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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希腊政治社会的建立（4）
财产因素固已渗入了新体制的基础，除此之外，地域因素也部分地渗进来了，那是通过前文所谈到的舰区制度，当时大概按舰区登记公民及其财产作为兵役和税课的根据。有了上述这些设施，再加上元老院，加上这时称为公民大会的人民大会，加上九位执政官以及阿里奥帕古斯院，这就使雅典人具有一个比他们以往所知道的政府要精密复杂得多的新政府，管理这样一个新政府需要更高的智力水平。这个政府本质上也是民主政府，同他们祖先的观念和制度在这一点上是调协的。事实上，它乃是从前的观念和制度顺逻辑发展的后果，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得通。但是，就下列三个方面来看，它还未足以称为一种纯粹的体制：其一，它不是以地域为基础的；其二，国家所有的要职并不是向全体公民开放的；其三，除了可能在舰区中部分地体现地方自治的原则之外，在其基层组织中还不知道采行这种原则。氏族、胞族和部落仍有充分活力，但权力已有所减损。这是一种过渡状态，现在需要新的经验来发展这种政治制度的原理；向这种政治制度前进就是一大进步。人类的制度就是这样缓慢而稳步地由低级形式进化到高级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心灵以共同的思维方式、并按照一定的路径合乎逻辑地发挥作用。
推翻氏族制而代之以新的政治方式，有一个重大的理由。瑟秀斯可能认识到这一点，梭伦则是无疑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在传说时代和在梭伦以前的一段时期中，希腊部落动乱不安，人民不可避免地迁徙流动，许多人从这一个民族转到另一个民族里，从而丧失了与原氏族的关系，却未能与另一个氏族发生关系。由于个人的遭际、勇于经商的精神以及战争所造成的危难等因素，上述现象不时地发生，以致到后来在每一个部落里都有相当多的人以及他们的后裔不属于任何氏族的现象。如前所述，所有这样的人都不属于政府管辖范围之内，因为不通过氏族和部落就不可能同政府发生联系。格罗特先生注意到了这个事实。他指出：“不论在任何时代，胞族和氏族大概从来不曾包括境内的全部人口———到克莱斯瑟尼斯以前的时代，以及在他以后的时代，这些不包括在胞族和氏族内的人口趋向于愈来愈多。”①早在李库尔古斯的时代，即有相当多的侨民从地中海诸岛以及从地中海东岸的爱奥尼亚诸城市迁入希腊，这就增加了不属于任何氏族的人口。如果他们是全家迁来的话，那就带来了不完整的新氏族；但是，他们仍然是异邦人，除非这个新氏族被吸收进一个部落。这种情况也许发生得不少，这可能有助于我们解释希腊氏族数目为什么异常之多。氏族和胞族本都是不容外人渗入的团体，既以收养的方式将这些异邦人吸收入本地的氏族之内，那么它们就不是货真价实的氏族和胞族了。著名的人物可能被某些氏族收养，或将他们的氏族吸收入某些部落，但贫苦阶级将得不到这两种特权中的任何一种。我们可以肯定，上溯到瑟秀斯时代，尤其是在梭伦时代，除开奴隶不算，无所隶属的这一阶级的人数已经很多了。他们既不属于任何氏族或胞族，也就没有任何直接的宗教特权，因为这是氏族和胞族所固有的和垄断的特权。在这个阶级的身上不难看出一种危及社会安全的不满情绪正在滋长。
为了想通过阶级授予这些人以公民身份，瑟秀斯和梭伦的计划都曾作过不彻底的规定，但因氏族和胞族依然存在，它们又被排斥在氏族和胞族之外，所以这种补救方式仍是不完善的。格罗特先生更进一步指出，“对于古老的氏族和胞族，梭伦将它们放在什么政治地位上，要弄清楚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四个部落都由氏族和胞族组成，因此一个人如果不是某个氏族和某个胞族的成员，即不可能属于任何一个部落。现在，筹商公务的新元老院包括四百名成员———每个部落出一百名，不隶属于任何氏族和胞族的人因而就不可能进入元老院。按照古老的成规，九名执政官被选举的条件也与此相同———阿里奥帕古斯院自不在话下。所以，一个不属于这几个部落的雅典人所能参加的就只有人民大会了。