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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知识的人，而是一个提供更大空间的主持人。他是一个诱导者，组织者，是司仪，更是一场文学盛宴的布置者和发起人。他更多地撩拨和鼓励，有更多的热情。他不是一个导师，尽管他可能80岁了，也不见得比一个6岁的小孩对文学的某个方面感触更深。他是一个“人”，所以他不会像猫一样好奇，像狗一样冲动。因为各种生命的性质本来就是不同的。他明白，要获得淋漓尽致的体验和表达，就要尽可能地把这场盛宴上所有的能力、所有的可能性全都调动起来，从而形成极其活泼、极其冲动的局面，一瞬间让生命中最敏感的因子飞扬起来。感动、愤慨、回忆、痛苦，整个“合谋”所需要的这些因素全部焕发出来了——这才是一堂真正的文学课。如果文学课离开了这种状态，文学也就真的不可以教学了。
为什么集中的文学教育是可能和必要的？因为任何一种活动都要有一定的体量，授课也要讲个体量。比如说研究生，带一个和带四五个不一样，太少了没有“场”，即没有生命共舞的那种气氛。不要说人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智能动物，就说狗和猫吧，它们在一块儿时也和独处时大不一样。单独的一个狗，它往往是沉静的，低着头，在院子里看看草木——两个三个一起就不一样了，它们会更活跃，有更多的生命特质焕发出来。再比如看电影，一个人欣赏与满屋里的人一起当然不一样。氛围是营造出来的，这即是一种“场”。只有在这种“场”里，生命的某些特殊部分才展现出来，没有死角了，焕发了激扬了。文学教学的课堂，就是把“场”的能量调动起来，使大家都在同一种氛围里去欣赏和领悟。当你在一个点上激动起来的时候，很可能正好启发了另一个人，让他在另一个点上活跃起来——这又将启发其他的点——所有的点都在活跃。这么多的兴奋和体验一齐参与，那是什么局面。如果反过来，把一套现成的文学模具拿到大堂上，用来用去，去套一篇篇作品，找它的关键词是什么、中心段落是什么、中心思想是什么，那肯定要全完了！让千年不变十年不变甚至百年不变的一个兴奋点去限制所有的人，第一残酷，第二不合理，第三非常荒谬。
正像桑塔格说的，无论一个文学作品的表现力多么强，它还是无法脱离体验主体的“合谋”，不能独立地完成自己。无论一部作品写得多么了不起，多么深刻，作品本身仍然无法完成自己。它起码是依靠两个要素来合成的：一是文字载体中的活的灵魂，二是读者。当这二者接通的那一刻，一场“合谋”即开始了。僵死的文字突然会活过来，从纸面上立起来。复活总是有条件有过程的，把复活的过程省掉了，还要让一部作品活着，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文学阅读的基本事实。
现在的文学教育就是抽掉了一个前提，抽掉了一个支柱，毫不顾及这个文学的基本事实。他们大概误认为文学作品放到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他们简直不明白，即便是印制了一部旷世杰作，放在青蛙面前也仍然是一些废纸。课堂是一个“场”，它可以让文学的“合谋”更敏感更充分，这就是文学课堂的目的。这个“场”可以呼唤出更多的经验和灵性，这就是文学课堂的魔力或者魅力。
有人指出：现在的教材从内容上看越来越重，越来越深，而教师和学生的理解力却是越来越浅。这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的通病：虚荣和急于求成。比如一些项目，不同的民族都在搞，代价却是不一样的。不管效果不看基础一味拔高，后果往往适得其反，到头来要为这些冒失的举动付出很大的代价。一些生僻的文学作品、还有极怪异的先锋小说，常常作为符号硬塞到教材中。这就像一个地方的体育基础设施一塌糊涂，穷得什么都没有，却硬要在竞技项目上搞大投入，勒着腰带去拿奖牌。这是一种虚荣：一方面极想把文学的“卫星”和“魔器”放进课堂，另一方面连最普通最基本的文学训练都没有。
学生们损失了一堂朴素而健康的文学课，失掉了一次真正阅读的机会。淳朴幼稚没有了，却换上了学生根本就无法理解的莫名其妙的东西。这是一种背道而驰，也是一种第三世界的自卑。我们宁可回到最简单的文学欣赏上来，但要有真正的追求和真正的理解。
