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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引起人们同情的末路英雄”，使这部影片备受关注，众说纷纭。欧洲各国的电影院场场爆满，媒体持续高烧，德国历史学家第45届大会甚至专为该片举行一天辩论……
批评的声音说，写一个杀人狂的传记，不应该去叙述他如何参加晚会、爱听什么音乐、喜欢波尔多酒还是香槟。因为这些情调都不是历史关键，和纳粹与大屠杀没有任何联系。再现历史时如果省略历史情境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它意味着具有某种倾向性与不真实，意味着德国民族主义和新纳粹势力的抬头。
赞同的声音说，这样的争论毫无意义，因为人们混淆了人的私有性与公共性，在现实生活中一个民选总统可能粗野地骚扰他的女秘书，一个独裁者当然也可能温文尔雅地对待他的家人，该片只是还原了希特勒的原貌。
《帝国的毁灭》的制片人一脸无辜地辩解：如果说这部电影有价值的话，那就是它不带有任何价值判断。可是他的所谓客观立场马上引来猛烈的抨击，指出站在制片商的立场看，希特勒现在的价值只是货币意义上的，他正像性一样被到处兜售。
纽约犹太人素食协会的反应更为强烈，马上找出一千多条资料，来证明希特勒并非真正食素，只不过因为健康原因减少吃肉，正餐时他的盘子里仍少不了巴伐利亚香肠、火腿甚至鸽子肉。他们不能容忍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出现在素食者的行列里。苏格拉底、柏拉图、毕达哥拉斯、达·芬奇、但丁、莎士比亚、雪莱、肖伯纳、伏尔泰、卢梭、托尔斯泰、爱因斯坦、戴安娜王妃、查尔斯王子，还有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全家，古往今来那—份长长的素食精英名单，不能被这个罪恶的名字玷污。在他们看来，食肉者已是大不义之人，何况这个魔头杀人如麻。
杨杨呢？她更关心的似乎不是影片的立场，或者历史的倾向，甚至不是希特勒是否真是一个素食者。当她看过朋友从国外特快专递过来的影碟之后，已经确信希特勒是个素食人，并因此表现出一种深受伤害的沮丧，把希特勒素食看成全世界素食者的奇耻大辱。
在此之前，康德有个观点一直是杨杨素食道德说教的中坚：残暴对待动物的人，对人也会变得残酷。应该仁慈公平地对待动物，因为这么做能使我们仁慈公平地对待人。
不光是杨杨，长期以来，这个观点被动物保护主义者广泛引用，几成经典，其逻辑的引申也很具说服力：爱动物的人，肯定会善待自己的同类，反之亦然。行为学的数据可以为此作证，美国监狱里的重刑犯，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有虐待动物的前科；人类学的研究结论也可以做出比照，食素部落的人通常比食肉部落的人性情温和得多，较少攻击性。反过来正过去，大体就有了这样的印象：善良的人是爱动物的，爱动物的人是善良的，素食者尤甚。希特勒素食说对这个约定俗成的共识所起的作用，真可以用颠覆一词来形容。
杨杨来找我的时候一副六神无主的样子，想从我这儿找点能让她慰藉的说法，可实际上此事给我的震惊并不亚于她本人。因为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康德的这个论点一直深得我心，围绕它来做道德文章，可供引用的现成例子比比皆是。不期节骨眼儿上杀出个希特勒，把这一切本来顺理成章的推论全给搅和乱了。一时半刻我完全不能想象，希特勒这样一个魔头居然食素，且爱狗如同己出，花落也要伤感。我虽不会像杨杨那样受到心理上的伤害，至少书中以康德观点为依托的章节，需要重写。