不过，他还是一个公民，因此他有投票选举执政官和元老院议员之权，并能参加对他们的职责所进行的年度评定，此外，他还有权亲自要求执政官为他平理冤屈———而侨民则必须通过一个公民居中作保（称为护理人）才能提出这种要求。因此，凡是不属于这四个部落的人，不论其财产可能属于哪一个级别，他们在政治特权方面似乎是与梭伦所定的户籍中最贫穷的第四级相等的。前面已经说过，不属于任何氏族和胞族的雅典人，其数目甚至在梭伦以前大概就已经相当多了。这个数目越来越多，因为氏族和胞族这种团体是关门而不接纳别人，而新的立法者却倾向于欢迎希腊其他地区的勤劳移民来到雅典。”①罗马之所以产生了平民，其原因与此正复相似。他们也是不属于任何氏族的人，所以不成为“罗马民族”的组成部分。我们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氏族组织不再能适应社会需要的一个原因。到了梭伦时代，社会的发展已经超出了氏族组织的能力所能控制的范围，社会事务日新月异，与氏族起源时候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一个民族发展到这种地步，若以氏族组织作为一个国家的基础就嫌其太狭隘了。
第五部分希腊政治社会的建立（5）
同时，要使一个氏族、一个胞族、一个部落的成员继续聚居在一个地域之内，也越来越困难了。划分地域，使之成为政府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是非常必要的。在很早的时候，氏族有其共有的土地，胞族有为宗教用途而共有的若干土地，而部落大概也有另外某种共有的土地。人们在定居于乡村或城市里的时候，是按氏族、胞族、部落而分地区聚居的，这是由于他们的社会组织造成的结果。每一个氏族大体上自成一区———不是包括所有的成员，因为每一个家族中都有两个氏族中的人，不过，使该氏族繁衍的那个团体是聚集在一起的。属于同一胞族的各氏族自然力求居地互相毗连，至少求其相距不远，属于同一部落的各胞族也是这样。但到了梭伦时代，土地和住宅都已成为个人私有，所有者有权将土地转让给氏族以外的人，不过对住宅还不能如此。由于个人与土地的关系时常改变，由于氏族成员在氏族以外的地区添置产业，这样一来，要使一个氏族的人继续聚居在一起当然越来越不可能了。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基本单元不仅在地域方面不稳定，而且在人员方面也不稳定了。如果顺着他们情况中的这种现象再继续观察下去，那就必然会找到旧的政治方式失效的理由之一。乡区由于有其固定的财产和暂时的居民，正具有氏族此刻所缺少的稳定因素。社会已经从它原先极端简单的状态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时候同刚刚建立氏族组织来实行治理的状况已大不相同了。从雅典部落定居于阿提卡时起到梭伦时代为止，氏族组织之所以能够保持而不致消灭，不是依靠别的，而是依靠混乱的局势和各部落间不停的战争。当他们定居于城郭之内以后，财富和人口迅速增长，这就为氏族制带来了最后的考验，其结果证明它没有能力来治理一个此刻已在迅速接近文明的民族。然而，尽管到了这个地步，要取代氏族制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建立一个政治社会，需要克服的困难是很艰巨的，雅典人的经验在这方面提供了鲜明的例证。到梭伦时代，雅典已经出了有能力的人物，各行手艺已经到达了很高的水平，海上贸易已经成为国计民生利害攸关的事业，农业和工业都很先进，用文字写成的诗篇已经开始出现了。他们事实上已经是一个文明的民族，而且已经进入文明有两个世纪了，但是他们的政府组织仍然是氏族组织，仍然是通行于野蛮阶段晚期的那种类型的组织。梭伦所创的新制度已经给雅典公民带来了一个强烈的刺激，然而，此后又度过了将近一百年之久，经历了多次的纷扰，才在他们的头脑中充分地发展起国家观念。最后终于从舰区制产生出以乡区作为政治制度基本单元的设想，但这却需要一个天分极高、号召力很大的人物来充分掌握这个设想，而使它体现于组织之中。这样的人物最后出现了，他就是克莱斯瑟尼斯（公元前509年），我们应当把他视为雅典第一位立法者———人类第二个伟大政治方式的创建人，近代文明民族就是按这个方式组织起来的。
