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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为皇太后加上徽号,举行庆典。25日,举行祝寿大典,乾隆帝亲制《慈圣万寿九如颂》九章,书在屏风上进献。随后颁诏天下,说:“盛典特隆,洪恩用溥”,王妃、公主、满汉大臣命妇、外藩王妃以下,俱加恩赐。在京满汉文武大小官员,俱晋一级。内外官员,俱加封赠。太监,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兵丁,均给赏银。
乾隆帝喜欢热闹,爱讲排场。他75岁的时候,为了庆贺生日,在皇宫里举行了一次“千叟宴”,把全国上至王公大臣,下到普通百姓的老年男人,都请了来,有四五千人。这些老翁都在六七十岁以上,最老的“寿星”已经一百四十一岁。乾隆帝见了这好几千个白胡子老头儿,十分欢喜,当场作诗,对对儿,摆下盛大宴席招待大家。真有“太平盛世”的样子。
乾隆帝特别喜欢游山玩水。他曾经六次到江南,每次都要花掉大量银子。从前康熙帝也好几次到江南,可都是为了了解地方情况或治理河道,而且也比较俭朴。乾隆帝和他爷爷的作风就大不一样了。
那时候,交通不便利。乾隆帝下江南的时候,都是坐船去。他的龙船顺着大运河由北往南,运河两岸的地方官都要迎来送往,象过节日一样。岸上都搭了戏台和彩棚,由艺人们唱戏弹曲,河边上还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彩船。
再看皇帝的龙船,更是豪华无比。龙船后面有大大小小的随行船,足有一千多只。龙船一开过来,河中和岸上都鼓乐喧天,弹唱歌舞,好不热闹!乾隆帝坐在船上,看着两岸的景象,非常得意。
龙船在运河中行走,要靠人在岸上拉纤。每个人的脊背上被纤绳勒出一道道血印,再加上烈日的暴晒、汗水的浸泡,疼痛难忍。拉龙船的都是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男子。他们身背大绳,在岸上一步一步地艰难地走着,全身流着汗水。这么些船,这么长的路程,要动用多少人来拉纤啊!
到了江南,他如何吃喝玩乐就更别提了。地方官要专为皇帝建造行宫、花园,用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老百姓可不满意啦!
有一次,有一个官员从江南办事回京,见到乾隆帝。乾隆帝问他江南的情况。这个官员大着胆子说:“皇上上次南巡以后,江南百姓被搜刮钱财,生活很苦,都有怨言。”
乾隆帝一听,火冒三丈,大声叫起来:“你好大胆!谁的生活苦?哪个有怨言?你说出来!”然而,乾隆帝的这一行为遭到人民的厌恶,是他本人改变不了的。后来,“乾隆下江南”这句话的含义,差不多成了大肆挥霍浪费,搅乱百姓的代名词。
文治武功
乾隆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擅长书画,兼长诗文,是一位非凡的文学家、语言学家、书法家、诗人和学者。他不仅精通新满文,而且熟知老满文;不仅对汉语汉文十分精通,还懂蒙、藏、维等多种语言文字。
乾隆喜爱书法,造诣精深。他长期痴于书法,至老不倦。自内廷到御苑,从塞北到江南,园林胜景,名山古迹,所到之处,挥毫题字,墨迹之多,罕与伦比。乾隆还撰写了大量诗文,仅编成文集的就有《御制文初集》、《御制文二集》、《御制文三集》、《御制文余集》,共1350余篇,还有《清高宗圣训》300卷。乾隆尤喜爱作诗。他的御制诗集,登基前有《乐善堂全集》,禅位后有《御制诗余集》,凡750首。在位期间的《御制诗集》共有5集,434卷。有人统计,他的诗达42613首。而《全唐诗》所收整个唐代2200多位诗人的作品,才48000多首。乾隆帝是个业余诗人,以一人之力,其诗作数量竟与流传下来的全唐诗相仿佛,其数量之多、创作之勤,令人敬佩(当然,其中有一些是他人代笔)。可以说,乾隆诗作之多,有史以来,首屈一指。他自己也曾自豪地说:“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诗。”又说:“每天余时,或作书,或作画,而作诗最为常事,每天必作数首。”