从这点上说，我肯定跟纽约素食者协会的成员们一样，希望找出根据证明希特勒不是素食者，他们为了纯洁队伍成分，我为了讨论问题方便，说白了，都是想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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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7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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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天我一直在想着另一件事情。二战以来所有将希特勒指为恶魔开除出人类的叙事，是不是同样有着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嫌疑？有学者认为对“希特勒不是人”的表述，妨碍了对历史中人性之恶及其不确定性的反思。将历史人物犯下的罪行，归结于魔鬼，让魔鬼为人类背黑锅。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悲剧，并不是哪一个魔鬼可以制造的，而是希特勒以及纳粹狂热拥戴者共同的罪过。把希特勒指认为魔鬼，在人类之外找到良心的替罪羊，可以使所有参与人类自相残杀惨案的成员撇清责任，更可以使当年高高举起双手，用民主的力量把希特勒推上领袖神坛的人们减轻愧疚，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差不多是人类社会潜意识中的一次高度默契的集体合谋，好像希特勒被开除出人类队伍，就可以将人类历史中最丑恶的章节，编入魔鬼的另册，换来一种自欺欺人的轻松。
希特勒是否食素对于认识二战的历史来说到底有多重要？
难道证明了他的确食素，纳粹对邻邦发动的闪电入侵，实施大屠杀的罪行就不能成立了？吞噬了几百万犹太人的奥斯维辛焚尸炉，诺曼底海边白花花的墓碑群，就都变成了噩梦里的幻景，失去了它们的真实性？反过来说，假如证明了他并非素食，二战期间几千万上亿受害者惨绝人寰的遭遇就有了某种逻辑上的合理性不成？
《帝国的毁灭》所做的努力是要把他还原成人，即使一个犯下了滔天大罪的狂人，也是一个在生活的某些方面符合规则的常人。可能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已经适应了将希特勒完全妖魔化的表述，才对这部影片有了那么多不容调和的看法。然而，乍看起来这个努力似乎是在克服着将历史简单化的弊病，但如果这种还原缺失了大背景的勾连，同样会从另一个方面将历史简单化，而简单化的直接后果，是把人引进陷阱，闹出常识性的笑话。有个看似调侃的小故事，尽管是戏说，尽管很夸张，倒也挺通俗地说出了这样的道理。
有人给某妙龄女子出了一道选择题，假如你正在寻找如意郎君，这两个男人你挑谁？前者性情暴躁，举止粗鲁，抽烟喝酒，还有几个情人；后者温文尔雅，善待动物，食素，并对爱情很专一。女子想都没想就答道，当然是后一个。提问者大笑着告诉她，前者是邱吉尔，后者是希特勒。女子目瞪口呆。
我把这个故事说给杨杨听，她不但一点儿也笑不起来，反而更加心事重重。我呢，重新回到电脑前边，在已经成形的章节里挑出这一篇，改写成现在这个样子，也不知道自己是更清醒，还是更糊涂了。
原载《芙蓉》2007年第2期
本刊责编黑丰
作者简介
蒋子丹，女，1954年生于北京，祖籍湖南。先后做过演员、校对、编辑、杂志主编和省作协主席。现任广州市文联专业作家。迄今出版小说集《左手》《桑烟为谁升起》《黑颜色》等七部，散文集《乡愁》《一个人的时候》等五部，以及长篇小说《长大不容易》和长篇散文《边城凤凰》，部分著作被译为英法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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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石块上开出浅蓝色的小花……
［俄］叶连娜·罗琴科娃
王加兴／译 雷 达／批注、评点
