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阅读过程发现任何错误请告诉我们,谢谢!! 报告错误
八万小说网 返回本书目录 我的书架 我的书签 TXT全本下载 进入书吧 加入书签

一生必读的中国帝王史-第6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雍正的父亲康熙,可以说是雄才大略,平定三藩,统一台湾,稳定边陲,为大一统的清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康熙在晚年,由于“太平盛世”而滋长了政宽事省的思想,这时期他处理朝政的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由此,在朝野上下的官僚队伍中,虚诈、迎合、粉饰、浮夸等种种腐败之风严重泛滥,已经直接威胁着“盛世”的存亡。于是,惩治腐败、整顿官场风气的重担就落在了雍正的肩上。 
  雍正执掌朝政的十三年,可以说,是以务实精神治天下的。雍正刚一即位,便针对腐败衰颓之风进行了坚决的惩治与清肃。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生平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这一“憎”一“恶”,鲜明表达了他对虚伪、欺诈等腐败风气的批判态度。 
  虚假不实的奏报,在封建官场上比比皆是。因为有那么一种所谓巧于仕宦的官员,往往能通过弄虚作假吹拍阿谀而获得那些好大喜功的君王的赏识,从中捞到好处。然而,这一套在以务实精神治天下兴邦国的雍正皇帝那里,却是行不通的。 
  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种陋习,各省文武官员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如何地糟,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地整顿,情况已如何地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这类奏报,雍正说见得太多,都看得厌烦了,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对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总是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并进行尖锐批评。雍正四年(1726)七月,巡视台湾的监察御史索琳上折说:台湾地方官兵严加操练,精益求精,可保海疆万载升平。看了这一言过其实的奏报,雍正警告说:凡事最重要的是务实,不欺不隐才算良吏,“粉饰、迎合、颂赞、套文陋习,万不可法”。主管河南山东一带黄河河道的总督朱藻曾接到雍正这样一则谕训:地方上一点小事,“何用如此夸张”,你的奏报往往是虚浮不实,“朕甚不取”,“一处不实,则事事难以为信也”。雍正告诫百官,虚假奏报将会失去皇上日后的信任。 
  浮夸粉饰,在有关雨雪水旱农业收成的奏章中问题尤其突出。对此类失真奏报,雍正每每透过夸夸其谈的文字游戏挤出其中的水分。雍正二年(1724),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十之八九。雍正通过查问河南的其他官员,察觉到石文焯的奏报不是实情,于是尖锐地批评石文焯说:如果不是你在欺骗皇上,就是你本人被下属欺骗了!可是,这个石文焯老毛病难改。他调任甘肃巡抚之后,依旧故伎重演。雍正四年(1726)夏天,甘肃大旱,七月下了一场小雨,石文焯赶紧奏报说:已是丰收在望,这都是皇上敬天爱民的结果。雍正看了很不耐烦,挥笔批道:“经此一旱,何得可望丰收?似此粉饰之言,朕实厌观。”雍正就是这样,一眼就能看出谁在说真话,谁在拍马屁,对拍马屁的人总是很不客气。 
  雍正对笼统含糊的奏章也不放过。雍正十年(1732)四月,直隶总督刘于义奏报说,所属地方三月份雨水充足。雍正览后批评他“所奏甚属含糊”,“不明不实”,指示他日后将各州县雨水情况细加分别上报,不可一笔糊涂账。同年闰五月,江西巡抚谢旻有两个折子,一个说冬雪颇足,春雨亦调;一个说麦收情况不如往年。雍正仔细看过批复道:既然雨水一直充足,麦收为何减产,二者必有一处不实,着明白回奏。 
  雍正厌恶虚套形式,对地方官员进呈“瑞谷”,他多次下谕禁止。雍正十年(1732)秋,广东新宁县产有两株一茎两穗的稻谷,海关监督毛克明专折呈报,雍正批评他:朕屡有谕旨,凡是嘉禾瑞谷,既不必进呈,也不用奏报,你为何专务此等虚而不实之事? 
