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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十字架又是如何来到埃塞的呢？埃塞距中东较近，历史上中东地区战乱不断，许多人曾迁移到埃塞避难，一些中东文物也流落到埃塞。在埃塞北部的沃洛山脉，有个名叫吉生•；马利安姆的古老修道院。院中有一册非常有名的书《特夫特》，写于15世纪中叶，书中记载了十字架被发现的故事：中世纪时，埃塞的基督教君主为保护本国少数民族不受别国异教徒的迫害，发动远征，在莫斯卡尔山上获得了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大主教珍藏的耶稣受难十字架的碎木条，将其命名为“莫斯卡尔”以示纪念。如今，传说中的碎木条经历了千年风雨早已化为历史，而“发现十字架节”却流传下来，越发红火。
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庆祝活动从莫斯卡尔节前夜就开始了。在市中心的莫斯卡尔广场上，人们一大早便用树枝扎起高达数丈的金字塔形柴垛，许多人赶来观看。普通百姓也纷纷把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树枝带回家，扎成一堆，树枝上插着美丽的小黄花。到了晚上8时，人们用桉树枝点燃柴堆，这象征着海琳娜在寻找十字架的路上焚香并祈求帮助。
天黑时分，人们成群结队，聚集到莫斯卡尔广场。穿着五颜六色长袍的教士、学生、铜管乐手和维持秩序的人，围着巨大的金字塔柴垛，高举火把，一边唱着节日歌曲，一边把火把投向火堆。柴堆被点燃了，成千上万的人载歌载舞。接下来是盛宴、焰火乃至鸣枪。整个城市到处都是火焰和欢歌……直到燃烧着的大大小小的柴堆几乎化为灰烬，庆祝才算达到高潮。而人们的狂欢会一直持续到深夜，家家户户狂饮一种叫特拉的自酿啤酒，陌生人也会受到热情欢迎和款待。第二天，节日正式开始，人们回到火堆边，在残存的灰烬中不断画十字以祈求保佑。
当地人告诉我，只有在埃塞发现的十字架才是真的，为强调这个独特性，很多当地人又把这个节日称为“发现真十字架节”。这个节日象征着新季节开始，也是举家团圆的日子。在首都以外一些地区，人们把这个节日看得比主显节还重要，庆祝活动持续至少一周。在一些地方，人们给庆祝活动的每一天冠以不同的名字。家家户户要杀牛，丈夫割肉，妻子取血，每天吃牛的不同部位，以象征女人多产和庄稼新生。每年这时候是埃塞最欢乐、最富魅力的时节。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都在欢庆。
第四部分戈登死在现在的苏丹总统府
1885年，这个指挥火烧圆明园的英国人被苏丹人民杀死
李涛
2004年1月，我随李肇星外长访问了苏丹等非洲4国。李外长在会见苏丹总统巴希尔时表示，中国人民欠着苏丹人民一个人情。李外长指的是苏丹人民杀死了镇压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英国人戈登的事。于是我特地到戈登被杀的地方看了看。
现在的苏丹总统府正是当年戈登对苏丹实行殖民统治时期的总督府。这是一座三层宫殿式白色建筑，内外戒备森严，士兵们荷枪实弹。在一楼大厅一个侧门入口处的白墙上，钉着一块木牌，上面刻着：查尔斯•；乔治•；戈登死于1885年1月26日。
1860年，英国人戈登参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并直接指挥了圆明园的大烧杀、大抢掠。1863年，戈登率领洋枪队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有功”，同治皇帝特地赏给他一件黄丝绸马褂。这件马褂现在还陈列在苏丹哈里发博物馆里。
在19世纪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浪潮中，英国以埃及为据点，逐渐把势力渗透到苏丹。19世纪70年代末，苏丹爆发了非洲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反殖民主义武装起义———马赫迪起义。
1881年5月，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宣布自己为“救世主”马赫迪，领导苏丹人民进行圣战，驱逐外国侵略者。他的主张很快得到响应，他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势如破竹，屡屡挫败英军。
