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咝恕！ �
彭德怀却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自己作为西北野战部队司令员，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安全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虽然打了几个胜仗，基本上打消了胡宗南的锐气，稳定了西北战场的局面，但如果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有个什么闪失，那再大的胜仗也就成了败仗，而且是全局性的败仗！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在陕北”已成为全党全军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殊死斗争的精神支柱，毛泽东的安全、中共中央的安全已成了战略全局！要是这根精神支柱垮了，这个战略全局破了，谁承担得起这份历史责任？！
彭德怀正率着部队斗志昂扬北上三边。先前已攻占了环县，歼敌1；100余人，缴获满载弹药粮食的汽车6辆，结束了陇东战役。
时间已到了6月底，时值盛夏，骄阳似火。从环县到三边，必须经过一片无人区，这里黄土漫漫，飞沙走石，越过这片无人区，又要翻过一片沙漠，方能到达紧靠长城的三边地区。
这是一次艰苦的行军。带的水早已喝光，没有喝光的也即将被蒸发殆尽。好多战士由于极度干渴，嘴唇干裂，呼吸急促，严重者嘴鼻流血，生命不保。彭德怀号召同志们发扬长征精神，互助互爱，共渡难关。
经历了这样场景的人们，才真正懂得水对于生命的意义。好多战士的葫芦里还有一些水，但都没舍得喝——那是留下来救命的。一个因干渴而垂死的人，嘴角突然接触到一滴水，也会立即露出灿烂的微笑。
互相支撑，互相搀扶，西北野战部队25日从环县出发，29日终于越过人烟绝迹的涸水地区，进入了定边南山。在这里，西北野战部队看到了青山，也看到了流水，一种生命的激情立刻从这支部队里喷发出来。
马鸿逵不知道西北野战部队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行军的，也不知道他们要去干什么，只知道这支英雄的部队正大步流星向北运动。他摊开地图，瞅着西北野战部队的行军路线，大感形势不妙——西北野战部队有从宁夏同心县的下马关、韦州直捣宁夏老巢的可能。他赶紧急调驻盐池的第168旅第504团到韦州把守宁夏门户，又令第59兵站支部以百余辆卡车昼夜抢运盐池、定边的粮草、弹药等其他军用物资。他已经下令，定边、安边、靖边能守则守，不能守则走。
有了这道命令，哪个还去拼命守城，只要能逃，那就赶紧逃呗！30日下午，我军野战部队一纵和新4旅才放了几枪就占领了定边县城。7月2日下午，独4旅攻占安边县城。到7月7日，野战部队主力全部西进，又收复了盐池地区。
第三部分：大步进退全面反攻 西野驰骋势如破竹小河村会议（1）
一打榆林，调敌北上沙家店过坳
小河村会议
一年了，我军在全国共消灭蒋介石正规部队九十七个半旅78万人，加上被消灭的伪军、保安部队等杂牌部队34万人，共歼敌112万人。蒋介石总兵力由430万人降为370万人，解放军则由战争开始时的120万人增至195万人。在西北战场上，从3月到7月连续作战，共歼敌2。6万余人，而西北野战部队总兵力由开始时的2。6万人增至4。5万人。
敌我双方的这一组数据对比显示，局势正朝着有利于我军的方向发展。
蒋介石还是那样忙，但忙的内容已有根本变化。如果说以前蒋介石忙于到处放火的话，那么他现在就忙于到处救火。无论是前方，还是后方，局势的发展都足以令蒋介石无法招架。
从1947年2月开始，国统区物价飞涨，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几乎陷于崩溃状态；而北京、南京、武汉等地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正蓬勃兴起；各民主党派也加快活动，连后台老板美国也开始“逼宫”，一再要求改组政府……政治、经济上的危机已预示着蒋介石正面临着一场巨大的灾难。