克莱斯瑟尼斯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为雅典政治制度所奠定的基础一直维持到雅典国家终止其独立存在之日。他把阿提卡划分为一百个乡区，每一个乡区都以界碑划定范围，各取一个专名。每一个公民必须注籍，并且必须登记他在其所居住之乡区中的财产。这份登记表就是他的公民特权的凭证和依据。乡区代替了舰区，各乡区的居民都是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团体，享有地方自治权，有如现代美国的市镇。这是这个制度中重要的、显著的特色，同时它也反映出这个制度的民主性质。政府掌握在基层地区组织的人民手中。乡人选举一位乡长（δημαρχοζ），乡长负责保管民众的籍册；他还有权召集乡人来选举行政官吏和法官，改订公民籍册，登记每年中开始到达成年的公民。乡人选举一位司库，并规定税额和征税办法，规定本乡区为国家所应分担的兵役名额。他们还选举三十名审判员来审讯本乡区内部所发生的一切诉讼案件，在一个乡区之内，全部案件的总数已下降到一定数量限度以下。这些地方自治权是民主制度的根本，除了这些权力以外，每一个乡区都各有其神庙和宗教信仰，各有其祭司，祭司也是由乡人选举的。一些细微末节可以略去不谈，我们见到了一个很有教育意义的重要事实，那就是乡区：自初建之日起即掌握地方自治的一切权力，其规模之完备与宏大甚至超过了一个美国的市镇。其宗教之自由也是值得注意的，这种自由适得其所地置于人民支配之下。凡是注了籍的公民都是自由的，他们的权利和特权是平等的，只有出任高级官吏的资格不平等。上述的乡区，就是雅典政治社会的新组织单元，同时也是一个自由国家的典范，是智慧和知识的奇迹。雅典人以一个民主组织作为出发点，把政府置于该组织的公民掌握之下，任何一个民族如希望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家就必须从这样的出发点开始。
地区组织体系的第二层由十个乡区组成，这十个乡区联在一起，形成一个更大的地区。这个更大的地区叫做乡部（φυλοντοπικον），其所以这样称呼是为了保存旧氏族制度的部分名称。①每一个乡部都以一位阿提卡的英雄命名，它相当于近代的县。每一个乡部所包括的乡区通常是毗连的，如果要说这些乡部完全等同于近代的县，那么就必须在这一点上毫无例外。不过，在少数例子中，十个乡区也有一两个并不毗连而分隔在另一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概是由于原先有血缘关系的某部落被划分在不同地域内，而他们希望把他们的乡区组合到他们近亲所在的乡部中去。每一个乡部的居民也成为一个政治团体，享有某些地方自治权。他们选出一位部帅（φυλαρχοζ）来指挥骑兵；选出一位队帅（ταξιαρχοζ）来指挥步兵；选出一位将军（στρατηγοζ）来统辖这两种部队；同时，因为每一个乡部需要提供五艘三楼舰，所从他们可能还选出若干名三楼舰长（τριηραρχοζ）来指挥这些兵舰。克莱斯瑟尼斯将元老院的名额增至五百人，每一乡部分配五十个名额，由其居民选举。乡部这个更高一层的政治团体当然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职能，不过没有得到全面的说明而已。
第五部分希腊政治社会的建立（6）
地区组织体系的第三层，也就是最高一层，即雅典联邦，或称之为雅典国家，它由十个乡部组成。这是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包括了雅典全体公民。代表这个国家的有一个元老院、一个公民大会、一个阿里奥帕古斯院、若干名执政官、法官以及一个由选举产生的陆海军司令官团体。
