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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临开学我才把他从幼儿园接回来。他所在班的孩子春节前就走空了，老师知道我家没人照应，就把他安排在小班，帮着小弟弟、小妹妹系鞋带，叠被子，就这样凑合了一个多月。
学校开学了。好在学校离得近，上学放学不用家长接送，放学后也没什么功课，他总是在院子里和小伙伴玩一会儿，等我下班。发愁的是晚上不好办，除了星期四、周末、星期日，机关里每晚有活动：开会或者学习。
我跟闹闹规定好：晚上妈妈不在家，不去院儿里玩，要按时睡觉。我特地买了个白色的小闹钟。每天下班后，我匆匆忙忙胡乱做点晚餐，母子俩吃完，替他洗脸洗脚，然后往放在地上的搪瓷壶灌点儿开水（不敢让孩子动热水瓶，怕不小心烫伤，两个孩子直到十来岁，都不习惯喝热开水），然后把闹钟铃拨到八点，要求他闹铃一响，就脱衣服上床。“要是害怕，可以不关灯。”
几天下来，同一单元的邻居直夸闹闹乖，说闹铃一响，他准忙着睡觉。我也相信他守信用，每晚回家，屋里灯亮着，人却睡得熟透了。
有一次，不知道有什么紧急任务，我没能回家吃饭，也就不可能给他上闹钟。邻居高阿姨两口子是广播学院老师，学校不上课，经常在宿舍，一看六点多了，我还没回家，就让闹闹跟着她家吃了晚饭。
到八点我还没回家，高阿姨提醒说，闹闹，该睡了。
“不，我等妈妈。”
“八点了，到睡觉时间了。”
“不，我妈的闹铃还没响呢？”
“你妈今晚没回来吃饭，没拨闹铃，闹铃不会响，别等了。”
“不，我等。”
就这么大概等到快十点实在睁不开眼了，才在邻居的督促下胡乱洗了洗上床。
第二天早上，我叫醒他，他还问呢，妈妈，你昨天怎么没给我上闹铃？
我心疼地嗔怪他：“傻孩子，以后别老等闹铃响，妈妈工作忙回不来就听阿姨的话。”
到秋天，一号通令下来，让各家老小尽可能疏散，我想我们娘儿仨不能再分开，再说我也没地方安排孩子。共住一套房的邻居把孩子送回江苏老家，走了；对门单元和中间单元的几户，有的请假去外地安排老小，有的也是晚上开会学习。到晚上整个四楼经常只有闹闹一个人。再不用什么闹钟，吃完晚饭，洗完，就让他钻被窝，还一再嘱咐，谁叫门也不开。开始孩子不愿意，说太早睡不着，可想想一个人玩也没意思，也还有几分害怕，最后终于同意。那一冬，熟人看见都说闹闹又白又胖，其实没别的法宝，就是睡得多。
白闹钟是为儿子上学买的，按时擦闹钟也就成了他的专职，很长时间钟的外表显得白净、明亮，可是机芯慢慢衰老了，开始拿到钟表店加点油，又滴答滴答走起来，再后来钟表店师傅说你这钟该淘汰了，加油也白搭。毕竟艰难时期跟我们作过伴，我把闹钟放在五屉柜的玻璃门里，时不时地看它一眼。可家里破旧东西实在太多，终于恋恋不舍地把它扔了。那个五屉柜最终也处理了，我还记得柜门上留着的印痕。那会儿浴室两家合用，零七八碎的都放屋里，他们个子矮，我在五屉柜抽屉圆把手上挂两条小毛巾，天长日久，水渍的痕迹再也抹不掉了。
抹不掉的又何止是水渍！
师 傅
我始终相信好人任何时候不会泯灭良知，即使在疯狂年代。
做梦也没想到，工宣队的范师傅毅然决然做出决定，不让我上郊区短期劳动。
从五十年代以来，我是单位里理所当然最需要改造的，1958年下放劳动、1964年“四清”，还有每年半个月的劳动，我都是不可缺少的劳动力。