  清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官员,无不存在着欺上瞒下的虚假劣习。为杜绝官场上的欺瞒互骗,雍正反复提醒内外大员,凡事要躬亲办理,不可轻信属员下手。雍正三年(1725)秋,湖北沔阳遭受水灾,巡抚法敏将分设篷厂煮粥施赈之情奏报,雍正告诫他:“此等事只要勤实办理,万不可听信属员下役之欺隐。”清代刑罚,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多比照旧案,由于案例灵活多变,办案人员便可随意比附,稽查档案的书吏接受请托、收受贿赂后,往往是断章取义,或删去前后文词,只摘中间数语,或避重就轻,随手高下。针对这种弊端,雍正谕令刑部衙门,一切“稿案”由司员“亲自主稿”,以免被书吏造假欺骗。 
  当康熙晚年,清政府的朝中大员官僚习气相当严重,这些人身居高位,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对皇帝指令商议的事件,文武大臣们往往一味附和,并不拿出主见,很难看到直言详议据理力争的场面。雍正在藩邸生活四十余年,对朝臣这种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连钟都撞不响的苟且偷生恶习看得十分清楚,他刚刚即位不久就颁发谕旨,严加整饬此风,他毫不客气地指出:现今朝中九卿大员坐班,每当商议事件,往往是“彼此推诿,不发一言”,有的假装打瞌睡,有的海阔天空地闲谈,等到需要拿出主意的时候,便鼓动一两个新来的科道官员发言表态,然后大家便“群相附合,以图塞责”。似此朝臣议事,何益之有?雍正指令朝中重臣,商议事件务要各抒己见,不得观望附和。 
  雍正认为,官场上流行的八面讨好、圆滑世故的习气最为可恶,指出这种劣习实为“国家之大蠢,妨政败俗莫此为甚”。训导文武大员做官要有骨气,要果敢刚直。雍正四年(1726)六月的一天,雍正将在京的文武大员召到勤政殿,训谕说:现查朝臣所议定事件,大多并不合情理,究其原因,不外乎“议事理中各怀私心”,其身为王子者,以现有众臣,我等不必先说;那些刚提升的大臣,又以现有老臣,何需我等班门弄斧而闭口不言;而资历深厚的老臣,深知枪打出头鸟,自己不拿意见,最后还落得个“从公议论”尊重别人的美名。为彻底改变这种彼此观望的劣习,雍正宣布,即日起将议事的亲王大臣分为三班,凡遇应议之事,分头酌议,每人都拿出自己的意见,最后,如果所议意见相符一致,就照这一意见定稿启奏;若是意见不完全一样,由诸位大臣另行商议。“如此,不但不致互相推诿,而且亦各能出其主见。”雍正试图建立一种分班议事制度,让议事者必有所言,不得不言,从而使投机者失去附和的机会。 
  善于搞迎合把戏的朝臣,除了对皇上的话不敢说半个不字外,还想方设法地讨好皇上,但这种人在雍正那里却往往讨个没趣儿。山东兖州知府吴关杰曾奉到一道谕旨,内容是令他实心任事,为政勤慎。吴关杰把皇上的谕旨奉为至宝,先是“悬挂堂中”,朝夕瞻仰,后来又找工匠把谕训一字一字地刻在府衙大堂的屏门上。他把自己如何尊奉圣旨的举动详细奏报,说如此“时凛天颜于咫只,勿忘圣训于须臾,触目惊心,甚为有益。”极力想以此博得皇上的欢心。吴关杰甚至还请皇上命令各省文武官员,一律在大小衙门的屏门上刊刻谕旨,使圣旨高悬,举目皆是。雍正当即给吴关杰泼了一瓢冷水,教训他:你本不是什么超群之才,料理好你份内的事就足可以了,“此等迎合之举皆不必”,“此等多事朕皆不喜”。 
  对臣工奏折中肉麻的称颂和不着边际的套话,雍正十分反感,每有这类折子送达御前,必遭严厉痛斥。雍正二年(1724)二月,广东巡抚年希尧奉到雍正一道口传谕令,教导他如何治理地方,年希尧写折子奏谢说,皇上所颁谕旨不仅周详备至,而且料事如神。雍正看后批道:“写来套话,何常有一句你心里的话。”雍正三年(1725)八月,福建学政黄之隽写折子称颂“皇恩浩荡”,雍正训斥他:“凡百只务实行,不在文字语言。颂圣具文,朕实厌览。”雍正毫不客气地郑告群臣,歌功颂德的套话空文“实听厌矣”。 