雅典人就这样创立了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第二个伟大的政治方式。他们以地域结合的体系代替了由人身结合的迭进体系。作为一种政治方式，它奠基于必须永久固定的地域，奠基于多少有些地域化的财产；它通过地域关系来和它的公民打交道，这些公民现在已经定居在乡区中了。一个人要成为国家的公民，首先必须成为一个乡区的公民。人们都在其所属的乡区中投票、纳税，并且从这里被征去服兵役。同样，人们都从其所属的乡部这个更大的地区单位被选进元老院，被选去指挥一支陆军或海军。个人同氏族或胞族的关系不再支配他作为一个公民所应尽的责任了。这两种制度的对比非常鲜明，正如它们显然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一样。人民现在已经完全在地域范围内联合成为政治团体了。
各级地区组织已成为近代文明诸国政治方式的一个部分。例如，在美国即为市（township）、县（county）、州（state）、合众国，每一层组织的居民都是有组织的政治团体，享有地方自治权。每一层组织都有着充分的活力，并在它所统驭的一定范围内发挥其职能。法兰西也有一套与此相似的体系，那就是市府（…mune）、郡（arrondissement）、州（department）、帝国（现在是共和国）。在大不列颠，这套体系是区（parish）、郡（shire）、王国、三联合王国。萨克逊时代的邑（hundred）似乎相当于市；①但除了邑府（hundredcourt）以外，其余的地方自治权已经被阉割了。上述各种地区内的居民都是组成政治团体的，但处于最高一层地区组织下的政治团体，其权力非常有限。实际上，君主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倾向已经使所有的下层组织统统萎缩了。
由于克莱斯瑟尼斯的立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势力已被剥夺，因为现在已经把它们的权力移交给乡区、乡部和国家了，乡区、乡部和国家从此成为一切政治权力的根源。氏族、胞族和部落虽经此摧折，却并未解体，它们仍保留作为一种血统世系关系、作为宗教生活的源泉，残存了数百年之久。在德摩斯瑟尼斯的某些演说词中，凡涉及个人权利或财产权利、世系或墓葬权之处，都提到氏族和胞族，好像这些组织当时仍然存在似的。②这些组织同宗教仪式的关系、同某些刑事诉讼的关系、同某些社会习俗的关系，凡属这些方面，新制度均予以保留，未加触动，所以使氏族等组织没有全部解体。但是，瑟秀斯所制定的阶级以及后来梭伦所设立的阶级，自从克莱斯瑟尼斯以后就不再存在了。①
梭伦通常被视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创始人，而某些著作家则将一部分功绩分给克莱斯瑟尼斯和瑟秀斯。我们认为，应当把瑟秀斯、梭伦和克莱斯瑟尼斯看作同雅典人民三大运动有关的标志人物，而且，他们的活动也不是为了建立民主政治，而是为了将政治方式从氏族组织改变为政治组织，因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历史要比这三位人物更为古老，这样的看法会更近乎实况一些。他们都没有想改变从氏族制度承袭下来的现存的民主原则。这三个人各在其当时对于形成国家的伟大运动作出了贡献，要形成国家就需要以一个政治社会来代替氏族社会。创立乡区，并将乡区的居民组成一个政治团体，这是问题的主要特点。这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一桩简单的事情，但是，当村社观念还没有找到实现的方法时，这件事却竭尽了雅典人的才智。这是克莱斯瑟尼斯天才的发挥，这是一个伟大心灵的伟大成就。他们在新建的政治社会中实现了完全的民主政治，这种民主政治的每一项基本原则虽然早已存在，却需要对政治方式加以改革，才能使它得到更广阔的园地和更充分的表现。格罗特先生这位大史学家对于希腊制度的概念非常肯定、非常明确，他认定希腊部落的早期政府基本上是君主制，②据我看来，我们正好在这一点上受到他的错误假设的迷惑。如果他的假设成立，那就需要有一个制度上的革命才能解释雅典民主政治的出现，雅典人就是在这种民主政治下才取得智力方面的伟大成就的。然而，并没有发生这样的革命，并没有对制度实行急进的改革，其理由就在于：他们的制度原来一直基本上是民主制。固然，并非没有发生过僭主活动，并继之以恢复旧秩序的论战；但他们从来没有丧失过他们的自由，或者说，没有丧失过他们历代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