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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土地，中国人拼命工作之后，如果赚了钱，他就立刻买一块地。中国人无论在全世界哪里，他都习惯性地要往土里种点什么，他会傻里傻气地跑到沙漠里去种白菜。而奇怪的是当土地搞清他们是中国人之后，果真很听话，种什么就长什么，一点也不反抗。
中国人爱土地爱得发狂，“搬家”这件事是不大发生的。要是村上有一家是200年前搬来的人，大家还说他是“生客”，因为“才”搬来200年而已——照这标准看，美国人几乎全都是客人。
中国人如果发了财，他绝对想不出怎么花钱法，他把钱全留给儿子，而这儿子，同样也不知道钱该怎么花，他又把钱留给了孙子。你觉得他们很傻吗？嘿嘿，你错啦，这里面乐趣无穷！
中国人因为爱土地爱得太厉害，大家都决定老住一个地方，住到后来前街后巷全是亲戚。英文里只有一个uncle，中国人却不允许如此含糊，中国人可以分出五种不同的uncle，其中包括：
伯伯——爸爸的哥哥
叔叔——爸爸的弟弟
姑爹——爸爸的姊妹的丈夫
姨丈——妈妈的姊妹的丈夫
舅舅——妈妈的兄弟
从这一点，你大概可以了解中国小孩有多聪明，他们从刚会说话就弄清楚上百种的各式各样的亲属称呼，你佩服不佩服？
中国人多半性情温和，因为他从小知道他不单是他自己，他还是“爸妈的儿子”、“祖父母的孙子”、“叔叔的侄儿”、“表弟的表哥”、“堂姊的堂弟”、“外甥的舅舅”、“堂嫂的小叔”……曾经有一个皇帝去请教一家五代同堂的大家庭的家长，问他怎能那么多人住在一起而那么和谐，那位张姓的老头儿一言不答，只拿起毛笔来在纸上一个接一个地写了一百个“忍”字。
中国人没有一个不了解“忍”，因为他们爱他们的土地，爱他们的生活，而他们知道，如果要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下去就非接纳别人容忍别人不可。
中国人重视名分，全世界，你大概再也找不到一个民族像中国人一样把名分看得比事实更重要的了，中国人即使为此吃了大亏也在所不惜。
传统的中国战士连怒发冲冠、勇往杀敌的时候也不忘记问清楚对方的名字（对了，你不要以为问名都是杀头的前奏，事实上有时也蛮罗曼蒂克的，中国人订婚之前就有个“问”名之礼），章回小说中标准的说法是：
“来将通名，宝刀不斩无名小卒！”
奇怪，那些来将竟都老老实实地把名字说了出来。
传统的中国人又非常谦虚，他们叫自己的文章为“拙作”，他们建议你把他的画拿去补壁（遮墙壁的洞），把他的书拿去覆瓿（封坛子口），他说自己的小孩是“犬子”，自己的太太是“拙荆”（笨手笨脚的乡下人），他的房子是“寒舍”，他自己是“鄙人”（边远地区不识礼的人）；连中国的皇帝都要称自己做“寡人”（没有道德的人）或“孤”（没人理会的人）。如果你听一个中国人说：“我一无所长，希望跟阁下多学习。”千万不要以为他是一个没有自信心的家伙。他其实是要你知道他的谈吐多么有教养。如果你听见他和他太太合力保证他家的菜准备得又少又难吃，你尽可以大胆地赴宴，他们弄的东西绝不比国宴差。
当然，中国人并不是不自豪的民族，正确的做法是“谦虚”由他负责，赞美的“反驳”由你负责。如果他说：“我这只小犬，又笨又懒。”你应该说：“贵公子真了不起啊，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比他更聪明的七岁小孩了——我家犬子差他远了，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那么，如果我们穿着levis的衣服，开着福特的车子，住着钢筋水泥的房子，梳着五千年祖先从来没有梳过的发型——那么，所谓的中国到哪里去找呢？
中国还是在的。在香港，你会看到家家厨房在雪亮的不锈钢瓦斯炉或电炉上放着个黄褐色的砂锅——他们在努力保留一部分的中国；在新加坡，在最热闹的地点开着中药铺，那些华人，在他最病最弱的时候，他情感上需要的是中国草药；在马来西亚，成千的侨社团体吵着要办一所中文大学。而在新加坡，已经有了一所教中文的南洋大学——当初捐钱的陈六使先生竟是个不识字的华侨。
传统的中国人是不允许你有私生活的，他理直气壮地问一个小姐的年龄，他甚至追根究底地盘问你为什么要跟长得挺不错的玛丽分手。传统的中国社会至少有个好处，不需要心理医生——反正谁都可以听谁的隐私。对中国人而言，一个人如果有“不可告人之事”，他一定不是好人。
不过，当然，刚才只是吓唬你的，那种中国人现在快要找不到了。在台北，中国人渐渐也试着去了解外国人，并且尊重外国人的生活习惯了。
作者简介
张晓风（1941—），著名散文作家。笔名晓风、桑科、可叵，生于浙江金华。现任台湾阳明医学院教授。著有小说《白手帕》、《红手帕》等，以及散文《那部车子》、《步下红毯之后》、《地毯的那端》等。
心香一瓣
中国人聪明在何处？作家张晓风以清新、流畅、幽默的文笔，把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巧妙地串联起来，留给我们一个关于中国人的宏观印象。
如今的中国人，既继承了父辈的勤劳、节俭、安土重迁、宽容忍让、谦逊质朴等性格优点，又张开双臂拥抱世界现代文明，不再是以前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或者“东亚病夫”的形象了。
世界在变化，中国也在变化，中国人更是用举世瞩目的成就向世界展示着自己全新的精神面貌。所以，世界也应该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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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祖先崇拜