现在人们越来越不相信应试教育的结果。人们从根本上怀疑“高才生”的基本水准、他们的创造能力。由于这种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立人”的宗旨，人们还怀疑这些学生的道德素质。真正优秀的文科生几乎不曾考过高分——因为真正的语文天才只会是更加不安的灵魂，他们天生就不会接纳别人的“关键词”和“主题思想”，不会归顺于那种蹩脚而简单的思维方式。如今的语文考试竟用上了计算机，用计算机审批标准答案——这只能是对语文教育的某种捉弄和嘲讽。
与这种应试教育并行的，是现在的某些少年写作。不仅拙劣、文理不通，而且还流露着出人意料的恶意。虽然这不能由现行教育体制负全部责任，但我们仍要提倡创造、想像和个性，提倡文学的生命质感，同时强调“立人”的原则。
理解应试教育对文学的损害，最好的一段话莫过于略萨所说的：“一个没有文学的社会，或者文学在社会里作为不可言说的嗜好而置于社会生活的边缘，以及变成几乎是有强烈派别意识的信仰，那么这样的社会注定会从精神上变得野蛮起来，注定会危及社会本身的自由。”我们可以深味其意，以感受它此时此地的深刻。可见，略萨指责的那三种情况在今天一块儿出现了。
第五部分大学课堂与文学教育（3）
一种庸俗化、简单化的教育框架，已运用和普及到整个社会的范围。狭义的教育和广义的教育是一样的，它们都存在于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之下。社会是立体的。有人常说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是一个学习的时代，这并不错；问题是怎样学习，用什么方式去学习，学习什么内容。如果在整个社会上运用应试教育这样的模式，我们就会招致意想不到的损失。从一个学校的教育再到广义的教育，其情形和意义都差不多。我们不能忽视活跃的生命、有创造力的生命。像中小学语文教学那样找出“关键词”和“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还有“填空”之类的简单化和机械化，都是常见的。
这是一个大环境。从另一方面看，一些微小的局部，这个幼儿园，那个中学和大学——这些具体的教育状况再返回来促进大的环境。这种互相仿制互相促进是可怕的。
商业时代对文学、对美的伤害，严格讲对活泼的生命个性的伤害，其表现是非常明显的。那些不通的艺术批评，让我们很容易就从中嗅到了初中高中应试教育的刺鼻气味。也只有目前的应试教育，才能按部就班地把一个幼儿送到初中，送到高中和大学，最后读完研究生博士生，最终成为一个古怪的所谓“评论家”。工序完成，出来的却是一个残品：文气不通，振振有词，引经据典，仨俩洋词。他实际上要花费许多时间才能掌握一种方法、一个体系，所以今后必要扩散这种方法和体系，必要努力把这一套推广开去。他要把从小学到大学以及后来学到的一整套东西再送到下一个流程中去。这种循环愈演愈烈。某些艺术批评，一些怪异的理论，让人想到一台复印机：经过奇怪的复制，并呈现出一种家族密宗性质。它会有自身的禁忌和规范，有基因，有内部遗传密码。
可是这些似乎深奥的经典演绎有一种最根本的缺陷——浅薄。它根本不理解作品，因此只好离题万里。
真正的阅读是让文字恢复生命。现在的社会如果还有一个伟大的抱负，就是让自己的民族学会阅读，让自己的时代走进阅读。看起来这儿是在讲“读书”，实际上在讲整个世界的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讲人类的基本生存伦理。
如果整个社会生活走向概念化、简单化，走向无知和浮浅、愚昧和盲从，当然是可怕的；可从另一方面看，它也可能是一个脱颖而出的时代。比如电子网络时代既是扼杀个性的时代，又可以说是一个个性毕露的时代。因为每当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蒙蔽生命的时候，另一类生命脱颖而出的时刻就快要到来。只把这个时代作为一种“背景”去理解，就会产生新的希望。这就是为什么商业和经济运作特别炽热的国家，反而产生了那么多大艺术家大科学家的道理。因为它的背景较大，土壤较厚，某种荒谬、刻板、程式化走到了极数；金钱统一、技术统一；高度发达的商品社会——这一切会遗留出很多奇怪的死角，斜逸出奇怪的反抗。那儿极有可能生存着了不起的人物，有世界上最清醒最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比如美国，就是这个世界上许多人向往和憎恨的地方，这个扼杀精神、倡扬物质和欲望的土地上，一些真正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还是脱颖而出了。