不仅如此,他还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一天,秋高气爽,乾隆帝来到北京西苑的畅春园。他走到西苑的西门,忽然有了射箭的兴致。随从立刻把弓箭拿来。乾隆帝一连射了二十支,中了十九支,引起周围人一阵喝彩,他自己也很得意。
在乾隆帝六十年的皇帝生涯中,打了不少次仗。每次打仗,他都起得早,睡得晚,关心着前线的战况。就是在深夜,他也要派太监在门外等着军报,有时候自己干脆不睡觉,注视着正在进行的战争。仗打胜了,他才满意地去休息。
到了晚年,他想起自己一生中打的仗,一个劲儿地夸自己有“十全武功”,自称“十全老人”,并作《御制十全记》,令写满、汉、蒙、藏四种文体,建碑勒文。什么是“十全武功”呢?就是打了十次大胜仗。它们是:“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
在这十次大仗中,情况不同,性质各异:有镇压民变,有平息叛乱,有扬兵耀武,有小题大做,有得不偿失,有多管闲事,有维护正义,有反击侵略。如新疆用兵三次,廓尔喀用兵两次,这五次用兵对新疆、西藏的巩固和国家统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是他做的好事但也有的是镇压农民起义和向外扩张,穷兵黩武,如大小金川之役,不像乾隆自己所宣扬的那样都是他的功劳,恰恰相反,应当说是劣迹、污点才对。
在乾隆帝即位的最初二十年间,主要是稳定政局,巩固他的统治,并未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但初年曾出兵镇压贵州苗族的反抗,1746年(乾隆十一年)又开始了对四川西部大小金川的征剿。
雍正在位期间,张广泗等攻占了贵州古州苗人地区,鄂尔泰在古州设镇,为总兵驻地。又在苗岭山脉及清水江、都江流域的清江、丹江等城设立协营驻兵。后改清江为镇,与古州分辖。鄂尔泰因而晋封伯爵,入为武英殿大学士。
1732年,清军在台拱驻兵,引起苗民反抗。次年,清军攻占台拱。1735年春,各地苗人因反抗征粮起义,接连攻陷数城。六月,雍正帝诏发云南、四川、湖北、广东等六省兵会剿,特授云南提督哈元生为扬威将军、湖广提督董芳为副将军,领兵作战。七月,又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总领其事。张照至苗疆,认为强行“改土归流”并非良策,与哈元生不和。清兵数月无功,苗人起义更加迅速发展。鄂尔泰也因此被免去大学士职。
乾隆帝即位后,先是在十月间逮捕了张照,命张广泗为七省经略,节制诸军。张广泗到任后,弹劾哈元生招抚无功,不仅解除其官职,还准备押送京城论斩。乾隆帝免去其一死,让他赴西路军效力。张广泗又弹劾董芳剿抚不力,然后张广泗调集贵州清兵,集中在镇远府。分三路进攻苗寨。1736年(乾隆元年)春,又增加兵力,分八路进军。四、五月间,对起义苗民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六月间战事结束,共毁苗寨一千二百二十四所,斩杀一万七千余人,俘掳二万五千余。乾隆帝不惜发动大军大肆屠杀,为苗民带来惨重的灾祸,但迫于苗民的坚决反抗,战事过后,仍不得不宣诏免除苗疆的钱粮,永不征收。苗人之间的诉讼,也仍依苗人习俗处理,不拘清朝的律例。
苗疆战事结束不久,四川又出事了。打箭炉西北,有瞻对土司,居住在雅龙江畔的岸山中,称为上瞻对、下瞻对。各有首领(土目),居民是土著藏族。有人凭借天险劫夺沿途货物,甚至敢于抢夺清台站的清军财物。官府搜捕这些罪犯时,土司竟然隐匿不交。1745年(乾隆十年),川陕总督庆复与四川巡抚纪山、提督李质粹联合上奏,请求发兵进剿。庆复、李质粹分兵数路围剿上瞻对,上瞻对土目四朗马上投降。于是清兵就合力进攻下瞻对诸寨,下瞻对首领班滚开始时顽强抵抗,被打败后不得已请求投降,但庆复没有答应。乾隆授予庆复文华殿大学士。1746年春,庆复以明正土司汪结为向导,继续进军。四月,庆复、李质粹领兵进攻丫鲁地方,烧毁碉楼四十余座。碉楼内所居的男妇老幼,俱被一把火烧死。李质粹上报说班滚已经自焚而死。六月,庆复将这一消息上报给朝廷,乾隆帝觉得这件时十分可疑,反复指示对班滚这样的首犯,决不能让其漏网。下令庆复继续在当地四处查访,“留心踪迹,毋留遗孽。”清军暂且收兵。
