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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法律意义上的自由等同于一种权利，那么，张维迎也有利用新闻媒体为自己说话的权利。
当指责与谩骂铺天盖地而来，他想到新闻媒体，想在和记者的对话中阐述他的观点和立场，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错？我更不知道，我们专访他，《南方周末》给一个处于风口浪尖的公众人物一个自我辩解的平台，难道真的有什么不对么？
我不想搅和到张维迎的道德世界，去评论他究竟是改革派还是权谋派，或者改革派和权谋派的混血，他是君子还是小人，是借严肃工作纪律之名排除异己，还是为端正院风教风挥泪斩马谡？这一切，我都懒得去理会，也无法理会。我能力有限，无法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做出缜密的调查，看清张维迎与同事闹别扭的动机，还原他们之间的是是非非。道德、动机，不仅因为事实难以搞清、无法用常理推测，还在于它们的标准本来就很模糊，个人经验的差异会导致佛眼看人全是佛，鬼眼看人皆是鬼，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正文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 （11）
2009…11…24 20：52：20 本章字数：1071
我觉得，从法律的角度看张维迎和同事之间的纷争，事情会变得比较简单。准确地说，将前同事开除出光华，将现同事的职务免除的一方当事人是光华管理学院，而非张维迎个人。张维迎是光华的院长，他对同事的开除或者免职的建议，只要遵循了正当的行政程序，得到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的多数票支持，就是合法的。至于说，合法的行为是否带来正确的结果，程序的正义是否带来了实质的正义，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对与张维迎打口水仗的两位教授素无了解，对他们的印象无所谓好或者坏，我只是觉得，他们用人身攻击的方式谩骂张维迎，缺乏理性。如果张维迎真的搞一言堂，假公济私，恶意陷害，他们可以申诉，可以利用种种合法的、正常的渠道表达他们的异见，而非损害张维迎的名誉。
当然，我也不想做增益张维迎名誉的事。我不想表达我对张维迎的个人印象，我希望自己能够控制情绪，不受网络世界和真实世界中关于他的非议的影响，围绕“人事门”事件，让张维迎和他的朋友、他的敌人在尊重伦理的前提下自由地讲述，从而让读者知道一个更为全面的张维迎，知道他是怎么评价自己的，他在光华的八年都干了些什么。
坦率地说，仅仅就张维迎在光华的教育改革而言，我是欣赏的。除了公开见报的那些内容，还有被编辑删除的内容，比如说： 张维迎力主废除了博士生导师制度，讲师也可以带博士生。博士生统一招录，一年后学生和导师双向选择，100余名导师，30几个博士生，必定有博导招不到博士生；张维迎率先改革了行政服务系统，将他们从干部变成院聘员工，1999年“三八”妇女节，他请人给行政服务人员上礼仪课，告诉他们，教授和学生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张维迎倡导研究性学院氛围，鼓励“午餐研讨”；所有教员都有办公室，无论教授还是讲师，一样大小，鼓励平等的学术文化。
我由衷地认为，张维迎有这样的理念不容易，能坚持这样做，更不容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跳出来为他说话，夸他人品如何好。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做了什么，与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有时候是两码事。