我们对僵死荒诞的教育方式耿耿于怀，是因为它严格讲来不是一个狭义的教育问题。我们在讲精神生活和精神空间，讲其中的无秩序和无理性。我们不仅忧虑种子，而且更忧虑土壤。
但现在还需要不需要乐观？不仅需要，而且仍有理由。前边讲过文学的背景，这里也可以从背景的意义去思考：一个时期的浅薄，游戏，精神上的混乱无序，都不过是构成了一种背景而已——作为背景，它也许正不可避免地催生了另一种积极。
植物学家认为，只有腐殖土的增厚，才能有强旺的生长。一个时期的各种参照多了，也是幸事。浮躁激活了沉思，无耻激活了正义。各种各样的情况也构成了许多机会，思想的萌芽在寻找腐殖土。精神需要腐殖土。西方的精神背景既芜杂又丰厚，同性恋，后现代，新古典主义，达达主义，自动写作，垮掉派嚎叫派，一应俱全，呈现出立体的喧嚣。这种背景下出来的一个人会是怎样，可想而知。像文革时期那样简单，人的精神都平均化了，结果作为一片精神的土壤也太贫瘠了。
即便这样我们仍要反思和追问，而不是在现实生活中竞相逐潮——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在各种思潮的交织冲荡中有可能出现的崭新的思想、崭新的人。
1956年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原籍山东省栖霞县。1980年烟师中文系毕业，在山东省档案局工作。现任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文学创作一级，并兼任山东省青年联合会主席、山东省青年文化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教授和研究员等职。
1975年开始发表诗歌，1980年起开始发表小说。1982—1986年与人合编出版《山东省历史档案资料汇编》33卷。现已出版文学作品及理论著作120余部，计750余万字。主要有《张炜文库》（1—10卷）。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柏慧》、《家族》、《远河远山》、《外省书》、《能不忆蜀葵》等；中篇小说《蘑菇七种》、《秋天的愤怒》等；短篇小说《声音》、《一潭清水》、《玉米》、《冬景》等；散文《融入野地》、《夜思》、《羞涩和温柔》；诗歌《皈依之路》、《松林》等。作品在海内外获奖三十余次，被译为英、德、法、日等文字，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版单行本二十余部。
第五部分中国女性文学中的人本意识
赵玫
一、妇女生活的普遍困境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古老传统所带给女性的却是长期被压抑的历史。尽管今天看来，中国妇女的地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们进入社会，参与政治生活，不被社会歧视，相对地做到同工同酬，但是在本质上，妇女的生存状态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特别是没有从男权观念中真正解放出来。这种观念上的不平等，证明了近代妇女解放运动、包括建国以来以“妇女能顶半边天”为核心的妇女运动的不彻底性。
这种长期被压抑的状况所造成的，是人性的被压抑和思维的被扭曲。女性已经很难独立反思她们自身的困境，更多的是逆来顺受地接受现实。“文革”结束带来了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而女性在发展面前却显得难以适应。她们很少积极地去面对发展带来的机会与选择，亦不能从容应对观念的变革所带来的新的挑战和危机。
西方“女权主义”的被借鉴并快速而广泛的传播应当被看作为妇女解放的一个进步。但对于这个被世界妇女深入研究的话题，以及它所包含的深刻意义，人们却缺少最基本的认识和了解，更不要说能对广大妇女的现实生活有显著的补益，于是这个关于女性权力的话题便常常只是一个“话题”而已。