1968年秋天，我所在的部门要派一人到郊区劳动半个月，支部书记通知我去。决定自然不是随便做出的，部门十几个人，年轻的单身汉就四五个，有孩子的也都不是单亲家庭，只有我一个人带两个孩子。我清楚：这是有意出难题。以往，我跟这位农民出身的支部书记没有任何龃龉，“文革”开始从他揭露走资派的大字报中，才揣摸出一些思路：领导没让他当“官”，就是打击工农干部，可是我这么多年连个小组长也不是，碍他什么事？也许因为我是所谓业务骨干，客观上得罪了他。对了，运动开始作为部门“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他整过张赫玲，一位少年参军，后来调干上大学的女党员，只因为她当《阅读与欣赏》节目编辑时十分尽责，落下的罪名是散布封资修大毒草，为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运动一开始，张赫玲成了挨批的重点，我为张打抱不平，当然又得罪了他。第一重“得罪”实非故意，第二重“得罪”，是咎由自取，我怎么又忘乎所以仗义执言了呢，真是“改也难”。既然如此，我也只能吞下苦果。
我筹划了一下：在机关幼儿园全托的甜甜周末不接，请老安伯伯老两口再辛苦一两次。上学的闹闹怎么办？孩子爸爸，一个被专政对象，正在郊区农村劳动，当然帮不上忙。我对支部书记说：“我可以去，但是孩子只能住到崇文门内奶奶家。”一个不到八岁的孩子每天乘公共汽车上学，穿过大半条长安街，还得过两条马路，我想，他要是还有一点起码的同情心，会犹豫的。他不也有儿女吗，他难道就舍得自己的孩子冒这样的风险？哪知，他还是执意叫我去。我有什么办法，只好给孩子买月票，准备第二天开始“试运转”。
刚来几天的工宣队那位稍胖，的范师傅听说这事，果断制止了。占领上层建筑的工人阶级来临，我作了足够的思想准备，以为他们对我这个敌对阶级的子女、妻子不会有好脸色，没想到范师傅不仅长得慈眉善目，说话也很温和，全然不是想象中横眉冷对的形象。他对我说了一句，让这么小的孩子乘车来回过马路，太不安全，你别去了。
简单一句话，拂去了我心头的愁云。师傅多好啊。
我从学校毕业后，下乡当过农民，但从来没进工厂当过工人，也从没有过师傅，而范师傅，是我唯一的也是毕生难忘的师傅。
我记得进驻电台的工宣队是北京内燃机厂派出的。近年来听说这个大厂很不景气，比我年长十来岁的范师傅该早退休了，不知老范师傅身体可好，还记不记得当年的事。我可是永远记住了他的音容笑貌：穿着一件浅灰的布棉大衣，一口北京话，和颜悦色的，多咱也没听他恶声恶气训人。
姥 姥
也许真是天无绝人之路。班上有位工人师傅挡着不时飘来的凄风冷雨，邻居姥姥的爱心又使我一进单元门就感到人间的温情。
姥姥姓高，随着女儿女婿住。我们共住两居室的单元房。姥姥来时就住厨房，小夫妻带着孩子住朝阳稍大的屋，我住朝北的小屋。做饭的两个蜂窝煤炉子就放在窄窄的过道里。
姥姥是徐州人，勤快，大脚，有把力气。一次我提着二三十斤白薯上四楼，正一步一步往上挪，她见了一把拿去扛上了肩，噔噔一气儿到四楼，弄得我惭愧不已。她认字不多，可明白事理，热诚，擅长做面食：擀饺子皮、馄饨皮，蒸馒头包子都是能手。用鏊子烙又香又脆的薄饼，那明快、麻利的动作看得我眼花缭乱。烙薄饼不用煤炉，走廊里临时用柴禾架起鏊子，右边放着面板，她边擀面，边添柴，掌握火候，烙完一张，用擀面棍轻轻一挑，白白的饼就飞到了另一旁的笸箩里。她看我一个单身女人带着一双儿女，勉强会焖饭炒菜，什么面食都不会做，想换换口味，只能上食堂买，说这太浪费。她教我干这干那。我跟她学会花两毛钱买．肉馅包馄饨，秋天大白菜便宜，稍稍放点肉末或油渣蒸大馅包子。连闹闹都学会了擀饺子皮、馄饨皮。高姥姥戴着花镜，跟我学会用缝纫机。
