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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水煮三国》、《孙悟空是个好员工》到《渔夫与管理学》，再到这部《像园丁那样管理》，我好像经历了一段不可思议的人生之旅。有人说，我近年来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一个广受欢迎的畅销书作家，蜕变成了一个颇受争议的管理学专家。
我不是专家。这么多年来，虽然我一直是一个企业服务者，却眼睁睁地看着那么多的企业关张，无力拯救它们的命运。我也经常和一些上班族谈论压力管理和跳槽的话题，却很难对他们的人生提供有效的帮助。我实在是一个很无能的人，徒有虚名而已。但是，我很愿意做一个上下求索的研究者。我一边做研究，一边写作，一边应邀到全国各地去讲学，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客串起老师的角色。
有两种角色的老师。一种是向导，为人们传道、解惑。一种是师傅，向人们传授某种操作性的技术。我很不幸地充当了第一种角色，引来了那么多的争议。许多朋友支持我的言论，但也有相当多的人不以为然。
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成为一个颇受争议的人，完全是因为我的不懂事。我经常为此感到痛苦。
二
可是，我的不懂事却表现出了孩子般的纯真。我在真实地面对管理学遇到的难题，然后把我的所见所思通过写作和讲学告知给我的读者和学员。很多人对我说：“成君忆，你的《水煮三国》很好看，《孙悟空是个好员工》也非常有意思，但《渔夫与管理学》却很难理解，为什么呢？”
我把管理学分为三个层面，管理思想、管理艺术和管理工具。管理思想是一个认同不认同的问题，管理艺术是一个喜欢不喜欢的问题，管理工具是一个适用不适用的问题。人们喜欢《水煮三国》，是因为它有着一种让大家喜闻乐见的艺术性的表现形式。人们很难理解《渔夫与管理学》，因为它在试图否定一种人们普遍认同的英雄主义价值观。如果说《水煮三国》是我的艺术，那么《渔夫与管理学》就是我的思想。艺术可以赢得满堂喝彩，思想却引起了众说纷纭。
为什么要否定英雄主义呢？我在不停地为质疑的人们做解答，为反对的声音做辩论。后来，我坐到电脑前面，开始整理一年来我为人们做解答、做辩论的资料。我一边整理，一边回忆，一边思绪纷飞。我经历着一种成长性的疼痛，但最终却成就了一棵美丽的花树，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部《像园丁那样管理》。
三
有一句格言说：“古之学者得一善言，用于其身；今之学者得一善言；用于悦人。”那些古之学者的高山景行，常常令我为之仰止。随着我的成长和成熟，我越来越倾心于那种阳光一样古老的修身之道。
于是，写作对于我而言，不再是一个用于悦人的过程，而是一个修身的过程。我面对着电脑，就好像面对着另一个我。我在跟自己对话，情绪激动之处，竟然忍不住泪流满面。妻子推开书房的门进来，诧异地看着我，弄得我只好害羞地躲避她的目光。
所以，这部《像园丁那样管理》的新作，其实是写给我自己看的。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经历过江风海雨，也看到了春暖花开。我背负着现代企业的管理难题，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一路寻找答案。我和古代的老师们一起欢笑，也和那些不逞之徒发生争吵，并最终形成了这种我用“园丁”命名的管理思想。写作的过程也是我成长的过程，这个过程让我深深地体验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管理智慧的真理性和科学性。
爱是人生的真理， 也是管理学的真理。而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科学论述，则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管理学体系。我相信，在我今后的人生和工作中，这些发现都会让我受用不尽。现在，如果这部书对您也能有所触动和帮助的话，我会感到由衷地高兴。
四
我从文化和历史的路径进入管理学的世界，并且在书中讲述了一系列的历史案例。所以，它们不仅对目下流行的管理理论构成撞击，也很容易引起人们对历史（问题）的争辩。如果您感到某些言论显得放肆和不妥当，也请来信批评指正。
我的e…mail是：joy600@163。
五
在这个春暖花开的下午，我看着邻家阳台上的花苗，思考着花儿们生长的学问，再一次想起了曾参当年“吾日三省吾身”的名言。
从今天起，我将把“吾日三省吾身”这句名言作为我的座右铭。我已经深深地知道，管理学的问题其实就是做人的问题。
如果您愿意，也请您帮助我，就像我乐意帮助您一样。
六
跟您说了半天了—可是，您是谁呢？您是我的读者，还是我面对的另一个我？
2006年4月10日 于武汉西郊
《像园丁那样管理》 南方与北方南方与北方
权谋通向地狱，
唯有智慧通向天堂。
“寻找北方”的游戏
因为写了几本闲书，因为这几本书的热销，我被人们当作一位管理学专家邀请到全国各地讲课。听课的学员主要来自当地的企业，包括企业中的老板和承担人事管理职责的员工们。通常，我会带领大家做一个“寻找北方”的游戏。这个游戏不仅可以达到破冰的效果，而且能够让学员们得到一种意味深长的启示。
游戏的步骤依次是：① 请全体学员起立，闭上眼睛，任意方向旋转身体；② 等到他们晕头转向之时，忽然叫停；③ 接着，请他们抬起手臂，指向他们各自意念中的“北方”；④ 最后，请他们睁开眼睛，看一看自己和其他人的手臂指向。
所有的学员都觉得这个游戏非常有趣，因为当他们一睁开眼睛，就会看到千姿百态的手臂指向。事实上只有一个北方，但每个人的手臂指向都不一样，他们给出了各种乱七八糟的“北方”。
