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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感情，然而他把自己的妈妈描绘成一个愿意让儿子为国牺牲性命的伟大女性，未免把一个村妇夸张得太厉害，难以符合实际情况。
第二部分：发迹以前与日本士官无缘 1
蒋介石去日本之前，先于五六岁时在家延师启蒙，后来又进私塾，读四书五经，接受科举式教育，并于一九O二年到县城奉化应童子试，考中童子试以后，才能报考秀才。结果连童子试都未考取。黎东方于《蒋公介石序传》中说：“他见到试场中种种不合理与腐败的现象，下决心再也不去参加这种考试了”（页十六），是明显的曲笔。其实义和团之乱以后，一九O一年订立“辛丑条约”，清廷有鉴于国耻与国祸之逼上眉睫，乃决心办新式学堂，派送留学生出洋，并于一九O五年取消科举考试。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这种考试”可以“参加”了。蒋介石不过是顺从时尚，不再考试而进了新式学堂。进洋学堂是当时的新出路，并不一定表示要“追求革新精神”。
蒋介石于一九O三年进的洋学堂是奉化的凤麓学堂，筑有楼房教室与操场，大约有一百名学生，总教习（教长）姓竺名鏖祥，当过前清翰林。学堂的课程虽包括英文、算术等西学，但经史旧学仍占很大的比重，几乎是新瓶旧酒，引起学生们的不满，蒋介石参与其中，并被推为代表向校方交涉，由于“情态激烈”，几乎被开除学籍。“情态激烈”正符合蒋介石被同学取的绰号——“红脸将军”，动不动涨红脸孔，与人吵架。此一事件很可能促使蒋介石于翌年转学到同一县城的龙津学堂。过了一年，再转学到宁波的箭金学堂，不到一年又回到奉化的龙津学堂。龙津学堂有两个日本教师，很可能在日本人的影响下，十九岁的蒋介石渴望到东洋去留学。留学在当时早已成为风潮，并不特殊。许多传记作者认为，蒋介石到日本去是为了革命，并且说他于出洋前在宁波剪了辫子，托人送回溪口老家。这是事后聪明。请看张群的回忆：
到日本留学是我生命史中值得纪念的一章。因为我不但在那儿认识了蒋先生，而且遇见了许多后来共倡革命的同志。我本来准备学步兵的，可是与蒋先生一见如故，于是不学步兵而学炮兵，以期与蒋先生朝夕相处，共同切磨。我们当年都是留发（带辫子）出国的，到了日本就把辫子剪掉，这也是从事革命的第一个表示。（陈香梅 《张岳公闲话往事》）
到日本才剪辫，不一定是革命示决，也很可能入境问俗。最可注意的是，此已是蒋介石第二次出洋，仍带辫子，可见在宁波剪辫托人带回溪口，都是虚构。
蒋介石第一次到日本是一九O六年的四月，年底前就已回国，原因是他想学军事，但清廷已与日本政府有协议，不准中国学生自费学习军事，只收国家保送的学生。蒋介石遂于回国后进入段祺瑞任督办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校前身）。后来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包括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湾），小学课本中有一则沿用毛思诚所记（见《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一册第三编，页九至十）有关蒋介石的爱国故事，说是日本教官在中国学生面前把四亿中国人比作微生虫，蒋介石反唇相讥，说是日本有五千万人，也像五千万只寄生细菌，日本教官羞愤之余，见到蒋介石没有辫子，指着秃顶就咆哮说：“你是否革命党？”最后一句露出马脚，张群明明说，他与蒋出国时都是带辫子的。这种故事，与华盛顿砍断樱桃树的故事一样，都是政治神话。而北大历史系出身的王俯民在洋洋洒洒的《蒋介石详传》中，仍将此神话当作信史来转述呢！（见上册，页二十二）
蒋介石与陆军速成学堂的六十二名学生，一起于一九O八的春天，到东北的陆军部集合，自大连乘轮船赴神户，然后转往东京，进入振武学校。
振武学校是什么样的学校呢？话说自庚子义和团大乱后，中国统治者脑袋开了点窍，乐见留学了。从清光绪二十七年（一九O一），到了三十三年（一九O七），几年之间，中国留日学生数目就冒出了一万多。这种数目，后来一直增加，但增加归增加，素质却大有问题，因为跟不上日本的正式学校课程。于是，专为中国人设立的补习班式学校，便益形必要。这种学校很多，在法政方面，有法政大学；在普通补习与师范方面，有宏文学院；在陆军方面，有成城学校、振武学校。
