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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外，还给一张可以领取羊肉的驿券。又如政府对于出差、出使或兼领他职的官员，常用给券形式作为“添支”，就是津贴或加薪，有人以此作为人情馈赠。显然，这类给券是通兑不名的。此外，还有一些史料可以印证，即使是用来换取现钱的券历，也未必记名。比如《夷坚志》卷二记，南宋初，川军训练官蒋某在襄阳，忽“有五兵负钱五万、酒五尊，云太尉赐训练。蒋将犒以官券，已失所在”。同书卷六记，淮东军士李文奉命出差去钱塘，回程至常州，遇见上司吴超统军在途，托他带口信回家，“又命从使持官券十千，犒〔李〕文作路费”。假如说前一则所说用作小费犒赏的官券（即券历）还可能是领取实物之凭证，后一则讲明十千面值可作路费的官券，当是现金领取凭证无疑。笔者寡闻，像这种把不记名的支俸凭证，作为兑付券或代价券送人使用的情况，在宋代以前还没有见过。
其次，既然支俸或折实的支俸凭证，已经可以当做兑付券或代价券，则其有效期限也就不会像汉唐时代规定“当日”或限定上旬中旬给付那样急促吧？《夷坚志》卷八记：“兴化人吴公诚，字君与。年七十，以大夫致仕，梦人告曰：‘公犹有俸金七百千在官。’既觉，取券历会之，凡积留未请者，正如其数。”就是说老吴梦醒后，把退休前尚未兑现的券历面值做一遍加法，恰好是七百千。这就印证了官员拿到支俸凭证后，完全可以在一个相对宽泛的期限内当做银行的活期存折闲置。该文又记老吴退休一年后死去，及三年丧期满，因为“其子与郡守有旧，悉以向所当得者复给之”，此又说明兑付的时限虽然宽泛，但毕竟还是有期限，仍旧不能等同于现钱。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清代俸银票即支俸凭证实物，均无受禄人姓名职务记实，也没兑付期限，估计都是沿袭宋代的做法。
接下来就是由支俸凭证之有限的通兑性所促成的进一步变化了：众所周知，古代的政府发行纸币，始于南宋绍兴六年（1136）陪都发行局（即“行在交子务”）印发的“交子”，总数是二百三十万贯，用于东南各路。由于缺乏现金准备，大家反对，终于作罢。到了绍兴三十年二月，钱端礼任陪都市长（知临安府），又试办新的纸币——会子。五个月后，钱市长改任财政部长官（户部侍郎），在宋高宗支持下，正式推行由户部发行的会子，总额五十万贯，比起二十四年前交子共发二百三十万贯之数，缩量超过四分之三，可见小心翼翼。什么缘故？唯恐商民抵制，又蹈前辙。历代政府务求法币取信于民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用于给公务员发薪，起示范作用。据《容斋三笔》记，这个办法就是钱部长创始的：“绍兴三十年，钱端礼为户部侍郎，委徽州撩造纸五十万，边幅皆不剪裁，初以分数给朝士俸。”因为仅限于京官范围，当时通称“行在会子”。
会子就是可以直接充当流通手段与支付手段的货币符号，比较起兑付地点和兑付时间仍有一定限制的原先的券历，性质骤变。京官们在预先得知将以会子支俸时的忐忑，可想而知。为廓清疑惑和阻力，钱部长肯定要大肆宣传用会子支俸比卷历支俸之更加方便大家，同时在临安“市肆要闹处置五场，辇现钱收换”，用白话讲就是在闹市区设置了五个现金兑换处，贴水率为“每一千别输钱十，以为吏卒用”，就是给财政部派在兑换处从事兑换业务的工作人员的报酬。这种变化在当时来讲，近似于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机关企业给员工发薪，忽然从支付现金改为将薪额汇入各人的银行账户，受禄者再凭银行卡在任何一个兑换处兑换现金，乃至直接刷卡消费的“新生事物”。那个“每一千别输钱十”的贴水，就相当于银行收取的手续费了。