诸葛亮说：“宁静致远。”在宁静的状态中，人们总是能够很快找到那个永远正确的北方。然而，当人们面对管理学的时候，却总是无法宁静，以至于他们常常迷失了方向。
人们在迷失的状态中往往会有两种表现，或者惊恐不安，或者自作聪明。就像“寻找北方”的游戏一样，只有一个北方，因为迷失而惊恐不安的人们却自作聪明地给出了各种不同指向的“北方”。现在，我们需要关注的课题是，在管理学的世界里迷失方向的人们，怎样才能找到正确的北方？
古代中国人似乎很容易找到北方的对立面—南方。与现代人采用上北下南定向的习惯有所不同，古代中国人喜欢采用上南下北定向。当人们在野外迷路的时候，他们会去寻找一些参照物。比如，他们会观察一棵独立的树，枝叶茂盛的那一面就是南方。或者，在树林中找一棵树桩，去观察它的年轮，年轮比较宽的那一面就是南方。或者，去寻找蚂蚁的洞穴，因为蚂蚁的洞口大都朝向南方。至于在文化上，例如南辕北辙、南橘北枳之类的成语故事，以及建筑物的坐北朝南，也很有意思地反映了他们上南下北的思维定向。
我以为，当代中国人之所以常常找不着北，恰恰就是因为他们丧失了古代中国人那种文化上的参照。就像“寻找北方”的游戏一样，失去了文化参照的中国人显得如此迷惘而又惊恐万状。
他们是如何失去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呢？这是一个比大熊猫更值得人们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一个让很多外国人都感到不可思议的现象是，一些自称为炎黄子孙的中国人，却常常随意地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价值。也许我们不能粗暴地指责他们数典忘祖，可是因为丧失了自己的文化特征，这些中国人成了世界上最不像中国人的一群人。
他们无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南北指向，他们在寻找新的文化参照。他们曾经狂热地追随过欧洲的哲学，现在他们又认为在美国文化中才能找到新的“北方”。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以美国人为中心的全球化社会，美国人的“北方”理论总是能够让许多惊恐不安的人们唯马首是瞻。在许多美国人眼里，19世纪是工业化的时代，20世纪是管理的时代，管理学的历史也因此被理解成美国人的100年。他们认为，以最初的探索和现实的情况而言，美国人一向是管理学的理论权威。
事实上，正确的北方就像北极星一样永恒地存在着。它并不附从于任何权威，也不依赖于任何自以为是的逻辑和论证。它像真理一样安静，超越于任何沧海桑田的变化。
《像园丁那样管理》 南方与北方5000 年与100 年
我写的这几本闲书，无论是《水煮三国》、《孙悟空是个好员工》，还是《渔夫与管理学》，都具有鲜活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因此，对于中国、韩国、日本，以及东南亚地区的读者来说，显然有着“似曾相识燕归来”的亲切感。我想，这应该是它们之所以畅销的主要原因吧？
与此同时，我也遭遇到了很多批评。我注意到，批评我的这些中国学者，往往习惯于把上下5 000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定义为“农业文明”，把100年以来的欧美文化定义为“现代文明”。他们似乎并不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但他们却用这种“现代文明”的观点否定了它。
他们好像是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在他们眼里，历史被一刀砍为两段。我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看待历史问题，难道不是这种被他们定义的“农业文明”，养育了上下5 000年的中国人吗？为什么要如此强烈地把这个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与仅有100年的“现代文明”对立起来呢？以如此对立的姿态和仅有100年的狭隘眼光，又如何能够理解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呢？
当看到我的作品时，他们好像看到了某种奇怪的返祖现象。他们对我的批评，归纳起来，大约有下列意见：
1。 “成君忆的这些作品虽然让人喜闻乐见，但他所宣扬的管理思想却是一种退化，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的农业文明，不可能解决现代文明的难题。”
2。 “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成为管理学的教科书，因为中国历史虽然悠久，但在企业管理方面却是一片空白。成君忆用了一种很牵强的方式，把中国古代的国家管理与现代的企业管理混为一团，看似有趣，事实上却犯了常识性的错误。”
3。 “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管理是有区别的，国家管理是政治问题，企业管理是经济问题，当政治与经济相勾结的时候，往往就会产生可怕的官商现象。成君忆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管理智慧的想法是天真可笑的，因为他无法解释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官商勾结现象。”
4。 “这些年来，虽然不断有人吹捧中国式管理，其实不过是一种古为今用的权谋之术罢了。这些阴险可耻的权谋之术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只能心存敬畏地奉行拿来主义，到西方的商业文明中去汲取营养。”