可能是1969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天还没全黑，我正在班上开会，忽然天气骤变，一场大冰雹从天而降。办公室有孩子的无不惦念着，尤其是汪玉芝和我。不久前汪爱人所在的地质学院外迁，她跟我一样，一人带着孩子。随着一阵阵雹子噼啪落地，楼里的玻璃窗被土豆大的冰雹砸得哗啦啦散落到院儿里。这么大响动丝毫改变不了会议的进程，真是雷打不动。我们虽然坐立不安揪着心，也不敢请假。好不容易熬到散会，一出门就觉得像深秋季节，凉飕飕，地面上铺满了没化开的大大小小的冰雹。汪和我匆匆返回宿舍，才进大院儿，见到一个可怜巴巴的小孩踩着冰茬站那儿，穿得单薄，脚上是塑料凉鞋；小女孩见到汪玉芝，委屈得都快哭了，“妈妈，妈妈，我害怕。”我，顾不得安慰这母女俩，赶紧回去。往常这时候孩子们该睡了，这天他们和邻居的小男孩儿在暖融融的屋里玩得正高兴。闹闹毕竟大些，有条有理地告诉我，朝南的大房间有块玻璃碎了，已经用硬板纸挡上，咱家朝北的屋玻璃好好的。下冰雹的时候，高姥姥担心我和妹妹害怕，让我们到大屋呆着。孩子们说：人多不害怕。一场冰雹，我的一儿一女安然度过，而汪玉芝的女儿从此落下了关节炎。
不记得在这之前还是之后，部门安排人参加“拉练”。当时工宣队已经撤了，仍然是那位支部书记说了算。不明白为什么，先后派两人去，偏偏是汪与我。如果说我因出言不慎应该付出些代价，汪可是无辜的。她的困难比我更多，我毕竟有高姥姥可依靠。我知道姥姥挺辛苦，除了淘气的外孙，又添了个小外孙女，我把食堂饭票、零用钱都交给闹闹，让他带着妹妹到食堂吃饭，按时睡觉，尽可能自力更生。“拉练”回广播局那一天我疲惫不堪，想不到还没进机关大门，远远就看见高姥姥领着兄妹俩笑盈盈在路口等我。“怎么知道我今天准回来？”孩子们回答：姥姥打听来的。一泓暖情，不，是亲情，涌上我的心头。
著名的单弦演员马增蕙也是我的患难之交。“文革”时他们两夫妇受到不小冲击，政治处境比我好不到哪里去，甚至更差，但是风暴稍一平静，他们没少帮我。他们也是两个孩子，大女儿谢艺是五十年代生的，比我儿女都大，儿子谢东年岁跟甜甜差不多。闹闹上学后，甜甜还在广播局幼儿园，班车一到，我经常不能准时去，马增蕙骑车，前边一个后边一个，把我女儿一起接到他们家，谢艺先陪着玩。多少年了，孩子们还记得马增蕙阿姨，谢凌霄伯伯，还有谢艺姐姐。当年的小顽皮谢东，从小就是一副好嗓子，他成为歌星也是意料中的。
数不清多少好人关心过我们。广播局共事多年的朋友大都不认为燕祥会是什么敌人，由于种种可以理解的原因，干部不好公然表示同情，而工人倒可以毫不含糊表明自己的态度。
那几年，他不少日子被隔离或挨批斗，但是锅炉房的工人、清洁工、司机经常转告他我和孩子的情况。女儿猩红热后疖子长到耳朵眼儿里他知道，儿子上学功课不错他也知道。我的一动一静无不在这些好心人的洞察之中。直到现在偶尔在机关见面，他们还惦着他：有的叫他诗人，有的管他叫“干部”，有的仍然称他小邵。
大约是他在干校的时候，我在电台收到多年没联系的老同学来信，是位女同学，但笔迹刚劲，全然不像出自女子之手。我很奇怪，这封信被拆过。广播局收发室的同志我大都熟悉，他们从不干这类事，偶尔信件错转到听众来信组被拆，退回时必注明。想来想去可能是有人出于对他的关怀，惟恐我有“外心”。时过境迁之后，提起这事，他也这么看，开玩笑说：“他们替我监视你哪！”
孩 子
朋友都知道，我从来不是爱读诗的人。1987年，复旦新闻系比我低一年的女同学孙惠群到我家来，提起1953年欢送我们毕业时，她朗诵的正是邵的诗《到远方去》，而我，真的，好像没一点印象。
我很少为好诗所感动，大概缺少这方面的艺术细胞。但是，有，一次，我却为他的一首不算出色的诗《童年》而动情。
原谅我占一些篇幅，稍稍引用这首诗：
太阳藏在大楼背后，
妈妈还没回来，
冷风刮得小树摇晃，
妈妈还没回来。
妈妈怎么还没回来？
电线杆上路灯都亮了。
妈妈怎么还没回来？
地上的树叶都哗啦啦跑光了。
妈妈，你快回来吧，
妹妹的鼻子在玻璃窗上贴扁了。
妈妈，你快回来吧，
妹妹的肚子早就咕噜咕噜响了。
……
妈妈，自从爸爸不再回家，
