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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科学是把双刃剑
赵长天
从1999年到2003年，我用了三年多的时间撰写了一部传记，传主是个英国人，叫赫德。这位英国人，曾经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半个世纪（1862—1911年），对中国近代史产生过重大影响。因为写作的需要，我沉浸在一百多年前的文献资料中，搜索着那个年代的大小事件，感受着那个年代人的喜怒哀乐。我的生活不断地在相隔一百多年的时空间切换，便生出了不少的感慨。一百年，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短暂的一幕；在地球的历史上，更是电闪般一瞬。但这一百年，人类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地球的生态面貌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一百年前，再有想像力的人，也想像不出，仅仅一百年，世界就这样的面目全非了。
都是因为人！因为人掌握了科学，科学的力量威力无比！我们从来认为，科学是个好东西，科学就是力量，科学使我们摆脱了蒙昧，科学创造了文明，科学使我们过上了好日子。你看看，我们住上了高楼大厦，因为空调而免除了炎夏隆冬的酷暑严寒；我们坐上了飞机汽车，爱上那儿上那儿，即便远隔大洋也可以朝发夕至；我们人人揣个手机，形影不离，想找谁就手到擒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天天看电视上电脑，声色犬马，五彩缤纷，稀奇古怪什么都有……现代科技给我们带来的方便实在太多太多，我们的生活前所未有的幸福。凡是有条件享用现代科技便利的人，包括我本人，都不舍得舍弃这样的便利和官能享受，虽然，我们全都明白这一切的得来，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付出的代价都是根本性的：土地的荒漠化、淡水的短缺、空气的污染、大气层的破坏。这些代价也来源于科学。而这些根本性的破坏，不仅仅是对我们的子孙欠债，也使得我们眼前的幸福脆弱得不堪一击。于是我们继续对科学抱有希望，希望通过科学来恢复被我们破坏的自然；但我们至今看到的，是继续破坏的力量远远大于保护的力量。科学实在是把双刃剑啊！于是我们想到了，除了科学的力量之外，还应该有别的力量，比如人文。
我们现在把人文也是称做科学的。什么是人文科学呢？《辞海》解释说：“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以别于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神学。”按照这个解释，人文科学需要回答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是人类的根本利益，人究竟需要什么，我们理想的世界是怎样的世界，我们理想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
现代化的那些东西好不好呢？当然好。比如有了飞机，哈佛大学的教授可以一周两次到北京来上课，跨国公司的老总可以在满世界穿梭，坐飞机就像坐地铁一样家常便饭。可再一想，这么急急忙忙赶来赶去干吗呢？人们说是在创造财富，或许是的，但创造财富的同时必不可少的也在消耗地球的不可再生性资源。人们说是在传授学问，可在这样生活状态下的学者，怎么静下心来做学问。这么浮躁心态下做出来的学问，不传授也罢。
关于新的发展观，关于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现在已经被很多人接受，变成很时髦的说法了。但现实的情况是说归说，做归做。也难怪，追求幸福是人的本能，而现在的幸福观就是以科技为基础的现代化的生活。这样的幸福观不改变的话，人和自然永远不可能和谐相处。
所以我们现在来讨论科学和人文的关系。我希望改称人文科学为人文学说、人文研究，并且把人文研究置于科学之前。就是说，科学需要有人文目标的指导，科学是为人文目标服务的工具。理由不言自明，难道还有比人类利益更重要的东西吗？而且我们已经明确，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类的利益和自然密不可分。所以科学的首要目标是认识世界，切勿轻率地把改造世界作为自己的目标。改造世界的结果很可能使科学离开它的初衷，走向反面，和人文的终极世界对立。