周作人
有了古时的文化，才有现在的文化；有了祖先，才有我们。但倘如古时文化永远不变，祖先永远存在，那便不能有现在的文化和我们了。
远东各国都有祖先崇拜这一种风俗。现今野蛮民族多是如此，在欧洲古代也已有过。中国到了现在，还保存着部落时代的蛮风，实是奇怪。据我想，这事既于道理上不合，又于事实上有害，应该废去才是。
第一，祖先崇拜的原始的理由，当然是本于精灵信仰。原人思想，以为万物都是有灵的，形体不过是暂时的住所。所以人死之后仍旧有鬼，存留于世上，饮食起居还同生前一样。这些资料须由子孙供给，否则要触怒死鬼，发生灾祸，这是祖先崇拜的起源。现在科学昌明，早知道世上无鬼，这骗人的祭献礼拜当然可以不做了。
这宗风俗，令人废时光，费钱财，很是有损，而且因为接香烟吃羹饭的迷信，许多男人往往借口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谬说，买妾蓄婢，败坏人伦，实在是不合人道的坏事。
第二，祖先崇拜的稍为高尚的理由，是说“报本返始”，他们说：“你试思身从何来？父母生了你，乃是昊天罔极之恩，你哪可不报答他？”我想这理由不甚充足。父母生了儿子，在儿子并没有什么恩，在父母反是一笔债。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ology（生物学）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在自然律上面，的确是祖先为子孙而生存，并非子孙为祖先而生存的。所以父母生了子女，便是他们（父母）的义务开始的日子，直到子女成人才止。世俗一般称孝顺的儿子是还债的，但据我想，儿子无一不是讨债的，父母倒是还债——生他的债——的人。待到债务清了，本来已是“两讫”；但究竟是一体的关系，有天性之爱，互相联系住，所以发生一种终身的亲善的情谊。至于“恩”这一个字，实是无从说起，倘说真是体会自然的规律，要报生我者的恩，那便应该更加努力做人，使自己比父母更好，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对于子女的债务——使子女比自己更好，才是正当办法。倘若一味崇拜祖先，向往做古人，自羲皇上溯盘古时代以至类人猿时代，这样的做人法，在自然律上，明明是倒行逆施，决不许可的了。
我最厌听许多人说，“我国开化最早”，“我祖先文明什么样”。开化的早，或古时有过一点文明，原是好的。但何必那样崇拜，仿佛人的一生事业，除恭维我祖先之外别无一事似的。譬如我们走路，目的是在前进。过去的这几步，原是我们前进的始基，但总不必站住了，回过头去，指点着说好，反误了前进的正事。因为再走几步，还有更好的正在前头呢！有了古时的文化，才有现在的文化；有了祖先，才有我们。但倘如古时文化永远不变，祖先永远存在，那便不能有现在的文化和我们了。所以我们所感谢的，正因为古时文化来了又去，祖先生了又死，能够留下现在的文化和我们——现在的文化，将来也是来了又去，我们也是生了又死，能够留下比现时更好的文化和比我们更好的人。
我们切不可崇拜祖先，也切不可望子孙崇拜我们。
尼采说：“你们不要爱祖先的国，应该爱你们子孙的国……你们应该将你们的子孙，来补救你们自己为祖先的子孙的不幸。你们应该这样救济一切的过去。”所以我们不可不废去祖先崇拜，改为自己崇拜——子孙崇拜。
作者简介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心香一瓣
“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祖先崇拜是世界许多古老民族的文化信仰之一。历史上，这一崇拜曾经滋养了人类朴素的孝悌观念，但也促成了一些封建迷信思想的泛滥和对祖先文化的过度依恋。
人类应当向前看，只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才能不断破旧立新，取得新的进步。
“芳林新叶催旧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应该继往开来，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而不是靠着祖先留下的遗产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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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作揖主义
刘半农
如此东也一个揖，西也一个揖，把这一班老伯、老叔、仁兄大人送完了，我仍旧做我的；要办事，还是办我的事，要有主张，还仍旧是我的主张。
有位尹先生是我一个畏友。他与我们谈天，常说：“生平服膺‘红老之学’”。“红”就是《红楼梦》，“老”就是老子。这“红老之学”的主旨，简便些说，就是无论什么事，都听其自然。
听其自然又是怎么样呢？尹先生说：“譬如有人骂我，我们不必还骂，他一面在那里大声疾呼地骂人，一面就是他打他自己。我们在旁边看看，也很好，何必费着气力去还骂他？又如有一只狗，要咬我们，我们不必打他，只是避开了就算，将来有两只狗碰了头，他自然会互咬起来。所以我们做事，只须抬起了头，向前直进，不必在这‘抬头直进’四个字以外，再管什么闲事。这就叫作听其自然，也就是‘红老之学’的精神。”我想这一番话，很有些同tolstoj的“不抵抗主义”相像，不过尹先生换了个“红老之学”的游戏名词罢了。