蒋介石的头发几乎在一夜之间全部掉光。按中国民间的说法，头发脱落是智慧的象征，蒋介石的头发光了，按理应该是大智大慧。但偏偏与共产党在仅仅一年的较量中，就已败相毕露。他摸着那颗光光的脑袋，搞出了个“国家总动员提案”，在7月4日的国民政府会议上通过，随后，又下达了《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尽管蒋介石如此殚精竭虑，但对已经恶化的局势仍然无济于事，因为，作为政府支柱的军事已滑向崩溃的边缘。
胡宗南是已经卡在陕北动弹不得，而在另一个重点进攻的地点山东，情况也同样糟糕。王牌部队整编第74师在孟良崮全军覆灭，后果丝毫不亚于胡宗南在陕北蟠龙的失败。蟠龙失败使胡宗南元气大伤，陕北战场从此进入守势状态；孟良崮一役后，国民党在山东战场也同样进入守势状态。蒋介石收缩兵力的两拳出击战略，此时已败相毕露。
不过，蒋介石真正的失败，不是失败于此。他伸开手臂两边出击，胸膛却露在了外面——这才是他真正的硬伤，一个战略的硬伤。
蒋介石没有发现自己的硬伤，而此时在陕西省靖边县的小河村，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陈赓等人，正聚在一起，讨论确定全国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任务、战略方针和战略部署。这就是1947年7月21日到23日的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任弼时、陆定一、杨尚昆、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张经武等。
小河村杨柳依依，河水涓涓，时值盛夏，也不显得那么炎热。警卫们用柳树枝在“三支队”司令部前搭了个凉棚，再摆几张旧桌子，外加几桶凉水和几个粗瓷碗，就算是前委扩大会议的会场。会议作出了一个令中国为之震动的决定：陈赓、谢富治的晋冀鲁豫野战部队第四纵队南渡黄河挺进豫西。
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但历史证明，这是正确的！
当时西北战场敌强我弱的态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非常需要加强兵力击破胡宗南系统的进攻。本来中央已决定，让陈谢纵队西渡黄河，与西北野战部队一起打破胡宗南的进攻。6月12日的时候，周恩来还代表军委向陈谢纵队发电，提出要作好西渡黄河的准备。6月14日时，周恩来又致电陈谢，要求隐蔽集结准备西移。6月20日，毛泽东也致电陈谢，要求7月中旬出击榆林。
但6月30日，整个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那天，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部队15万人一举突破黄河天险，直逼鲁西南，直接威胁着国民党统治的心脏——中原地区。蒋介石看到了危险，惊恐万状，连夜调动几十万部队前去堵截。而毛泽东则感到，一个新的战略格局正在展开。
第三部分：大步进退全面反攻 西野驰骋势如破竹小河村会议（2）
他摊开地图，把华东、华中、华北等地的战略情况反复地进行研究，他发现，如果在豫西和豫皖苏地区再插上两把刀，而刘邓直挺中原，则蒋介石的处境就要告急，整个战略格局就要改变。在7月4日的时候，毛泽东就下定了决心，改变陈谢纵队的使用方向，南渡黄河，直逼豫西，与刘邓成犄角之势，直接威胁国民党的统治心脏。
但这是有风险的，挺进国民党统治区，等于是不要后方去作战。而解放军的战略战术，从来都以有利的人民、有利的地形为依托。现在不要后方，挺进国统区去，结果会不会是孤军深入？更何况，蒋介石对山东和陕北发动的重点进攻并没有完全停止。
毛泽东也有顾虑，7月4日特地发电报给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及陈赓、谢富治征求意见，询问是否妥当。
对毛泽东这个大胆的想法，所有被问及的领导都赞不绝口。蒋介石把主力154个旅中的128个旅放在山东和西北，而内部守备兵力不足30个旅，这正是出击蒋介石心脏部位的天赐良机。只要三支部队一齐出动，刘邓直逼中原，蒋介石必定方寸大乱，疲于奔命。
此想法战略上看起来是缥缈的，但落实在行动上却是实在的。战术上一招不慎，只会损兵折将；但战略上一招不慎，却会满盘皆输。
当然，陈谢纵队使用于豫西还有战术上的有利因素。一是可以减少陕北粮食的压力，二是这里国民党兵力空虚，可以迫使胡宗南分兵于此，又可减少陕北战场的军事压力。