最后，英国统治者把希望寄托在戈登身上。戈登曾在苏丹待过5年，任过赤道省省长，有人吹嘘说“光凭他的名字就会发生奇迹”。戈登临危受命，于1884年1月乘汽轮从开罗抵达喀土穆。戈登很快致信马赫迪并送去一件红色礼仪长袍和一顶高官毡帽，劝说马赫迪，如果停止暴动，他可做科尔多凡的君主。没想到，马赫迪立即退回了戈登的礼物，还回赠给戈登一件阿拉伯大袍，要求他改信伊斯兰教。
不久，马赫迪率军逼近喀土穆，他们切断了电报线和英埃军队的北退之路，以4万名士兵的强大阵容包围了这座城市。到秋天，戈登只能在总督府的楼顶通过望远镜眺望遥远的天际，以盼望援兵的到来。
1885年初，围城的士兵达到10万之众。1月26日，起义军攻入喀土穆，冲进了总督府。戈登被苏丹士兵用长矛刺死，他的头被砍下来沿街示众。
1964年1月，周恩来总理访问苏丹时说：“曾经镇压过中国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苏丹民族革命运动的帝国主义者戈登，最终受到了苏丹人民的惩罚。”
我仔细辨认木牌上的每一个字母，又看看那个不大的角门，脑海中浮现出当时那充满火药味儿的厮杀场面，也不断揣摩这个刽子手当时的绝望心情。
第四部分“中国风”吹到了拉木岛
寻找郑和船队的后裔中国人在这里留下烙印
李新烽
乘船回到拉木城已经是下午3时。船未靠岸，我就看见美国商人惠勒和宫殿宾馆的副经理站在码头迎接我们。惠勒一边拉我上岸，一边说，这几天他一直在为我担心，惟恐我出现什么差错，毕竟我是孤身一人深入孤岛，“见到你我就放心了”，惠勒诚恳地话语让我感动不已。
一回到岛上，陪同奥马里就跑去找阿利，我在西游村遇到的老人萨利姆的孙子。阿利告诉我，他来拉木城是为了学习，可是后来钱花光了，他只好找了份在船上帮工的活儿先干着，等挣够了钱再说。谈起郑和船队的事，他说：“时间太久了，帕泰岛上没有一个人能讲清楚这个故事，只知道一个大概。”不过，我的来访使他对这件事情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说如果有机会他一定要弄个明白。
为了抓紧时间搜集资料，这天下午我又来到了拉木城的博物馆。走进博物馆，看到最多的是瓷器，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在博物馆的馆藏中，有一大部分是在拉木出土的中国瓷器。在参观中，我看到有一组中国瓷器的说明写着：14至18世纪，中国瓷器在拉木非常流行，中国人用瓷器来换象牙和黄金。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特别向我推荐了一个中间带花纹的大青瓷盘子，据说敲击这个盘子，它能发出悦耳之声；不仅如此，传说这个盘子还能测试毒素，如果把有毒的饭菜放在里面，盘子会自动破碎。另外一组包括中国古钱币和筷子在内的实物，似乎更能说明拉木与中国的联系。在我离开博物馆的时候，特意又留心了它的介绍：拉木岛是斯瓦希里语的发源地，深受阿拉伯、印度、中国文化的影响。
出了博物馆，我一边琢磨这句话，一边开始仔细品味拉木城。我发现，拉木城里的建筑跟中国的建筑很像。而随处可见的双层饼和五加里粥（即玉米面粥）更是让我备感亲切，因为它们的味道，我实在太熟悉了。一本关于拉木饮食的书中介绍说，拉木岛上不少食品的制作方法都或多或少地吸取了中餐的成分。
除了这些，被誉为拉木岛上手工艺品之乡的马汤多尼村也说明了中国对拉木岛的影响。这个村子以制作小型木舟和编织各种草垫、草篮闻名，有人说，他们的编织技术是很久以前中国人传下来的。我发现他们编制的篮子跟我在帕泰岛上见到的一样，这些篮子主要是人们下地干活时背的，有的也放在家里当容器。
逛完拉木岛，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遥远的“中国风”为什么能够如此强劲地吹到东非沿海一带？
我翻阅了很多资料，整理了自己的思路，觉得拉木岛之所以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除唐朝“丝绸之路”的间接影响、郑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直接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受到帕泰岛上中国人的影响造成的。当年郑和船队意外留在帕泰岛的船员中，可能不仅有水手、厨师、医生、文人，还有各种手艺人，这些人不仅随船带来大量中国瓷器、丝绸等贵重物品，还在与当地居民的长期共处中，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留在了那里。