“不抵抗主义”我向来很赞成；不过因为他有些偏于消极，不敢实行。现在一想，这个见解实在是大谬。为什么？因为“不抵抗主义”面子上是消极，骨底是最经济的积极。我们要办事有成效，假使不实行这主义，就不免了消费精神于无用之地。我们要保存精神，在正当的地方用，就不得不在可以不必的地方节省些。这就是以消极为积极；没有消极，就没有积极。既如此，我也要用些游戏笔墨，造出一个“作揖主义”的新名词来。
“作揖主义”是什么呢？请听我说：——譬如朝晨起来，来的第一客，是位前清遗老，他拖了辫子，弯腰曲背走进来，见了我，把眼镜一摘，拱拱手说：“你看！现在是世界不是世界了，乱臣贼子，遍于国中，欲求天下太平，非请宣统爷正位不可。”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二客，是个孔教会会长。他穿了白洋布做的“深衣”，古颜道貌地走进来，向我说：“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现在我们中国正是四维不张、国将灭亡的时候；倘不提倡孔教、昌明孔道，就不免为印度波兰之续。”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三客，是位京官老爷。他衣裳楚楚，一摆一踱地走进来，向我说：“人的根，就是丹田。要讲卫生，就要讲丹田的卫生。要讲丹田的卫生，就要讲静坐。你要晓得，这种内功，常做了，可以成仙的呢！”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
领教了，再会罢。”
第四五客，是一位北京的评剧家，和一位上海的评剧家，手携着手同来的。没有见面，便听见一阵“梅郎”“老谭”的声音。
见了面，北京的评剧家说：“打把子有古代战术的遗意，脸谱是画在脸孔上的图案，所以旧戏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体。”上海的评剧家说：“这话说得不错呀！我们中国人，何必要看外国戏，中国戏自有好处，何必去学什么外国戏？你看这篇文章，就是这一位方家所赏识的；外国戏里，也有这样的好处么？”他说到“方家”二字，翘了一个大拇指，指着北京的评剧家；随手拿出一张《公言报》，递给我看。我一看那篇文章，题目是“佳哉梦也”四个宇，我急忙向两人各作了一个揖，说：“两位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六客，是个玄之又玄的鬼学家。他未进门，便觉得阴风惨惨，阴气逼人。见了面，他说：“鬼之存在，至今日已无丝毫疑义。为什么呢？因为人所居者为显界，鬼所居者，尚别有一界，名‘幽界’。我们从理论上去证明他，是鬼之存在，已无疑义。从实质上去证明他，是搜集种种事实，助以精密之器械，继以正确之试验，可知除显界外，尚有一幽界。”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
“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末了一位客，是王敬轩先生。他的说话最多，洋洋洒洒，一连谈了一点多钟，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发挥得详尽无遗，异常透彻。我屏息静气听完了，也是照例向他作了个揖，说：
“老先生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如此东也一个揖，西也一个揖，把这一班老伯、老叔、仁兄大人送完了，我仍旧做我的；要办事，还是办我的事，要有主张，还仍旧是我的主张。这不过忙了两只手，比用尽了心思脑力唇焦舌敝地同他辩驳，不省事得许多么？
何以我要如此呢？
因为我想到前清末年，官与革党两方面：官要尊王，革党要排满；官说革党是“匪”，革党说官是“奴”。这样的牛头不对马嘴，若是双方辩论起来，便到地老天荒，恐怕大家还都是个“缠夹二先生”，断断不能有什么谁是谁非的分晓。所以为官计，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捉革党；为革党计，也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革命。这不是一刀两断，最经济最爽快的办法么？
我们对于我们的主张，在实行一方面，尚未能尽到相当的职务；自己想想，颇觉惭愧。不料一般社会的神经过敏，竟把我们看得像洪水猛兽一般。既是如此，我们感激之余，何妨自贬声价，处于“匪”的地位；却把一般社会的声价抬高，——这是一般社会心目中之所谓高，——请他处于“官”的地位？自此以后，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匪。要是做官的做了文章，说什么“有一班乱骂派读书人，其狂妄乃出人意表。所垂训于后学者，曰不虚心，曰乱说，曰轻薄，曰破坏。凡此恶德，有一于此，既足为研究学问之障，而况兼备之耶？”我们看了，非但不还骂，不与他辩，而且要像我们江阴人所说的“乡下人看告示，奉送他‘一片大道理’五个字”。
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是官，这些话说，本来是“出示晓渝”以下，“右仰通知”以上应有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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