所以，我始终希望自己能够摆脱人品的窠臼，不陷入张维迎高尚还是卑劣的泥潭。我只想在《南方周末》这个言论的自由市场中，给张维迎一个摊位，让他自由地兜售他的观点、态度和立场。虽然说，我们给了张维迎极大的版面阐述自己，可能不符合限制新闻自由的平衡原则，但是，从包括网络媒体在内的整个新闻世界来看，当漫天飞舞的谩骂、指责、嘲弄一边倒的时候，作为新闻媒体一份子的《南方周末》给张维迎以新闻自由，恰恰是对不平衡的一种矫正。
正文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 （12）
2009…11…24 20：52：21 本章字数：1352
新闻媒体不是垃圾桶，不是痰盂
让张维迎享受新闻自由的时候，我在两个冲突中反复折腾，困惑不已。
我的第一个困惑来源于多元信息和诽谤诬蔑之间的冲突。尽可能多地呈现不同意见，是价值中立的媒体的应有态度。苏永通说，我们合作的《争议张维迎》一文中，外围采访不够充分。出现这样的局面，一方面是外围采访的难度大，我试图询问一些熟悉张维迎的经济界人士，他们或者信奉不论人非的古训不肯置评，或者要求隐匿信息源；另一方面则是我取舍材料的尴尬造成的。
贬低张维迎人品的信息究竟应该如何取舍？写作中，我时时面临这样的难题。采访中，有人对张维迎的评价比较负面，负面的评价又以人品低下为主旨。譬如，有人说，同样的一句话，怎么换了张维迎说了，就觉得档次低。再比如，有人说，张维迎心胸狭窄，没有包容心，跟他关系好的，破坏原则都行，等等。这样的话，放在文章中可能比较符合一些读者的胃口。我也本能地希望我能放进去。但我控制了自己的冲动。
我害怕自己冲动，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动机，也不是表现自己的高尚。我只是觉得新闻媒体不是垃圾桶，不是痰盂，骂别人的话语，减损他人人格的表述，是不适宜刊载到我们的报纸上的。即便批评张维迎人格低下的人坚持他的表达是客观的，他在人群中的美誉度似乎比张维迎高得多，我也不能让他“有话直说”。理由很简单： 我没有核实过，也核实不了。客观援引，不能成为我们侵害张维迎名誉的遁词。
我最近几天老在想，我自己就不是一个高尚的人，像我一样从来就没有真正高尚过一次的人，一定也不在少数。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求别人高尚呢？当然，一个并不高尚的人也同样拥有批评他人龌龊的权利，可是，批评是要有证据的，尤其是批评一个人的品格，任何随意的援引，都会反衬我们自身人格的低下。意大利史学家沙尔费米尼因为反对墨索里尼的独裁和暴政，被墨索里尼投入了监狱，受尽折磨的他，日后治史研究墨索里尼，仰仗的是证据，而非情绪。李敖说，他学习沙尔费米尼，撰写《蒋介石评传》，“全凭证据来”，而不会因为他坐了蒋家的牢房，就蓄意贬低蒋介石。
不加甄别的援引，不仅会让我们跌入道德陷阱，还可能让我们因为诽谤承担名誉权诉讼的风险。退一万步说，即便我们真的相信张维迎是个道德低下的人，我们拿不出证据来，怎么证明我们所说非虚呢。引用受访者的原话，并不能将责任推卸给他人。其实，最初刊登以张维迎同事名义写出的公开信的网站，以及转载这些公开信的网站，都涉嫌侵害了张维迎的名誉权。
20年前，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个关于侵害名誉权案件有关报刊社应否列为被告的批复中，郑重表明： 报刊社对要发表的稿件，应负责审查核实，发表后侵害了公民的名誉权，作者和报刊社都有责任，可将报刊社与作者列为共同被告。那么报刊社变种的网络媒体面临同样问题的时候，是否承担相同的法律责任？根据“通知删除原则”，如果张维迎向网站传递出删除的要求，网站就必须删除，否则就侵权了。两年前，南京大学一副教授发现，中国博客网上的一则网络日志中，有篇名为《烂人烂教材》的心情日记，对他进行了指名道姓的辱骂。该副教授选择对簿公堂。法院判决中国博客网在其首页向该副教授赔礼道歉。
正文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 （13）
2009…11…24 20：52：23 本章字数：1243
顺便说一句多余的话，即使张维迎真的像批评者公开指责的那样，特别想当院长，那又怎么样呢？除非他为当院长采取了贿赂或者其他不正当的手段，否则，何错之有？渴望权力不是错！我们的宪法本来就支持我们的公民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
《芝加哥论坛报》总编辑的态度
