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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的，或是人类的智能。超越猿的智能必定是经常在两种孪生的危险之间航行，就像古代的航海家必须与锡拉（Scylla）岩礁和卡律布狄斯（Charvbdis）旋涡周旋一样”“。危险的创新的涡流是更显而易见的危险。岩礁引起的危险更微妙：因循守旧的保守主义忽略了象棋红后对爱丽丝关于要留在原地必须尽力奔跑所作的解释。例如，当你行驶在急流中时，要是不能在主航道中保持你的速度，你往往会撞到岩礁上去。智力也是和其自身的副产品在赛跑。预见是我们跑步的特殊形式，这种对于智慧的航行家来说是至关紧要的素质，它对更长时期的生存来说是必需的。正如进化生物学家古尔德所告诫的：“智能和发展是进化中的一次辉煌的偶然事件。借助于它的威力，我们已经成为地球上生命延续性的管理者。我们并不曾要求扮演这个角色，但我们不能拒绝它。我们可能并不称职，但我们已经就职。”在谈论其他智能物种时，我们自己可创造出来的又是怎样的东西呢？包埋在硅芯片中的人的思维是对脑的精细结构的复制品，这种可能性已经引起一定的注意。我觉得这样一种“不朽的机器”把一个人的脑化解为一台软件通用型计算机，可能并不那么行得通。即使神经科学家最终会如某些物理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们贸然假设的那样解决“读出”问题，我想，除非那些工作线路都调谐得很好，并且保持那种状态，否则很可能出现痴呆、精神变态、癫痫发作。只要想一下那些有偏执和强迫症状的人：当在精神病院的羁留是无时限的，不再为人的一生所限，那么“陷入一个无休止的怪圈”就会有新的意义。谁想打这种荒唐的赌呢？”
我想，去认识基因和拟于在连续发代中复制的基本特性运佳于此。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清楚地看到了这些复制的关系。我的朋友，未来学家托马斯·曼德尔（ThomasF Mand，l）也看到了这些。他身患肺癌，前景日益暗淡，但是在回答他的研究空间控制论的朋友时，他说道：
在开辟这个课题时我有另一个动机。说真的，自从在我的癌症被确诊以来的5个月中，这个动机达观地几乎贯穿在我所做的一切之中。
我曾想，像别的所有人一样，我的肉体本身不会永远生存下去，我猜测我留下的时间要比保险精算师所划归的更少，但是，如果我能伸展出去，触摸每一个我所认识的……我能献出自我所有的以及组成托马斯·曼德尔的特异模式，那么当我的肉体死去时，我不会真正地离去。……我的主体会在这里，成为这个新空间的一部分。
这并不是一种原始创新的想法，但不管怎样，值得一试。也许有一天某人能以某种曼德尔的元件来修复所有的碎片，而我可能是傲慢的后执的，温柔亲切的，富有同情心的，以及你们大家似乎感觉到我可能是的其他的一切。
人工智能的特定程式也可能产生有智能的机器人。但是我想，借助于神经科学中已发现的原理，我们能够建造一台软件通用型计算机，它能像人一样谈话，像我们的宠物一样可亲，能够想象隐喻，在几个不同的抽象水平上思考。
初级软件通用型计算机最低限度要会推理、归类和理解言语。我想，甚至初级软件通用型计算机将公认是“有意识的”，像我们一样以自我为中心。我并不是指意识的那些不甚重要的侧面，诸如觉察、醒悟、敏感、可激动。我并不是指自我意识，这似乎并不重要。我认为，自我中心的意识将是容易达到的；使它对智力有所贡献才是更困难的。