我和妹妹多听你的话；
妈妈，你可别也不回家，
那让我跟妹妹怎么办哪！
妈妈，回家来吧，
我的肚子也饿得慌啦。
妈妈，回家来吧，
我把棉衣给妹妹披上啦。
……
妈妈，妈妈，妹妹老是哭，
不是妹妹不听话；
妈妈，不怪妹妹，不怪她，
我也是又饿又害怕。
其实，我从未告诉他我一个人带领两个孩子时的处境。他大约也是凭想象，猜测哥哥和妹妹盼望妈妈回家的心情。
读着读着，眼泪扑簌簌流了下来。
想起那些日子，孩子上小学以后，每次回到我那间小屋，孩子们都亲热地围着我说这说那。而我，有时心情不好，加上工作太忙，只是像机器人一样忙不迭地催他们快吃饭，快洗脸，快做功课。只有快，才能让我按时到班上开会或学习；只有快，才能让军宣队或支部书记找不出岔子（当然，即使你开会再准时，工作再努力，也挡不住他们在别的地方挑你的错）。等我晚上回到宿舍，他们都已经安睡，第二天一早，还是一个劲催，快，快，快。
有一天晚上，开完会就听说要下达最新指示。那正是战备的年代，邻居奉命疏散回江苏，单元里没人，我急忙回家照看一下。回到宿舍，轻轻叫醒儿子，告诉说我得半夜才能回家，这一折腾，女儿醒了，问我上哪儿，我说去游行。
“那么晚了，妈妈别走，我害怕！”女儿不让我去。一个单元里，只剩他们兄妹俩。
儿子毕竟大两岁，没吭声。
“不怕，妈妈不一会儿就回来。”
我明白自己是说谎，谁知道什么时候能回？
我匆匆走出宿舍。
游行结束，已经是下半夜。我轻轻推开房门，兄妹俩睡着了。妹妹紧紧拉着哥哥的手。
第二天一早，闹闹像小大人一样告诉我，妈妈，你走了后妹妹老说，害怕，害怕，我就让她拉着我的手，她就不闹了。
当时我的心即使不是铁石心肠，也已经磨砺得粗糙而麻木了。我只是淡淡地表扬了一下闹闹，又忙着张罗他们加快动作，赶紧上学。
相依为命的日子是悠长而平凡的，一日三餐，上班下班，开会学习。
最让我揪心的是孩子有病。一个星期一的早晨，甜甜直喊难受，试试体温，有点发烧，我把闹闹送到候班车的地点后急忙带甜甜去儿童医院。经验丰富的大夫很快诊断出是猩红热，还指给我看她身上的小红点点，嘱咐要隔离，要多吃水果。怎么办？只能送甜甜上幼儿园，是的，这是唯一的选择，那时的气氛怎么可能请一个星期事假在家看孩子呢！到幼儿园，我倾诉了自己的困难，请求老师们帮助，他们一口承担了看护孩子的责任，极为负责地把闹闹也从班里叫出来，因为他跟甜甜接触多，怕已受感染。我给老安的爱人也就是幼儿园的会计留下点钱，请她为孩子买点水果和营养品又匆匆上班去了。
第二天，我抽中午时间去了幼儿园，兄妹俩住着两间紧挨的平房，里边住着妹妹，外边住着哥哥。两个孩子跟小朋友完全隔离，相互之间也不直接接触，但是两人可以说说话，倒也不很寂寞。我真是感谢石碑幼儿园的老安和众多的老师想得这么周到，安排得这么好。我也感谢两个孩子懂事、听话，直到甜甜的猩红热好利索了才回家。
“文革”初期的狂风暴雨过去了。他已经上了“五七干校”，机关里漫长的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一打三反”，还有战备等等对我来说都算不了什么风浪，我日复一日地等着，等着，等着孩子长大，等着他回来，等着自己一天一天憔悴、衰老。
有一阵，邻居家的姥爷来了，小小的单元里住着老少九口，连过道里也老有人。
一个冬日，我白天参加体力劳动，出了一身汗，晚上回到宿舍，草草吃完饭就把走廊里做饭的小炉子搬到浴室洗澡。那会儿，宿舍的暖气不热，我们两家洗澡都把烧旺了的炉子搬进去，微微打开浴室的门。大家都很默契，谁也不在过道走动。可刚到北京探亲的姥爷不知晓这些，我也就紧紧关上浴室的门。洗到一半，觉得胸闷、呼吸急促，我知道让煤气熏了，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