遗憾的是，现在我们人文研究的目标也变得很急功近利了，并且随着人文学科分得越来越细而被切割成支离破碎的局部知识。我们缺乏整体把握的高屋建瓴的真理的力量。我想，我们恐怕需要从老祖宗那里，去寻找人类文化的源头，从而正本清源。两千五百年前后，人类出了一批大思想家：中国的孔子（公元前551—479）、庄子（公元前369—286），印度的释迦牟尼（公元前565—486），希腊的苏格拉底（公元前469—399）、柏拉图（公元前427—347）、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54—322）……很难想像这些大师圣人集中问世是一种偶然现象。我没有研究，无法解释这个现象，或许那个年代人类简朴的生活，才使得人具有和自然沟通的能力，人的认识也就比较接近真理。那些先哲的著作是真正的经典，那里有人类早熟的智慧。但这个话题超出了我的学识和能力，我们这辈人的教育背景，使我们习惯于从别人转述的哲学史、思想史来接触人类文化的巨人，而那些转述的准确性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些哲学史、思想史是按照近代科学的逻辑重新归纳整理的，就像用西医的方法来学习中医一样，很可能破坏了经典最本原的内容。我想在座的年轻人将不会重复我们的教训，你们会直接从经典中去获得真理，去研究人文。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文明持续发展时间最长的国家，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我们不可避免地面临最为严峻的局面。我们常常讲跨越式发展，如果仅仅从自然科学的涵义上去追求跨越，跨越而入的或许不是天堂而是绝境。当然，假如正因为被逼入绝境，促使我们反省现在流行的生活方式，实现人文目标上的跨越，那么，或许我们倒是能够引领人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简朴的、对其他生物不那么霸道的、敬畏自然的生活态度，应该是健康和先进的。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副会长，上海写作学会会长，《萌芽》杂志主编。１９８５年调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曾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兼秘书长。
著有小说集《外延形象》、《天门》、《怀旧的旅行》，长篇小说《伽蓝梦》、《天命》、《不是忏悔》、《肇事者》；散文集《过渡年代》、《半秋》、《秋水长天》、《六眼看世界》；传记《孤独的外来者》；电影剧本《面对生命》、《寻找玛丽雅》等。长篇小说《不是忏悔》获上海市第三届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奖。电影文学剧本《面对生命》获第五届夏衍电影文学奖二等奖，影片获国家华表奖。
第一部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1）
查建英
1。语境一：垃圾与丰胸
最近在家里处理一堆期刊，信手翻开一本去年从书摊上买回来的娱乐时尚杂志，其中两条标题跳入眼内，值得摘在这里供诸位欣赏。第一条是一位电影导演专访，标题为“思想是垃圾”，副标题是“我希望我的电影越来越没有思想”。第二条是一位女明星的语录，她说：“希望到90岁都可以做丰胸产品代言人，都一样坚挺。”
我觉得这两条标题不仅带着一股浓厚的当下中国社会特有的现实气息，而且与我们这个会议探讨的题目颇有关联。简单讲，这两条标题第一缺乏人文精神，第二缺乏科学精神。
首先，思想怎么竟然成了垃圾呢？原来，那位电影导演在拍武侠片，在解释自己的创作观时，他便痛斥那些重视思想的影片，因为他认为电影的价值在于视觉娱乐，老想在里面表达思想拍出来的肯定是垃圾片。本来，若是针对某些哲理过度形象不足的影片，尤其是那些貌似深刻却根本没有任何真正思想可言的影片，有感而发，强调一下视觉和娱乐的重要，那很好，无可厚非。可他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下就把问题推向极端，再经过记者推波助澜的炒作，最后这期杂志封面上便赫然打出了“思想是垃圾”这样的标题。并且，我猜想，那本杂志的编辑和读者或许还很佩服这种“艺术家气概”呢。可是，如果连电影导演这样的文化生产者都将思想等同于垃圾，那这个社会又谈得上多少人文精神呢？