凡此种种，无不是从理论基础上否定我的这些作品的价值。
坦率地说，我不是什么理论家，我只是想用有趣的方式表达我的个人看法而已。我也不敢奢望得到天下所有人的认同，连孔子这样为全世界所普遍敬重的圣人，连诸葛亮这样为千百年来所高度赞扬的君子，都遭到了某些当代中国人的否定和随意臧否，我不过一介布衣之士，又算得了什么呢？
但是，我依然愿意满腔热情地把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表达出来，与那些愿意追求真理的人们分而享之。
《像园丁那样管理》 南方与北方不能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七大理由
我得承认，在批评我的这些中国学者之中，很多人都有着令人尊敬的道德自许。和他们一样，我也讨厌那些阴险和可耻的权谋之术，但我不能因此而否定中国的历史文化，理由有七：
第一，当代中国学者缺乏自己独立的学术立场，他们对于管理学的认识主要来自美国的教科书。这种美国式的管理学，当然都是以美国人为中心的，管理学的历史也因此被理解成美国人所看到的100年。值得注意的是，同样身为美国人的彼得·德鲁克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否定了这种美国人自我中心主义的说法。他认为，当文明的曙光初现的时候，人类就已经开始了对管理学的探索和实践。
第二，尽管中国学者还在否定祖先的历史，一些富有远见的西方学者却对古老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直到现在，西方人仍然没有找到管理学的有效答案。但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终于发现了来自2 500年前老子、孔子和其他圣贤的思想之光。
第三，中国的历史文化就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教科书。对于那些死去的先人们来说，历史已经毫无作用，但对于今天活着的人类却有着指南针一样的重要意义。没有了这样的指南针，许多人在做人临事之时就会陷入惊慌失措、或者自作聪明的境地。以当代中国学者为例，当他们否定了祖先的历史文明之后，就只能“心存敬畏”地照搬西方的教科书。
第四，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商业文明。商业这个概念，即源于3 000多年前的商朝。以肉食品为例，从黄牛的养殖、贩运、屠宰、加工到销售的全过程，已经形成一个相当成熟的产业。甚至在一些学术著作中，已经有了农业、工业、商业等三大产业的精彩论述。及至文景之治，民间已经出现了一批具有相当规模的企业，在钢铁、食用盐、工艺品、日常生活用品，以及运输销售等方面，都有可观的表现。有些学者先生并不了解中国历史，他们的批评意见显然是盲目的。
第五，不要把官商勾结和权谋之术定义为“中国特色”。在欧洲、美国、日本和其他地方，也能频频见到令人不齿的官商勾结现象。所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是权力经济，权力是本位；西方的政治是金钱政治，金钱是本位。所以，未完成西方化的地方流行“红顶商人”，已完成西方化的地方盛产“黑金政客”。只要有政治存在，就很难避免权谋之术。
第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智慧虽然大多来自于国家管理，但国家管理与企业管理之间有着许多管理学原理上的共同特性，当然可以互为借鉴。以创造财富的责任而言，国家无疑具有企业的性质。以公共关系而言，企业也无法逃避政治的难题。事实上，公共关系就具有政治的属性，企业的公共关系问题就是公司政治（例如办公室政治）问题。
第七，国家与企业虽然是两种不同形式的社会组织，但它们的社会性是相同的。对于国家而言，天下为公。对于企业而言，公司同样姓公。它们都应该以人为本，都应该为人类的幸福承担责任。因此，不仅企业管理需要杜绝权谋之术，国家管理同样需要杜绝权谋之术。
我以为，在中国历史上的上古时期，以及周、汉、唐、宋等历朝历代，有过许多令人称道的管理学格言和管理学案例，值得我们好好学习。要理解如此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必须用一种足够开阔的视野来阅读它、发现它，而不是用一种所谓“现代文明”的狭隘眼光来批判它。
只有这样开阔的视野，才能看到跌宕起伏的上下5 000年，才能恍然大悟地感受到其中令人叹为观止的管理智慧，并且能够分辨出智慧与权谋的不同属性。
《像园丁那样管理》 南方与北方权谋指向地狱，智慧指向天堂
在管理学的世界里，“寻找北方”的游戏依然没有终结。即使是那些抱持自我中心主义的美国人也不得不哀叹，他们还没有找到那个正确的北方。正如斯图尔特·克雷纳在《管理学的世纪》（The Management Century）一书中所感到困惑的那样：管理学似乎总在嘲笑那些解释它的理论家—当那些理论家试图给出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时，它就会提出一些令人意外的问题。
那个确定性的北方在哪里呢？
有一件事被这些中国学者说中了，人们之所以邀请我去讲课，就是希望我用三国故事来演绎管理学的招数。那些学员（无论是老板、职业经理人，还是普通员工），他们都喜欢听三国故事，喜欢听三国故事中用情节演绎的一系列克敌制胜的权谋和暴力。他们以为，从那些尔虞我诈的权谋中能够找到北方的答案。
诚如一些中国学者所指责的，时下被另一些人所热衷的中国式管理，的确是一种古为今用的权谋之术。可是，不知道这些憎恨权谋的学者是否想过，他们所推崇的美国式管理，何尝不是另一种洋为中用的权谋？在这个迷失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