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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剪伐桑朽，凡克城寨，不可滥杀俘虏，乱抢财物。”这月汴梁大雪，宋太祖在讲武堂设坛帐，衣紫貂裘帽视事，忽对左右说：“我被服如此体尚觉寒，念西征将士，冲犯霜霰，何以堪此？”即解下紫貂裘帽，遣太监飞骑赶往蜀地赐给王全斌，且传谕全军，以不能遍赏为憾事。于是宋军人人奋勇，十四万守成都的蜀兵竟不战而溃。
灭蜀之后，有人将后蜀皇帝孟昶用七彩宝石装饰的夜壶送给赵匡胤。赵匡胤很生气地将壶摔碎了。
登了大宝的赵匡胤见了这个“宝壶”，不是爱不释手，而是“大摔出手”，说明他没有忘记过去。赵匡胤起身于下层行伍，跟随周世宗多次南征北战、屡立战功，穿的用的也都很节俭。正如他为君后常把布衣等物赐给左右近侍说的那样“朕过去就穿这些”。
宋太祖这一摔，也说明他懂得奢侈腐化必然亡国的道理。他经历了五代十国的动荡局面，深知历代因奢侈腐化而亡国的教训。在他看来，即使把夜壶装饰得再好，也不过是一个便器。实际上，平民百姓家多用瓦尿罐，富贵人家多用铜尿盆，帝王之家多用银夜壶甚至金夜壶，而孟昶一个小国之君，竟用七宝夜壶，实在没有必要。难怪赵匡胤说：“用七彩宝石装饰夜壶，那该用什么东西盛粮食，像孟昶这样腐化，不亡国才怪呢！”孟昶的生活十分奢侈，就连他的一个宠妃使用的痰盂都是金装水晶石做的。享乐到如此地步，岂有不亡国的。
宋太祖这一摔，还说明他要以身作则，倡导节俭风。赵匡胤身为天子，富有四海，但却力行节俭，从不讲排场，比阔气。寝殿中的苇帘都是用青布包边，宫中闱幕也没有花纹作装饰，乘坐的肩舆也不用黄金装饰。赵匡胤说：“我大宋富有四海，用金银装饰金殿也能办到，但我是为天下人掌管钱财，怎能随便乱用。”赵匡胤就连日常衣服也是洗过多次再穿。961年2月，他下令文武百官及百姓在皇帝诞生日及各种节日。不准上贡物送贺礼。
宋太祖的弟弟赵光义（即宋太宗）看到哥哥当了皇帝还十分俭约，便说：“陛下服用太俭朴了。”宋太祖说：“你别忘了咱家在洛阳夹马营的艰苦日子呀。”
宋太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带头约束家人不能奢华。972年7月，宋太祖之女永庆公主下嫁后回家省亲，穿了一件贴绣铺翠的短袄入宫。宋太祖看了，很不高兴，说：“以后穿戴不要如此华丽。”公主不以为然，笑了笑说：“用不了许多钱。”宋太祖严肃地说：“不对，你当公主的，穿这样贵重的衣服，别人就会模仿。这样一来，京城里的高档服装。就会涨价；价格一涨。商贩就会贩卖，结果只会伤害百姓。你生长富贵之家，要珍惜富贵的日子，岂可开坏风气的头？”永庆公主听了十分惭愧。
又有一次，永庆公主与其母（皇后）对宋太祖说：“皇上的车轿该用黄金装饰。”宋太祖笑着说：“朕富有天下，甭说用黄金装饰车轿，就是用黄金装修房屋也能办到。不过，想到朕是为天下百姓守财，就不能这么干呀！古人讲：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如果让天下百姓都为朕一人服务，百姓们如何活命呢？”
宋太祖本来很喜欢射猎和踢球（当时称“蹴鞠”），刚做皇帝那阵，他还常常技痒难忍，不时邀手下的人玩上几次。这些游戏对宋太祖来说自然属于忙里偷闲，但有时玩到兴头，难免误事。一次，他正在后苑射鸟，忽然有大臣口称急事求见。可他接过奏章一看，里面说的并不是马上要办的事，不由得有些恼火，当即训斥了几句。那大臣却说：“这些事虽不是很急，但总比射鸟急吧。”他愈加恼怒，随手抄起一把玉斧，朝那人撞去，一失手，撞掉了两颗牙齿。那人也不作声，跪在地上，将牙齿捡起来装在衣服里。宋太祖问：“你想拿这个来控告我吗？”那大臣说：“不敢！不过陛下既为天子，一言一行自然会由史官记录在案的。”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逼得宋太祖不得不赶紧地表示道歉。通过这件事，使宋太祖认识到“吾为天下主”，一言一行至关重要，“畋游”（即射猎）、“蹴鞠”终究不是“正经事”，以后慢慢地就将这些嗜好戒除了。