  借用好年景来称赞皇上的圣德,是乖巧臣工的又一迎合花样。雍正十年(1732)四月,署陕西巡抚马尔泰奏报地方雨雪情形,说仰赖皇上洪福,今春风调雨顺。雍正用朱笔在“洪福”二字旁画了一道线,批道:仰赖洪福,这类套话实在没味,朕已再三告诫内外百官不要做迎合虚文,已是口干舌燥了,你竟仍务此道,难道没长耳目吗?那些想通过美言赞词博取雍正欢心赏识的臣工,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等待他们的是一番毫不留情的责骂。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大臣自称“庸陋“、愚昧”,往往被看作是谦恭的美德,雍正却认为这是官员虚伪不实诿过卸责的空文。雍正五年(1727),安徽巡抚徐本在一件奏折上说,“臣深觉见识愚昧”,雍正在“愚昧”二字旁画了一道红线,批道:“此二字,朕深恶之,非由衷之言也。”有个叫刘应鼎的大臣,在升任四川布政使后写折子谢恩,说自己性情愚昧,见识短浅。看到这过分恭谦并不实在的话,雍正批道:“似此心口相违之空文,朕实厌而恶之。”在雍正看来,内外百官中,这种过分恭顺谦虚的言辞,没有一句是心里话,都是言不由衷的套话。雍正七年(1729)冬,陕西降雪,巡抚武格没有及时奏报。当皇帝追问时,武格回奏说“臣等愚昧,实难辞咎。”雍正用朱笔将“愚昧”二字划去,怒加训斥:朕深恶此等虚诈俗谈!若把你这个愚昧之人用为封疆大臣,那么朕的愚昧又怎样讲?还是诚实一些好,这样的空文再也不要有了! 
  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个术语,叫“名实兼收”。那么,究竟什么是“名”,什么是“实”呢?对此,雍正做了入木三分的解释:“所谓名者,官爵也;所谓实者,货财也。”他进一步指出:“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云名实兼收。”这种名实兼收的官僚,品行似乎很公道忠诚,操守看上去也很廉洁无私,实际却是善于钻营者。他们对自己应尽的有关吏治民生的职责并不上心,专以逢迎上司为能,甚至暗通贿赂,私受请托,巧吞钱财,很是神通广大。结果,既捞到了实惠,又博得了美名,实在是名利双收。相反,那些“朴实无华,敦尚实治”的官员,却备受压抑和排挤,由于他们实实在在地奉公守法而吃不开,到头来钱财没得到,官位也升不上去,可谓“名实”皆无。面对这种吏治败坏的状况,雍正严加整顿,针锋相对地提出新的名实观,这就是:以百姓称颂为名,以奉公尽职为实。雍正要一改官场上的腐败观念,树立一种新风。 
  看到雍正严惩贪污受贿的官员,有人为迎合皇上,故作“廉洁”姿态,竟连正常的俸禄工资也不要了,想以此换取美名再升高官。对此,雍正很不以为然。他指出:凡事都有个度,哪有饿着肚子办公的道理,只要不欺不隐,不在分外谋财贪利,就是好官了。雍正说:“沽名邀誉,乃居官之大患”。 
  雍正朝有个敢讲真话的御史叫李元直,雍正对他很赏识。一次,李元直递上一道奏折,他说:现今一些大臣为保全官位一味迎合,皇上认为可以,没有一个敢说不可以;皇上若认为不可以,则没有一个敢说可以。李元直进而直言,这种陋习在中央六部随处可见。讲这样的话,固然要有胆量,而听的人就更需要胸怀。雍正认为李元直“真实任事”,说中了要害,把他召入内廷面谈,还一起吃荔枝,鼓励他以后仍要“尽言毋惧”。 
  实心任事,是雍正对内外百官的根本要求,他颁谕给各省封疆大臣说:朕望天下总督、巡抚大员,“屏弃虚文,敦尚实政”。雍正二年(1724),福建巡抚黄国材在一件奏折内表示要“实力奉行”,雍正在这四字旁批道:“全在此四字”。雍正三年(1725),在给江苏巡抚张楷的一条朱谕中,雍正谈到:为官者要有所作为,“惟以实心行实政,重公忘私,将国事如身事办理”。在安徽按察使祖秉圭的一件谢恩折上,雍正更是直言训导,要他“做实在好官”。 
  雍正帝自己是一位勤奋理政的皇帝。他在位13年,13年如一日,亲理政务。他白天无一刻清闲。上朝研究政事,聆听大臣面奏,商讨各种建议,处理突发事件。晚间则要批阅批不完的奏章。他不像他的父亲康熙帝,也不像他的儿子乾隆帝,他没有南巡北狩,巡视祖国大地,视察大江南北。他13年都是在北京城的办公桌上度过的,他的生活是很单调乏味的。可以说,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他58岁就死了,可以说是累死的。历史上这样的皇帝还没有过。 