中国当代女作家群就是在妇女生活的这种精神困惑中崛起的。她们最先面对了女性的上述生存境况，写出了大量关涉妇女生活以及她们心灵情感的小说。
二、妇女精神生活的深层介入
女作家作为知识女性首先注意到了妇女的情感世界，注意到了她们长期被历史、被男人、甚至被她们自己忽略了的精神生活。被社会所忽略无疑是女性的局限，而这种在社会中的“不能在场”，导致了女性只能是更加关注自己的生存和内心。
这和男性作家的关照点显然不同，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男性作家的作品所关心的，更多的是政治的变革、社会的转型、人类生存的普遍状态以及历史中的文化内涵。而与之背道而驰的，则是同一时期女性作家非常自我的作品。她们更关心人的心灵世界，并毫不掩饰地深入到女性内心，大胆描述了她们的所想所思所恨所爱，以及她们对这个男权社会的认识、对男性话语霸权的抨击。那个时代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蓝天绿海》和《同一地平线上》等作品，都在心路历程式的写作中，表现了女人被压抑的生存现实和精神状态。
所以我认为，男作家的写作和他们的关照点通常是横向的，向社会扩张的；而女作家则是纵向的，向“自我”深入的。而这种对自我的关照一方面被认为是很私人性的杯水风波，但同时也恰好与“个性解放”的思潮同步，更为积极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所以在人性的回归上，女作家这种对人本的关注，使她们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成为了“先锋”，因为是她们首先偏离了长久以来主宰文坛的“文艺载道”的传统标准。
英国女作家伍尔芙说，女性只有首先承认了自己性别的局限，才能去追求那种至善至美的境界。性别的局限是客观现实，而恰恰由于女性社会生活的狭窄，她们才可能更多地去审视她们所熟悉的心灵生活，对人性做更为深刻的探究。由于性别，她们无法改变她们女性的视角、女性的直觉、女性的世界观和女性的描述，以及她们站在女性立场上所完成的对人类的关怀与认识。她们的作品也因此而更具善意，更有同情心，也更趋纯粹和完美。她们没有框框，通常不受社会和政治的牵累。她们可以想都不想那些她们不熟悉的问题，而把她们的写作直接对准内心，对准人的本质。这无疑是女性的局限，但又何尝不是女性的优势？
尽管如此，对于性别的超越，依然是女作家们不懈追求的一个目标。很多女作家不愿意人们在“作家”前面冠以“女”字，认为这是对性别的歧视。“女性文学”似乎也不是她们喜欢的概念，因为她们创造的文学是属于整个人类的，而不是某个性别。无论她们塑造的女性形象还是采用的女性视角，她们所探讨的绝不是单纯的女性问题，而是女人和男人之间的联系，是人类共通的命运。这也是女作家渴望超越性别的一种姿态。
女作家对妇女精神生活的积极介入，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更广大的妇女觉察到了她们自身生存的境况，并由此反省她们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被忽略了的精神困境，以及她们社会地位改善的程度。
女作家在新时期以来的妇女觉醒与进步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潜移默化的推进作用。
三、女作家的先锋性
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批国外的优秀作品被介绍进来，特别是那些有代表性的现当代作家作品，譬如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芙、马赛尔•；普鲁斯特、克罗德•；西蒙、罗布•；格利耶、马格利特•；杜拉、威廉•；福克纳、劳伦斯、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以及昆德拉。几乎一夜之间，他们充满了创造性与颠覆性的作品就摆在了一直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文坛面前。西方崭新的创作方式和新锐的文学流派令中国作家耳目一新，让他们在了解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