在振武学校之前，中国留学生学陆军的，都先入成城学校。一九O三年（光绪二十九年）成城停收中国学生，改由振武学校接手。振武学校成立于这年七月，地点在东京牛区河田町（现在是东京女子医科大学所在）。受训期为三年，毕业后分发日本国内各联队实习。所以，这个学校并非如黎东方等人所说，是日本士官的预备学校，而是帮助中国学生学军事的预校，与士官根本无关。蒋介石在振武学校，时间是一九 O七年（光绪三十三年）到一九O九年（宣统元年），所受教育，还不到三年。
根据一九O四年（光绪三十年）阴历四月的练兵处《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当时所选学生要“年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二岁以下者”，蒋介石进振武学校已二十一岁，年纪不算小了。据振武学校编《振武学校沿革志》，改三年制后，上课总时数如下：
第二部分：发迹以前与日本士官无缘 2
对照起振武学校创办时期的《课程概要》（实藤惠秀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三年制的课程，日本语文方面多了一千二百一十二小时，比起没改成三年制以前，改了半天，重点不外是加强日本语文训练而已。综合观察起来，三年期间，除了军事课程外，蒋介石所学的，远在今天高中生的课目以下，甚至是初中生以下（课目中有算术，就是初中生的程度），足见他的教育程度，只是相当于初高中程度而已。再说，蒋介石入校在一九O八年，按说已是三年制，但从钦定年表核算，他的修业年限，至为可疑，因为明明不足三年。据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说：“中国武备学生接受预备教育的期限，因学校、时期而有所不同。成城学校时代概为十六个月，而振武学校则有数次变更。创立之初为十五个月，一九O五年十月，改为十八个月，次年，再改为两年，旋改为三年，直至该校废止，未再有更动。”蒋介石似是“旋改为三年”时期的三年制，故虽说三年，实在成分不足也。
蒋介石当时叫蒋志清，于一九一O年冬天，自振武学校毕业，时年二十三岁，遂即分配到北海道新潟县高田镇的十三野炮联队实习，此时他身高一六九点四公分，体重五十九点二公斤。（据高田市史记载，见《蒋总统秘录》第二册，页二一三）实习生是二等兵，生活十分艰苦。至于军事训练，主要是喂马，以及替军马“擦热”，使马在严寒中血液流通，并没有真正学到军事科技。据毛思诚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说，十三联队的师团长长冈外史与联队长飞松宽吾，对二等兵蒋志清“甚优遇”。（见第一册第三编，页十四）但事实上师团长对蒋全无印象，直到一九二七年蒋至日本送照片并赠“不负师教”题词，长冈才知曾有这样一个二等兵。（见坂部护郎《将军长冈外史》页二七八）既不知，何来“优遇”！
但是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主席的钦定履历中，赫然有“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最高学历。（见民国十八年《中国国民党年鉴》）一九三七年五月出版的《蒋介石全集》，于《传略》中也赫然有“初入日本振武学堂，继入日本士官学校”字样。（见上册，正文页一）此后宣传顺流而下，公私各家莫不视为事实。邓文仪编著的《蒋主席》，说得最神龙活现：
到了日本，起初是进东京的士官预备学校，那是我国政府专为我国留学生升入士官学校的准备而设的。后来考入士官学校。在士官学校的时候，专心求学，正因为求学心切，谢绝一切游乐，因而无形中和一般娇生惯养、徒事游荡的留日同学隔离开来，竟被人误会为高傲。这是不曾了解他，与其说高傲，不如说他率直。（页八）