经过充分论证，在小河村会议上，毛泽东统一了大家的意见后，说：“我们决心不等敌人的进攻被完全粉碎，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在装备上超过对方，立刻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敌人兵力薄弱的中原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实施中央突破，转入外线作战，直插敌人的战略后方，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从而改变整个战争的态势。”
23日，会议的第三天，毛泽东又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刘邓要“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陈粟谭率鲁中兵力并在刘邓到大别山后指挥陈（陈士榘）唐（唐亮）担负整个内线作战任务。”
一个改变中国内战格局的决定，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就完成了。
在座的所有将领们都感到了一个新的局面正徐徐展开，才一年时间，主力就可以打到外线去，战局的发展确实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
对蒋介石的战争，毛泽东还列出了一个时间表。“用五年时间来解决。”毛泽东激动地伸出五个指头，却比蒋介石多了几分理智几分冷静，“但这个时间不对外宣布，不像蒋介石那样，先说几个月消灭我们，不能实现又说再过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战争才开始。”
彭德怀一直端坐在一条没有靠背的木凳上，他额头发亮，眼睛有神，思维一刻没有停止，他正在筹划着陈谢纵队出击豫西后，西野在陕北如何展开下一步行动。按照毛泽东先前的说法，陕北战场是一个战略牵制区，西北野战部队的任务就是把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牵制在陕北，配合其他战场的战略行动。怎样把胡宗南钳制在陕北，这是彭德怀思考的焦点。
胡宗南现在长进了很多，兵力轻易不分散，十几万兵力抱成一团，行则同行，宿则同宿。靠直接出击胡宗南来牵制他，效果不会很理想，弄不好还会被胡宗南的优势兵力反咬一口。彭德怀在脑子里把陕北战场形势过了一遍，渐渐把目光盯住了榆林。
第三部分：大步进退全面反攻 西野驰骋势如破竹邓宝珊与榆林（1）
榆林可以称为一座塞外古城，原为陕西军阀井岳秀的老巢，从民国初年起他就盘踞于此，一直到1936年，死后其职由部下高双成继承。榆林坐落于长城脚边；西边有一条时断时续的榆溪河，西、北均是没有边际的浩瀚沙漠，而东南全是黄土高坡，沟壑纵横，少有人烟。这么一座偏僻的小城，能引起彭德怀对它的兴趣，源于它重要的军事地位。
榆林是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部所在地，总司令为邓宝珊。驻军有邓宝珊所部第22军以及胡宗南整编第29军第36师第28旅，总兵力1。5万余人。防区东起府谷、神木，沿古长城经榆林西至横山、宁条梁、安边一线，绵亘350公里，把西边的马鸿逵、北面的傅作义、东边的阎锡山连成一线，又与南边的胡宗南遥相呼应，形成对陕甘宁的全面包围。榆林是这个包围圈上的重要据点，出击榆林，足可以牵动整个陕北战场。
总司令邓宝珊与榆林的历史要从十年前说起。那时他任新编第1军军长，驻防甘肃兰州。1937年秋，太原、归绥、包头相继落入日军之手，日军趁胜大举西进，大有席卷大西北之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紧急下令，把驻甘肃的新编第1军、第165师和驻榆林的第86师（师长为井岳秀部下高双成）编为21军团，以邓为军团长进驻榆林，堵击西进日军。
邓宝珊到榆林的时候，察、绥两省政府及其他机构和办事人员，还有万数逃难的群众，潮水一般涌入到榆林地区。原来冷冷清清的榆林城，因为大批流亡群众的到来而立刻热闹起来。摆在邓宝珊面前的任务，不仅要派兵堵击日军的西进，还要妥善安置各地涌来的难兄难弟。从这时起，榆林作为在军事上堵击日军西进的桥头堡，同时作为在政治上安抚各方难民的避风港，它的地位立刻突显出来。