叶连娜·阿列克谢耶芙娜·罗琴科娃，1965年生于普斯科夫州新勒热夫市。诗人，小说家。1988年毕业于国立列宁格勒克鲁普斯卡娅文化学院图书馆系，1995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工会人文大学法律系。罗琴科娃的作品生活气息浓郁，写作风格清新质朴。在小说《当石块上开出浅蓝色的小花……》中，作者通过塑造宁卡这一人物形象，突显了平凡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朴素真挚的情感。
一开始宁卡就很喜欢托利亚。那会儿他俩在一起念书，他们去邻村上学时要穿过一片树林。年龄大些的孩子像向导一样走在前头，而年龄小一些的则稍微拉开一点距离在后面跟着，但也不准离得太远，以防他们溜之大吉！大孩子们一个个都不时地回头看看，点点后面的人数，还威风凛凛地呵斥几句。在冬天里，清晨犹如夜晚漆黑一片，小孩子们不仅不掉队，反而紧紧地跟着大孩子们，大伙儿挤作一堆，乱成一团，都想凑近火把——稻草绳微微发出的火光。大孩子们照旧吆三喝四，骂骂咧咧的，不过这会儿已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而是在发泄怨气了，他们是在生自己的气。不想上学，面对黑黢黢的树林感到惊恐万分。功课学得很糟糕，要挨过漫长而枯燥乏味的一天，晚上也不轻松——放学回家之后，还要帮助守寡的母亲一起承担男人的重活，一直要干到天黑，不冲那些小孩子发脾气才怪呢！
托利亚算是大孩子，而宁卡则在小孩子之列。在他面前她特别听话，因为他曾救过她的命——有一年春天他拽住她的衣角把她从湍急的小河里拉上岸来。
从那以后宁卡就爱上了托利亚，这种爱是未婚少女对一个已婚帅哥的狂热而没有结果的单相思。宁卡在城里很轻松地当上了油漆工兼抹灰工，每年都要回一趟村子来度假，每次回来时便会心怀嫉妒地朝托利亚家那高大的新房子瞟上几眼，——房子就像它的两位主人及其孩子那样显得匀称而结实。
宁卡的生活并不如意，但她毕竟是城里人，而托利亚的那位瓦尔卡是乡下人。
后来宁卡就把托利亚给忘了，单位给了她一间位于市中心的房子，她很快就物色到了丈夫——干瘦的，沉默寡言的鞑靼人安瓦尔，她是在一位女友的婚礼上跟他偶然相识的，当时他正在唱着醉歌。几乎没怎么犹豫，宁卡就接连生了两个孩子，以便能尽快拿到套房。可单位并不急于解决她的住房问题，于是安瓦尔便遗弃了他们。对这件事儿宁卡并不感到伤心难过，因为安瓦尔不仅不养家糊口，而且还是个吃软饭的主儿。他有着让人猜不透的心思，有着一颗冰冷的心，简直像外星人似的。
后来宁卡就不喜欢托利亚了，因为有一年夏天她回来度假时，他把她的第二任丈夫说成是“非俄罗斯的盲流”；次年回来度假时，他又把她的第三任丈夫叫作“城里的小混混儿”；至于第四任丈夫，宁卡干脆就没往乡下带，——她再也不想听到托利亚的任何不恭之辞了。
后来，当托利亚的大儿子尤尔卡管她的几个女儿叫作“吉尔吉斯的猕猴”时，她就气得不行了。宁卡把这一切添油加醋地一股脑儿全都告诉了托利亚的妻子瓦利亚，可瓦利亚却回答说：“都怪你自己不好，你也不想想，你这是跟谁生的孩子。”于是宁卡好像故意跟所有人——尤其是托利亚作对似的，决定跟他生第三个孩子。为此她花了三个假期，可都是枉费心机。倒不是说怀不上孩子，而是托利亚不想要。“怎么，以后你就不再找别人了？”他低声说道，用粗壮的大手使劲地揉捏着她那圆鼓鼓的乳房，整个身子紧贴着她，朝她的脖子上喘着灼热的粗气。“一个假期饥渴难熬了吧？随便找一个不就得啦！”他发出低沉的哼声，把她挤压在林边的一棵高大松树那粗糙但却暖和的树干上，抚摸着她的臀部。树皮的棱角硌疼了宁卡的后背，可这股疼痛感却化作了宁卡一辈子从未有过的幸福感。“这下你可得手了，你这个坏蛋，这下你可得手了！”托利亚恶狠狠地嘟哝着，把她放倒在光滑的松木表面那凉丝丝的苔藓上，并掀起宁卡的裙裾，解开自己的裤子。要不是从一旁的马林果灌木丛传来树枝断裂的声响，托利亚可就成了她的猎物，就成了她期待已久的那个孩子的父亲了。他们撒腿就跑，两人的手拉得紧紧的，仿佛永远都不会有人能拆散他们。当他们把狗熊远远抛在后面，逃出树林时，宁卡喘了喘气，依偎在托利亚肩头，沉浸在双重的幸福中——爱情的火焰熊熊燃烧起来，还有那种死里逃生的感觉。可托利亚却粗鲁地一把推开了她：“你不是我的！”说完，转过身，朝林子走去，宁卡那获救的生命此后就交上了背运。命运不再给宁卡任何机会，而宁卡也不再抱什么希望，她只好就这么勉强活着，只是为了把几个女儿拉扯大，让她们出嫁，然后等着抱孙子，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自己的生活。