再看第二条。用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研制出的丰胸产品传进中国，为那些想要“丰乳肥臀”的女性提供了选择。在一个性别意识性别文化曾经长期受到压抑的社会，人们渴望美丽渴望强调性别差异，这很好，无可厚非。可是，如果我们又走向另一极端，认为连90岁的女人都得有坚挺的胸脯才美，这样的审美观还被当做广大女性的偶像榜样来宣传，那么科学在我们这里变成了什么呢？我觉得是变成了妖怪。
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由此可见，在我们的社会现实里，在许多人的脑子里，无论人文精神还是科学精神，实在仍然很少很少。
这种匮乏与我们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有着深刻的牵连。比如上边两条标题，一方面它似乎是对历史的反弹甚至反动，可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是那段历史的变相延续。比如，“思想是垃圾”就让人记起过去那条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动”。而“90岁女人的坚挺乳房”又使人联想到大跃进时期的异想天开矫饰浮夸：就像“亩产万斤的丰收田”，其中一定有假。
开放吸收、兼容并蓄本是我们民族传统中的优良部分，所以我赞成改革开放，赞成学习好莱坞商业片的某些制作经验以增加国产片的娱乐性，也赞成开发美容教育开设美容院。可我不大赞成这种铤而走险、激进夸张、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缺乏节制的方式与态度。我觉得这种粗鄙的豪迈是我们这几代人生于兹长于兹的普罗浪漫文化土壤的特有产物。其中隐含的反智主义、反理性的倾向，我觉得是共和国历史上那段既无科学理性，也无人文精神的沙漠时期留传下来的惯性病。
我们今天讨论一切问题，都不应忽略这个中国语境。
2。争论：数学家与诗人
如果这是我们大家对今天现实的共识，那么，结论似乎是显然的：中国既需要更多的科学精神也需要更多的人文精神。可是，我听说坊间刚刚发生了一场关于“科学与人文”的争论，并且在一些科学家与一些哲学家文学家之间，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比如，有不少人对科学深表忧虑，在批判“科学主义”，有些哲学家在提倡科学与人文的结合，而有些科学家则坚决反对，认为科学一旦与人文结合便不再是纯粹的科学了等等。
我对这些高深的争论十分敬佩，不敢随便插嘴。但因事关本次大会宏旨，只好斗胆在此发表一点外行人加旁观者的议论。
据我所知，按照思想史家爱赛亚•；柏林的归纳，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在欧洲史上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七八世纪。由于17世纪种种重大科学突破，强调科学与理性之普世价值的人生观经由迪卡儿、培根，尤其是伏尔泰等人的精彩传播而成为启蒙思潮主流，对破除传统迷信、偏见以及种种神秘主义教旨起了拨开迷雾见青天的作用。但抵制的暗流几乎与此同时涌起。以意大利古典人文学者维柯为先驱，随后有德国“狂飙派”的哈曼、赫德以致后来的布莱克、哥德、席勒、拜伦、雨果、尼采等一大批文人哲人。他们赞美文明的复杂多样，赞美人性中直观感性乃至非理性的一面，反对将丰富生动、充满矛盾与奥秘的世界演绎为机械抽象、合乎逻辑却苍白干硬的理论。他们强调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不同，并宣称：“上帝不是数学家而是诗人。”他们当中的某些人走到了普世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反面，成为文化相对主义、浪漫主义及神秘主义的狂热信徒。不过，此后几个世纪的西方史却是现代性凯歌高奏的历史，科学与人文各有长足发展，大唱反调的文化相对主义和种种批判文学批判理论恰恰丰富补充了以普世主义的启蒙理性为主流的西方现代性，成为其中一道妍丽的风景。