邓宝珊处变不惊，把供奉在百灵庙的成吉思汗灵位运到兰州安放起来，初步稳定了蒙古人的动荡心理。接着立即组织了5个游击支队，进驻包头的黄河沿岸，日夜骚扰日军，阻其西进，又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傅作义联系，加强了晋陕绥三省联防力量。邓宝珊所下的一番苦功，初步稳定住了榆林的局面。从此，他在榆林的地位也与日俱增，无人能及。
抗日期间，西北局面比较稳定。邓宝珊集团的职能由刚开始阻日西进，逐步转变为配合胡宗南封锁陕甘宁边区。
对邓宝珊来说，这是一段非常苦闷的日子。前线炮火纷飞，多少热血儿女陈尸疆场，而他的第21军团却在陕北这个小镇封锁共产党，无所作为。因为不是嫡系，有时候连粮食、饷银以及枪枝弹药都无法到位。部下埋怨，百姓指责，邓宝珊也感到非常难堪。封锁边区时间一长，有时候又与八路军一起与日本人打上几仗，不久就与共产党混熟了。邓宝珊曾几次去延安，毛泽东亲自接待，不仅热情招待，还在政治上给予很多启发，邓宝珊既感动，又激动，对毛泽东的钦佩与日俱增。而共产党将领如肖劲光、王震、南汉宸、陈其涵等更是走马灯似地跑榆林，或公或私与邓宝珊频繁往来。在与共产党相处的这些日子里，他逐渐发现共产党的主义、纲领还有路线、政策与自己的想法是如此地相近，并且能得到老百姓如此热烈的拥护。他明显感到，共产党要比国民党得人心。
邓宝珊与共产党这种密切的关系，蒋介石、胡宗南都心知肚明。在1946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时候，国民政府要邓宝珊绕道宁夏去重庆开会，而邓宝珊以路途遥远为由，故意经过延安，并且在延安一住就是二十多天，与毛泽东、朱德彻夜交谈。邓宝珊时而为时局叹气，时而为毛泽东的大智大勇击掌叫好。临走时，还拉着毛泽东的手依依不舍。
第三部分：大步进退全面反攻 西野驰骋势如破竹邓宝珊与榆林（2）
在会间，蒋介石有一次问邓宝珊对国内时局的看法。邓宝珊胸脯一挺，振振有词地说：“我愿意把领袖拥护成华盛顿，而不愿意把领袖拥护成拿破仑。”蒋介石一愣，没想到邓宝珊会如此回答。当时没说什么，但已经感到邓宝珊与自己在感情上有了距离。正好，六届二中全会一开完，邓宝珊就告了个病假跑回老家陕西三原去养病了。蒋介石喜上眉梢，一面劝邓宝珊赶快回榆林，一面又密令胡宗南选得力可靠之人去榆林主持大局。胡宗南也早就感到邓宝珊靠不住，立即派了自己的心腹董钊去榆林，安了个副总司令的头衔，邓宝珊仍为总司令。
当时榆林的第二号人物是第22军军长左世允。1944年高双成病死后，他接替了高双成的职务。他办事一丝不苟，对邓宝珊忠诚不二。左世允与董钊是同乡，按理，左世允应该与董钊好好共事，同谋党国大计——这也是蒋介石和胡宗南选中董钊去榆林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榆林守军带有浓厚的封建地方观念，从左世允以下对董钊的到来，表面上客客气气，但私下里却结成了“拒董”统一战线。几个月时间里，董钊除了看过几处防御工事，其他一事无成，有关军机大事，更是一句话也插不上。董钊越来越觉得没有意思，还不如继续做他的整1军军长去。为了脱身，他向胡宗南说，根据老弟几个月来的观察，榆林军事非邓宝珊坐镇不可。
这几个月里，告病回家的邓宝珊也浑身不自在，日夜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是榆林，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古长城，还有那里的百姓，哪一件他都无法放下。在榆林十年的感情，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已与榆林结下了生死之缘。
在蒋介石的再次催促下，邓宝珊又到了榆林。
他到榆林的那一天，榆林全城军民打着腰鼓，扎着大红花，夹道欢迎他的到来。邓宝珊完全被感动了，坐在吉普车里心潮起伏，不能平静。
蒋介石要邓宝珊继续出马榆林，是因为邓在榆林的威望，而不是出于对邓的信任。派人取代邓宝珊不成，就只有给邓宝珊安钉子了。在1947年3月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的时候，蒋介石以加强榆林防务为由，授意胡宗南空运了整编第28旅6；000多人去榆林，胡宗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