另外，拉木岛与帕泰岛近在咫尺，人员往来频繁。除为生计直接来往于两岛之间外，中国人无论是主动南下寻找自己的船队故友，还是被迫离开帕泰岛去其他地方谋生，拉木岛都是必经之地。中国人的往来必然在这里留下烙印。
对郑和下西洋的采访结束了，但有些问题却久久浮现在我的脑海中。目前，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原因基本上有以下5种观点。
“贸易说”认为，明朝立国之初，承袭元代重视对外贸易的传统，不仅在太仓、泉州、广州等地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明成祖登基后，更是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命郑和率船队下西洋，就是为了开拓新的海外市场，将对外贸易推向高峰。“朝贡说”指出，明朝廷贪图“居临天下”的虚名，命郑和船队出征是“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以吸引海外朝贡，向世界昭示其富裕强大，进而聚敛天下奇物珍玩。“邦交说”认为，郑和下西洋前夕，东南亚一带局势动乱不安，反明势力活动猖獗，派遣使节是为了以怀柔手段和“厚往薄来”的邦交原则，加强与海外的联系，借以安定国内外形势，提高明成祖的声望。“惠帝说”认为，朱棣在刀光剑影中夺取皇位后，惟恐惠帝夫妇未被南京城内的那场大火烧死，流亡海外，“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是派郑和下西洋的主要动因。“长颈鹿说”则认为，郑和船队远航非洲是为了寻找长颈鹿的故乡，因为他们在孟加拉看到长颈鹿后，误以为是贵重、吉祥的野兽“麒麟”，是皇恩浩荡的象征，而当获知长颈鹿原产地是肯尼亚时，便不远万里，远航寻觅。各种说法各持一端。
其实，促使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形成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尽管动因错综复杂，但是有一点明确无误，即郑和下西洋不是为了掠夺他人财富，侵占他国领土，而是“宣德化而怀远人”的和平、文明、友好之举。事实证明，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与所访国家的友好交往，增进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友谊与了解，带动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发展，特别是与非洲国家的贸易往来，达到了互通有无、增进了解的目的。而那些由于意外被迫流落海外的郑和船队的船员更是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带到了世界。
可惜的是，明宪宗成化年间，保守势力占上风，“下西洋”被认为是“劳民伤财”的举动，从此再没有向海外派出船队。
第二天早上，在离开拉木岛之前，我走进了拉木图书馆。走上二楼，迎面看见一个很大的瓷罐，在寻找郑和船队后裔的过程中，我见到的中国瓷器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再见到它们，我真有种说不出的亲切感。在这家图书馆，我翻阅了有关拉木群岛，特别是帕泰岛的书籍与资料。当我带着复印的材料匆匆赶回宾馆取行李时，宾馆的副经理正提着我的行李在门口等我，她笑着说：“是出发的时候了，再不走就要误船了。”热情、纯朴、好客的拉木人再次给我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记忆。
当我离开拉木岛时，激动的心情取代了来时的忐忑不安，我为此行的顺利与收获感到浑身轻松。当我与新结识的朋友们挥别时，我的脑海中闪现出这样的念头：郑和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我还会回来，向人们讲述这里发生的一切。
第五部分新奥尔良没有“欲望号街车”
在阳台上抛项链旧街区夜夜有狂欢
王雪
有关密西西比河、路易斯安那州以及整个美国南部的印象还是从中学课本里得来的——风景壮丽的庄园、萨克斯里流淌的爵士乐以及苦难同歌声交织的黑人奴隶生活风情。前不久，因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来到了新奥尔良，这是路易斯安那州东南部的一个城市，人口约500万，她与美国其他城市很不相同，到处洋溢着欧洲文化气息，充满了异国情调。