970年，宋太祖命令大将潘美带领大军征讨南汉。南汉建都广州，占有现在的广东和广西南部。南汉国王没有办法逃跑，就放火焚烧府库宫殿，出城投降了。
南唐是“十国”中最大的一个割据政权，那里土地肥沃，没有像中原那样遭到战争的破坏，所以经济繁荣，国力富裕。但是，南唐的国主都是政治上十分昏庸无能的人，后来弄得国力渐渐衰弱下来。
最后的一个国主李煜，史称南唐后主，是一个著名的词人，对诗词、音乐、书画，十分精通，可就是不懂得处理国事。北宋建国后，李煜每年向北宋进贡大量金银财宝，想维持他的地位。后来，他看到宋太祖接连消灭了周围三个小国，才着慌起来，赶快派使者给宋太祖送去一封信，表示愿意取消南唐国号，自己改称“江南国主”。但是这一点小小让步，怎么能改变宋太祖统一中国的决心呢？
公元974年9月，宋太祖派大将曹彬、潘美带领十万大军分水陆两路攻打南唐。曹彬从荆南带领水军沿江东下，很快就占领了池州（今安徽贵池），进驻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市）。潘美带领的步兵到了江北，被辽阔的江面挡住了进军的道路。
有人向宋军献计，如果用竹筏和大船搭成浮桥，步兵就可以全部顺利过江。潘美听了这个计策，马上赶造浮桥。这个消息传到南唐的国都金陵，南唐君臣正在喝酒。李后主问周围大臣该怎么办？大臣说：“自古以来，没听说搭浮桥过江的，一定办不成！”后主听了，哈哈大笑说：“我早说他们是小孩子闹着玩罢了。”
过了三天，宋军搭好浮桥，潘美的步兵像在陆地上行军一样，跨过长江。南唐的守将败的败，投降的投降。十万宋军很快就打到金陵城边。
那时候，李后主还正在宫里跟一批和尚道士诵经讲道，宋军到了城外，他还蒙在鼓里呢。有一天，他到城头上巡视，发现城外到处飘扬着宋军旗帜，这才大吃一惊，回宫以后，派大臣徐铉到东京去求和。
徐铉见了宋太祖说：“李煜待陛下，就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孝顺，为什么还要讨伐他？”宋太祖反问说：“那么你倒说说，父亲和儿子能分成两家吗？”徐铉没话说，回到金陵向李后主回报。过了一个月，宋军围城越来越紧，李后主又派徐铉到东京去。
徐铉苦苦恳求宋太祖不要进攻金陵，宋太祖听得不耐烦，一手按住利剑，怒气冲冲地说：“你不要多说了。李煜并没有什么罪，但是现在天下一家，我的床边，怎么能让别人睡着打呼噜呢！”
徐铉眼看再恳求也没用，只好再回到金陵。李后主听了回报，知道求和没有希望，连忙调动驻守上江的十五万大军来救。刚到皖口，就受到宋军两路夹攻。南唐军放火烧宋军。哪知正碰到刮北风，火反烧了自己。南唐全军覆没。
第二天，都城被攻破了。曹彬率领宋军整队进城，秩序井然。李后主叫人在宫里堆了柴草，准备放火自杀，但是毕竟没有这个勇气。最后还是带着大臣出宫门，向曹彬投降。
李后主被押到东京，宋太祖对他还比较优待。但是李后主从一个尽情享乐的国君变成一个亡国的俘虏，心里十分辛酸，每天流着眼泪过日子。他本来是写词的能手，在这段时期里，写了一些感情忧伤的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他这段时期词作中的名句。
灭南唐是宋太祖统一南方的最后一仗，也是当时最大的一次江河作战。这次战争中的“浮桥渡江”、“围城打援”，是宋太祖战略部署中的得意之举，也是古代战争史上的创举。
占据现在浙江、江苏一带的吴越国主钱俶不断向宋朝进贡。南唐灭亡以后，宋太祖让钱俶到开封来，钱俶连忙去朝见。过了两个月，钱俶要回杭州了。就在他动身的时候，赵匡胤送给他一个黄包袱。钱俶打开一看，里面都是宋朝大臣请求赵匡胤扣留他的奏疏。他非常恐惧，回国后又派人送去大批财物。
到了宋太宗的时候，钱俶又去开封朝见，被宋太宗扣留下来，被迫献出了全部土地。当时，只剩下留从效割据泉、漳等州。留从效死后，部将陈洪进夺取兵权，他派人向宋朝进贡，并献出了泉、漳等州土地，江南最后一个割据势力也被消灭了。赵匡胤从公元963年起，只用了十来年的时间，就消灭了南方各地的割据势力。