随后,又爆发了第一次大小金川之战。四川西部金沙江的上游,有两条大河,因山中出产黄金,俗称为大小金川。藏族部落居住在这两条河的附近地区。大金川首领嘉勒塔尔巴于1666年被清廷授予嘉勒巴演化禅师职衔,统领部众。他的后世孙子莎罗奔曾随岳钟琪部进军西藏,有功于清廷。1723年被授予金川安抚使的封号。莎罗奔依靠清廷的支持,雄据一方,声势渐盛。又将自己的女儿阿扣嫁给小金川首领泽旺,希望借此控制小金川。1745年,莎罗奔曾捉拿了泽旺,后来被川陕总督庆复制止了。
乾隆十二年(1747)正月,四川巡抚纪山上奏朝廷说,莎罗奔侵占了邻近的革布什咱土司的地方,彼此展开一场仇杀,并诱夺了泽旺的印信。乾隆帝认为这是土司之间的“小小攻杀”,应当任其自行消解,不必派军讨伐。随后,庆复又上奏说莎罗奔“近攻革布什咱之正地寨,又攻明正土司所属之鲁察景谷,番民望风畏避。坐汛把总李进廷抵敌不住,退保吕利。”乾隆帝得报大怒,说“看此情形,则贼首恃其巢穴险阻,侵蚀诸番,张大其势,并敌扰我汛地,猖獗太甚。”三月,调任镇压苗民有功的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川陕总督,会同庆复相机进剿。
张广泗领兵三万进攻金川。六月,小金川土司泽旺及弟良尔吉来降。张广泗即驻兵于泽旺的美诺寨,命良尔吉从征。庆复被召回京。张广泗分兵两路攻打大金川。莎罗奔凭借天险,阻断山路,并修筑了石垒,使清军无法前进。十月,纪山及张广泗先后奏报莎罗奔请求投降。乾隆帝不同意,认为这次大军云集,就应当彻底剿灭,不能草草了结。命张广泗等一定要把莎罗奔擒获住。
在此期间,张广泗察知下瞻对首领班滚并没有死,而是躲藏了起来,庆复上奏说班滚自焚一事不实。乾隆帝命他继续查访核实,并将庆复免官,与李质粹一同下刑部审讯,最后以贻误军机论斩。1748年正月,张广泗又奏请增兵一万进攻,但到了三月,战事仍无进展。四月,乾隆帝命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讷亲为经略大臣,到四川督师,并起用以前被削职的岳钟琪到军中听用,起用董芳为四川重庆总兵,跟随出征。
大金川以勒乌围与噶尔两寨为主要据点。莎罗奔自己驻军勒乌围,其侄郎卡据守噶尔。六月间,讷亲到了那里,立功心切,限令三日攻打下噶尔。于是清军发起猛攻,结果总兵任举、参将买国良战死,不得不无功而退。张广泗一贯瞧不起讷亲,进攻发起后,不与讷亲部队配合,造成清军各部的之间的互相推诿。讷、张不和,军心瓦解。讷亲上疏弹劾张广泗“糜饷老师”。岳钟琪至军,升为四川提督。雍正时,岳钟琪曾经遭到过张广泗的弹劾,因而被罢了官。这时,他也密奏张广泗玩兵养寇,信用良尔吉,泄露军机。九月,乾隆帝将张广泗革职,交刑部治罪。十二月逮捕入京处死。讷亲也被召回京,以贻误军机革职治罪。次年正月,被处死。
乾隆帝先后多次发动对瞻对和大小金川的征剿,战事经年,为当地居民带来极大的灾祸,清廷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战争的发动,并非由于藏族居民反抗清廷,而只是因为边地出现了某些纠纷。这些纠纷本来并不是不可以妥善处理的。乾隆帝轻率出动大兵,又一再拒不接受当地土司首领的投降,务期“尽灭,”以维护所谓的军威国体,实际上也就是树立乾隆帝的声威。乾隆帝的横暴的镇压,遭到边地居民的顽强抵抗。清廷先后处死大学士、总督等满汉重臣三人,将官多员战死,伤亡兵士数千。战争耗费军需银七百七十五万两,以致不得不动用各地的后备,使“财用枯窘”。清廷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仍然不得不收兵纳降,继续承认当地土司的统治。军事上的表面的胜利,并不能掩盖事实上的失败。不必要的连年战争冲击了乾隆初年保持的承平局面,也为此后的黩武邀功开了端绪。
乾隆称得上是武功的最主要是用兵西陲,巩固新疆和西藏。在北疆,两次平准噶尔,使土尔扈特部回归,基本上解决了北疆的问题。