  雍正还为文武百官树立起“公忠诚勤,实心任事”的楷模。他所赏识的几位重臣,如田文镜、鄂尔泰、李卫等,都是以直言不讳、据实办事而得到特殊信任和格外擢用的。田文镜本是一个官位不高的内阁侍读学士,他引起雍正重视,是在雍正元年(1723)祭告华山回京复命时,他在皇帝面前把山西全省闹灾荒财政亏欠的情形一一如实奏报,雍正认为,该员“直言无隐”,“若非忠国爱民之人,何能如此?”遂加重用,调任山西布政使。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官职累迁。田文镜受宠而不迎合,凡事直言,更被雍正看中。雍正七年(1729),朝中大臣商议,要在全国各州县的大乡村设立“讲约所”,每月初一召集农民宣讲《圣谕广训》,雍正批示“依议”,令各地推行。接到这一谕令,已任职河南山东两省总督的田文镜据实陈奏不同意见,说农事繁忙,按月宣讲,实在有所不能,而且各省乡村遍设讲约所,每年费用不下数十万,实属浪费。他建议在春仲、秋末、冬初农闲时酌情召民宣讲。在这件事上,田文镜不因《圣谕广训》是康熙大帝的圣训集锦,而把不能如期宣讲、难以持之以恒的实情隐瞒下;不因这件事经过朝臣商议已经得到皇帝谕准,而迎合顺从。可贵的是,田文镜以国是为重,坦抒已见,对皇帝已经批准的事敢于说“不”。而雍正欣赏田文镜,也恰是这一点。在田文镜的这一奏折上,雍正挥笔批道:“此奏可嘉处不胜批谕。”欣然采纳了田文镜的建议。 
  主管云贵广西三省军政要务的总督鄂尔泰,也是以“不计一身利害,大公忘我,致身于国”而得到雍正重用的。雍正八年(1730)正月,湖南巡抚赵弘恩与路经长沙的鄂尔泰面谈了四天,事后向雍正报告说,要效法鄂尔奏的居官为人。雍正训导说,要想学习鄂尔泰,当知道他的根本,鄂尔泰超过平常人的长处没有别的,只不过是“忠公二字”,“以种种名利是非心居官为人,而欲效法鄂尔泰万万不能”。雍正告诫臣工,鄂尔泰之所以深受朝廷器重,是因为他忠公务实,这是根本,要学就学他这一点。 
  深得雍正信任的浙江总督李卫,以严猛著称,他不苟同于官场积习,勇于任事,不徇私情,不避权贵,得罪了不少大官。这些人联名向雍正告状,雍正却说:李卫“粗率狂纵,人所共知”,但他却是“刚正之人”,朕赏识李卫,就是因为他操守廉洁,实心任事。从这些被赏识的重臣身上,可以看到雍正着力提倡务实的良苦用心。 
  雍正帝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皇帝。他在政治、经济方面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作法。 
  一是在经济方面,施行摊丁入地,这是一项重大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和土地税。人头税叫丁银,即按家庭人口数量交税,五口人就要交五口人的税。土地税叫田赋,即按家庭拥有土地的数量征税。每个农家都要交这两种税。但由于连年战乱,无地或地少的贫苦农民交不起人头税。没有办法,他们只有隐瞒人口或逃亡在外,以躲避人头税,即丁银。这就造成了大量流民,使社会不稳,并影响国家税收。 
  这是一个拖延多年的老大难问题。顺治帝、康熙帝都没有彻底解决。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多少定纳税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这就是“摊丁入地”,它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对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来说,是一个福音。他们不用再去逃亡躲税了。他们可以老老实实地种地,国家自然增加了税收。同时,减少了流民,使社会安定了。这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 
  二是耗羡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的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耗羡”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耗羡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5 5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