乾德二年，他设立封桩库，把平荆南、湖南、西蜀得到的财富都存在此库中，然后将每年的盈余也放进去，准备存到四五百万来向辽赎买后晋石敬瑭割让的燕云十六州。如果契丹不肯，就“以二十匹绢购一胡人首，彼精兵不过十万，止费我二百万匹绢，则虏尽矣”。他在位期间始终与辽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对割据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的党项拓跋氏，持优容态度。
宋太祖的一系列措施，基本上结束了唐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了200
年的藩镇割据局面，巩固了赵宋王朝的统治，具有进步的意义。但是，他用“分化事权”的办法防止大臣专擅，结果形成了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他用“兵无常帅、将从中驭”的办法防止军队叛军，结果消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他把主要精力集中于防制“内患”上，必然采取“守内虚外”的方针。宋太祖“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必然给后世造成一系列弊政。
整顿吏治
宋太祖南北用兵、统一全国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和加强了中央集权，进而创立了一整套为其后代奉若圭臬的“祖宗家法”，即由中央派遣文臣任知州、知府，一般三年一任。各州（府）还设置通判，监督、牵制州（府）长官。乾德三年，他下令各州的赋税收入除留一小部分作必要开支外，其余全部上缴中央政府，调运到开封或指定地点。
在调整和确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同时，宋太祖对君臣关系也进行了调整。在他看来，地方权力集中到朝廷，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唐五代以来“君弱臣强”的问题，因而应该进一步削弱文武百官的权力，使由地方集中到朝廷的权力最后完全集中到自己手中，“总揽威柄”，“独制天下”。
宰相是封建社会的“百官之领袖”，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宋太祖即位后，宰相奏事仍沿旧制。有一天早朝，他突然对宰相王溥、范质说：“我眼睛有些昏花，把你们的奏疏送上前来。”在范、王二相离座递疏时，宫廷侍卫乘机将他们的座位搬走。自此以后，宰相在皇帝面前毕恭毕敬地站着奏事成为定制，宰相的地位大大下降了。另外，他还经常设宰相不止一人，在宰相之下还设参知政事若干人，另外又设置枢密使，以分享宰相的军政大权；设置三司使，以分享宰相的财政大权。
与削弱相权同步进行的，则是在百官中推荐“官、职分离，互相牵制”的任官政策。宋代官制中，“官”是品级，只有据此受俸禄的作用；“职”是殿阁、馆阁学士一类的荣誉称号，亦没有实际权利；只有由皇帝或书省“差遣”的临时职务才是实职，即执行实际权力的职务。这种职、权分离，名、实混淆的任官体制，使任何官员都无法集中权力、荣誉、威望于一身，权大者并不一定职高，望重者并不一定位显。这样也就很难形成对皇权的威胁了。
皇帝临时“差遣”的实职，也是依照“分权而相互牵制”的原则进行安排的。如宋代有固定的尚书省兵部，但兵部尚书只是虚职，并无实际兵权，只是被差遣为枢密使才有相当于兵部尚书的实权。不过枢密使也只是有奉旨调兵之权而无领兵之权，领兵之权归“三衙”长官。同理，“三衙”的高级将领虽然名为禁军的最高统帅，却也只有领兵之权而无发兵之权。
宋朝建立前的半个世纪里，中原如走马灯似地换了五个朝代。天下大乱，谁有了刀枪，谁便可称霸一方，甚至当皇帝。无论是当地方官，还是当武官，几乎都张开贪婪巨口，搜刮民财。贪官污吏对贪污敛财，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形成了一种极坏的社会风气。
宋太祖深深认识到，如果听任贪污敛财在新王朝肆无忌惮，到手的政权就会得而复失。因此，宋王朝开国初期比较重视倡廉惩贪。
