于应先有了事业基础再谈恋爱，仿佛爱情是事业的绊脚石，是等事业完成了以后的一种享受——如果这样的话爱情应该到了退休以后才可以产生——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尽管于一飞也不认为别人甚至是好多人都犯错误是自己犯错误的理由，但对马龙这一点还是可以容忍的，“要以宽容的心态去面对世界，就象如何看鲁四老爷一样，不要脱离了一个人所处的环境去对他过分的苛求。”他也常常这样说，今天是他自己要这样做的时候了。再说如果他想的都是对的，自己就没有再帮他的必要了，于是劝他说：“其实恋爱也可以给人以动力，让你去更加努力的。”
“算了吧，万一这次四级过不了，哪有时间陪她玩，就是现在追上了也得吹，还是等过了四级以后再说吧。”
“其实那也并不一定只是要陪着她玩，共同的创业也可以作为爱情的过程，共同创下的事业才是共同的爱情的基础……”
“得，”马龙不耐烦的打断她，“共同创业，你看有几个谈恋爱不是陪着玩的，如果这次四级过不了，以后再被这事扯住了后腿，岂不自找麻烦。”
“其实爱情本身也是有力量的，而且有的时候力大无穷，她并不是一颗夜明珠，处处需要嗬护，他是一块金刚石，自身也可以克服很多困难，再说了，”说完这段突然想起得“箴言”，他马上意识到它对马龙并不管用，便又从现实开始说起，“那女孩子好像听喜欢你的，说不定正在等你，你倒忍心让它等着？”；
“有什么办法呢，”马龙痛苦的低下头，把两手插在头发中间向上拢着说，“你的理论是对的，可没有用处。”
于一飞没有说“你让我很失望”，那样他肯定会说“是你来找我的”，自己便无话可说了，说不定还会吵将起来，自己没办成事又没了人情，岂不鸡飞蛋打一场空，再说事已至此，失败已不可挽回，再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
然而就象球迷总想让自己喜欢的球队赢，尽管这跟自己一点实际的关系都没有——足球赌博除外，可还是因为自己关心过，就想让他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一样，于一飞深深责怪马龙之余，也深为那个女孩子感到不平。最后他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四级，所以尽管四级没有对他造成任何压力，甚至给他以优势，这种优势对别的人来说会发展成一种优越感，他对四级的憎恶还是又添了一分。
然而更让他烦恼的是那些无休止的教导，刚开学时英语老师就找他谈过话，问他上次期末考试怎么回事，当然他不好说是没背答案，便托词说当时身体不好云云，老师也没有深问，还表示对他通过四级没有任何疑虑，考虑的是能不能拿优秀。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点自以为了不起的地方，当别人对此拍马屁时都会有一种遇到了知己的感觉——知道自己优秀的地方，虽说于一飞认为能说出自己缺点的人才是真正的知心之人，还是大为感动，当下产生了一种即便为了老师也得考好四级的豪情。
可随着对四级造成的荒唐事情见得越来越多，他渐渐的没有了这种心劲儿。这种情绪又很快反映到他的行动上来，先是上课不再努力回答问题，活跃的英语课堂一下子冷清了许多。看着英语老师对他提问的减少，他索性连作业也懒得认真做了，偶尔遇上一次提问回答不上来是他也很直接的说：“不会，”连个“sorry”都懒得说。每当这样的时候老师总要说两句“于一飞你这段时间不如以前了”，“学英语要持之以恒”等等，次数多了便不免露出些焦急之色，于是又找他谈话。
“别的课作业也很重。”于一飞撒了一句谎，给老师了一个下台阶，
“我知道，”老师说，“但我想你还是应该多再英语上花点时间，现在就要考虑六级，甚至托福，你们可能还注意不到，现在的大学生毕业后很少在本行业内工作的，专业课基本就用不上，如果不做技术工作的话，计算机也不会用得很深，所以关键的是英语，随着社会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马上会加入WTO，四级已远远跟不上时代的需要……”
这年头事情好象总是相辅相成，随着经济大潮出现腐败，随着经济搞活人们思想滑坡，随着工业发展出现污染，随着孩子长高要补钙……如今随着科技进步又要提高英语级别，于一飞深不以为然，当然他不会拿出来和英语老师探讨，只是说：“其实不就是一次考试吗，我觉得没必要那样。”他本还想说“我经过的考试多了”，但想老师经过的考试更多，也便没有说。
后来从团支书那里他知道英语老师怀疑他有什么情绪，他当即表示没有，还要马上去给老师解释一番，却被他给拦住了，“有没有都无所谓，”他说老师并没有那样说，去解释反而会越描越黑，“关键是你自己，老师干工作也是给别人干的，可你学知识是给自己学的，像你这样的条件，又有这样的成绩，以后考个托付，甚至GRE，说不定会搞到美国去呢，前途大着呢，如果现在因为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误了多可惜。”
于一飞没有和他讨论学习和考试的目的是什么，他知道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勿庸置疑的。他去找了那个心理咨询老师，那老师常被他那些问题弄得哭笑不得，但认为能提出问题说明他想过，对现实的困惑说明他想过去理解，有责任感，而至于问题问的古怪则说明他想的深刻，所以对他一直很是友好，久而久之他们成了好朋友。
“为什么都说四级水平没有用处，却又一定要要求呢？”于一飞开门见山的问，
“不是四级水平没有用处，”那老师说，“是你们这样应付考试而学不到真正的东西，别说四级，六级，托付也一样没有用处。”
“那为什么还要要求呢？”
“那就不是我们能做得了主的，上面有规定。”
“是啊，”于一飞苦笑了，他说，“难道上面一点都不了解这些，他们这样规定又为了什么呢？”
“上面有上面的上面，现在各高校间又都拿四级通过率攀比，人才选择又很看重英语，这也是人才市场环境决定的，不是我们能做得了主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要想在其中有所作为，”那个老师已经发现这些理论对他并不管用，但还是习惯性的说了出来，“你必须现在期中存在，先适应了社会。”果然于一飞又问他：“社会是大家的社会，在我所了解的人中，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这样做的危害，但这还在继续。你做不了主，我做不了主，上面，还有上面的上面都做不了主，那么到底谁能做得了主，这事是谁让搞的？为什么没有人提出异议，只是一味的服从 ，而不知道自己究竟再干什么，我实在不知道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
“可你总的先活下去，才有机会谈论这些问题。”
上面的规定，活着，于一飞并不以之为一切的根本，但如果就此探讨下去，势必将话题扯得很远，于是说：“如果仅仅为了找份工作，挣点钱活下去，我没有必要这样做，我到哪儿都不会饿死。”老师知道他没有吹牛，他家里有的是钱和地位，工作，工资这些对于有的人几乎是生命的全部的东西对于他来说简直是不屑一顾，很难从这上面说服他——但同时也说明这些东西不是绝对的真理，不具有普遍性，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没钱的人应该为生存而工作，那有钱人不工作也可以生存，就只好去死了——便又说：“关键是为了以后活得更好，要不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要上大学呢？”
于一飞认为别人都做了不可以作为自己也做的理由，便又问老师：“什么叫活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