可后来宁卡可怜起托利亚来了。在瓦利亚的葬礼结束之后，她遇见了他，朝他同情地点了点头，什么话也没说，就独自一人去祭奠瓦利亚的亡魂了。再回来休假时，她已经带上小外孙了——有时是一个，有时是两个。她总是忙个不歇。
后来托利亚使她感到十分讨厌。每到傍晚，他总要多次经过她的家门，不是找马，就是提水，就像是他家的院子里没水井似的。
“怎么啦，托利亚，一个人挺难受的吧？”有一次她幸灾乐祸地问他。他阴沉着脸，回了一句：“好吧，我会托人向你提亲的。”他果然请人提亲来了，请的是住乡间别墅的阿尔贝特和半大孩子谢廖什卡。他们便开始替托利亚向宁卡说媒。“怎么，犯糊涂了，干吗把小毛孩子扯进这种事情里来！”宁卡气愤地说了一句，就要把阿尔贝特撵出门廊。“就你们也来做媒！就你们也来说亲！”
“我是有所准备的，我读了有关的书籍，知道该怎么说媒。”略带醉意的，有文化的阿尔贝特辩解道。“你有一位待嫁的女子，我们有一位求婚的男子，有什么要转告求婚的男子吗？”
“你告诉他，我这就过来。”宁卡嘟囔了一句，就收拾箱子去了。
后来宁卡爱上了托利亚，爱得如痴如狂，如醉如癫，每次呼吸时，仿佛吸入的是最后一口救命的空气。每天清晨一睁开眼睛，就准备着在白天的任何时刻幸福地死去；而在夜晚入睡时，就感到似乎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夜晚，此夜就是她今生今世的最后一夜。即便每次遇到不开心的事儿，她也是乐呵呵的，犹如中了魔法一般享受着每一份喜悦，什么也不害怕，好像她永远都会这样，生活也永远都会这样，有着过不完的好日子，不过也许连一天都……她还知道，即使以后一无所有，她也会跟托利亚生活在一起的。
后来托利亚被医生截去了一条腿。再后来，医生又说另一条腿也得锯掉，后来真的也被锯掉了。宁卡照旧快乐地生活着，仿佛她刚来到人世，而托利亚失去双腿之后，他的生活方式好像并未因此而受到多大的影响。每天早上，她就把他挪到四轮马车上，然后一整天他们都在一起干活儿。春秋两季，他们在别人家的菜园子里帮忙干活儿，挣点外快，攒些小钱，一来可以给孙子们买点小礼物，二来也可以给自己补贴一下节俭的生活。托利亚像军事统帅一样端坐在马车上，而卸了套的马在宁卡的使唤下在菜园里干着活儿。到了冬天，托利亚则坐在炉炕上，俨然一派沙皇的风范，也看不出，他是个失去了双腿的人。家里总是人来客往，儿孙们也常来看看，——总也不闲着。
每到夜晚宁卡就给托利亚唱起那永远唱不完的歌。他起个头，她便接着往下唱。
“演唱会”总是以同样的歌词开始的：
“当石块上开出浅蓝色的小花——花……”
宁卡跟着节拍，和着韵，继续往下唱道：
“我担着两只水桶去把水挑呀——呀。
湍急的小河忽地冲走了水桶——桶。
我的日子过得懵懵懂懂——懂。”
托利亚若有所思地皱起眉头，而宁卡则大着胆子，兴奋地唱道：
“可我的情人一直在家里把炕头坐——坐。
但别人休想抢走我的开心果——果。”
她用同一个调子颤悠悠地唱出每个音节，犹如用同一个动作晃动着摇篮，唱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哀号似的声音就显得有气无力，拖得长长的，犹如疲倦的保姆在打着哈欠。在这种唱法的歌曲中，重要的不仅是歌词的内容，而且还有声音的强弱。如果宁卡唱得轻悠悠的，那就是一曲柔曼的歌；如果唱得激昂豪放，那可就够你受的啦！
托利亚兴奋地微笑着，请她继续唱下去。宁卡可是个编歌的好手。她可以唱上好几个钟头，把一句句歌词巧妙地联结起来，就像用线把珍珠一粒粒串起来，唱到后来都不记得开头唱的是什么了。所以，为了记住歌头，她总是用同一句歌词起调，就是那句“浅蓝色的小花”。而接下去的歌词句句都是押韵的，仿佛她在编织着精巧的镶边花纹。唱上一两个钟头之后，越发不可收拾，从水桶和炕头唱到包括政治在内的严肃题材。其实宁卡并不喜欢政治，她认为这跟上帝无关，从一开始就是叛徒①所干的勾当。托利亚倒是挺喜欢政治的，虽说他总是以指责的口吻谈论这个话题，并期待着有一天会出现一位“有头脑的领袖人物”。为了迎合托利亚的喜好，她用尖细而悲戚的声音卖力地唱道：
“戈尔巴乔夫谎话连篇，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