《宋史本纪》载，太祖“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清朝历史学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有“宋初严惩戛吏”一节，专论太祖惩贪。据统计，宋太祖在位17年，对28个贪官处了死刑，还将一些问题不严重的贪官贬官飚职。所处死刑者，有县令、通判、郎中、将军、监察御史、拦遗、太子中舍、太子洗马（均为皇太子府高级管理官员）、内班（皇宫管理官员）等等。
开国初，宋太祖曾立官吏晋升制度：文臣五年、武臣七年晋升一级，到期能否晋升，主要看任期内有无贪赃问题。如果有问题，但还不太严重，文臣则要七年，武臣则要十年才能晋升，对这种官员的晋升还必须上奏皇帝批准。
建隆三年（962）八月规定：贪官的奴婢、邻居、亲戚主动揭发，给以奖励。乾德五年（967）正月，节度使王全斌虽然在平定后蜀时立了大功，但因“黩货杀降”而被公开批评降职。
三月，县令源铣，县主簿郭彻二人，以贪污罪判死刑。借这一案件，宋太祖向全国下诏，警诫全国各级官员。六月又下诏，严令各级官吏不得接受贿赂，滥用权力，。
对贪官严惩是必要的，却是消极的。宋太祖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太祖在一份诏书中说：“吏员猥多，难以求其治；俸禄鲜薄，未可责以廉。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员而益俸。”宋太祖这个账算得精明。因此，宋王朝开国之初实行的是一条精简官员编制、合并州县、提高官吏待遇的政策。宋朝的“冗官”之弊并非开国时造成的，而是第三个皇帝（真宗）以后的事。
由于五代频繁的战乱，宋王朝开国之初，人口稀少，小县只有200户人家，大县也不过1000余户，所以，宋太祖一共废了16个州。州县的官吏尽可能精简，200户以下的小县，只设主簿1人；200户至400户的县设主簿和县尉各1人；400户至1000户的县才有县令1人、县尉1人；1000户以上的大县设县令、县尉、主簿各1人。这就是说，一县官员，最多只有3人。
州一级的户口数，小者5000户，大者2万户。每州皆有刺史1人，小州有司户参军1人，大州有录事、司法、司户参军各1人。这就是说一州官员，最多只有4人。
朝廷的官员也不多，973年6月，朝廷只有700多个官员。后又对这700多个官员进行考试，淘汰了400人。这样一来，朝廷中只有300个左右官员了。这些朝廷和地方的官员，都有级别较高的官员为其担保，如果不称职或犯错误，担保人要承担责任。
州县官员编制精简后，每位州县官，加俸五千钱。宋王朝开国之初，官中薪俸多是实物，精简之后，才发实俸。有的州县官又给俸户（与“食封”相似），就是说由政府供给若干人户使用。地方官进京或到相邻州县办公事，不用自带粮钱、旅差费，由朝廷出资于各地设立公使库，负责吃、住、行，节约归己。朝廷高官，每遇大典，可得到的赏赐达数万之多。清朝历史学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说：“宋朝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意思是说，当官的不用为自己家庭生活考虑，都努力勤奋工作。
宋太祖对一些俭朴的官吏，常常格外奖赏。太子太傅范质虽为高官，可是家里连待客的碗碟都没有，十分寒酸，宋太祖便赐予他一套高档酒食器具。
西川转运使沈义伦平定后蜀后，住在成都一处旧庙里，吃的是粗食淡菜。一些后蜀的亡国之臣来贿赂他，但无论是何种宝物，他一概拒收。回到京城时。他只带回一竹筐的书籍，别无它物。宋太祖为此颇看重沈义伦的人品，提拔他为户部侍郎兼枢密副使（军队副总负责人）。
赵普与宋太祖情同手足，做了十年宰相，权力很大。日子久了，就有人想走他的门路，不时有人给他送礼物来。
宋太祖经常到赵普家里去，事先也不派人通知。有一次，吴越王钱俶派个使者送信给赵普，还捎带了十坛“海产”。赵普把十坛“海产”放在堂前，还没来得及拆信，正好宋太祖到了。
宋太祖在厅堂里坐下，看到这十只坛，就问赵普是什么东西。赵普回答说：“是吴越送来的海产。”宋太祖笑着说：“既然是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