在我来看，逐渐更新换代的软件通用型计算机将会获得智力性意识，如可驾驭的注意力，心中复述，符合句法的语言产生，想象，下意识信息处理，对未来的策划，战略上的决策，特别是我们人类在觉醒或睡梦中的自言自语。虽然这种软件通用型计算机所运行的原理与我们的脑所采用的原理十分相似，但设计制作得相当仔细，从而在发生困难时能得以补救。我已经能够看到实现这种设计的一种方式，那就是采用那些达尔文要素和皮层接线的模式，从而产生三角形阵列以及随后的在模式异体间的六角形复制竞争。与我们自己的以毫秒级运转的脑相比，这些功能能以高得多的速度运转，就此而言，我们已经看到了源自“软件通用型计算机”的“超人智能”的一个侧面。如果软件通用型计算机能够达到新的组构层次〔超隐喻（meta－metaphor）］，那么它有可能为帮助人类迈出相同的一步，应在教育方面作些什么努力指明途径。但是，这是容易的一个方面，只是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神经心理学及对人脑的神经生物学的已有趋势的外推。从知识中来提炼智慧当然要比从资料中提炼知识需要更长的时间。然而，至少还存在3个难点。第一个难点是要肯定这种软件通用型计算机确实与各种动物（如我们人类）组成的生态系统相顺应。特别是与人类的生态系统相顺应，那是因为在紧密相关联的物种之间竞争最剧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同类南方古猿和直立猿人皆不复存在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仅有两种杂食性猿一直生存至今（其余皆为素食动物，其肠子极长，从而从大量的食物中吸取卡路里）的原因。如果不是气候变化本身作祟的话，那么，我们更直接的先辈可能把别的猿和类人猿都作为竞争者清除掉了。未来的世界将是一场要求更高的斗争，以对抗我们智力的极限，而不是一张我们能舒服地躺在那里等候我们的机器人奴仆伺候的软吊床。
诺伯特·维纳
奥尔多二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在1948年说过：“保持每一个轮和齿是聪明的修补匠最要当心的。”把一种强有力的新物种引入生态系统决非轻而易举。
当自动化重新布局发生得慢到没有一个人挨饿时，常常是有益的。以前，每个人都收集或寻觅其自己的食物，但在工业化国家里，农业技术的发展已经逐渐把农业人口的百分比降低到约3％。这就使许多人能腾出时间来干其他事情。这些“职业”的相对比例是随时间而变的，在近几十年中，许多人从制造行业转向服务行业。一个世纪前，在发达国家中最大的两个职业群是农场工人和家庭仆人，而现在他们仅占一小部分。
然而，软件通用型计算机甚至将取代某些受过更高教育的工作人员。没有受到良好教育或智力低于平均水平的人的前景比他们现在的情况更加凄惨，但是人类也会明显地受益。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台超人教学机作为动教，它会与学生进行真实的交谈；对与学生操练从不厌倦，总是记得向学生提供必要的多种多样的东西使他们不觉腻味；能够按学生特定的需要修改课程；能够进行常规审视，以发现一种发育失调的征象（如诵读困难或注意力持续时间不长），你便会有同感。
硅质超人也能应用这些才能来教下一代超人，仅通过变异和选择就能进化出更有智慧的超人：最终，其中的明星硅人能被复制。之后，每个后代所受的教育都有所不同。按经验的不同，有些可能具有所期望的特征和价值（如社交能力或对人类繁荣的关心）。我们又能选择其中的明星加以复制。鉴于复制过程包括对时间的记忆（那是硅性智能除能作补救之外的另一个优点），经验会逐渐积累，真正是拉马克“式的：后代毋需重复前辈的错误。
第二个难点是价值问题；什么是公认的价值？如何在硅芯片中实施它们呢？
初级软件通用型计算机将是非道德性的，就像我们的宠物或幼童一样，只有不成熟的智能和言语能力。它们甚至不具备某些与生俱来的素质，而正是这些素质使我们的宠物安全地存在着。我们人类倾向于被我们的宠物视作它们的母亲（对猫来说）或它们一群的首领（对狗来说）；它们听从我们。对其角色的这种认知上的混乱使我们人类得益于其天生的社会行为。我们可能会希望我们的智能机器有某些相似的东西，但是由于它们在干坏事方面比宠物要能干得多，我们将可能需要现实的防卫，比犬的口套、系狗的皮带和篱笆更有效的东西。