我的第二个困惑来源于审慎的怀疑精神和权威的非真实信息的冲突。当我的朋友建议我们对张维迎所说的话作审慎的怀疑时，我想到了美国《芝加哥论坛报》总编辑、普利策奖得主杰克·富勒博士所说的“敌对态度”和“权威问题”。他说：“出于道德上对刊载可疑信息的厌恶，以及对受到高明的形象设计专家的蒙骗，一些记者在与政府官员及其他报道对象交往时往往采取敌对立场。记者本人摆出一副无情的反诘问人的架势，对他所面对的那些人所说的每一句话持有敌意，他首先做这样的假定： 当权者人人都撒谎。”
虽然说张维迎不是政府的当权者，但是被少数人称为“利益集团代言人”的张维迎，毕竟游走在靠近财富和权力的地带。我们每个资深一点的记者都遇到过哄骗新闻界的撒谎高手。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完成了我们的怀疑论教育。所以，我和我的同事，习惯性地怀疑张维迎的一面之词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尊重了真实。如果我们不能确定张维迎所说的是不是真话，有没有撒谎，我是否应该将它们刊载出来？
困惑中，我选择“应该刊载”。如果张维迎的这些表达不是自己说的，而是他的秘书替他说的，或者他的太太替他说的，我们都不会刊载，但是，张维迎的辩白因为出自张维迎之口，从而具有了某种权威性。即使我们怀疑他的言辞是虚假的，我们也应该刊载它，因为新闻讲究的是显著性，张维迎本人的言辞无论真实与否，都满足了公众对新闻报道显著性的需求。
在如何处理来自权威的非真实信息这一问题上，杰克·富勒举了一个例子，假如美国总统说，一个小国的叛乱分子屠杀了数百名妇女儿童，但是记者怀疑总统在撒谎，目的是煽动复仇情绪。一旦产生这样的怀疑，记者就应该着手调查，可是调查需要时间。此时正在闻讯之后的第一个夜晚，怎么办？杰克·富勒说，记者应该加以报道，尽管他满腹狐疑。他解释说： 类似总统声明的言论无论是否准确，其重要性远在误导公众导致的风险之上。
我同意这样的观点。
这也是我在关于张维迎的报道中秉承的态度。
真相在他处
为什么讨厌媒体为一部分人说话的媒体人，在现实中同样希望堵住另一部分人的嘴呢？为什么我们不喜欢谭力就反感媒体上出现他的声音呢？为什么我们不喜欢他的说辞就反过来认为记者的文章不好、媒体的立场不正确呢？
没有谁家媒体也没有哪个记者可以垄断真相的发布权，在对新闻的报道中，在对真相的寻觅中，我们应该谦卑地承认，我们个人以及我们所在的媒体，只是新闻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更进一步地逼近真相。
这是我在2008年11月初的某个早晨的想法。
正文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 （14）
2009…11…24 20：52：24 本章字数：1305
笑不起来
那个想法的诞生，源自报社新闻总监的一个电话。
当时，我跟他说起一个新闻采访的计划。改革明星吕日周曾经担任市委书记的山西省长治市，不久前发生了一则新闻，市委书记将自己的手机公布在96万张名片上，散发到全市的各个角落。政治秀，还是治理创新？学界和新闻界纷纷介入，褒贬不一的议论在网络世界快速流传，《中国青年报》还刊载了长达数千字的报道。然而，综观所有的媒体报道，我们都未能听闻新闻当事人的声音。
此时，有个电话告诉我，我可以采访到新闻当事人，听听市委书记的说辞。
新闻总监似乎有些紧张，他对专访官员颇为警惕，说，千万别出现谭力那样的专访。
谭力是前中共绵阳市委书记，5·12四川大地震发生后，因在绵阳机场和国家主席***、总理温家宝等人合照时面露笑容而广受指责。
彼时，正在绵阳采访四川大地震的我，决定专访谭力。我想问他，那时候他为什么笑了？当铺天盖地的骂声从网络上涌来，他是怎样的感想？他在地震期间都做了些什么？
我想，这样的新闻才是好看的。因为这样的新闻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中，难以拿到纸面上，而公众私底下又对此津津乐道。我觉得，这样的新闻并非仅仅是口水话题，一个地震中的笑料，而是一个公共话题，它涉及公众对政治人物在灾难面前的考问。