邓文仪偷天换日，居然把名不见经传的振武学校换作赫赫有名的日本士官学校了。当然有不少中国学生自振武学校毕业，经实习后考入士官，像士官四期的蒋作宾、第六期的孙传芳、阎锡山、第十期的张群等等，但蒋介石并没有进士官，更无从毕业。从昭和十五年十月兴亚院出版的《日本留学中华民国人名调》中，可知自第四期至第十期，每期毕业生名单中都没有蒋介石。第十一期以后，是何应钦、谷正伦、贺耀组他们了，名单已近“晚辈”，当然更没有蒋介石了，附带一提的是：以上各期中，全部姓蒋的只有四人。其中第四期蒋作宾是湖北人、蒋隆棻是湖南人；第五期蒋国经是湖南人；第六期蒋荫曾是湖北人，都不是浙江人，自然也没有是蒋介石化名的可能。蒋介石早年学名蒋志清，自然也没有另有学名的可能。所以，从士校各期名单中，蒋介石不列名籍，已经证据确凿矣！
其实英雄不怕出身低，士官不士官并无关系，但是蒋介石却是十分在意的，李宗仁有一段有趣的回忆：
蒋先生原名志清，弱冠时曾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因不守堂规而被开除。后往日本进陆军振武学校，接受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回国后，却说他是日本士官第六期毕业生。此次到了北京，乃派曾一度任其副官长的陈铭阁（河南人）到米市胡同南兵马司和士官学生同学总会负责人刘宗纪（士官第六期，曾充孙传芳的参谋长）接洽，并捐五万元，作为同学会经费。那时有些人，像四期的蒋作宾、雷寿荣，六期的杨文凯、卢香亭等，就向刘宗纪质问，哪里出来这个叱咤风云的大同学呢？刘说，捐巨款还不好吗，何必深究呢？（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页五七○至五七一）
这种在意，多少透露蒋介石性格中的自卑感与不安全感。亦由于这种在意，使许多文学侍从，不惜把士官的衔头套在他身上，或尽量把他与士官挂钩。实际上，蒋介石的最高学历是而且仅是振武学校出身，“直接送进联队”的阶段而已，距离士官毕业，还十分遥远。总之，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所得学历只是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阶级只是上等兵。如此而已。
第二部分：发迹以前革命神话举例 1
在辛亥革命之前，蒋介石并无明显的革命动作。蒋介石于第一次出洋前就剪辫示决，完全是后人的伪造。蒋生于清朝光绪年间，理论上和习惯上，凡是当时大清子民，男的都要留辫子。留辫子本是清军入关时，检定汉人人心向背的一个形式条件，相习成风后，相对的，日后剪辫子也就变成“革命排满”的一个形式条件，所以，谁先在清廷没倒前剪辫子，谁就值得佩服。不过那时剪辫子，多是在外国的留学生或是在洋人租界的中国前进分子干的事，在清王朝统治地区，剪辫子可就不可思议、大成问题了。据董显光《蒋总统传》说：蒋自日本回来进保定军校，“校中一切学生除蒋总统外皆有辫发”，这一说法，历来蒋介石传记都是众口一词，直到一九八五年出书的《蒋介石传》（国民党军方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德籍远东问题专栏作家施德曼与费德林史坦夫妇合著，国立编译馆主编、辛达谟博士译），还都这样一路宣传、相沿不断呢！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真的在严格的军校管理中，人人有辫子，唯独蒋介石可以“惟公无辫”（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中语）而不受“制裁”吗？这种逸出常识的说法，真令我们难以相信！
一张蒋介石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同学合照的相片，照中蒋之发型，赫然是留发辫子式的正面发型，可见“惟公无辫”之说，根本是捏造的神话！何况同学张群回忆，一再说当年一起带辫子出国的。所以，蒋于民国前六年（一九O六）就“自剪辫发”，表示革命反满的决心，绝非历史真相。
蒋介石到日本入振武学校读书，从一九O八年八月到十月里，学生抗议校方实施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闹学潮，要退学。日方档案对此事有记录，然闹事的学生中有张群，而没有蒋介石，可见他并不很积极。