钱部长计划周全，宣传有力，又有配套措施跟上，京官们在实践中多体会到了会子取代券历的方便，起码省却了去左藏库排队的麻烦。商民眼见为实，亦认可了官发会子背后的准备金十足坚挺。钱部长给出的进一步政策是：“商贾入纳，外郡纲运，悉同现钱，无欠数赔偿及脚乘之费。”于是“公私便之”，“行在会子”的流通范围扩大为“东南会子”，其后复有四川钱引、两淮交子、湖北会子等各种法币纷纷出台，遂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使用法定纸币的国家。唯后人在追述这一段货币史上的重要改革时，往往忽视了它是从官俸支付手段的变化上起步的事实，这又是从官俸支付切入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视点。
由于种种缘故，南宋的纸币政策最终归于失败，而其后的元明政府继续发行纸币并首先用于官吏俸禄的支付，“始乱终弃”的拆烂污行为一如其旧，前文已经说过明代官员在宝钞折色中大吃其亏的事例，不再赘述。逮及清代，官员支俸方式终于又返回到发俸票发米票的老路上。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二部分机关宿舍说住房（1）
由国家向赴任官员提供住房的做法，大约在秦汉之际逐渐趋向制度化
古人宣扬母范，常以孟母三迁、陵母伏剑和陶母邀宾三事并提。陶母，即晋代名臣陶侃之母湛氏。《晋书·陶侃传》记，陶侃“早孤贫”，某日，鄱阳孝廉范逵去庐江访友，路过陶家。陶母想替儿子拉上这份交情，又没钱请客，急迫间竟“截发以易酒肴，乐饮极欢”。果然，由于范逵向庐江太守张夔的极力推荐，陶侃就此踏上仕途而得展示才能，步步高升至江夏太守，遂“迎母官舍，乡里荣之”。
“官舍”，就是官吏的住所，因为常与官衙连在一起，如今曰之“机关大院”，所以有时也兼容办公场所的含义。若用现代语汇表述，大抵就是机关住房的意思，因其不仅所有权一般都姓“官”，即属于国家资产，而且往往还特定属于某官署即某一个机关。由陶母剪发邀宾的因果照应看，一个贫寡村妇骤然从破茅屋迁进郡政府机关大院，居住条件之改善不啻平地升天，难怪“乡里荣之”；另一方面，此“官舍”两字，又不足以尽述中国古代机关住房的具体状况，似应漫说一番。
从头追溯，在大小贵族各以封地为行使政令场所的先秦时代，特定涵义的官舍不可能是普遍现象。自秦汉起，各级官员均由国家任命，无论是各地贤能被征辟或举荐到中央当官，或原在京畿居住者被外放到各地当官，大多存在有异地仕宦解决住所的需要。因此，由国家向赴任官员提供住房，大约也就在秦汉之际逐渐趋向制度化。《汉书》卷三九记曹参封爵列侯，食邑平阳，但本人先后在齐国和中央任相，其长安的“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云云。此“相舍”与“吏舍”，就是相国住宅和吏员宿舍的同义语，当由国家提供。汉高祖刘邦向全国发布《同安辑令》说：“凡为列侯食邑者，都给印绶佩带，赐给宏敞的住宅；俸禄达到二千石级别的将吏，就可迁居长安，赐给次一等的住宅。”这当然是开国时期优待功臣的一种措施。但是再看《汉书》卷九三记，侍中董贤为邀汉哀帝宠信，休假日亦不肯回家与老婆团聚，于是哀帝特许董贤的妻子搬进他在宫中的住所，“若吏妻子居官寺舍”。根据这一条史料，可知至迟到西汉后期，官吏家属可以随居官寺舍（机关住房），已经是普遍现象了。《太平御览》卷四九一引《汉书》称，光禄大夫魏霸丧妻，其长兄还特意“为（魏）霸娶妻，送至官舍”。《宋书》卷四一记宋武帝生于“丹徒官舍”，其父刘翘时任晋陵郡功曹；《宋史·孝宗纪》记宋孝宗“生于秀州青杉牐之官舍”，其父赵子偁时在秀州居官；《成都文类》记司马光生于郫县官廨，其父时任该县县尉。《曲洧旧闻》卷三记，欧阳修也是其父亲任绵州司户参军时“生于司户官舍”的，后人还把这个住宅改为“六一堂”（欧阳修号六一居士），以志纪念。
官员住房照例都圈在机关大院或机关宿舍区的大墙内。入住官舍不仅是一项福利，也是一种政治待遇