南疆,主要指天山以南的维吾尔族地域,清代称“回部”。准噶尔部强大时,回部受准噶尔贵族的欺凌与侵逼。但是,清军平定北疆后,回部贵族试图摆脱清朝,自长一方。为此,清军同回部军在库车、叶尔羌(莎车)等几座南疆重镇进行了激战,最终获胜,重新统一南疆。乾隆在南疆实行因俗而治,设立阿奇木伯克制,由清廷任命。并设参赞大臣(驻叶尔羌)等官,分驻各城,加强统辖。制订《回部善后事宜》,对南疆管理体制做出改革。乾隆在新疆设伊犁将军,实行军府制,修筑城堡,驻扎军队,设置卡伦,巡查边界,移民实边,进行屯垦,加强了对新疆地区的管辖。
乾隆平准定回诸役,统一了准、回各部,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统辖,铲除了准噶尔东犯喀尔喀、威胁京师及大西北的祸根,保持了西北、漠北及青海、西藏的社会安定。
其次是完善治理了西藏。乾隆两次派兵打败廓尔喀(今尼泊尔)的侵犯,制定《钦定西藏章程》。规定:设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在西藏驻军,分驻前藏、后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圆寂后,在驻藏大臣亲监下,灵童转世设立金奔巴瓶制,用金奔巴瓶掣签决定继承人,这是乾隆的一个创造;西藏对邻国贸易必须进行登记;西藏货币一律用白银铸造,正面铸“乾隆宝藏”四个字;等等。《钦定西藏章程》是西藏历史上重要的文献,标志着清朝对西藏进行全面有效的管辖。在雍和宫的“金奔巴瓶”已成历史文物,在大昭寺内的“金奔巴瓶”制沿袭至今。
北京内城南面东为“崇文门”,标榜皇帝“崇文”。明清28位皇帝,真正称得上“崇文”的,只有两位,就是康熙和乾隆。康熙是一位学习型皇帝,雍正是一位改革型皇帝,乾隆则是一位文化型皇帝。乾隆跟他祖父一样,除了武功之外,还十分重视文治。
乾隆在文治方面做的事情很多,如编修《满文大藏经》、整理《无圈点老档》、敕编《八旗通志》、《满洲源流考》、《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满文本、汉文本)等。
乾隆命将汉文、蒙古文《大藏经》译成满文,后用朱文刻印(也称“龙藏”),这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无圈点老档》(又称《老满文原档》、《旧满洲档》)是以无圈点老满文为主书写的,是保存最为原始、系统、详尽、珍贵的清太祖、太宗时期编年体史料长编。形成于清政府入关之前,到乾隆中期已经百余年了,因为是以老满文书写的,不仅文字难以辨识,而且纸张年久糟旧,字迹漫漶不清。
乾隆命对《无圈点老档》进行整理,用无圈点老满文和加圈点新满文分别重抄——先抄出草本各一部,再抄出正本存内阁各一部,另抄出副本存沈阳崇谟阁各一部,并抄出存上书房一部。总计抄录七份。而《御制五体清文鉴》则是多民族文化的一个硕果。
当然,他最大的文化功绩是主持纂修了《四库全书》。他之所以举行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实际上是出于统治的需要。乾隆当政后,一面继续开博学鸿词科,招收文人学者,编写各种书籍;一面又大兴文字狱,镇压有反清嫌疑的文人。乾隆时期文字狱之多,大大超过了康熙、雍正两朝。但是,乾隆帝懂得,光靠文字狱来实行文化统治是不彻底的。还有成千上万的书籍,贮藏在民间。如果里面有不利他们统治的内容,该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呢?他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就是集中全国的藏书,来编辑一部规模空前巨大的丛书。这样做一来可以进一步笼络大批知识分子,显示皇帝重视文化;二来可以借这个机会把民间藏书统统审查一下。可说是一举两得。
1773年,乾隆帝正式下令开设四库全书馆,派了一些皇室亲王和大学士担任总裁,那些皇亲国戚大多是挂个名、起监督作用的。真正担任编纂官的都是当时一些有名的学者,像戴震、姚鼐、纪昀等人。这套丛书名称就叫《四库全书》。
我国古代常把图书分成经、史、子、集四个大类:经部,包括历来儒家的经典著作(像《诗经》、《论语》、《孟子》等)和研究文字音韵的书;史部,包括各种历史、地理、传记等书