我们如何建立那种抽象的防卫？就像艾萨克·阿西莫夫（I。－sac Asi。。v）一的机器人定律？我的猜测是，它将需要作多次明星硅人的复制，这有点像狗的驯养。这种经历许多代超人的逐渐的进化有可能部分取代生而有之的生物学遗传，这也许使硅质超人对社会有害的倾向减少到最低限度，并能限制其间祸行为。
如果确系如此，为了从只具有不成熟的智能的初级软件通用型计算机发展为一种安全的、毋需不断指导的超人将需要好几十年。早期的模型可能是灵巧而健谈的，而不是谨慎或机智的，这是一种充满危险性的综合，蕴涵着对社会有害的可能性。它们会具有顶尖的能力，却并没有以其能力经过良好考验的进化上的先辈为基础。
昭示往昔，诊断现在，预示未来。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对医生的忠告》
第三个难点是如何缓和人类对这种感受到的挑战的反应。正像你的免疫系统那样，对一种刺激的过于热情的反应，能通过变态反应和自身免疫疾病使你受到伤害一样（也许由于过敏性休克会使你丧生）。人类对硅质超人的反应也能在我们现时的文明中造成巨大的紧张。一旦软件通用型计算机已经在经济中起着一种显著的作用，对此所作出的一种严重反应有可能毁坏现存的社会体制，也即使农民养活其余97％人口的体制瓦解。请记住，饥荒之所以死人是因为分配体系的失灵，而并非因为世界某地没有足够的食物。
但是，21世纪的勒德分子“和破坏者将会得到人类行为的某些根基本特征的帮助，这些特征在19世纪欧洲并没有起多少作用。群体试图把自身与别的群体区分开来，尽管受惠于一种共同的语言，但历史上的大多数部落总是夸大与相邻部落间语言上的差异，以致敌友不分。能肯定图林试验（Turing Test）”将被经常使用，人们将试图了解在电话线的另一端是否是一个真人。为了减弱这种焦虑，可以要求机器以特别的嗓音来说话，但这不足以防止我们和它们怕的紧张。
软件通用型计算机和超人也可能而限于一定的职业。它们进入其他领域隶属于一种评估过程，这种过程在一个真实的人类社会的样本的背景上对一种新模型作仔细的考察。如果出现严重的副作用的潜在可能性是如此巨大，引进的速度又可能是如此快，我们就会得到劝告，采取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测试新药物、新医疗仪器的有效性、安全性和副作用相似的程序。这与其说减缓了技术的发展，倒不如说减慢了它的广泛使用，并有可能暂作退却，以防止依赖性发展太甚。
软件通用型计算机可以局限于有限的相互作用的范围之内；为了使用交互网络或电话网络，它们可能需要严格的批准。对于只有新手执照的超人来说，对其输出可能会采取“延迟一天”规则，以避免某些“程序交易”的危险。对一些新手我们可能需要某种计算机遏制装置，类似于我们遏制致命病毒的生物危害。
对真理的探寻是掠夺性的，它确确实实是一种狩猎，一种征服。在《共和国》一书中描述了一个典型的时刻，那时苏格拉底”和他的同伴在争论一个抽象的真理。他们叫喊着，就像那些发现追捕猎物的猎人……（即使禁止科学上的探寻）在某个地方，某个时候也总有那些对绝对思想的毒药上了痛的人，或者是单枪匹马，或者是成群结队，在努力试图建立生物组织，确定遗传的特性，在云雾室中产生夸克——的踪迹。并非是为了名声，不是为了人类的利益，不是以社会正义或社会利益的名义，而是因为一种内驱力，这种内驱力比爱更强烈，甚至比恨也更强烈，是它使人类对某些东西感兴趣。因为其本身神秘的缘故，因为它存在在那里。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
这就开始提出了以下问题：“什么是这个社会该做的正事呢？”是打碎枷锁，优化培育，使人类变得无所不能？还是制造比人类更高明的计算机？很可能我们能兼而为之（就像那些教师的助手一样）。但是，在我们轻率地蜂拥而至产生超人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保护人性，这是一种重要的补救形式。