居住官舍不仅是一项福利，也是一种政治待遇。《事实类苑》卷十一记，北宋名相寇准受政敌迫害，被贬为衡州司马。衡州府向来不给这种徒有虚名、实受监管者分配住房，“百姓闻之，竞荷瓦木，不督而会，公宇立成”。眼看其在民众中威望如此之高，政敌又赶快把他迁到雷州，并终于达到令他郁愤而卒的目的。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曾被政敌章惇贬到雷州，“不许居官舍，遂僦民屋”。章惇得知，严令州府究治胆敢借房给管制分子居住的民众。后来章惇也被贬到雷州，碰巧亦向这个人求租房子，对方心有余悸地答复他：“前苏公来，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宾退录》卷八）此为政治斗争之激烈在住房问题上的反映，也说明虽然称官，却并非人人都可住官舍的。
官舍如此“尊严”，在一定程度上与它的位置有关系。自秦汉以来，凡州郡府县各级地方政府之主要首长和佐贰官员的生活区域，照例都是圈定在各自的衙署即机关大院以内的，俗称“内衙”或“私宅”等，并用屋宇式的宅门同以大堂为中心的办公区域划出界线。宋人孔平仲《珩璜新论》卷四：“或以衙为廨舍……儿子谓之衙内。”因知古人常将“衙内”作为官府子弟的代称，就是以他们这种特殊的居住条件为依据的。《温公诗话》记北宋鲍当任河南府法曹时，河南知府“薛（映）尝暑月访其廨舍，（鲍）当方露顶，狼狈入，易服把板而出”。是说像鲍当这种处长一级（曹官）的官员，也有坐落在衙署内的住宅。因为是私人生活空间，又值盛夏季节，所以没戴官帽，恐怕还是半赤膊状态，所以当上司突然来访时显得很狼狈。而像上述寇准、苏辙这些人在当时的境遇，虽然名义上的级别比鲍的曹官还高一些（司马为知府的佐官），但实际上是到此接受管制的。所以，无缘住在“内衙”。反之，也有主动放弃这种荣耀的，如东晋罗含任州府别驾，“以廨舍喧扰，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织苇为席而居”（《晋书》卷九二）。此人名列《文苑传》，看来是希望在业余时间有一个可以读书写作的安静环境。
地方官连同随任家属免费享用机关住房的传统，一直维持到清朝覆灭（我们可以从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各地光复的报道中看出，清廷的各级地方官多在义军攻打衙署时束手就擒或携眷出逃）。相反，京朝官住房的解决方式，却经历了较多的变化。前文说过，两汉时官员多居机关大院，东汉王充《论衡·诘术篇》称：“府廷之内，吏舍比属。”（汉时“吏”之概念包含“官”义）足见规模之大。《后汉书》卷六四记赵岐的祖父官任御史，故其“生于御史台，因字台卿”，又可知同居的家属中，甚至包括成年的儿子媳妇。
但是，随着国家中央集权管理职能的日趋完善甚至繁复化，京朝机构及供职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据《文献通考》卷四七提供的统计，汉晋时全国官员总数仅七千人左右，隋朝重新统一后达一万二千五百七十六人，唐朝更增至一万八千八百五人，其中供职京师者就有二千六百二十人。假如仍沿袭两汉时大包干的办法，则不仅“京师百司”之机关用房要发生危机，亦将无法正常发挥衙署的办公职能，因为办公区内除了这二千六百二十员京朝官外，还得加上数倍于此的吏胥、杂役和卫士，而在生活区内居住的又不只是他们的家属，再要将侍候这一大家子的小丫环老妈子也算进去。闭起眼睛想象一下，这还成官署吗？《后汉书》卷二七记，张湛官拜太中大夫，“称疾不朝，居中东门候舍”。唐李贤注解，洛阳共有十二个城门，中东门是其中之一，门卫编制中有一个秩六百石的候吏，职掌是迎送从此门进出的宾客，“候舍”就是候的住所。张湛以秩二千石的高级官员，不住官舍而自降住房标准，搬到候舍去，其表面理由是既然“称疾不朝”，就是请长病家不理事，所以不该居住官舍。但递进一层推度，京师官舍紧张恐怕也是一个原因，不如自己识相。总之，随着中央官制的不断扩张，京朝官住房办法的改革，势在必行。当然，从国家减轻财政负担的考虑，或许还是首要的因素。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二部分机关宿舍说住房（2）
唐代京官多无国家提供的住宅，宰相借住旅馆或卧病陋室的故事，史书上多有记载