可以想见，在抗震救灾的非常时刻，要从身为数百万人的指挥长的谭力的日程表中抠出一段专访的时间，而且还是问这种让人难堪的问题，究竟有多难。我不想用别人建议的迂回战术，先用宏大的赞颂靠近他，而后穿插着问出他为什么笑，我只想光明正大地采访他，而不愿意用所谓的迂回战术欺骗他，哪怕这种欺骗看上去似乎占领了道德高地。
虽然费尽周折，我还是完成了对谭力的正面专访。记得专访的现场有多家媒体的记者，当我问到“您知道网民在非议你么？您委屈么？您对此有何回应？”时，在场的同行很惊讶。走出谭力的办公室，一个同行说，我怎么都没想到您敢问这个问题。
专访发表之后，我还挺得意，感觉自己做了一个独家新闻。
来自编辑部的消息，很快摧毁了我的得意。他们说，读者对我的独家新闻很生气，认为《南方周末》在替谭力美言，做了一则有损《南方周末》“报格”的新闻。
来自编辑部的评价，显然也否定了我的得意。报社的新闻用ABCD四个等级由高到低做出相应评价，我得了个C。
这一回，新闻总监再度说起谭力，我就笑不起来了。
新闻总监说，地震过后，他参加了一个地震报道的研讨会，与会者中有人对我的那篇专访大加鞭挞，理由是，谭力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特别差，你们怎么能给他混淆视听的机会？我从他的语气和措辞中可以想象与会者的愤怒。
我勉强理解与会者的愤怒，如果愤怒的他或者愤怒的她是新闻界之外的人士，我就不想回应什么了，倘若是新闻界人士，我则不愿意保持沉默。我欢迎大家对这则新闻的操作做技术层面的评价，哪怕评价很低，但我反感非技术的道德评价，反对将读者的读后感混同于稿件本身的好坏。
正文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 （15）
2009…11…24 20：52：25 本章字数：1063
先回过头看我当时的那篇专访，只问了几个问题：
您是否知道网民在非议您？您委屈么？您对此有何回应？
您如何评价抗震救灾中的干部队伍？救援人员说，北川政法委书记被埋后对救援人员喊：“快救我，我是张书记。”很多网民嘲笑这句话，认为这是“史上最牛官腔”。对这一现象，您如何评价？
地震以来，您的衣食住行都是怎么安排的？
地震中，您既是一个父亲，一个普通人，又是一个市委书记，第一个角色可能会让你悲伤，第二个角色要求你镇定，这些日子以来，您是如何平衡这两种角色的？
您哭过么？
我自认为这些问题本身既不谄媚，亦无不当，至于说谭力的回答是否是读者愿意看到的，他说的是否属实，那是另外一回事。
从新闻媒体的角色本位出发
对于这则新闻，我想秉承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从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的角色本位出发，与大家做四点讨论：
第一点，我们推进了新闻的公开化。我们将一个私底下流传的话题变成了纸面上公开报道的新闻，是对新闻公开化的推进。地震期间，我曾在百度上以谭力的名字和笑作为关键词，搜索了一下，出现了18400个相关网页。但是，我们知道，它仅仅是一个互联网领域的话题，一个公众私下议论的话题。地震期间，记者们见过诸多话题，其实是无法从网络世界跻身平面媒体当做新闻公开报道的。新闻媒体的职责之一，是尽可能多地报道公众关注的新闻，推进新闻事件的公开化。就此而言，这则报道做到了这一点。
第二点，我们让公众听到了更多的声音。新闻媒体的职责之一，是完成“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使命。地震期间，新华社发表了专访谭力的报道，那是一个读者常见的官方报道，涉及谭力个人在地震中的表现，这样的报道当然不会涉及他的“笑”。我们关于“笑”的报道，给资讯世界贡献了一种新的声音。我在专访中还问了“史上最牛官腔”，这是由海鹏兄的报道引发出来的，所以我请谭力评价了这一问题，将报道往前推进一步，同时提供了一种新的声音。
第三点，我们向大家期待的真相逼近了一步。谭力是个什么样的人？谭力在抗震救灾中是否做得好？李红平说，这是大家期待的“真相”。我想说的是，我本来就没有想过要做“谭力真相”的报道。这是一则调查新闻的题目，我从未想过做这样的题目。但这并不表明这篇专访无益于真相。事实上，每一个接近新闻当事人的报道，都是对新闻真相的推进。因为，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