然而，我们能够导人谨慎从事的途径受各种冲动的制约，正是这些冲动把我们引导到这种智能的转折：
好奇心是我们自身的初始动机——智力是如何产生的？这肯定也是许多计算机科学家的初始动机。但是，即使好奇心因其本身的原因有点破足（就像各种宗教试图做的那样），其他冲动也把我们引导至相同的方向。
象棋红后效应的技术版本。如果我们不改进技术，别的人会这样做。从历史上来看，技术上的竞赛的失败常常意味着被你的竞争者所取代（或消灭）——以国家而言，而不只是公司。从最近几十年在数字计算机中速度和信息量以每18个月增加一倍的增长曲线来看，世界的其他部分不会减慢速度，即使大部分国家决定这样做。就生物技术来说，情况也一样。
对文明的严重的环境威胁要求庞大的计算机资源尽快地发展，因为我们气候通过洋流的重组在约几年之内就“变换排挡”。这样的突然变动（全球变暖似乎使这种变动更可能发生）现在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每个人（不只是欧洲人）都在为生存空间而斗争。为了我们自身的生存，我们的一个迫切任务是学会如何推迟这些气候的变动。为模拟全球气候所需要的大型计算机与模拟脑的工作过程所需的计算机十分相似。
我并不知道有任何设法延迟作出决定的现实的途径，使这种向超人的转折以一种更审慎的速度推进。因此，在今后的几十年中，我们将需要面临超智能机的问题，这不会由于减慢技术进步本身而有所推迟。
确实，我们的文明将在终极的意义上“与造物主比赛”：它正在进化一种比地球上现存的更高明的智能。对于我们来说，有必要变成为一个思虑缜密的造物主，明智地对待世界及其脆弱的本性，敏感地注意到为了站稳脚跟需要做些什么，从而来有效地防止倒退，使我们称之为文明的木屋不至于崩溃。
仅仅在2个世纪之前，我们用纯粹理性能对每一件事都作出各种解释，而现在大多数精心构制的和谐结构都在我们眼前土崩瓦解了。我们说不出话来……我们已经发现公。何提出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们紧迫地需要某些答案。我们现在意识到，我们再不能通过探寻我们的精神来做到这一点了，因为在那里并没有足够的东西可供我们搜寻；我们也不能通过揣测或者为我们自己编制故事来发现真理。我们不能停留在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耽于今日的认识水平，我们更不能倒退。我不认为在这方面我们会有任何真正的选择，因为我们能看到的仅有一条路伸向前方。我们需要科学，需要更多、更好的科学，不是为了技术，不是为了消遣，甚至不是为了健康和长寿，而是为了充满睿智的希望，我们的文明要存在下去必须获得这种希望。
托马斯
译者后记
随着作者的笔端，我们走完了“如何思维”的历程。当我们翻过最，合上书时，在我们的头脑中不禁浮现出作者所论述的“时空模式”在大脑中通过达尔文过程竞争工作空间的情景来。
本书的书名《大脑如何思维》已经明白无误地点明了书的主题。在这本中等篇幅的科普作品中，进化生物学家、理论神经科学家威廉·卡尔文（William H．Calvin）教授以生动的笔触论述了多少年来科学家们为之魂萦梦牵的关于人类智力的重大问题：什么是智力的本质？动物的智力如何向人类智力进化？思维是如何进行的？对超人智力能作何展望？在论述的过程中，达尔文的进化观点始终贯穿全书，无论在阐述动物智力进化的过程时，还是在对思维机制的探索中，这一观点都有深刻的体现。实际上，作者所提出的思维的运作机制的实质是“时空模式”的复制竞争，按作者的说法就是一种“达尔文过程”，这是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
作者对智力本质的阐述主要是综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