蒋介石在留日期间，亦并没有加入一个叫“丈夫团”的秘密团体。日本记者古屋奎二写的《蒋总统秘录》中说，蒋与张群一起加入，又说“和黄郛一同创办《武学杂志》，这个杂志，也是留学军事的革命青年们的重要言论机关”，以证蒋当年确实加入了“丈夫团”，掩遮了历史真相，不可不辨。
据《李烈钧自传》稿本所述，可知“丈夫团”为士官学校里中国学生的小组织，由李和黄郛（字膺白）等人发起。
郛学测量，当时颇激昂，常谓众人曰，满洲政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国人应起而推翻之，古人尝谓“当仁不让”，又曰，本校人数甚多，良莠不齐，应有严密组织小团体之必要。当时赞同其说者颇众，于是商议命名，众皆默然，郛笑谓众人曰，孟子不云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谓之大丈夫”，我辈既以推翻满清为责任，必须具有不屈不挠之精神、不移不淫之毅力，革命乃克有济。众皆服其说，遂命为丈夫团，而推郛为首，召开成立大会；初本秘密组织，嗣为留东同学同志所知，咸要求参加，团中有持异议者，以我等乃士官学校，所习者武功，若辈所习者文事，文武殊途不宜加入，而成城学校之会员要求者再，于是选其优秀及诚恳可靠者若干人请其参加，遂改名曰“丈夫咸城团”，复开成立大会，故此一组织，有两次成立会，亦佳话耳。
于此可知，“丈夫团”紧接同盟会而成立，应在一九O五年，为同盟会中学军事同志们的盟中加盟，团员人数极少。据《黄膺白先生家传》说“合同志中之尤坚贞者，得二十五人”，阎锡山的《回忆录》则说是二十八人，沈云龙撰《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谓一共三十二人，又据黄郛的太太沈亦云写的《亦云回忆》，团员有三十四人。另一方面，阎锡山提到的二十八人中，有五人不见于沈云龙的笔下，如统统算入，团员可达四十三人，但其中并没有姓蒋的（丈夫团成员表可见于李敖《蒋介石研究续集》）。
第二部分：发迹以前革命神话举例 2
张群是和蒋介石同船在一九O八年春天去日本的，“丈夫团”有他的名字，却没有蒋介石的名字，自然反证了“丈夫团”没有吸收蒋介石。因此，所谓蒋介石是“丈夫团”团员之说，不但文献无证，甚至不见于他早期“钦定”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这书只承认他加入同盟会）。可见《蒋总统秘录》中的蒋介石“并且和张群都加入了在同盟会会员中的军事留学生们所组成的一个秘密团体‘丈夫团’”之说，完全是七十年后的追加。
直到一九一一辛亥年的夏天，因四川保路风潮激荡，蒋介石应陈其美之召回沪，“密商举义计划”（见《陈英士先生年谱》，页十九），后因假满返日，重回十三联队。未久，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又得陈其美电催返国，即向日本师团长请假，然师团长与清廷陆军部有约，非得清方许可，不能擅自回国，遂向联队长请假四十八小时，明知不可能于期限回营，实借此乔装返国，有如逃兵，事实上亦一去不复返营。然而史学家黎东方却把此一仓皇归国，根据靠不住的道听途说，渲染得像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荆轲入秦：
蒋公在日本听到消息，立刻约集了在高田野炮兵第十三联队的十几位中国同学，积极准备回国。联队长飞松宽吾与师团长长冈外史知道了他们的志愿，不仅不加以拦阻，而且置宴为他们饯行，席间按照武士道的礼节，以冷水代酒，表示永别。盛冷水的杯子，叫做“武士誓不生还的辞别杯”。
在蒋公的号召之下，第十三联队以外的很多中国留学生，也都愿意一齐回国，参加革命。他们一共为一百二十人左右，有文有武；他们避开了日本宪兵警察与清廷侦探的监视，顺利搭上轮船，在上海登陆。
这一百二十多位同志，成了陈先烈的一支生力军。他们帮助陈先烈于阴历九月十四日（阳历十一月三日）光复上海。（《蒋公介石序传》页三十）。
此何异写历史小说？师团长根本不准回国，联队长只照例准四十八小时假，逾期即以逃兵论处，何来置宴饯行？还要“按照武士道的礼节，以冷水代酒，表示永别”，更是尽情想像的能事。事实上，与蒋介石结伴回国的仅张群和陈星枢两人。其他有二十余名学军事的留日学生大约于此时辍学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