历代官修正史或通典、会要等载籍，从无探讨机关人员住房问题的专题，所以我们只能综合各种零星记述，略窥唐代京朝官之住房的大致状况。
首先是办公区与生活区基本上分开。凡百官衙署，大都建造在京都长安的皇城里，官员们的住宅则分布在皇城外郭城内的居民区里。居民区以承天门大街为中轴，分东西两部，共有一百零八个称作“坊”（亦名“里”）的相对独立的社区，每坊四周均有高大的围墙和坊门，晨启夕闭，执行夜禁。《太平广记》卷三四一记，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国子监祭酒包佶受参加科举考试者李俊请托，答应为他弄一个“进士及第”的名额。到发榜那天，“初五更，（李）俊将候（包）佶，里门未开，立马门侧……乃伺佶出随之，经皇城东北隅，逢春官怀其榜，将赴中书……”换一个角度看，就是一位高级官员由居民区出发去皇城上班的过程描写。据《长安志》提供的资料，我们还知道当时的达官贵人多聚居在居民区的东半部，位置和环境都很好。以柳宗元故居所在之亲仁坊为例，自副元帅郭子仪以下，仅尚书、节度使一级的高官住宅就有十多处。柳宗元自科举入仕后的第一个职务，只是做一些经籍校理之类文字工作的集贤殿正字，品级很低，其家能在这个“黄金地段”占有一席之地，自然是与河东柳氏显赫的过去有关了。
对于大多数京朝官而言，衙与舍的分开就意味着向携眷免费居住官舍之传统告别，居住形式的多元化由此呈现。像柳宗元这种出生在长安祖屋而自有老窝可居，当然再方便不过。若甘愿打光棍，又不像前文所述罗含那样嫌“廨舍喧扰”，则官署里仍有单身宿舍可住。《唐语林》记“赵璘历祠部郎，同舍多以祠曹为目”，此“同舍”即含有同住一个宿舍的意思。如果定要拖上老婆儿女一大家子，而在京师又无祖业，那就必须别作选择了。一种是买地建房或直接套购现成的公馆，敢言”，只好悄悄地向老爷汇报。王安石知道吴夫人“好洁成癖”，自己则以邋遢与她“每不相合”，于是“跣足登床，偃卧良久。吴＇夫人＇望见，即命送还”。
因为缺少专项的建筑和维修基金，又无完备的物业管理（在京都由各部司务厅兼管，在州县由工房兼管），所以在多数时态下，机关住房的条件包括有关生活设备，都很差劲，通常总要隔许多年才得大修一回。《文苑英华》里收有几篇唐人撰写的《开州刺史新宅记》、《乌程县修建廨宇记》等，是详细记述这方面情况的珍贵文献，文长不引。《水经注》里，还有一段东汉初年的故事，述清河太守府两个处级官员（五官、功曹）曹秉、刘适，借经办官舍修造工程之机，虚报工款二百万钱。看来这其中的漏厄，亦是古已有之的。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二部分级别待遇说乘车（1）
轺车出行是一种身份标志。社会等级的阶梯，隐藏在朱轮华盖的背后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秋天，日后以禁烟抗英著闻的爱国名臣林则徐以翰林院编修外放江西乡试副主考。编修的官阶只有正七品，在冠盖如云的京师毫不起眼，不过代表皇帝来协理一省抡才大典，便是“钦差”身份。所以“自进省时，地方即备八座肩舆”，林则徐“力辞之，改为四人”。但是到了八月初六正副主考率领分房阅卷、监试提调等官员正式进入贡院考场时，虽然林则徐已在前一天预先讲明仍用四抬轿子，可是到了规定的放炮入帘的时刻，江西抚署为他准备的依然是八抬大轿。对此，林则徐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仓卒不及改，心甚愧之！”
他是在为违犯了清朝有关官员乘坐轿车的规定而作自我检讨。从前后记述看，确是发自内心而且相当诚恳严肃的。借此由头，本文略述古代官员车轿乘行的大概情况。
远从先秦起，诸侯公卿都以乘坐马车为体现身份的标志之一。孔子因得意门生颜回早亡哭得死去活来，可是当颜回父亲提出要用他的车子改制成槨安葬颜回时，他不干了：不乘车，我怎么同大夫交往呢？卫懿公当国，政治腐败，连他的宠物也乘上了高级官员档次的轩车，群众大为不满。所以当狄人攻卫时，大家一哄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