搜寻关于新奥尔良的记忆，最切近的就是那部著名电影《欲望号街车》了，它是根据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同名话剧改编的，讲述的是一个年轻女子在新奥尔良沉沦的故事，颇有点像曹禺的《日出》。
身处新奥尔良，你会有意无意地寻找作家笔下的“街车”（“街车”是美国人的说法，我国国内一般都叫无轨电车），但一连两天，我只看到两三辆街车滑过路面，车上的乘客也不多。直到最后一晚，我下定决心登上了一辆“河岸街车”，当时夜色已深，我知道自己已无缘一坐“欲望号街车”，但还可以在新奥尔良，体验一下剧中人隔着玻璃窗观看这座城市的感觉。
车窗外是灯火辉煌的大街，到处散发着一种幽深、沉醉的诱惑力，想象着剧中的女主角布兰奇那一头金发在月光下该是何等美丽，我不禁有点神情恍惚。“河岸街车”是一趟行驶于艾斯普兰德大街与朱丽叶街之间的红色电车，晚上坐车的人较多，大多是过完夜生活后返程的异乡人和学生。在车上，我问一个年轻的黑人，这城里有没有“欲望号街车”，他耸了耸肩，露出一脸的茫然。
聚会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和欧洲人一样，美国人总会为了些不是理由的理由聚会在一起。而这种聚会和狂欢的气氛在新奥尔良体现得最明显，它因此被美国人称为“聚会城”。
新奥尔良曾受法国、西班牙的殖民统治长达100多年，所以这座城市的建筑以及人文风情，至今散发着欧洲大陆的气息。法国旧街区是靠近密西西比河一侧的地带，由12个街区组成。每天下午三四点钟，这一带便开始热闹起来。
法国旧街区的建筑具有西班牙特色。因为17、18世纪法国移民来到这里所建的建筑，早在18世纪后期就因战火而遭到严重破坏，后来的建筑群为当时占领新奥尔良的西班牙人所构筑。这种建筑最具特色的是它二层楼上的阳台和用细铁丝或铁栏杆做成的围栏，每个阳台的图案各不相同，还到处摆满了热带和亚热带的绿色植物。
晚上，阳台上的人们站在栏杆旁饮酒聊天，同时看着马路上的景色和游人。阳台上的人们喜欢朝楼下的人群投掷当地非常流行的水晶玻璃项链，其颜色多是紫色或金黄色，它是一种热情、友好和幸福的象征，往往是阳台上的人看到自己喜欢的人便将手中的水晶玻璃项链扔给他（她）。一个人得到的水晶项链越多，就表示他（她）越受欢迎，那种荣耀和喜悦的程度简直无法形容。
真正的疯狂高潮是在每晚11时以后。在这条街上吃、喝、唱、跳，尽情狂欢的人群中，时不时会有手握啤酒瓶子的女子向你走来，她们尖叫着欢呼着，甚至有人故意袒露自己的乳房，以期引起阳台上人们的注意，将几串水晶玻璃项链扔到她们的脖子上。
新奥尔良还是著名的爵士乐城。在这么一片人气鼎盛、弥漫着欧洲古老情调却又略显凌乱、拥挤的街区，每天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画家、音乐家、作家和艺术家。这里许多爵士乐现场演奏的俱乐部在20时左右便开始营业，每当夜幕降临，人潮歌涌的波旁街就变成一片音乐的海洋，所有的爵士乐俱乐部、酒吧的门连同它们高大的百叶窗都敞开着，各种招揽顾客的先生或小姐站满街头，凡是路过的游人，都可以看到和听到酒吧里的一切。路边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闪烁，夹杂着各种各样的肤色和语言，混凝着啤酒和香水味道的街道上人如潮涌，到处洋溢着人们喜悦的笑声。有的俱乐部里根本没有桌椅，人们就站着，一边享用啤酒、一边感受着乐手们即兴演奏的旋律和节奏，同时感受着来自灵魂深处的震颤。
第五部分美国军人葬在阿灵顿
这里每年增加5400个新墓，曾帮助中国抗日的陈纳德将军也葬在这里
乔汉生
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是美国的“国殇日”。这个节日是为纪念在历次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将士设立的。美国总统每年都参加凭吊。每逢此日，位于华盛顿西南的阿灵顿国家公墓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为那里安葬着生前服过兵役或阵亡的美国士兵。
美国有130个国家公墓，论规模阿灵顿国家公墓排名第二。公墓里安葬着26万具遗体，存放着7000多人的骨灰。
阿灵顿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