晚清以降，西风东渐，赛先生与德先生一起东渡来华，“科学救国”之说兴起，大批“海归”学者积极参与教育改革，知识样式急速转化。于是，1923年中国知识界也爆发了一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或曰“科玄之争”。分歧可以从几句话看出大略：“科学派”一方有科学家丁文江倡导“科学的人生”，又有学界领衔人物胡适撰文为科学辩护；“玄学派”一方则有张君劢等人力辩“中国文明有别于西方”，以及“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但那场争论草率收场，不了了之。
待到90年代，发生了一场“人文精神是否失落”的讨论，基本上是人文学者和作家之间的争论，许多人对商业大潮冲击下人文学科边缘化感到焦虑与茫然。1998年前后，学界又有人检讨批判“科学主义”，引进了一些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观点，但仍多为人文社科学者单方面发言。
最近一次讨论，发生在政府提出“科教兴国”的背景下，规模虽不大，却有了一些科学家的声音与回应。我觉得这是好事。至少，讨论不再是一方同人自言自语，而是不同学科不同视角的对话，就像我们这次会议。
第一部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2）
3。语境二：蜘蛛侠与章鱼人？
不过，上面之所以提及西方，是因为感觉中国知识界百年以来的许多论争虽与本土现实相关，亦常有浓重的外来色彩。比如，上世纪20年代那场论战中，有感于双方学者征引的思想资源大都来自他们的西方导师，张君劢就曾说过：“今国中好为学问家者，何一人能真有所发明？大家皆抄袭外人之言耳。各人读书，各取其性之所近者，从而主张之。”“五四”时期如此，眼下这个中国人急欲重新与世界接轨、资讯高速流通的全球化时代，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回首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精英们此伏彼起的种种思潮论战，作张君劢之想者恐怕不止一人。
问题是真实的，但由于许多问题内外互动犬牙交错，我们的问题意识以及对问题的读解判断也往往真伪难辨鱼龙混杂。忙乱之中，误读误解在所难免，甚至有时忘记了“这丫头不是那丫头，头上没有桂花油”，错将别人的问题横移过来、预期焦虑，美其名曰“未雨绸缪”、“理论超前”。其实轻则给观者以对空乱发高射炮之荒谬感，重则“瞄星星打月亮”“歪打正着”——炮弹落地恰恰砸死了急需生长的幼苗。
科学的确是把双刃剑；不顾语境的“反科学主义”也可以变成一把双刃剑。科学之傲慢的确可怕；人文之傲慢同样可怕。借鉴西方很有益处，因为他们在现代性方面走在我们的前头。所以，我同意作家阿城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去西方多走走多看看，知道别人已经做过了些什么，这样就不会再费尽心机发明自行车了。”所以，我也同意作家史铁生对我说过的一句话：“美国的问题是人类的问题。”
但是，毕竟美国不是中国，中国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永远不会是美国——我希望。所以，我愿在此再次强调语境之别。
让我再举一个例子。今年夏天；我在纽约带8岁的女儿去看新上映的《蜘蛛侠2》。这个片子影评票房俱佳，该算是那种老少咸宜的美国大片。坐在黑洞洞的影院里看着看着，我忽然想起了秋天要在青岛举行的这个会议。为什么呢？原来《蜘蛛侠2》的剧情和主题，正是关于“以人为本与科学的发展”，关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不信，就请大家听听开演不久出现的一段对话。这场戏描写的是科学家把蜘蛛侠请到家里作客，然后主人夫妇讲起了他们当年恋爱的情景。下面是那段对话的大意：
科学家妻子：我们在大学校园的台阶上结识，当时我就知道这个关系不会容易。
科学家：我那时在读科学，她在读英国文学。我试图向她解释相对论，她试图向我解释T。S。艾略特。
蜘蛛侠：T。S。艾略特？
科学家：是呵！相信我，T。S。艾略特比高级科学更复杂，直到今天我也还是没有弄懂。不过，如果你要一个女人爱上你，那就给她写诗吧！
这不正是科学与文学在调情、数学家（物理学家）与诗人在对话吗？那么，这场“科玄之恋”是如何结束的呢？影片接下去，科学家的尖端实验出了问题，文学家妻子在爆炸中身亡，科学家的身体被他一手研制成的魔鬼控制，变成了“章鱼人”，给城市带来无穷灾难。当然故事远未结束，影片接下去就是铺陈蜘蛛侠如何与章鱼人搏斗，最终解救了城市和他心爱的姑娘。观众得到了一个好莱坞式的乐观结局。
这部片子表现了美国电影中常见的一个主题，即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